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戴笠发脾气的时候，蒋介石的宠臣曾扩情则在南京浣花菜馆与贺衷寒、酆悌、康泽等人一边吃饭，一边谈论着怎样组织起来的话题。正边吃边说之际，突然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胡宗南由西北到奉化去，路过南京，闻风而来，胡宗南是老蒋的爱将、勇将，曾扩情岂能不明白？他急忙请胡宗南入席，笑着请胡宗南发言。

胡宗南轻咳了一下嗓子，环顾众人，毫不客气地说道：“校长虽然下野了，但我们黄埔系同学更要团结。这问题很急迫，老是这样谈，时间已经过去很多了。我看先要有人领头，要推选几个人先负责筹备。如果你们没有意见的话，我推荐衷寒、酆悌、滕杰、康泽、周复你们五位老兄先负责筹备。”

其他人深知胡宗南的影响，所以都不敢提出异议。“对了，我此次去奉化，立即向校长报告。你们五位就可以开始筹备了，比如拟定章程、纲领、誓词，考虑吸收哪些人参加，如何吸收法？拟好后，就直接报给校长批示。”

胡宗南饮了一杯残酒，匆匆告辞。

胡宗南心里还在想着另外一个他的把兄弟——戴笠。他知道，不能没有他。

“琴斋，你可来了！”戴笠仿佛怕胡宗南溜掉似的，紧紧握住他的双手。他感觉逝去的太多，太多。

“嗨，与曾大哥他们讨论事情。雨农，咱们去玄武湖坐坐吧。”胡宗南指着远处道。

玄武湖离鸡鹅巷不远，此时枯枝败叶，满目残荷，一片凋零，与两个月前的翠荷滚珠，碧波浩渺，垂柳依依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两人一时无语，好久胡宗南才道：“雨农，贺衷寒、桂永清、曾扩情、郑介民、邓文仪、酆悌、康泽、肖赞育、周复、滕杰，这些人你认识吗？”

“琴斋兄，这是……”戴笠疑惑地望着胡宗南。

胡宗南笑而不答，戴笠的脸急得发红。

“雨农，你还是改不了这个急脾气。”胡宗南向玄武湖中打了一长串水漂，回头对戴笠道：“中午我们准备成立一个秘密组织，我报上了你的名字，这次我去奉化看望校长时，便会将成立组织——力行社的宗旨及名单向校长汇报。”

戴笠听后，兴奋得直搓双手：“琴斋兄，这可太好啦！谢谢你！你知道，这几天我想的就是这件事，就是不知如何干起。有你们这些老大哥指点，戴某一定搞好情报，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

戴笠越说越兴奋，几天来冥思苦索的问题迎刃而解，他顿时觉得浑身有用不完的劲。

其实，戴笠、胡宗南等人只不过是杞人忧天而已，蒋介石此次下野仍是“以退为进”，到1932年又重新得到了大权。

收买一号杀手

王亚樵在上海滩不仅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这些流氓大亨们对他另眼相看，而且也曾与戴笠结拜为兄弟，而其组织的“安徽帮”更是显赫一时。

1927年秋，王亚樵曾计划谋刺助蒋为虐的安徽军阀陈调元。适时戴笠在上海因蒋介石下野，密查组解散，生活无着，颇为困厄，但他却没有去找王亚樵。戴认为王亚樵其人生就反骨，难为政府所用。在戴看来，凡是与政府作对的人，是绝对没有前途的。

1929年，王亚樵与“西南派”王乐平、常恒芳、刘庐隐、余立奎等人组成反蒋集团，开始积极谋求以军事实力讨蒋。并由王亚樵联络第六路军总指挥兼安徽省政府主席方振武、第十三路军总指挥石友三起兵反蒋，但由于反蒋组织成员、上海招商局总办赵铁桥告密，西南派的中坚人物王乐平被蒋派遣的特务陈希曾暗杀，方振武被诱捕软禁于南京，石友三失败。王亚樵知情，派杀手于1930年7月24日上午10时将赵铁桥击毙于上海招商局门前。

1930年，蒋为筹集剿共经费，在安徽省推行“米照捐”。王亚樵为此组织“安徽旅沪学会”，发起召开抵制“米照捐”大会，同时推派五路代表，分赴南京、庐山、安庆等地请愿，组织安徽米商罢市，米船停运等等，造成米价飞涨，民众也恨政府，蒋不得已取消“米照捐”。蒋后来得知此次运动是王亚樵一手筹划组织，当即明令查封“安徽旅沪学会”，密令戴笠监视王亚樵的行动。从此，戴笠与王亚樵的兄弟关系结束，开始了长达六年多的较量。

1931年2月28日，蒋下令将“西南派”领袖胡汉民软禁在南京汤山。“西南派”被激怒，派人携二十六万元巨款到上海找王亚樵，请求杀蒋救胡。王受命后，经过周密的研究和计划，派出两路刺客，分赴南京、庐山，伺机下手。在庐山一地，杀手陈成在山道上恰遇蒋介石，陈成掏枪就射，但由于距离稍远和过分紧张，子弹擦身而过。陈成一击不中，当即被蒋的卫士乱枪打死。南京一地，四名杀手终于等到一次蒋介石演说的机会，化装成新闻记者和学生混进会场，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因担任总联络人的王亚樵妻子王亚瑛临阵怯懦，发出“暂缓执行”的暗语，使得南京刺蒋功亏一篑。结果，两地刺蒋都没有成功。

1931年7月23日下午，王亚樵本着西南派“倒蒋必先去宋，乱其经济组织”的方针，亲率杀手在上海北站刺杀宋子文，但误中宋子文秘书唐腴庐，宋却死里逃生。

刺蒋、刺宋未成，却给蒋介石集团以极大的震慑，加之当局久未破案，更使蒋等人寝食不安。在当时，戴笠仍在“跑单干”，未形成自己的特务系统，羽翼未丰。整个国民党军警系统，还没有一个人是王亚樵的对手，因而王亚樵达到一生暗杀活动的顶峰时期，继续干出一些轰动国内外的大案。

1932年4月29日，侵沪日军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庆祝日本“天长节”（天皇诞辰）活动。王亚樵受代理行政院长兼京沪警备司令陈铭枢之托，通过朝鲜志士安昌浩先生及其学生尹奉吉、安昌杰、金天山等人，用特制的定时炸弹捣毁了“天长节”，当场炸死日军白川大将、居留米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瑞、日租界商会会长岗村洋勇等人，日军野村中将的右眼球被炸飞，植田中将、驻华大使重光葵的大腿被炸断。日本将官死伤十三人，其中白川大将是被中国军民在整个抗战期间击毙的最高长官。此次爆炸影响所及，犹如一场地震，震动了日本朝野，并引起世界舆论的强烈关注。正在日内瓦召开的讨论东亚问题的裁军会议上，与会的各国外交家们也受到强烈震撼。

白川被杀，也使蒋介石为之震动，并引起他的兴趣。他觉得能策划和实施此案的人，决非等闲之辈，如果此人能为自己所用，中国还有什么政敌不可除去呢？于是，蒋要当时出任特务处长不久的戴笠密查“四二九”案系何人所为。

戴笠经过调查，确认此案系王亚樵所为，于是如实向蒋汇报。蒋决定对王亚樵进行政治收买，并要戴笠寻找与王亚樵联系的渠道。戴笠得令后，派特务处特务、早年曾与自己一起追随王亚樵的门生胡抱一携四万元巨款到上海收买，遭到王亚樵拒绝。蒋介石一计不成，再令胡宗南写信给王亚樵，提出由胡宗南、王亚樵合组安徽省政府，让王出任省政府副主席，以此作为诱饵，又遭到王的拒绝。

两招不灵，蒋认为王亚樵是不愿屈居早年的两个盟兄弟之下，于是派王亚樵的安徽老乡、一起参加辛亥革命，时任淞沪警备司令的杨虎亲自上门拜会王亚樵，开出的价码是陆军中将的实职，不料又遭到拒绝，此后，王亚樵又被戴笠逼走香港，一次次的较量使王亚樵加入反蒋序列，策划暗杀蒋介石。

汪精卫被刺，较量中再现锋芒

王亚樵被戴笠逼走香港后，与西南派反蒋人士李济深、陈铭枢等人合作，从事暗杀蒋介石的活动。王亚樵总结了多年失败的教训，决定由手下的大将华克之率领张玉华、孙凤鸣等人到南京创办晨光通讯社，以记者身份接触国民党上层，打听蒋介石的起居行止，伺机进行狙击。原则是周密计划，长期准备，不搞盲目行动，务求杀蒋成功。

果然，此举效果显著。晨光通讯社于1935年春末正式成立，并开始发稿，不到半年时间就出现了两次刺蒋机会，只因蒋戒备森严，难以接近则未能下手。虽如此，王亚樵、华克之等人确信，他们已经在一天天向蒋介石身边走去。

机会终于来了。

1935年11月1日，经过长时间筹备的国民党中央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湖南路中央党部礼堂召开。各大报社、通讯社都派出最得力的新闻记者赴会采访。

上午，参加会议的一百一十一名中央执监委员预定开幕式之后，在中央党部礼堂第一会议厅门前集体合影留念。中委到了一百一十名，因久等“第一号”中委蒋介石不至，“第二号”中委、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只好“领衔”带领全体中委拍照。

汪精卫身穿得体的白色西服，满面春风。

今天他心情极佳，各个实力派别都来参加了这个会，蒋介石也推汪氏主持开幕式，他大出了一次风头。

“大家不用等蒋先生了，我们一起照。”汪精卫优雅地挥了挥手，在引导员的带领下走到中间位置上，摆出庄重的姿态，脸上露出雍容凝重的笑容。

“砰”一声枪响，化装为记者的孙凤鸣挺枪而击。

汪精卫应声倒在地上，血流如注。场面一时混乱不堪，平时威风凛凛的国民党高官们一时乱了手脚，四散奔逃。张学良瞅准空档，照准孙凤鸣裆部踢了一脚，孙凤鸣晃了两晃，终于摔倒在地。特务们乱枪齐发，孙凤鸣倒在血泊里。

风平浪静之后，蒋介石走下楼来，抱着汪精卫：“兆铭兄……”

陈璧君两眼含泪，愤怒地说：“蒋先生，你不让兆铭干就明说，让兆铭出国好了，何必下此毒手？”

蒋介石神情尴尬，连说：“误会，纯粹是误会！”他转脸对侍卫们吼道：“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送汪院长去医院！”

汪精卫被刺，在国民党中引起极大反响，改组派和广西李宗仁、白崇禧来电质问，蒋介石穷于应付。

无奈之中，他召来戴笠。

“废物！娘希匹！我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物给物，是让你们白吃饭的？失职！严重失职！革命的灵魂？领袖的耳目？狗屁！屁用没有！”蒋介石骂了一通，仍不过瘾，又愤愤地骂道：“竟然让人明目张胆地来中央党部行刺？一群饭桶！限你三天时间破案，找不到线索，不要来见我！”

戴笠嗫嚅道：“国民党中央全会的保卫工作是由宪兵司令谷正伦负责，学生……”

“今天就交给你办！”蒋介石不耐烦地挥挥手。

戴笠不敢再辩，收紧双腿，“啪”地一个立正，语调铿锵地说：“校长放心，学生一定在三日之内查明真相，让案情大白于天下！”

蒋介石面色缓和了许多，他朝戴笠点了点头：“雨农，这件案子事关重大，只有你亲自去办，我才放心！”

本来，按定例中央党部开会，警卫工作由南京宪兵司令谷正伦、首都警察厅长陈焯、中央组织部调查处长徐恩曾共同分工负责。枪杀案发生后，立即组成由宪兵司令部、警察厅、调查处共同参加的专案侦缉处，也是由cc系特务牵头，与戴笠是没有关系的。蒋介石何尝不知这些关节。但他素知侦破这种行动案件不是cc系特务所长，南京宪兵司令部、首都警察厅那批“娘希匹”工作效率又太低。案发后已经三天了，结果凶手死了，晨光通讯社关门了，所有的线索都断了，只抓了些不相干的嫌疑犯来糊弄他，整个南京城都被他们搅得鸡飞狗跳，这才想到要把戴笠找来，要他负责侦破此案。

戴笠又何尝不知这顿骂挨得有点冤枉。但他转念一想，校长受到天大的委屈，不向他最亲信的人发泄，又向谁去发泄呢？再说，保卫校长的安全是我戴雨农的天职，岂能容忍他人谋害。现在校长把这项任务从徐恩曾那帮家伙手中拿过来，交给我，这又何尝不是校长对我的信任和厚爱。

戴笠再做了一番校长厚爱于自己的推测后，开始思考这次枪杀案，戴笠反复推测，这次枪杀案目标显然针对校长而来。要校长脑袋的人不会是共产党，因为共产党不主张搞暗杀，那么只能是反蒋派。在反蒋派中，谁有这么大的胆量、魄力、手腕、技术，策划实施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想来除了王亚樵，就当今中国尚找不出第二人。想来，这王亚樵的头不拿下来，我戴笠的头迟早会被校长拿走。

戴笠研究此案后，并没有派出大批特务搜查晨光通讯社，封锁车站、码头，进行全城大搜捕。他认为实施这种“天字第一号”枪杀案的每一道步骤、每一个细节，事先都是经过周密策划的。案发后，再兴师动众地搞什么大查大捕，不但徒然耗费精力，而且会贻误最宝贵的时间，让真正的凶手有喘息和脱身的机会。

同时，戴笠又认为，无论组织得多么严密周详的案件，总是会有蛛丝马迹好寻的。比如，这个晨光通讯社的枪手虽然死了，晨光通讯社也关门了。但据戴笠所知，国民党对首都新闻机构历来是控制得十分严密的，筹办时必须把负责人的详细履历、主要职工的履历、京中保证人及其履历、经费来源、成立通讯社的宗旨、每日发稿数量等等，都要填入表格，到国民党南京市宣传部和中央宣传部逐级办理手续，平日更要接受中央社的严格检查指导。如果沿着这条线索查下去，必有所获。

戴笠果不愧于自己的称号！

沿着这条线索，一下子查出了两个至关重要的人，此二人在筹办晨光通讯社注册手续与申请经费时帮过忙。一个是南京钟某中学校长李怀诚，另一个是浙江人项仲霖。

戴笠大喜，即派特务将此二人抓来拷打。李怀诚是王亚樵故交，与王亚樵一起参加过“福建事变”，并协助王亚樵逃出上海，但他毕竟是一介书生，酷刑下供出了晨光通讯社的全部名单及家庭成员及住址，同时也才知道“晨光”通讯社的社长“胡云卿”其实就是王亚樵的大将华克之，再追下去，还查出通讯社中还有一位汪派人物。如此一来，陈公博、陈璧君再无话可说了。

接下来，戴笠开始了大逮捕，他的计划是先将王亚樵的党羽铲除干净，然后再捉拿王亚樵。

据叛徒提供线索，王亚樵的两名主要干将张玉华经常住上海静安寺路沧州饭店，华克之住上海法租界赫德里路。

戴笠感到这两个人十分重要，若擒获，等于除去王亚樵的左右手，因任务艰巨，他把上海的沈醉召来负责。

沈醉成为军统四大金刚之一，颇有点“少年英才”，这里有一点历史。

那是一个秋天的晴朗日子，江两岸的树叶子都黄了或红了，天上没有一点云彩，江水也特别清澈。他站在船头，望着渐渐远离的故乡，心中不由生出一丝怅惘，这可是生他养他的故土啊！在中学里，他读了许多书，特别是每找到一张报纸都认真地几乎是一字不漏地读完，外面的世界多么广阔！噢，革命！该是多么热烈！要干出一番事业就要到外面去，姐夫不就参加过北伐战争吗？对，找姐夫去！听说他在上海混得不错，有他帮助，或许我也能干出点什么来。正是抱着这样的心情，他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家乡，而这种豪情一时间压住了离开家乡的哀愁，好男儿志在四方！

到了上海，看着花花绿绿的世界，他不由地陶醉了，这可是在家乡湘潭看不到的。高高的楼房，宽广的街道，街上来往不绝的轿车，还有梳着各种发式，涂脂抹粉、穿着旗袍走起路来一闪一闪露出大腿的美女……这是一个多奇妙的城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