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后半生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北伐，也就是里面经常说到的“六出祁山”。以蜀汉的国力，要想北伐而消灭曹魏，简直难上加难，诸葛亮不可能不了解。那么，诸葛亮一再坚持的“北伐”，究竟是“反攻”的口号意义多些，还是实干的行为多些？

为何一直要北伐

三国时期，在刘备死后，蜀汉丞相诸葛亮连年发动对曹魏的北伐战争，在七年间先后六次北伐，但都遭失败。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要连年北伐呢？在《出师表》中，诸葛亮说，他是感念先主刘备的“三顾之礼”、“托孤之重”，要完成刘备未完成之遗志，就是平定中原，恢复汉室。但我认为，诸葛亮之所以连年北伐，并不仅仅是要完成刘备之遗愿，还有其他的原因。

我想，诸葛亮北伐的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确实是要完成刘备的遗愿。诸葛亮的为人是很重情义的，刘备对他是有知遇之恩的，三顾于茅庐之中，临终又将后事托付给他，并且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如此托付后事，重情重义的诸葛亮又怎会不鞠躬尽瘁呢？《三国志》中记载，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

第二，诸葛亮的连年北伐，也是从战略上考虑，主动的防守以保存蜀汉政权。为什么这么说呢？从诸葛亮的《隆中对》中来看，他当初的设想是拥有益州和荆州，之后以图中原，但自从关羽失了荆州后，诸葛亮的这个战略构想就已经破灭了，因为他对东吴的态度从来都是“联吴”的，他不可能再用武力将荆州从东吴手中夺回来。而仅仅拥有益州之地是无法和强大的曹魏抗衡的，因为打仗很重要的是要拼经济，曹魏政权占据北部中国，约占当时中国面积的三分之二，而且中原地区土地肥沃，人口众多，相对于益州是很繁荣的，曹魏的国力要远远强于蜀汉。如果消极防守，当曹魏积聚力量后攻打蜀汉，蜀汉是无法抵挡的。所以，诸葛亮采取的战略是主动防守，也就是“以攻为守”，用主动进攻来打乱曹魏的经济增长和战略部署。而实际上，诸葛亮的这一战略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他连年北伐的这几年间，曹魏政权也正好是两代交替，需要积聚国力的时期，由于他的北伐战争，曹魏疲于应付，国内的经济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在诸葛亮死后的几年里，魏国也没有再发动大的战争。当然，诸葛亮的这一战略也是以付出本国相当大的经济为代价的，蜀汉的国力也受到沉重的打击。

第三，诸葛亮也想在有生之年将蜀汉政权扩大，延长蜀汉政权的寿命。由于蜀汉的益州远离中原地区，其人才是相对匮乏的，这从蜀汉后期“廖化做先锋”可见一斑。诸葛亮也是知道这一点的，蜀汉后继无人是最大的危机，他深知在他死后，将没有人能够担起蜀汉政权的重担，所以他要在有生之年尽量扩大蜀汉政权的地盘，扩张实力，为后继之人积攒足够的资本，以希望保存蜀汉的政权，如果可能的话，也还是有进取中原希望的。

因此，诸葛亮才会在平定南方，国家稳定的基础上，不顾国内众多反对意见，不断地发动北伐战争。诸葛亮的眼光是要远胜于那些故步自封的人们的，他希望通过自己的“鞠躬尽瘁”，来换取蜀汉政权的发展，通俗地说，就是“以进为退”。

诸葛亮“六出祁山”跟魏国交战，本来各有胜负，属“兵家常事”。但历代一些诸葛亮的反对者们却偏激地认为，“六出祁山”无功就是过，因为蜀国在三国当中力量最为弱小，多年征战，需要耗费极大的物力、财力和民力，致使本来就相当弱小的蜀国更是弱不禁风，因而加速了蜀国的灭亡。这甚至成为了他们否定诸葛亮的一个主要的事实依据。

然而，如果我们立足于三国时期的大背景和蜀汉当时的实际情况，站在诸葛亮作为一个政治家、战略家和军事家的角度来全面深入地考察这一历史事实，我们就会体谅诸葛亮的苦衷，叹服他的眼光，敬佩他的为人。

从战略上看，诸葛亮“六出祁山”，实在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具有十分深远的战略意义。

一个国家就跟一个人一样，不能没有一个目标。人生没有目标就会安于现状，碌碌无为；国家没有目标就会人心涣散，分崩离析。刘备集团的战略目标是“隆中对策”。“隆中对策”确定的目标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占领荆、益两州，建立政权，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第二个层次是在此基础上兵分两路，派一员上将率领荆州的军队向中原进军，刘备就亲自统率益州大军打出秦川，统一天下。应该说，从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隆中对策”，到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刘备称汉中王，刘备集团花了12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战略目标的第一个层次。后来因为关羽贸然发动襄樊之战，遭东吴偷袭，不但丧失了战略要地荆州，还丧失了名将关羽和一支七八万之众的精锐之师；接着刘备为报结义兄弟被杀之仇，用倾国之兵讨伐东吴。夷陵一败，又丧失了蜀汉的核心人物刘备和近6万精兵，使得新建立的蜀汉政权遭受重创，基本上已经无力实现“隆中对策”的第二个层次的战略目标。但是，有没有能力实现目标是一回事，朝不朝着目标奋勇前进又是一回事。作为当时三国中实力最弱且偏安一隅的蜀汉政权来讲，如果没有一个必须共同努力来实现的战略目标，没有明确的敌国带来的重大压力，没有忧患意识，没有危机感和紧迫感，就会因此逐渐迷失方向，失去凝聚力和发展力，加速它的灭亡。而将北上伐魏、兴复汉室作为蜀汉的最高战略目标，时时牢记，不断进取，就有可能让全国上下同仇敌忾，奋发有为，保持发展的强大活力。

一个国家单单靠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是不行的，富国还必须强兵，没有强大的国防，同样难逃灭亡的命运。在冷兵器时代，保家卫国首先需要建立起一定规模的军队，但兵不在多而在精，军队致胜的关键却是强大的战斗力。军队的战斗力是怎样来的呢？自然是来源于经常的、科学的训练和演习。然而最好的训练和演习则是实战。让军队经常地置身于战争状态，而且根据一定的胜算跟敌人作战，军队就会时刻绷紧战争这根弦，从思想上、行动上做好战斗的准备，并在个人的作战实力上不断提高。诸葛亮深谙这一取胜之道。因此，他常常通过与魏国作战训练自己的部队，让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敌人的强大、战争的真实存在和残酷，从而培养出部队的最重要的精神力量——武德，和同样重要的物质力量——武技，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

蜀国是三国当中最为弱小的国家，与魏国相比，各方面都要相差悬殊，国土面积只有魏国的七分之一，人口只有魏国的六分之一不到，军队只有魏国的五分之一。一个这样弱小的国家，一旦魏国得到喘息之机，就会受到魏国的攻击而灭亡。因此，诸葛亮直至他的接班人姜维，一直都是采取积极防御的办法，联合盟国吴国，不失时机地进攻魏国，让其长期处于两面夹攻的处境中，并消灭其一部分有生力量，让其无力组织进攻，从而使自己能够从进攻中求发展，求生存。事实上，蜀国也确实是在不断的进攻当中获得安定和发展的。“六出祁山”实在是弱国通过积极防御救亡图存的典范。后来，蜀国因为统治阶级内部出现纷争和分裂，姜维被排挤，国家失去了积极有效的进攻的能力，使魏国获得喘息之机，腾出了手脚。强大的魏国一进攻，蜀国便顷刻瓦解了。

除了战略上的意义，“六出祁山”还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动人魅力，闪耀着人文的光辉。

第一，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后人就把“立德，立功，立言”统称为“太上三立”，也叫做“不朽三立”。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三立”观应该属儒家思想体系，代表的是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因此，这几乎成了古人特别是士大夫为人处世的终极目标。诸葛亮作为我国古代士大夫中的优秀代表，自然是对此身体力行的。于是，不断地建功立业就成为了他虽无大的建树，仍然“六出祁山”的人文基础。

第二，充分体现了“知恩图报”的感恩的处世观。当诸葛亮还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年仅26岁的山民的时候，还是“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未之许也”的时候，却被当时名满天下的“帝室之胄”、当朝天子的“皇叔”“三顾茅庐”邀请出山辅助自己，这种从古到今天下读书人梦寐以求的君臣际遇，是足以让一个师法圣贤、君子的士“为知己者死”，为知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不但如此，诸葛亮从出山辅佐刘备，直到刘备死，君臣相处达18年，他们名虽君臣，实则友情深厚，胜过兄弟。这也是为什么刘备在白帝城永安宫临死的时候，却把统一大业、蜀国安危以及后主阿斗托付给他的原因。当时刘备说：你的才能是曹丕的十倍，一定能够安邦定国，成就“恢复汉室”的大业。如果后主值得辅佐，就辅佐他；不值得辅佐，就代替他。“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种君臣间胜似朋友般的信任，是十分难得和少见的。因此，诸葛亮用他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实际行动，报答了刘备对他的“知遇之恩”和“托孤”的信任，成功塑造了一个优秀传统文化造就的贤人和君子的形象。

第三，充分体现了不畏艰苦、百折不挠的精神。“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诸葛亮贵为一国的丞相，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完全有享受荣华富贵的资格，而且平定了南方，结盟了东吴，革新了制度，发展了经济，蜀国基本上国泰民安，他也完全有享受荣华富贵的条件。然而，他不这么做，却在人生的最后六年里，“六出祁山”，殚精竭虑，最终积劳成疾，病死在伐魏前线五丈原，临死还谋划好蜀军全身而退的办法。有时候我想，诸葛亮纵使在政治上、外交上、经济上、军事上毫无建树，仅仅凭着他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矢志不渝、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也足以感天动地，激励后人。何况他还两袖清风地充分发挥他的大智大勇帮助一个卖草鞋的、靠寄人篱下生存的刘备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呢？而且还努力让这个弱小的国家及其无能的皇帝维持到了强大的魏国灭亡的前夜呢？

奇怪战争：蜀汉北伐的军事分析

诸葛亮北伐曹魏之战，是由弱者主动向强者发动的一场战争。虽然在魏、吴、蜀三国并立中，魏国最强，蜀国最弱，但在这场战争中，诸葛亮指挥的蜀军曾给魏国造成相当大的威胁和震惊，却又因失误和客观条件限制而撤军，这里有双方力量对比的问题，又有谋略的运用问题，其间的诸多经验和教训，仍有借鉴的价值。

北伐曹魏，统一中原，统一全国，是诸葛亮在隆中向刘备提出的最终目标。当时诸葛亮设想兵分二路，一路“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宛城）、洛（洛阳）”，一路由“将军（指刘备）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直趋长安。但在诸葛亮北伐之时，荆州已为东吴所有，所以剩下的进军路线就只有出秦川一条了。

诸葛亮北伐曹魏，先后五次，另有一次是曹军南下，属防御战。蜀后主（刘禅）建兴四年（226年），曹魏的文帝曹丕病死，子曹睿继位，称魏明帝。诸葛亮认为，曹魏政权的更迭，新君刚立，是北伐的一个有利机会，于是在建兴五年（227年），率蜀军北驻汉中。临出发时，上疏后主，以时局艰难，劝诫和提醒刘禅，并对治国理政，作了安排，史称这个上疏为《前出师表》。

建兴六年（228年）春，诸葛亮率军北伐。为了迷惑魏大将军曹真的主力部队，诸葛亮扬声由斜谷道（今陕西眉县南）取眉5城（今陕西眉县北），并遣赵云、邓芝率一支人马为疑兵，据箕谷（今陕西堡城北），佯作进攻郿城，自己则率主力突然向西北攻祁山（今甘肃礼县祁山堡）。由于多年努力训练，蜀军士气旺盛，阵容整齐，北伐进展顺利，曹魏所属南安（今甘肃陇西东南）、天水（今甘肃甘谷东南）、安定（今甘肃镇原东南）三郡都叛魏响应诸葛亮，魏天水将领姜维也投向诸葛亮。这一方面是诸葛亮战略的作用，也说明魏对蜀的进犯估计不足，没有充分准备。

诸葛亮的进攻和得手，一时震动关中，使曹魏政权十分惊恐，魏明帝急忙亲自率军西镇长安，派大将张邰率军阻止诸葛亮。

诸葛亮出祁山，屯兵西县（今甘肃天水西南），命马谡为前锋，王平为副将，督诸军与张邰战于街亭（今甘肃秦安县附近）。马谡平素好发高论，也提过一些好建议，如“攻心为上”即是，但他不精兵法。刘备曾对诸葛亮说过：“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然而诸葛亮并没有注意刘备的提醒，在关键时刻，用了他。结果马谡违反诸葛亮的节度，拒听王平的劝止，弃城不守，上山扎营。张邰乘机把蜀军围困于山上，断其水源。蜀军缺水，军心动摇，在曹军的进攻下溃败，马谡逃走，街亭失守。诸葛亮被迫退兵，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又被魏军夺回，第一次北伐失败。这次出征前期马到成功，说明诸葛亮战术上是正确的，但最终的失败和诸葛亮用人的失误是分不开的，大兵团作战胜败强弱在一瞬间就有可能逆转，诸葛亮没能亲临战阵，还派马谡守咽喉，不能不说是他的失误。

为了严肃纲纪，以利再战，诸葛亮忍痛依法处死了马谡，自己又以统帅身份，主动承担责任，上疏后主，自降三级。随即在这年冬天，诸葛亮又率军，发动了第二次北伐曹魏之战。

蜀军出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围陈仓（今陕西宝鸡东）。时曹魏已有准备，魏将郝昭凭险据守，历时二十多天。由于蜀国多山，蜀道艰险，这时军粮供应不上，诸葛亮再次被迫退军，并于归途中设伏杀跟后追击的魏将王双，第二次北伐仅以此结束。此次退兵主要是受客观环境的限制，蜀地易守难攻，却也造成军需运输的困难，诸葛亮攻陈仓20天，就已经没有了出奇制胜的可能，但他在退兵时调度得当，有条不紊，虽退不乱，斩杀王双，说明诸葛亮在用兵调度上的高明，堪称战术典范，很值得后人借鉴。

建兴七年（229年）春，诸葛亮第三次北伐，遣陈式攻武都（今甘肃成县）、阴平（今甘肃文县西北）二郡。魏雍州刺史郭淮领兵欲击陈式，诸葛亮即亲自出兵建威（今甘肃西北）。郭淮退兵，蜀军遂取武都、阴平二郡。第三次北伐以取得局部胜利结束。这次的规模称不上战役，主要是诸葛亮以巩固蜀地，为以后出兵作铺垫。

建兴八年（230年），曹魏采取主动行动，发兵进攻汉中。诸葛亮急调两万援军阻击。后因雨路阻，魏军退回。这次属于防守反击，魏军的失利一方面是天气的原因，另一方面说明有诸葛亮的蜀军无论在战略还是战术上都不输于魏国，魏伐蜀的时机还不成熟。也可以看出诸葛亮对蜀国的重要程度。

建兴九年（231年），诸葛亮第四次出师，再围祁山。鉴于蜀道山多路险，以前的北伐多因军粮运送困难而受严重影响，诸葛亮为解决这个难题，发明了一种适合山道的叫“木牛”的运粮车，向前方运粮。魏明帝闻祁山被围，忙派足智善算的司马懿迎击。诸葛亮留下部分军队继续包围祁山，自率主力东上寻找司马懿决战。两军相遇于上邦（今甘肃天水市）一带。司马懿深知蜀军的粮食供应仍很困难，有意避免决战，扎营坚守，拖延时日。诸葛亮随即改变策略，佯装退兵，诱敌出战。司马懿谨慎尾随，但不主动出击。魏军中一些将领多次请战，均遭司马懿拒绝。于是魏军中有人讥笑司马懿“畏蜀如虎”。司马懿无奈，只好派大将张邰出战，结果被早有准备的蜀军击败，损失三千多人。魏军上当吃亏后再也不敢恋战，而诸葛亮也因此无法消灭司马懿的魏军主力。双方相持月余，蜀军粮食供应日益困难，负责运粮的蜀国大臣李严，既疏于职守，又怕承当罪责，就假传后主旨意，要诸葛亮退兵。诸葛亮只好再次退兵。司马懿料定蜀军因粮尽撤退，不是计策，就派大将张邰追赶。诸葛亮抓住时机，于回军途中，在木门谷（今甘肃天水西南）设伏射杀了张郃，迫使魏军退去。第四次北伐结束。此次北伐，展现出诸葛亮作为军事统帅的才能，在兵力较弱，粮草不济的情况下仍能斩将略地，一度使魏军不敢“正视蜀旗”。魏国方面司马懿的策略也不可谓不精明，在不能保证自己在作战指挥上胜过诸葛亮的情况下，采取最稳妥的“坚壁清野”，以消耗战拖垮蜀军，也是很值得后世研究和借鉴的！但在临机指挥上，张邰受命追敌，死于木门，司马懿作为军团最高指挥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也再一次显示了诸葛亮在用兵指挥上的高明之处，歼敌于“己败之中”。

此后，诸葛亮暂时停止北伐行动，“休士劝农”，让士兵歇息练武；同时加强农业生产，积蓄粮食。建兴十二年（234年），开始了第五次也是最后的一次北伐。这年春天，诸葛亮率军10万，出斜谷口。此前，派使赴东吴，约孙权在东面呼应，出兵攻魏。不久，蜀军攻占了渭水南岸的五丈原（今陕西眉县西南），与魏大将司马懿对峙于渭水。为了避免再次出现因军粮不继而造成中途退兵的情况，诸葛亮又发明了“流马”车运送粮食，同时抽出一部分士卒分杂在渭水沿岸百姓中，进行屯田。魏军方面，则仍坚守不战，以待蜀军粮尽疲惫。

这年五月，孙权应蜀国之约，发兵分三路攻魏，但主力在合肥（今安徽合肥西北）失利，导致全线撤退。蜀、吴夹击的计划落空。

蜀魏在渭水对峙了一百多日。八月，诸葛亮因积劳成疾，病死于五丈原军中。临终前，诸葛亮决定撤军，并对撤军作了部署。诸葛亮死后，蜀军依嘱，整军从容而退。司马懿不知诸葛亮已死，只紧追而不敢战，蜀军故作回军反击，受前几次的影响，司马懿怕中计，不敢再追。

及蜀军安全撤退毕，蜀国才宣告诸葛亮病死。时民间百姓流传笑话说：“死诸葛能走生仲达（司马懿字仲达）。”一般认为第五次北伐是诸葛亮的军事战略的最高体现，但同时也是诸葛亮的无奈之举。前几次失败使诸葛亮看出以蜀国一国之力是很难击败魏国的，于是他想到与吴国夹击的战略，在北伐之前的准备一方面是诸葛亮作为政治家对本国国力的认识，也说明诸葛亮对这次北伐的看重。但其过程和结果也说明诸葛亮在面对司马懿的“避免决战，扎营坚守，拖延时日”的战略时，没有更好的对策。

在北伐之始，有部将建议诸葛亮“奇袭长安”，诸葛亮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否决了这一提议。对于这一决策，后世一直未能达成共识，一般是认为诸葛亮作为一个政治家对“一将无能，累死千军”的影响太过看重，导致未能实施这一方案，是其战略思想决定的。在对司马懿的坚守上，诸葛亮虽也屡次诱敌，也一度取得局部的胜利，但一直没能与魏军主力战略决战，消灭魏军主力，最后无功而返。这一般被认为是魏蜀军事实力上的差距造成的，司马懿以多于诸葛亮的兵力而坚守不战，诸葛亮在其对策上就显得力不从心，无法可施，本来对魏国就占劣势的兵力，自己又是攻坚一方，如果绕过渭水分兵袭敌后方就更加分散自己的兵力，对原本已经紧张的补给线无疑是“雪上加霜”。所以诸葛亮面对司马懿有“不是不为，实是不可为”的苦衷，同时这一局面也是司马懿熟谙兵法，严谨防守，使蜀军无隙可乘造成的。在选用军事将领上，诸葛亮也不可谓不煞费苦心，但由于蜀国人才的匮乏和本身在选用上的问题，造成了一些失败，不能不说是可惜的。诸葛亮的五次北伐虽然没有成功，但以蜀国地小人寡的有限力量，能够对当时实力最雄厚的曹魏主动发起攻击，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虽然这也不单靠诸葛亮一个人的力量，但他的足智多谋，他的治蜀方略，无疑是很重要的因素。诸葛亮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的很多战略战术以及军事思想还是值得后世兵家借鉴和学习的。

祁山开发与“六出祁山”

一千七百多年前，在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一场蜀、魏战争，但在战争还未开始，蜀丞相诸葛亮就把战略重点放在天水西南的秦地西垂的祁山之上，后演义为“六出祁山”。为什么诸葛亮要把目光盯向祁山呢？因为这里是秦国的发祥之地。但在探索诸葛亮注目之地祁山时，这里与秦地西垂历史又有什么联系呢？

其一、祁山乃长安之首

《三国演义》中说：“众将曰：‘取长安之地，别有路途；丞相只取祁山，何也？’孔明曰：“祁山乃长安之首也。”

为什么诸葛亮要把祁山视为长安的首脑位置呢？在此有二种含义：一是，祁山是秦国的发祥之地，曾是秦早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史载：秦襄公始建秦国于西垂。祁山是秦人东向统一全国的始发地，所以要取长安，按照古典历史经验必须先攻下祁山。二是，长安为魏明帝所据守，要取长安必须先取陇西诸郡的必经之地祁山。

祁山是秦人东向取得全国统一的“根据地”，诸葛亮是吸取了秦人在祁山东向统一全国的历史经验，必须用百折不挠的志向和毅力，往返率军迂回北上祁山，其目的是踏着秦人东向路线，过渭河进入冀县（甘谷），经秦安街亭，再向张川迂回迈进，越陇山顺陕西千河而下，取曹魏所据长安之地，最终达到“尽忠汉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完成三国一统大业的战略目的。由此看来，这就是诸葛亮声东击西“六出祁山”的实质。但是曹魏也把陇西重要防线祁山作为陇西重要关隘，派重兵把守，故诸葛亮数攻祁山城堡不下，首出祁山又遭街亭之失，只得拔西县千余家返回汉中，但并没改变他拿下祁山的决心和信心，时隔二年，诸葛亮又率大军再取祁山，故《三国演义》一百回，孔明曰：“陇西诸郡，倘有兵来，必由此地，更兼前临渭滨，后靠斜谷，左出右入，可以伏兵，乃用武之地。吾故欲先取此，得地利也。”

祁山不仅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更重要的是秦人东向始发之地。秦人自从大禹导漾（西汉水）以来，和戎保西垂，西垂大夫秦仲为保西垂以身殉职，秦文公东猎至淠渭，经三十二代历八百多年后，在长安建立了一统天下的强大秦王朝。不能说历代兵家不以史为鉴。

20世纪90年代初在离祁山堡以西13公里的大堡子山上的秦公大墓被挖掘，文物流失于国内外，从出土文物看秦公大墓可以说是铺玉盖金的，故引起学术界的轰动，并写出十篇考证文章评论礼县是秦国的发祥之地。根据调查，礼县祁山一带（包括大堡子山在内）为秦西垂陵区，宝鸡为秦西陵区，成阳为秦东陵区，临潼为始皇陵区；在秦人西大陵区中，秦西垂陵为其首。秦人掘起西垂。几经危亡，几经浮沉，前仆后继，跃马西垂，为记舜帝之恩，作太牢以祀，先后历十二公，烈烈铁骑刚直勇猛，皇皇文臣、人才辈出，蓄士纳贤以牧为业，终于走出西垂，迈向中原，广纳中原文明与巴蜀文化，由弱到强，由小到大，富国强兵，定都长安，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大秦帝国，“车同轨，书同文”。如果说陕西临潼为秦文化的末端，那么礼县的西垂陵祁山一带就是秦文化的开始。祁山，故乃长安之首。

其二、祁山乃用武之地及其历史地位

祁山作为昔日秦早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秦国的发祥地，“人口密集，十分富庶”之地，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历史资料多有记载。

诸葛亮博览群书，当看到这些祁山文化底蕴和历史积淀时，怎不为之惊叹，故流连于巴蜀鸟道和暮雨风尘之中，为祁山的古老历史文化所陶醉，为这千古名山而呐喊。诸葛亮首出祁山上表言，“祁山去沮县（陕西勉县）五百里，有民万户，瞩其丘墟，信为殷矣”的论断，也是他对祁山古老文化考证所得出的结论。经近年考古发现，在西汉水上游文化层有五十多处，其中有伏羲文化，寺洼文化，仰韶文化，齐家文化，三国文化等，文化层次几乎囊括了中国历史的历朝历代，尤其近年在祁山附近的大堡子山出土的文物，在全国和世界学术界引起震动，并引起全国和世界专家的高度关注。事实证明，诸葛亮曰：“瞩其丘墟，信为殷矣”的正确性。也反映了祁山的深刻文化底蕴和昔日历代交兵的古战场的悠久文化历史。

其三、诸葛亮开发秦人西垂祁山之地实施的几项改革措施

诸葛亮在出祁山期间，对人才培养、人口双向交流、交通工具改革、种草种树、发展畜牧业等方面实施了好多改革措施和发展谋略。

1祁山木牛运。《三国志·后主传》说：“九年（公元231年）春，三月亮复出祁山，始以木牛运，魏司马懿、张邰救祁山。”

诸葛亮率十万大军兵临祁山之后，首先遇到第一个大问题就是交通不便，军饷后勤保障难以解决的问题。《水经注》引《开山图》云：“汉阳（天水）西南有祁山，蹊径逶迤，山高严险，九州之名阻，天下之奇峻。”在这“九州之名阻，天下之奇峻”之中，要想解决交通运输以保障军需谈何容易，他首先发动全军将士，献计献策，搞交通工具改革，发明了一种适应高山地区的车具，这就是史书中记载的“祁山木牛运”。

从近年在秦早期出土的四轮车模具和秦墓附近的两个秦车马坑中可以看出，这里很早就是十分繁华之地，而且交通在中国历史上是首次利用战车的先例，要不然周穆王巡“西”时，怎样驾驷，让造父驭车饮酒于漾水（西汉水）之上呢？秦始皇西巡，怎样驭车在这里“望九以祀”祭祀祖陵的呢？这说明在秦代就是交通十分发达的地区。到汉代何以颓丧到这种地步呢？诸葛亮在祁山肯定是看到了秦代的战车和辇道，要不然从何基础上进行祁山的“木牛运”呢？在这高山黄土丘陵区的西汉水两岸，当时是如何行驶车的呢？

在考察中不难发现，沿西汉水两岸的高山梁峁之颠，亘山荦道通冲，蜿蜒迂回，通达无阻。所以，车马坑也葬在半山顶或河谷阶地。

2诸葛亮对人才重用和对冀县、西县的人口异地交流

《诸葛武侯集·卷三》郭冲回事曰：“出祁山，陇西、南安二郡，应时降围天水，拔冀县（甘谷）虏姜维，驱略士女，数千人还蜀。”诸葛亮甲兵出祁山，先取下了陇西、南安（甘肃陇西县渭水东岸）二郡后，及时攻占天水，诸葛亮在天水关（今天水镇）俘获姜维后，委以重任，先为仓曹掾、加奉义将军、封当阳侯、后迁中监军、征西大将军。这实质上是诸葛亮对人才的珍爱和对魏部势力的一种削弱，在此期间实施他的第一次人口大迁移，驱赶虏夺未婚男子、社会阶层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习武之人或有技艺之人、掌刑狱的官吏和未婚女子、掌握技艺的妇女等数千人还蜀。从褒义上讲，是诸葛亮对年轻有为的人才进行的一次祁山与巴蜀人才交流大调动。从战争的角度讲，是采用军事行动迁移的一种强制措施，一是有力地削弱了曹魏在冀县的有生力量，二是为蜀国争得了技术、军事人才，故“人皆贺，亮颜色愀然”。亮并言：“国家未举，使百姓困于豺狼之吻，一夫有色，皆亮之罪，以此相贺；能不为愧。”

按《三国志·蜀书·姜维传》建兴六年（公元223年）“维等乃俱诣诸葛亮。会马谡败于街亭。亮拔将西县千余家及维等还，故维遂与母相失。”可知，拔冀县数千家还蜀和亮拔西县千余家及维等还是同年之事。据《汉书·地理志第八》载，“天水郡，汉武帝元鼎三年置，莽曰：填戎明帝（曹睿）改曰汉阳（郡）户60370，人口261348，县十六”。天水郡辖冀县，平均每县只有16万人，户均4·3人。按郭冲回忆，诸葛亮就迁走五千人还于蜀国。无疑是对曹魏的一种有生力量的削弱。

按《汉书·地理·第八》载，当时“西”（西县）属陇西郡：“陇西郡秦置、莽曰：厌戎，户53964，人口236824，有铁官、盐官，县十一。”平均每县不足22万人，户均44人，冀县和西县每户人口不足5人。诸葛亮拔西具千余家还汉中，就迁走四五千人。按现在每县最少40—50万人，汉代每县仅有二十多万人，仅占现有人口的一半。我认为这是对密集人口的一种疏导，有利地增进了祁山与巴蜀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

但在一次礼县秦人西垂文化座谈会上有人提出，从文物考古发现，从汉代之后，至元代之前，包括南北朝，五代十国，唐代之前这一段时期，礼县文物出土很少，且与诸葛亮拔西县千余家返还汉中有关系，对这一问题的提出还有待于商榷。

诸葛亮拔西县千余家返还汉中，可能是一种人口双向交流，也可能有一部分迁移后又返回来了，要不然，礼县人都说祖先是四川大槐树下迁来的，四川是否有大槐树这个地名，且疑。在三国时，汉代陕西兴平东南的槐亘也在蜀国地域之内，故有这种传说。这充分说明，诸葛亮在双向人***流中，起了积极作用，并促进祁山各业兴旺和经济的发展。

3诸葛亮倡导种草种树发展畜牧业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漾水》云：“祁山在蟠冢（今天水齐寿山）之西七十许里，山上有城，极为严固，昔诸葛亮攻祁山，即斯城也。汉水（西汉水）迳其南，城南三里有亮故垒（今指何台村背后的观阵堡），垒之左右犹有丰茂蓿草，盖亮所植也。”诸葛亮率十万军兵出祁山，首先遇到至关重要的是粮草问题，军士带粮有限，第一次出兵祁山，攻祁山堡不下，就在汉水南岸现“观阵堡”驻军半年之余。如果粮从汉中运送，路途遥远，又遇名隘高山之隔，唯靠当地供给，但对祁山久攻不下，只得靠自力更生、自给自足来补充军饷。就是靠当地解决，西县当地仅2万人口，按张澍《方舆记要》：“武侯出祁山，祁山万户，出租五百石供军。”十万大军兵临祁山，怎样供给军饷，也是可想而知的。按《三国演义》一百一回中载：建兴九年二月，孔明复出祁山伐魏中，孔明降卤城（盐官），在陇上与司马懿抢收熟麦之事，诸葛亮采取先下手为强，抢收了熟麦，以解日下军饷供应之难。

在祁山发展畜牧，早在西周晚期非子时，就在这一带养马，马大繁息，得周孝王之召至陕西千河流域为周室牧马，有着悠久的光荣历史传统。这里有卤城（盐官）水盐饲喂，当然是个有利条件下的天然的大牧场。至今仍流传着“盐官骡马名州县”的民谣，故盐官仍保留了“盐关骡马交易市场”，横跨西北五省。为此，诸葛亮倡导种草种树，发展畜牧，才能解决目前的困境，也是一种长远之计。在今红河之东曾有个西苑之名，曾是大禹佐舜帝训马的场所，故言：“西苑多马，大秦多宝。十国多人。”

诸葛亮为开发西陲祁山，改变经济落后面貌，在种草种树、发展畜牧上是下了工夫的，史歌民谣一直唱到今，经考查当年诸葛亮种草之地，位于祁山城堡南三里的何台村，现观阵堡下，这里仍四季如春，柏荫森森，郁郁葱葱一片。入其间，看见有三棵大柏树，使人吃惊。最粗一棵有六人之围，至少有千余年，相传为诸葛亮所种。现观阵堡右侧，为圈马沟，传说是诸葛亮圈养军马和种草的地方。今日变农田，可想在1700年前，这里却是一片牧养军马的好地方。且闻祁山的苜蓿子都是诸葛亮从四川带来的。

综前述，诸葛亮对兵出祁山，开发秦人西陲边塞，然后达到踏着秦人东迁路线取长安，这是他多次出兵祁山的实质。按照这里的悠久的历史文化背景，正确估量祁山的历史地位，在秦人的发祥地上，诸葛亮实行大胆的技术革新，进行人口疏导，解决高山交通不便，鼓励种草种树，饲养家畜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有利地促进了祁山的开发，增进了祁山巴蜀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