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王文想起来自己还带着两千块钱，心里有点不放心，他叫住刘兆南：“刘管事，我有点钱，先存在你柜上。”

刘兆南满脸堆笑：“没问题。”

这一天，一直是阴沉沉的，到了傍晚，竟飘飘悠悠地下起雪来。

王文已经在屋子里窝了一天了，他觉得很是憋气，可是又没心情到外面去走走。

夜渐渐地深了，王文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外面一直有人进进出出，他心下起疑，决意出去看看。

西厢房里，灯光摇曳，人影幢幢，里面传出搓麻将的声音。隐隐然还有刘兆南的声音。

王文放了心：原来是在赌钱。

这一夜，王文一直睡不实在，说不清为什么，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与王文分手之后，先鸿霞就急忙赶回石公馆与史大川商议具体事宜。

先鸿霞说：“大川，咱们就用毒攻，不会太费事的。”

史大川仍有几分紧张：“鸿霞，刚才我看见老褚买菜回来，你快去将药给他。”

先鸿霞笑了一笑，转身到厨房那边去了。

一见先鸿霞，老褚一张老脸就笑开了花。这可是他的财神爷呀。石友三这么抠门，他老褚干了这么多年也没捞到什么好处。他早就不想干了。老天有眼，让他赶上这么个好机会。至于石友三是死是活，他才管不着呢。只要他这么一做手脚，石友三就会一命呜呼，他就拿着钱，回老家开个饭馆，过一过当老板的瘾。

先鸿霞拿出贴身藏着的药瓶，交给了老褚。

老褚伸手接过来，撩起围裙，藏在了口袋里。他神情紧张，下意识地朝四周看了看。一看没人，老褚放了心，开口说道：“先副官，您放心。只要他点出菜来，我就给他下上药。要是今天顺手，我今天就干。”

先鸿霞拍了拍老褚的肩膀：“老褚，看不出你这么有种，你放心，事成之后，亏待不了你。”

老褚的眼睛笑成了一条缝。

从厨房里出来，先鸿霞来到了侍从室。几个副官都在，他不便与史大川说话。

史大川询问地望着先鸿霞。先鸿霞微微一点头，意思是事情已经办妥了。二人交换了一个眼神，彼此会心。

日本租界内的秋田街上东头，有一片深宅大院，其中一所房屋高大，院子宽大，大门外的街上冷冷清清，不见行人，临街是高墙，黑漆大门紧闭着，但宅子里人声喧杂，十分热闹，灯光从门缝射到街上，留下一道白线。

这就是石友三的住宅。

此时正是吃晚饭的时候，石友三坐在饭厅里的藤椅上，头向后仰靠在椅背上，让三姨太给他捶肩膀。三姨太的胖胖的小手敲在身上，特别舒服，石友三眯上眼：他妈的，人活着就是好！

他不喜欢读什么诗词，酸溜溜的，让人腻味。但他记住了李白的诗句：“人生得意须尽欢”，老李说的就是好！什么忠孝节义？全是狗屁！人活着就是为了尽欢，而要尽欢又必须有钱有势，而要有权，在这个时代只能靠拳头，谁拳头硬谁就是大哥。他一当上兵就明白了这个“人生真理”。而他当时孑然一身，一无所有，那怎么办？找靠山。

现在想来，他当时为了讨好冯玉祥而费的心力真是没有白费。冯玉祥赏识他，最后提拔他为第六师师长，这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折。正是由于自己握有兵权，1926年国民军在南口战败时，阎锡山对他率兵投靠大为欢迎。而他不久就认识到阎锡山势力远不及冯玉祥，不是长久的靠山，于是几个月后他又带兵回到冯玉祥部。

1928年蒋、桂、冯、阎四系联合进攻孙传芳和张作霖旧部。他带兵冲锋陷阵，打了几次胜仗，蒋介石对他大为赞赏，甚至和他称兄道弟，他觉得很是荣幸。第二年冯玉祥派他进驻襄樊观望蒋桂战争动态时，蒋介石派人联络，他就投靠了蒋介石。蒋介石果然不亏待他，任命他为安徽省主席。

自此他与蒋介石结下了“不解之缘”。蒋介石派他攻打李宗仁、陈济棠，李、陈二人许给他很多好处，于是他扣押了蒋的代表，又猛轰南京。接着又和冯、阎对抗蒋介石。后来阎锡山失利，张学良又入关助蒋，他看清形势，又投靠了蒋介石。1931年他又脱离蒋介石，结果遭到蒋介石和张学良的夹攻，全军覆没。蒋介石以中央的名义通缉他。他只好一个人逃到山东，后又逃到大连、天津。

就在这次逃亡中，他结识了日本人。既然连蒋介石都让日本人三分，那就说明日本人强大，可做靠山，于是他投靠了日本人。日本人答应给他许多好处，他于是在天津组织“便衣队”，与日军配合，制造了几起暴乱，大受日本人赞赏。所以当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酝酿建立“新华北政权”时，首先想到了他，把他列入领导层。因为他带过兵，日本人让他负责组建军队。

他也知道和日本人合作不是光荣的事，会有许多人骂他，但他毫不在乎。只要享受到荣华富贵，别的一切都不值得费脑筋，人生百年，白驹过隙，想那么多做什么？得乐且乐。

他更知道蒋介石对他的仇恨、蒋介石的阴毒。如今他有了日本人做靠山，蒋介石不敢明目张胆缉拿他，但决不会放过他。张敬尧到北平不久就被暗杀，这一定是蒋介石的杰作。蒋介石也会对他下此毒手的。

所以他一定要时时小心。他把住宅选在日本租界，靠近日本兵营。住宅内布置了许多警卫，层层设防。大门内侧是警卫室，住着两名便衣警卫，二门里的长方形大院内，东房三间住两名日本宪兵，西房三间住着五名侍从，他住在北面的楼房中。后院有门，也锁死了，是为了安全考虑。

他知道一出日本租界就有危险，所以他不是万不得已，不出日本租界，很少去其他国家的租界，轻易更不去中国政府管辖的地界。

凭他自己的经验体会，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最亲近的人有时就是最危险的人。所以即使是随身侍从，他也不很放心。五位侍从中，他对贺来之较为信任，贺来之对自己忠心耿耿，所以他让贺来之当侍从的首领，也只有贺来之可以随便进入北楼正厅。

司机、侍从甚至家人，都有可能泄露自己的行踪，从而招来追踪、暗杀，所以他每次出门，预先都不说到什么地方去，等车子开动了，才指点往东往西，连司机都不知要去哪里。

每一个人都可能背叛自己，为了各种各样的原因，每一个人都是潜在的敌人，甚至连……

刚想到这儿，三姨太的肥软的小手摸了摸他的脸，又扭住了他的鼻子。他睁开眼，看见三姨太白嫩的脸蛋正俯在自己头上，那双媚眼似笑非笑地望着自己。

“老爷，又发什么呆啊？吃饭了。”三姨太娇声说。

他捏了一下三姨太的粉腮，坐了起来。菜已摆好了，只有自己最爱吃的那道菜还没端上来。他刚要问，厨子老褚刚好端着一个大托盘进来。

他看了老褚一眼，老褚的脸色有点异样，两只眼望着他，又不停地往两边瞟，两只手微微发抖。他觉得有点奇怪，刚要喝问，只听咣当一声响，托盘重重地落在桌上，汤汁溅了出来。他不由疑心大起，看了看菜，又看了看老褚，大喝一声：“老褚！”

老褚吓得倒退两步，跌倒在地，浑身哆嗦。

他意识到菜里一定有毒，于是站起来，舀了一勺，走到老褚眼前，命令：“吃下去！”

老褚吓得直往后挪：“老爷，我以后再也不敢了！这毒是……”

他大喝一声：“贺来之，人都在吗？”

贺来之在侍卫室里答应一声，很快五个侍从到了饭厅。

他指着老褚：“他妈的，这个王八羔子竟敢在菜里下毒害我，说，到底是谁指使的？”

贺来之狠狠地踢了老褚一脚，又把老褚拎了起来。老褚哆嗦着，头低着不说话。贺来之接过勺子，就要灌老褚，老褚吓得脸色发白：“我说，我说，是……是……”说着两眼瞟了瞟身后的侍从。

他不由疑心大起，刚要转头看那几个侍从，只听“啊”的一声，一人重重摔在地上，他回头看，是先鸿霞，手里还握着手枪。贺来之一脚踏在了先鸿霞的手腕上。原来贺来之看见先鸿霞掏枪，撇下老褚，抢先一脚，将先鸿霞踢倒。

一切都很明白，但他怎么也不明白先鸿霞为什么要害他。他喝了一声：“把这两个王八羔子送到日本宪兵队，看他们招不招是谁主使！”

贺来之和史大川等人将老褚和先鸿霞捆好，拥出了饭厅。

他越想越后怕，妈的，要不是老子机警……

转过头，看见三姨太早在藤椅上晕了过去。

王文却在三益成焦急地等待着先鸿霞的消息。

好不容易熬到了天明。王文再也躺不下去了，他翻身起床。

眼巴巴地等了一上午，连一个影子都没有。

王文暗道：也许是行动不太方便。

空等了一天，毫无消息，电话也没有一个。

王文已经坐不住了，他预感到一定发生了什么事。先鸿霞是个很守信用的人，他要是不能来，一定会想办法打个电话来的。

次日，也就是王文来天津的第四天。

一睁开眼睛，王文就觉得心情紧张，但是除了干等之外，他连一点办法都没有。

中午已经过了，王文再也等不下去了。他决定到石公馆去走一遭。到了石家门口，只见那扇黑漆大门还是关得紧紧的，悄无声息，并无异样。

王文几乎已经断定：先鸿霞出了事了。

又过了两天，漫长得如同两年的两天。

王文觉得每一秒钟都过得如此艰难。

这一日，王文正在心不在焉地吃早点，刘兆南带着一个人来到他面前。

那人满脸愁苦，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

王文脱口问道：“你可是史老弟？”

史大川开口叫了一声：“王大哥。”接着便失声痛哭：“我是来向你报信的。鸿霞他……他的一腔热血算是白洒了！”

王文呆住了。

在史大川叙述失事的过程中，王文一直是呆若木鸡地听着，一个字都没有说。好一会儿，他才回过神来：“大川，我马上回北平报告这件事。你先住在我这儿，也别回石友三那儿了。”

史大川点点头，抹了一把眼泪：“我本来就不准备回去了。”

王文又叫来刘兆南：“刘管事，我要回北平办事，今晚不在这儿住了，这位史先生今晚住这儿。”

刘兆南连连点头。

王文又道：“他要是用钱，就在我那两千块钱里支，我回来后结账。”

刘兆南又说：“没问题。”

王文道：“多谢费心。”

王文即刻返回北平，将此事告知陈恭澍、白世雄。陈、白二人的失望之情自是不必细说。

陈恭澍自觉已经心力交瘁，费了这么大劲儿，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这已不是他初次品尝失败的滋味，可是他的心中却依然如此苦涩。

失败的打击，使陈恭澍接连几天都是萎靡不振。毒死李士群

1942年10月开始，周佛海派往重庆的军统联络员彭寿，在重庆见到他的上司戴笠，将周佛海的意图向他报告。戴笠兴奋极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他马上到蒋介石那里做了汇报，蒋只简单地说了一句：

“就照雨农你的意思办吧。”

蒋介石如此痛快地应允了周佛海的投诚，当然是有自己的目的的。当时，汪伪“七十六号”特务组织破坏了留在上海的所有军统组织，零散的军统人员正待机卷土重来，却又无人能打开局面。同时戴笠也想借太平洋战争的海风，对汪伪政权进行打击，促进汪伪的分崩离析。这时候，自汪伪政权核心的周佛海来投靠，正是达到上述目的的最佳办法。

于是，彭寿带上戴老板的亲笔信，以及蒋在信上批的“可”字，回到南京，面交周佛海。戴笠还给了一本重庆的密电码，以便周佛海与重庆进行联系。同时，彭还带来周佛海岳丈的来信，一是告知他夫妻的双方父母已被戴笠接至息烽软禁起来，二是劝他“忠孝不能两全”，要做“忠臣”，云云。

周佛海将电台设在伪财政部上海办事处的秘密联络站，他通过电台开始向重庆源源不断地输送情报。这些重要情报，绝大多数是由周佛海亲自搜集到的。汪精卫大约到死也不知道，周佛海像一枚重庆政府的炸弹，随时可以引爆汪伪政府这条破船。

1943年4月，周佛海以访伪满洲国“特使”的身份到达长春，并向重庆报告了那里的情况。11月，周佛海又跟随汪精卫到日本参加大东亚六国会议，之后又将获得的日本国内的经济情况、物资供应以及日本准备对付美军进攻的作战计划等多方面情报，全部报告给重庆。

平日里，周佛海还利用他在伪政府中的地位，保持与南京、上海的日军高级指挥官间的密切交往。他时常宴请这些人，他们常在酒醉饭饱之余，泄露日方的军事行动步骤，这又成了一个重要的消息来源。

周佛海不仅向重庆提供情报，更利用他的权力安插军统特工，保释被捕要员，掩护重庆抗日分子在沦陷区的活动，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营救原国民党浙江省主席、上海统一委员会委员长蒋伯诚。

1944年春，蒋被日军捕获。重庆向周佛海下达营救的命令。周佛海决定利用此机会，营救国民党要员，为日后做些打算，因为此时日军的败迹已日益明显。那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连连失利，开始走下坡路，周佛海针对日军当时的颓势和幻想及早从中国战场脱身的心理，找到一个与他交情较深的驻沪日军“登部队”的陆军部长川本及他的经济顾问冈田酉次，说蒋伯诚是蒋介石驻沪代表，如果打算实现东京和重庆之间的“全面和平”，蒋伯诚理当释放。日军方面感觉有理，立即释放了蒋伯诚。他们谁都不可能想到，周佛海的屁股早就坐在了重庆的一边。以后，蒋在周佛海的掩护下，一直留在上海。

这当口李士群在汪伪政权中的处境越来越糟，先是与周佛海有了矛盾，而后又得罪了日本人，并且对军统的态度暧昧，都加速了他的死亡的到来。1943年夏天，重庆军统局给周佛海下达了除奸令，要他设法杀掉李士群。

李士群与军统的关系十分复杂，一面他手下不留情地铲除军统组织和地下人员，把个上海的军统系统搅了个地覆天翻，军统小喽罗相继归降，军统要员也多进过“七十六号”的优待室，进进出出的军统人员，大部分为汪伪政权所用，这让戴笠大丢其脸。另一方面，他也不放弃各种机会，取得和军统上层的联系，妄想在重庆方面留条后路。

因此，军统也时常密切关注李士群的变化。比如，1940年春，李士群为和丁默村争夺伪警政部长一职，闹得不可开交之时，戴笠闻讯，打算争取李士群，以搞垮汪伪政权。杜月笙经过详细调查，看中了原上海纱布交易所理事长闻兰亭的寄子、律师余祥琴。

那么，这个余律师何以能当此大任，他与李士群是什么关系？

早在三十年代，余祥琴就与李士群有过交往。当时，李士群曾因在刊物上登载涉及日本天皇的文字，日本大使馆向上海租界工部局巡捕房提起公诉，余祥琴义务做李士群的律师，从中帮忙，并出庭辩护，使李士群被宣告无罪。当时，李士群十分感谢，非要付余报酬，余本为爱国青年，为李打官司，既展现了才华，也就谢绝了酬劳。这使李士群深为感动，表示以图后报。

1939年4月，李士群走上汉奸卖国的道路，他看到余祥琴在上海当了十年律师，虽并不很有地位，但对于两租界警务当局及社会各阶层都相当熟悉，就登门拜访联络，以图获取情报。李士群拿出往日关系说：

“过去承蒙仗义相助，不忘旧交，所以特来造访。我知道余兄与各方面关系很好，以后请多加照应。”

余祥琴既不图报，当然更不愿受人利用，做出有愧国家的事情，于是草草敷衍，并不热情，过后也没对李回访。后来，孔祥熙在上海的留守人员余新福等两人被汪伪特工总部逮捕，余祥琴受托前去保释。李士群果然卖了交情，将人释放。此事被杜月笙知道了，就把余向戴笠做了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