于是他和他的密友、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将军谈起此事，胡也有同感，乃由廿七军军长范汉杰具呈军委会，请求派一熟悉晋东南情形的专员，前往太行山，协助军队工作。军委会批交军统局办理。戴雨农把这一项艰巨的任务，交付给山西人乔家才。

当时，戴雨农除了派乔家才赴太行山，同时也派刘培初去湖北恩施的第六战区工作。乔和刘，都担任过军统局督察室主任，也都有一种严厉的性格，往往声色俱厉，不顾一切。戴雨农用其所长，大度包容，可是出外应付复杂环境，所与共事的人物，品类大异，各人的心性不同，不可以军统局的情形去衡量别人。

因此，戴雨农借替他们饯行，把酒畅谈的机会，以轻松的谈吐，对他们加以匡正。诱导他们对任何事情，不要仅看到局部的或者一时的缺点，就对整个的事态，有一种悲观的看法和责难的论断，而必须从大处看从好的一面看。同时，希望对一个人或一件事能够改正缺点为优点；在纠正的方式上，也有比严厉批评更好的方式。他并且说个比喻给他们听，他说：

“我们军统局的高级干部湖南人最多，浙江和广东人次之，山西人最少。如果以山西人的生活习惯来看湖南、浙江、广东人，你能看得顺眼吗？”

“一个人也需有天地之大无所不包的度量，我们对于一个人，不能求其全。只要取其所长，去其所短，就够了。”

他这番叙谈，既不伤乔、刘的尊严，也达到了训导的目的。乔、刘了然悟之，很愉快地向他辞别，各自踏上征程。

1940年，乔家才以军统局晋东南站站长的身分，自重庆携带无线电机出发，途径西安、洛阳两地，选调了十个人，同往太行山。

范军长见到乔家才，看到戴雨农带给他的亲笔函件，非常欢迎，当即宣布他为廿七军军部参谋处副处长兼设计委员会的视察专员。当然，这项职位，只是一种足以使他开展工作的合法身分而已，并不要求他真的去参加参谋工作。

军区的最高行政机构是廿七军的设计委员会，由军长、军参谋长、各师师长、党部专员、三民主义青年团分团书记所组成；另设一主任，负实际责任。各县县长，由设计委员会委派，但事实上由军部和各师所瓜分。虽说表面上已构成一个战地政务的形态，但是所推行的地方行政，除了征购粮秣、兴办学校和出刊报纸，有较好的成绩以外，其他加强军民合作、发动群众力量等等，乃是徒有虚名。

而最成问题的，却是关系军区生死存亡的军事情报。当时，军中的情报，完全依赖部队的谍报组，而谍报组的人员素质，良莠不齐，智识水准与技能训练也不够理想。有些便衣人员，进出敌前敌后，往往与地方上坏人相互勾结，为非作歹；稍不如意，就诬指他人为汉奸。以致人民对便衣情报人员，存一种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哪里还能搜集到可靠的情报？更严重的是有些便衣人员，甚至还被汉奸收买，出卖情报给敌伪。

因此，乔家才认为要完成太行山的特种任务，改善情报工作，实为当务之急。他决定一方面以军统局的工作人员为中心，在各县建立属于军统局的秘密情报组织；另一方面则设法健全各县党政机构的情报工作，而以筹办短期训练班为开始。

在范军长的大力支持下，短期训练班得到了很好的效果。加上灌输新的观念和技术给他们的部下，部队的情报业务也开始面目一新。

加强军民合作，太行山已经有个设计委员会的组织，这与“华北督导团”不同，何况，“华北督导团”是直属军委会的公开机构，有团员五百人之多，而军统局的晋东南站，只是个秘密情报机构，乔家才本人只是设计委员会的视察专员。因此，这项工作，必须因势利导，相机推动廿七军自身在这方面多所努力，力求改善，而不是每件事情都要由乔家才和东南站来直接参与处理。

不久，一件足以改善军民合作关系的事件发生了：乔家才奉范军长命令，调查游击队和“联庄会”的冲突纠纷。

当时在太行山区，廿七军指挥两个游击纵队，分别活动于河南省的辉县与修武。纵队的编制很大，纵队长是中将军衔，担任司令官的都是保定军校毕业的老前辈，可是纵队的兵员并不多，素质也不齐，纪律也不好，要粮要钱，增加人民很大的负担。

河南的民众非常强悍，为了自卫，大都有武器、有组织。辉县的沦陷区，就有个“联庄会”的组织，曾经向辉县县政府备过案。本来对国军抗敌防共都是有帮助的。可是，却因为受不了活动于辉县的游击队的征粮骚扰，以及便衣谍报人员的欺凌勒索，以致常常发生纠纷，甚至在少数人的激愤之下，秘密处决了几个便衣人员。一时双方矛盾激化，大有剑拔弩张之势。

于是，游击纵队的张司令一再向廿七军军部报告辉县的“联庄会”是汉奸组织，杀害纵队队员。军部转报第一战区长官部，长官部转请河南省政府查覆。省政府根据辉县县政府的报告，答复长官部，说明“联庄会”不是汉奸组织，而是游击队纪律太坏；“联庄会”为了防止他们的骚扰，是种出于无奈的“自卫行动”。

双方各不相让。游击队为了报复，为了催粮，竟然把“联庄会”李会长的儿子捉上太行山，扣押在司令部，假以汉奸罪名。“联庄会”当然不服，气愤汹汹的轰闹起来。此事如不迅速合理解决，可能导致严重的不良后果。

乔家才奉命之后，派河南人杨庆明深入敌后，做公正而详实的调查，彻底地了解真相。

原来辉县县政府为了供应国军的军粮，不得不利用“联庄会”的组织控制敌占区民众。“联庄会”既然居住在敌占区，又要向国军供粮，就不能向敌伪应付；如果从某一种角度说他们是汉奸组织，那也不是过份，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确实令人怀疑。而且，游击队勒索骚扰，有人失踪也是事实。

但无论如何，把李会长的儿子捉上太行山，当作汉奸扣办，激起众怒，总不是办法，同时也解决不了问题。于是，他向范军长建议“不要为了游击队的问题，而损害到军民感情”，主张把李会长的儿子释放回去，双方和解。

可是军部既已经向长官部报告过“联庄会”是汉奸组织，现在又和解，多少有点出尔反尔的顾虑，加以游击纵队张司令的坚决反对，他的建议没有被接纳。

可是，他并不灰心，而再接再厉的进行疏解劝说，尤其对张司令，除了阐述“抗战是离不开民众的；激起众怒，陷国民于不义，是最要不得的”道理以外，还把戴雨农勉励他：“一个人也需有天地之大无所不包的度量”的话头，复诵给张听，并且加以引申发挥。张司令感悟之下，欣然接受他的劝告，赞成和解。

于是，由廿七军下达命令，立刻释放“联庄会”李会长的儿子，送到军部；由乔家才派杨庆明护送交辉县县政府，并且责成戴县长，严戒“联庄会”不得再有危害游击队人员的情事。如果游击队人员确有不法行为，可以押送军部，一定秉公法办。一场风波，才告平息。

由于“联庄会”和游击队冲突事件的和平解决，使太行山区的军民合作，无论是精神的启发灌注，以及业务的改善增强，都发生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而“联庄会”的民众，对于此后军统局的搜集情报和爆破行动工作，也充分予以掩护和支援。

从1941年2月起，日军连续进犯黄河北岸的三个山区。等到战事结束以后，虽然廿七军仍然返回以陵川为中心的防地，仍有足够力量保卫太行山。可是，乔家才却发现军政的配合不够，于是，他和范军长讨论此一问题。

本来，地方行政不仅是替军队征购粮食，还要联络敌区民众，帮助我军，对付敌人，可是各县县长都是由驻防的各师所派；他们本来是军官，又不是当地人，所以军政的配合，平常就做得不够；再加上战事发生后，部队一撤退，县府也跟着走了；使地方上成为无政府状态。因此，乔家才向范军长建议改由当地的地方人士当县长。

范军长和所属的三个师长都很尊重乔的意见，于是，除了陵川不是敌区，由军长委派杨玉钰担任县长以外，其余壶关的马子骏、长治的聂吉甫、高平的姬梅轩、晋城的张子仁，都是由乔推荐的。

各县的行政组织调整以后，首先乔和他们确定一个原则：县政可以以军队武力为后盾，但不完全依赖他生存，而必须设法以县的民众为基础，依赖民众以生存，所以决不应有随军队进退的打算。在此原则之下，他们都能把行政推行到军队的步哨之外好几十里，直接接近敌人的地区，成了军队的外围；每天过着战斗生活，随时警戒，随时行动。其中尤以长治、高平、晋城三县所发挥的作用最大。

敌占区的民众，往往自动越过敌人的封锁线，前来接洽送款，提供敌情动态。因此，不但太行山区的军政配合和群众运动工作向前迈进一大步，而且也可对军统局的打击敌军有很大的帮助。

戴雨农自从派乔家才赴太行山以后，为了加强敌后的组织发展，联系工作，即从各方面不断给予支援。除了把原来设在晋东南的若干直属组织配属给乔指挥，还陆续的从后方增派无线电台和新受训的青年，输运枪支弹药和爆破器材。乔有了充裕人力物力，加上他在山区对军政配合和接近民众的努力，局面已经打开，因此，很快的在长治、高平、晋城、修武、辉县、新乡、春城、兰封等地，建立性质不同的特种工作组织，除了经常搜集情报外，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对敌军的行动破坏上，以配合军统局全国性的打击敌伪。

在许多袭击敌人、破坏交通和矿井的事件当中，最使敌军疲于奔命而感到束手无策的，就是有计划的大规模破坏敌军军用电话线。军统局的工作人员，联合当地的军政人员和敌区的民众，在乔家才命令之下，曾经在一个夜晚，把敌军在长治、高平、晋城三县所架设的电话线，全部割取下来，运回太行山区。并且利用这些电线，架设起以廿七军部为中心，向东通到太行东区的新五军，向南通到修武县政府的电话线。

敌军为了防止电话线再被破坏窃取，想出很多毒辣方法，比如责成当地民众负责看守，否则加以残害；以及在电杆上绑手榴弹，下面埋地雷炸药等等，都因为敌区民众充分和军统局人员合作，而能事先防范，避免受到伤害。

敌军电话线一再被破坏，毫无办法，居然以长治司令官名义，用飞机投一封致范军长书信，大意为：“你强迫支那良民破坏我们的电话线，你们中央不应有此行为，希望此后不要再来破坏。”

乔家才建议范军长，用副官处蒋处长的名义，回复敌军一封义正词严的函件：

“破坏电线之事，是出于中华人民的爱国心和复仇心。因为你们行不义之师，侵犯我国，到处奸掳残杀。今后不但继续破坏电话线，而且还要阻绝你们的交通，截断你们的粮源。如果你们想保全性命，最好放下武器，赶快回日本去。”张“大帅”也得除

八一三之后，中日两国军队从上海一直打到武汉。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蒋介石一方面由于国民的压力，指挥抗战，战场规模越打越长；一方面与日方秘密和谈，谈判也越谈越深。戴笠秉承领袖旨意，体谅领袖苦心，扮演了一个既是除奸杀手，又是和谈能手的重要角色。

早在戴笠从香港撤退到武汉不久，就开始下令各沦陷区的潜伏组织积极展开除奸活动。

展开除奸活动较早的是军统天津站站长陈恭澍。这年年初，戴笠从汉口发电报给陈恭澍，命令他制裁伪华北临时政府头子王克敏和汪时景。陈恭澍奉命精心筹划准备，于1938年3月28日下午1时57分，在北平煤渣胡同东口，对乘车行驶的王克敏实行狙击，但王克敏仅受伤，而与他同车的日本顾问山本荣治却被当场打死。事后，参加狙击的行动特务兰子春、徐自富被日本宪兵逮捕，后来遭到杀害。

开展除奸活动的另一个重点地区是上海。上海沦陷后，汉奸活动猖獗，戴笠电令军统上海潜伏区长周伟龙，指示他对与日本侵略者为虎作伥的卖国巨奸坚决进行制裁。周伟龙受命后，立即成立了两个行动组，先后将伪维新政府军政部长周凤岐、伪外交部长陈录等汉奸击毙。

戴笠对上海局势最为担忧的是张啸林的叛变投敌。蒋介石在西撤上海前曾多次交代戴笠，“上海的阵地不能丢失”，并要戴笠动员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一起离开上海到内地。

结果，黄金荣以年老体弱为借口，不肯离沪；张啸林则认为杜月笙走后，正是自己独霸上海的良机，故也不肯离沪。日军攻占上海后，很快看中了张啸林在上海的势力，要拉张啸林维持局面。张啸林本是个毫无国家民族观念的帮会流氓，于是一拍即合，欣欣然当起了汉奸，并建立了一个“新亚和平促进会”的汉奸组织，为日军的经济掠夺效劳，乘机大发国难财。

张啸林在上海的一举一动，杜月笙在香港、戴笠在汉口都十分关注。

从杜月笙来说，他深知黄金荣已经老朽昏庸，在上海难成气候，唯张啸林野心勃勃，大有取而代之的趋势。况杜在上海的帮会势力，张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楚，假若张翻脸不认人，这就会严重威胁到杜在上海的地位和利益。但是，杜顾虑到与张结拜兄弟的名声，还不想对张立下杀手，以免在江湖上引起非议。

从戴笠来说，他深知张啸林的恶势力遍布上海各个方面，在租界内也有一批门徒。如果让他和日军结合在一起，“孤岛”租界就会很快被汉奸势力把持，军统在上海的处境就会更加艰难，甚至会被完全赶出租界，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考虑对张啸林应有个对策。

要制裁张啸林，没有杜月笙的理解和支持是不行的。于是，戴笠于1938年5月利用蒋介石在汉口召集国民党各省市负责人谈话会的机会，电邀杜月笙到汉口。

在谈话会的间隙，戴笠宴请杜月笙，并邀请上海市党部负责人吴开先、陶百川及杜月笙的心腹弟子、上海市党部委员陆京士、汪曼云作陪。

戴笠要设计对付张啸林，不与杜月笙私下秘密讨论，却要等杜的弟子学生在场的情况下提出来，这在戴笠来说，本是看透了杜月笙的心事。戴笠是久经江湖历练的人物，素知杜月笙这种靠“帮”吃饭打天下的帮会人物讲究沽名钓誉，重视江湖名声。现在有陆、汪等人在场作证，可见得将来传闻出去杀张之谋出自戴笠，与杜无关，而杜却可以从中斡旋。

席间，戴笠与客人先谈了一番风花雪月、东南西北。饭后，吴开先、陶百川先后辞退，席间只剩下杜、陆、汪3个人。

于是，戴单刀直入地对杜说：“杜先生，大帅（张啸林）是不是转不过身来？”

杜则谨慎地回答：“这也谈不上转不过身来与否，我想或许还是由于我们相隔较远，传闻失实吧？”

杜的语气重在替张做辩解，以表明自己与张无关。

戴笠听了杜的话，双手在胸前打了个八字，唔几声，在室内的地板上兜了两个小圈子，又突然用右手拍拍杜的肩胛，说：“杜先生，你要大义灭亲！”

陆京士、汪曼云见此情景，神经也紧张起来。

杜似乎很激动地说：“我的人决不杀他，毕竟我们是结拜兄弟。”

杜的话已经说到了这个份上，戴笠一时不好相强，但心中却认为已达到了目的。

于是，戴把话题一转，直接对从上海沦陷区赶到汉口开会的汪曼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