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作为人格上的楷模，一直是后世官员模仿的典范。那么，诸葛亮是如何修炼到接近“完人”的人格境界的呢？他为官为人的思想源泉出自何处？

垂范后世的为官之道

诸葛亮自27岁出山辅佐刘备，南征北伐，直到54岁病死在战场上，可以说是一生中一半为民，一半为官。

而在他的27年宦海生涯中，在处理己与人，事与物，国与家的关系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套成功的为官之道，做官的准则。

对诸葛亮的为官之道作一考察和审视，会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他非常强调“正身养德，严于律己”的行为准则。

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吕氏春秋》中也有“凡事之本，必先正其身”“治其身而天下治”的思想。出身于“明经”世家的诸葛亮深受这一思想的影响。在他看来，“夫释己教人，是谓逆政；正己教人，是谓顺政。故人君先正其身，然后乃行其令。身不正则令不从，令不从则生变乱”。

在这里，诸葛亮把做官者的官德同社会的安定联系起来，认为“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下不可居矣”。

诸葛亮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时刻注意自身的政治形象，以榜样的力量来影响部下，从不使自己和家人有特殊于同僚和部下的地方。

北伐中，诸官子弟皆随军运粮于深谷高山之中，诸葛亮嗣子诸葛乔虽然年轻，也同诸官子弟一样督兵奔忙在大军之中。北伐时街亭失守，亮恨己用人不当，上表自请贬官三等，并号召部下勤攻己阙，并认为“勤攻吾之阙”者是“忠虑于国”者。这是何等的胸怀，这同那些心胸狭窄者、讳疾忌医者、一贯正确论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为官之道，西晋张辅评论说：“已有功则让于下，下有厥则躬自咎，见善则迁，纳谏则改，故声烈振于遐迩也。”

诸葛亮在蜀汉执政期间，还一直提倡“清正廉洁，崇俭抑奢”的为官之道。

清正廉洁，崇俭抑奢，是中国官员的传统美德，更是诸葛亮的为政之道。诸葛亮在未出山从政之前，躬耕于南阳，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这种自食其力的生活经历对他从政有着重要的影响。

他在《诫子书》中说：“静以养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为了“致远”而图“静”，为了“明志”而‘淡泊”，把“静”、“俭”作为修身养德的重要内容。这在视财如命，把享受看成是炫耀自己身份的封建社会里不能不说是可贵的精神。

诸葛亮的尚俭准则，主要有以下表现：

诸葛亮在蜀位高权重，然为官清廉，不谋私利，除国家规定应享用的俸禄外，不另治家产，不敛用民财，正如他自己对后主所说：“臣在外任，别无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三国志·诸葛亮传》）

据史书记载，诸葛亮一生就是这样为官，无私而来，清正而去，北伐途中，死在任上，“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殓以时服，不须嚣物。”一国丞相，哪里死哪里葬，坟墓仅能放下一口棺材。不仅没有随葬品，还殓以时服，真是少见。这种丧事节俭的做法，在盛行厚葬的封建社会，是难能可贵的。难怪后人一提起诸葛亮，便立即想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诸葛亮自己节俭，其家人也不例外，据《北堂书抄》卷三十八载，诸葛亮与李严书云：“吾受赐八十万斛，今蓄财无余，妾无副服。”张谢评论说：“侯之妾无副服，其俭德可师矣。”一国丞相的妾竟然没有替换的衣服，如果不是了解诸葛亮一生和整个家族的人，是难以相信的，然而这却是史书记载，一千多年尚无人提出疑问。

《盐铁论·疾贪》中说：“夫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故贪鄙在率不在下，教训在政不在民也。”这些言论正是说的为政者的表率作用。诸葛亮官至相位，一身正气。上正，下孰敢不正？上清正廉洁，下孰敢贪赃枉法？

我们查考蜀国史料，找不到像东汉梁冀那样的贪官污吏，见不到像西晋王恺和石崇那样的恶富，所有的是一批清正廉洁的官员：董和“躬率以俭，恶衣疏食”，为官“二十余年，死之日家无儋石之财”。邓芝“赏罚明断”，“不治私产，妻子不免饥寒，死之日，家无余财”，姜维“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资财无余，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衣食取供，舆马取备，印台节制，不奢不约，官给费用，随手消尽”。费祎“雅性谦素，家无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

翻开史书，能有如此官德政风的朝代实在少有，究其原因，还是由于诸葛亮清正廉洁，崇俭抑奢的为官准则教育、影响了满朝文武，带出了一大批清正廉洁的官，赢得了蜀汉人民的爱戴，受到后世的称赞。

在执政时，诸葛亮苦于蜀汉政权缺乏人才的情况，大力提倡“荐贤举能，礼贤下士”。

人才是国家的栋梁，把有才者举荐出来，为社会效力，不仅是人民的愿望，更是当权者的职责。如果人才得不到正当的使用，或者根本不用，必然造成社会不稳，国家不安。

偏安一隅的诸葛亮更是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他说，“治国之道务在举贤”，“故国之有辅，如屋之有柱，柱不可细，辅不可弱，柱细则害，辅弱则倾……夫柱以直木为坚，辅以直士为贤。直木出于幽林，直士出于众下”。

他一方面要求官员像柱子一样直，以忠为贤，另一方面，举贤时又不求全，坚决反对“为人择官”，主张“为官择人”。蒋琬是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刘备给了他个小职务，不能尽其所能。蒋琬有情绪，工作没有做好，刘备向他问罪，是诸葛亮慧眼识英雄，不仅救了他的命，而且委以重用，使之为国效力，成为蜀汉政权的中坚分子。

一般说来，古今有才者，大多有自己的个性，只要领导者能礼贤下士，不求全责备，无不如江水归大海一样投入统治者的怀抱。正如《吕氏春秋》所说：“士虽骄之，而己愈礼之，士安得不归之。”

杜徽是三国时期的名士，诸葛亮人蜀后，请他出来做官，他坚辞不就，是诸葛亮礼贤下士三番五次的敬请感动了他，遂被拜为谏议大夫。还有一位叫王梁的名士以“儒学节操”称名于世，本不出仕，也是诸葛亮礼贤下士的作风感动了他，也被拜为谏议大夫，五官中郎将。

费祎在诸葛亮南征时还是一位小人物，因其“志虑忠纯”，深得诸葛亮器重。诸葛亮南征归来，百官在成都郊外数十里处迎接。为了表彰这位官虽小但有才华的费祎，诸葛亮与之同车而归，令文武百官无不刮目相看。

诸葛亮这种礼贤下士的作风，深得有识之士的理解和拥护，无怪荆襄名士和益州文人，大都来到他的周围，为他出谋划策。

为了让自己的政策能够真正行之有效，诸葛亮采取了集思广益的方法，鼓励下属提出执政的具体意见。

他认为，为政者必须有参谋人员帮助策划，否则如人夜行。他说：“夫人君拒谏，忠臣不敢尽其谋，而邪臣专行其政，此为国之害也。”他虽然读书“独观其大略”，然而对历史上为政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都牢记在心。

在《前出师表》中，诸葛亮对刘禅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他在著名的《与部下教》中说：“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若远小嫌，难相违覆，旷阙损矣。违覆而得中，犹弃弊跷而获珠玉。然人心苦不能尽，惟徐元直处兹不惑，又董幼宰参暑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来相启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于国，则亮可少过矣。”

可见他在处理军国大事时十分注意听取部下的意见，这近乎于我们今天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集思广益”这个词，在历史上正是诸葛亮首次提出并使用的。这在封建社会的官员中是少有的。

诸葛亮认为，“为政之道，务于多闻，是以听察，采纳众下之言，谋及庶士，则为物当其目，众音佐其耳”，“人君以多见为智，多闻为神……怨声不闻，则枉者不得伸；进善不纳，则忠者不得信，邪者容其奸”。

诸葛亮被后人视为智慧的化身，以至于“状诸葛之智而近妖”，可见是宣传者忽视了诸葛亮的智慧来源于“多闻”“多见”的调查研究之中。诸葛亮之所以在工作中很少失误，就在于他遇事广泛征求别人的意见。南征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就是他善于听取和采纳别人意见的例证。

还是清人张学山对此评之中肯：“武侯天下才也，非一己之才胜天下，乃合天下之才成一己也。”

“用心平，劝戒明，教之以德，严之以刑”是诸葛亮执政时相辅相成的两种具体方法。

袁准说，诸葛亮“及其受六尺之孤，摄一国之政。事凡庸之君，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如此即以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

诸葛亮深知历史上那些有治世之名的文臣武将，无不身先士卒，以德服人，以刑为约，赏罚分明。

他位高权重，仍能以身作则，不为功名所诱，不为利禄所累，仍守“不求闻达”的初衷，当李严劝他“宜受九锡，进爵称王”时，他不仅不受，还为了剖白自己的心迹，写了《答李严书》一文，证明自己之所以“鞠躬尽瘁”，是为了“兴复汉室，帝还旧都”，非为私利。

诸葛亮熟读经书，深知凡治国者纯德治，不能使社会秩序井然，纯用刑不教而谓之虐；只有儒法合一先礼后兵，教之以德，严之以刑，才能“上下有节”，左右有序。并明确指出：“明君治其纲纪，政治当有先后，先理纲，后理纪；先理令，后理罚；先理身，后理人。是以理纲则纪张，理令则罚行。”

入蜀后，他亲自主持制定了《蜀科》，又作《八务》、《七戒》、《六恐》、《五惧》，以训厉臣子。规章健全，制度完备，使吏民有章可循，民知廉耻，吏知荣辱，以防止不教而杀的虐政出现。

执法严，办事公平，是其为官的重要原则，他说：“吾心年如种，不能为人作轻重。”“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

李严与诸葛亮同受先帝之托辅佐后主，因假传君命，耍权术，搞阴谋，误了国家大事，诸葛亮上表把他削官为民。马谡与诸葛亮亲如父子，“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在北伐中，马谡违背诸葛亮的部署，畏敌逃跑，致使街亭失守，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诸葛亮罚不避亲，将马谡“下狱物故”。而对同时参战，忠实执行军命的王平进位封侯加官。

街亭失守，诸葛亮也深感自己“明不知人，恤事多暗”，上表请求“自贬三等，以督厥咎”。在失败面前，对于功过是非，分理清明，敢于主动承担领导责任，其用心之良苦，何人能说个不字。

正是既注重思想教化，又严之以刑罚，才使整个蜀汉社会“人怀自厉，道不拾遣，强不侵弱，风化肃然”。正如陈寿评论的：“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

作为处理问题的具体方针，“通权达变，因时制宜”的原则贯穿诸葛亮为官的始终。

如公元214年，刘备夺取益州之后，为了打击巴蜀的豪强势力，诸葛亮厉行法制，引起朝野人士的不同议论。其中法正就持不同意见，并举高祖刘邦入咸阳“约法三章”的事例来劝诸葛亮缓刑弛禁。

公元216年，诸葛亮写了《答法正书》一文，向法正指出：刘邦入咸阳“约法三章”、“缓刑弛禁”是因为“秦以无道，苛政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干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现在的情况与刘邦之时大不相同：“自焉以来……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这充分体现了诸葛亮善通权达变，因时制宜，不因循守旧的辩证原则。

再如诸葛亮对南中少数民族地区所采取的方略，更值得后人仿效。南中少数民族，不满于汉人统治，多次谋反。西汉时期的统治者对此多用镇压手段处理，有时一次就杀掉几万人。由于奉行大汉族主义，南中少数民族始终不服，刘备病逝的消息传到南中，其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再度反叛。诸葛亮一反过去统治者的镇压措施，实行他早年在隆中向刘备提出的“和抚”政策，对南中先礼后兵，以礼为主。先让李严书晓喻闽，但雍闽不知好歹，图谋反叛到底，诸葛亮不得不进军南中。虽然威之以兵，但仍用“攻心为上”的战略，仅用四个月就平息了南中叛乱。

南中平息后他没有像往昔那样留汉人当官，而是“皆印其渠率而用之”。对那些有一定影响的人物，只要他能拥护中央政权，就留做地方官员，有的还调到中央任职。

对此，有的人不理解，建议还是用汉人统治为好，诸葛亮根据实际情况，分析留汉人的不利因素时说：“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伤破，父兄死丧，留外人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诸葛亮权衡利弊，采用了让少数民族自己管理自己这一上策，达到了“夷汉粗安”的目的，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公元229年，孙权称帝，其群臣以并尊二帝来告。议者咸以为交之无益，而名体弗顺，宜显明正义，绝其盟好。诸葛亮做《绝盟好议》一文，反对与吴绝交，说明为使蜀“北伐无东顾之忧，河南之众不得尽西”，必须维护与东吴的盟友关系，并派陈震前往祝贺。这都体现了诸葛亮不墨守成规的辩证方法论原则。

为官一任，利民一方，始终是诸葛亮为官的原则。从大的方面说其宗旨是为了“兴复汉室，帝还旧都”，但考察和审视诸葛亮的一生，见他所到之处总是留下人们难以忘怀的痕迹。以至于诸葛亮死后，其子诸葛瞻在朝为官，“蜀人追思亮，咸爱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虽非瞻所建倡，百姓皆传相告曰：‘葛侯之所为也’”。

诸葛亮从阻都到豫章，又至襄阳，对各地的生产技术，生活习俗，百姓疾苦，多有体察，自从军到为政其阅历之丰富，是一般人所不及的。从政之后，为发展蜀国经济，积极推行劝农政策，并兴修水利，注重农田灌溉。

据《一统志》载，在金齿指挥使司城南15里处，有大诸葛堰和小诸葛堰，皆有灌溉之利；另据孙嘉淦《南游记》载：漓江初分，屈曲山问，史禄别凿一渠以通舟，诸葛亮在此基础上又续修水利设施，以灌农田，渠上有武侯祠。

诸葛亮还在南中推行以农为主的开发政策，命令各郡太守，组织屯田，把北方的生产技术带到南中去。杨慎在《滇权载记》中说：“诸夷慕侯（指亮）之德，渐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

在发展农业外，还在南中修桥铺路，开发矿山，以繁荣南中经济。西南边陲至今有的菜还称为“诸葛菜”，树称为“诸葛木”，也许是诸葛亮从中原引进的品种以发展当地经济。

诸葛亮在南中时还在尊重当地习俗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能使当地人接受的改革。据高承《云南记》载：南中风俗，兵每出征，必先杀人祭神，以求神阴兵以助之。而诸葛亮“杂用羊豕肉，而包之以面，像人头以祀，神亦享焉，而为出兵，后人由此为馒头”。细查史书，诸葛亮为西南边陲的文明发展作出了大量贡献。

中国历史上的大小官吏，可以说是多如牛毛，而为相者也成千上万，而能像诸葛亮这样，仅在27年的政治生涯中为后人留下如此之多的文化财富者，却是空前绝后的。难怪关于诸葛亮的美好故事在他死后总是不分民族，不分国界，不分时限地被人们传颂着，究其原因，无不与诸葛亮一生的为官之道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诸葛亮的为官原则，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唐代宰相裴度对此评论说：“法加于人也，虽死徙而无怨，德及于人也，虽奕叶而见思……若其人存其政举，则四海可平，五服可倾。”诸葛亮的为官之道，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对于中国历代官员都有借鉴意义。

出将入相的法家风范

“晖晖若长庚，孤出照一方。”诸葛亮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法家政治家、军事家。他一生的法家思想的伟大实践，成果辉煌，为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也为后人树立了光辉典范。

诸葛亮法家思想的形成

诸葛亮法家思想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其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现择其重点而论。

从时代特征上来看，东汉王朝是由豪强地主垄断的政权。统治者为维护本身利益，尊儒反法，大肆兼并土地，极度盘剥农民，促使阶级矛盾激化，公元184年“八州并发”黄巾农民起义，摧毁了东汉王朝的统治基础，打击了豪强地主的势力，荡涤了上层建筑领域内的污泥浊水，孔孟之道和谶纬神学被风扫残云，客观上为新一代法家人物茁壮兴起提供了适宜的气候和土壤。

随着黄巾起义的失败，地主阶级内部急剧分化，派别斗争、路线斗争接踵出现，战争连锁爆发。公元189年东方州郡联兵讨伐董卓，而以袁绍、袁术、公孙瓒、陶谦、刘表、刘焉为代表的豪强地主官僚违人愿，逆潮流而奉行孔孟之道，凭“内亲民事，外领兵马”，依家兵、部曲，割据一方，“家家欲为帝王”，连年混战，使全国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

黄河流域经济遭到空前破坏，“百里无烟，城邑空虚，道瑾相望”，“千里无鸡鸣，白骨蔽平原”。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以曹操、刘备、孙坚、孙策为代表的中、小地主阶层人物，对农民的专政和豪强地主相一致，曾镇压过黄巾起义，但在地主阶级内部财产权力再分配上和豪强地主、州郡军阀的主张与要求根本不同。

他们主张统一，反对分裂，要求重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主张法治，反对礼治，抑制豪强兼并，打击州郡军阀割据；主张“唯才是举”，反对“任人为亲”。他们与州郡军阀分道扬镳，强烈要求法家统一革新路线，革新东汉腐败政治，高举法家战斗旗帜，进行着统一中国的战争。结束了自西汉元帝以来儒家思想路线占统治地位的局面。

从出身方面考察，公元181年，诸葛亮生于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南）的一个小官僚地主家庭。当时崇儒反法的东汉王朝已无力控制局势。天下动乱，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极其激烈，分裂割据趋势已基本形成。诸葛亮四岁（公元184年）时，黄巾起义，汉灵帝组织保皇军镇压，屠杀义军，使繁华的中原大地沦为杀人屠场。

诸葛亮父亲诸葛珪曾任泰山郡丞，不久去世。自公元188年诸葛亮由其叔父诸葛玄抚养。家乡战乱烽火的恐怖，在诸葛亮幼小心灵中打上了深刻烙印，在其思想上渴望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人民安宁的愿望犹为强烈。

公元194年，诸葛亮14岁随叔父流寓豫章。公元195年诸葛玄丢官后带诸葛亮依附刘表于荆州。公元197年诸葛玄病故，17岁的诸葛亮与其弟“躬耕陇亩”于南阳隆中，直至公元207年。

颠沛流离、四处奔波避难谋生的少年诸葛亮，又经历了十年躬耕，面对此种情势，居“危”思“安”，要求祖国统一的法家思想由此而产生是情理之中的。

从当时社会的特点来看，东汉后期，南阳、襄阳一带是官僚、豪强的聚集地。据载，从襄阳岘山以南至宜城百余里间，刺使、太守之类官僚有数十家。豪强势力兼并土地的矛盾十分尖锐，参加黄巾起义的农民达数万人。

公元190年，袁术唆使孙坚杀荆州刺史，占据南阳。3月刘表继任荆州刺史，得到南郡小庐县土豪蒯越与襄阳土豪蔡瑁的支持，人据襄阳，襄阳成为荆州地区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可刘表“外宽内忌，好谋无决”（《刘表传》），喜欢空谈，不识“庶务”，境内“游子甚多”，“平居发调”，“人心不悦”（《诸葛亮传》）。“博术儒术”、“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刘表传》）。

然公元200年官渡之战曹操胜袁绍后，统一北方的形势将近，孙权割据江东亦趋稳固。急剧变化的形势，激荡着荆襄志士仁人。颍川徐元直、石广元、汝南孟公威，博陵崔州平等，他们与诸葛亮“晨夜相从”，读书吟诗，谈古论今，评论天下大事，抒发自己的见解，游学并进行社会调查，运用法家思想，分析现实，研究历史，寻找实现统一祖国的远大政治抱负之良策。

他们耳闻目睹了董卓造乱、二袁等坚持儒家路线的败亡；黄巾农民起义的威力；曹操、孙策、孙权执行法家路线的胜利；由于豪强、州郡军阀混战国家四分五裂，人民深受其苦的情景。因此，诸葛亮对当时的现实和人民渴望统一的愿望感受极深。

他身居草庐，志在统一，成为当时“识时务”的俊杰。因而诸葛亮多年后在《又与部下教》中说“昔初交崔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徐元直，勤启‘诲’”。在这些人的帮助下，特别是他和不满刘表的襄阳名士庞德公、司马德操过往甚密。这样，便在襄阳形成一个鄙视儒生的集团，他们认为儒生是“不识时务”的庸才，只有懂得时务的人才是人才。

庞德公是这一集团的首领，很器重诸葛亮，称做“卧龙”，称司马德操为“水镜”、庞统为“凤雏”。诸葛亮的岳父黄承彦又是沔南名士，其妻是相配他的贤内助。这些密切的社会关系与他们对社会实践的调查研究以及他十年的躬耕实践，无不是诸葛亮法家思想的形成之因。

从诸葛亮的个人学习历程上来看，诸葛亮法家思想的形成是和他青少年时代精读研究法家著作、博采众长分不开的。

诸葛亮幼年时期，受齐鲁文化的熏陶，法家管仲、乐毅是他所崇拜的人物。诸葛亮客居襄阳隆中13年，特别是隆中少年的躬耕中，他刻苦学习，了许多政治、经济、军事书籍，精研了历代政治、经济和各学派的政治主张及思想观点，通过分析得出：“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礼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诸葛亮集·论诸子》

他对先秦法家人物特别是管仲、申不害、韩非子等人的著作，更是认真钻研，“每自比于管仲、乐毅”（《诸葛亮传》），这些法家著作的学习对他的法家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从《诸葛亮传》中看出，他学习时不死读书，而是“观其大略”，抓住纲领，体会精要。反对抓住经典不放，寻章摘句，穿凿附会地烦琐考证而脱离现实的儒学之风。

他从所读著作中吸取有益的思想和教训，作为观察社会现状和天下形势的借鉴。他“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树立了远大的理想与政治抱负，形成了他的实现国家统一的法家思想。

诸葛亮的这一远大抱负在他的《诫外甥书》、《诫子书》、《又诫子书》、《与兄瑾言子乔书》、《与兄瑾言子瞻书》中，要求晚辈要有远大志向和奋斗目标可以看出。如《诫外甥书》：“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凝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侧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美趣，如患于不济。若志不强，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也。”这段话，可说是诸葛亮青少年时代远大政治抱负的自述。

以上的这些，是诸葛亮法家思想形成的关键。207年，刘备“三顾茅庐”时，他在“隆中对”中为刘备精辟地分析了客观形势，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统一革新法家路线，先取荆州、益州，与魏吴鼎立。然后“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而后再两路出兵，“北定中原”，以成霸业，重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此后，诸葛亮以自己的法家思想和路线，在中国历史上谱写出了光辉的政治、军事篇章。

揭去罩在诸葛亮身上的非法家思想外衣

人民群众出于对法家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的崇敬，经过长期创作，出现了诸葛亮的艺术形象。然在儒家思想成为地主阶级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所产生的文学、戏剧作品是为其政治服务的，特别是严重反法倾向的《三国演义》的出现，给诸葛亮身上罩上了层层非法家思想的外衣，歪曲了诸葛亮本身的思想体系。

最明显的一个倾向，是把诸葛亮当成儒家思想的典范。这些作品把诸葛亮装扮成“克己复礼”、“忠贞报恩”的忠臣。说蜀汉是“正统”，曹魏是“篡逆”。刘备是“圣君仁主”，曹操是“乱臣贼子”。诸葛亮是“兴灭继绝”的“正统”代表。他死守“士为知己者死”的封建道德信条和“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天命思想。

他头戴纶巾，身披鹤氅，端坐四轮车，手摇羽毛扇，使鬼驱神，预决生死，未卜先知，在他身上灌注上了唯心论的先验论和荒诞不经的迷信思想。把诸葛亮作为儒家封建道德典范，特别是臣道的化身狂热歌颂。

然而，诸葛亮果真终生是为了“报知遇之恩”吗？是为了继刘汉的“绝世”而“鞠躬尽瘁”吗？事实并非如此，诸葛亮和刘备的结合，固然不排除“报恩”因素，但主要是他俩对执行法家路线有一致性。

刘备虽有统一天下、建立功业的抱负，但他起事时，出身寒微，势力单薄，论将只有关张二人，地无一席，前半生目睹曹操节节胜利、两袁失败之因。他本人东碰西撞，走投无路，怎能不考虑选择什么路线问题。

诸葛亮生于乱世，志在统一。他亲眼看到两袁推行儒家路线而身取灭亡，刘表、刘璋行儒家割据路线而岌岌可危。他从法家求实的思想出发，对当时形势作了具体分析。刘备走投无路，诸葛亮却胸有成竹，所以草庐一席对话，使刘备顿开茅塞。诸葛亮一出隆中，使刘备“如鱼得水”，他们先占荆州、益州，在贯彻执行逐步统一天下的这条法家路线的纽带下，他俩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

以后事实证明，执行诸葛亮这一正确路线，就能使刘备转危为安，由小到大，成为鼎足三分的一国皇帝。所以他俩的结合是为了推行统一的法家路线，重建统一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并非“兴灭继绝”、“克己复礼”。

还有一种十分严重的倾向，是把诸葛亮打扮成“神机妙算”的神仙、隐士。

他们说诸葛亮这位隐士、“神仙”又能“夜观天象”，预知“刘表不久人世，刘璋非立业之主，久后必归将军”。草船借箭的前三日就算定有大雾。他“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等等。

事实上这是诸葛亮善于运用法家求实思想，观察社会现实和自然现状，调查研究，并对客观形势作具体分析研究总结而得出的结果。绝非是“神机妙算”、“未卜先知”。

假若诸葛亮只是位驾小舟游于江湖之中，或访僧于山岭之上，或寻朋友于村落之间，或乐琴棋于洞庭之内的“隐士”，不是“高卧”，就是“闲游”，恐怕连益州在哪里，曹操是何许人也都不知道，岂能对当时形势和人物作出如此深刻的分析。更滑稽的是，把诸葛亮从“隐士”、“神仙”进一步丑化成为能够“呼风唤雨”的道士。

通过种种传说，持这种看法的人竟然让一位杰出的法家政治家、军事家身披道衣，跣足散发，沐浴斋戒，焚香祷告，兴妖作法。“七星坛祭风”，“巧布八阵图”、“驱六丁六甲扫荡浮云”、“五丈原禳星”，凡此等等。其实，赤壁之战有东南风是自然规律。陆逊不趁刘备大败而跟踪取川，是“魏兵袭其后也”，绝非被“八阵图”所吓退。“死诸葛能走生仲达”皆因诸葛亮平时治军有方，战略战术灵活，使司马懿一时摸不着底细而不敢贸然追击，并非什么将星“似坠不坠”所致。

以上几种荒唐的观点，说到底不外乎是把诸葛亮当成“英雄创造历史”的代表。

说什么伏龙、凤雏，二人得一，可安天下。当诸葛亮登台后，总演主角，凡事都在他预料之中，他坐上四轮车，摇着羽毛扇，指向哪里。胜在哪里，似乎历史被诸葛亮指挥得团团转。

但历史证明，如果没有东汉末年的黄巾农民大起义，就不可能摧毁儒术横行的东汉政权，就不可能开辟出一个推行法家路线的新时期。

诸葛亮之所以有成功的军事政绩，是他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是他法家思想的体现，是他推行统一中国的法家路线的结果。而“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诸葛亮法家思想的伟大实践

诸葛亮自公元207年登上政治舞台后，在建立和巩固蜀汉政权中，使其法家思想得到了实践，极力推行了统一祖国的法家政治路线，其成果辉煌。

公元208年，他亲赴柴桑，说服孙权，孙刘联兵，以少胜多，赤壁一战，击败曹操。而后助刘备趁胜“跨有荆益，保其岩阻”。

公元221年使刘备正式建立蜀汉政权，与曹魏、孙吴鼎足抗衡。

刘备死后，他“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务农植谷，闭关息民”。七擒七纵孟获，平定南中。“军资所出，国以富饒”。“治戎讲武，以俟大举”。

自公元227年始，他奖率三军，兴师北上，五出祁山，八年伐魏。终因主客观原因所限，未能达到“北定中原”的总目标，公元234年病逝五丈原军中。“出师未捷身先死”，但他顺应历史潮流，在其法家思想的实践上，为实现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人民安宁、社会生产发展，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内政方面，他“内修政理”，以法治蜀。

诸葛亮在治蜀方针上采取了先秦法家“法住而国治”的思想。为了刘焉父子推行儒家仁政而造成“文法羁縻互相承事，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答法正书》）的混乱状况，坚持“以法治蜀”的鲜明立场。“刑法峻惠”，严加抑制豪强兼并割据势力。

当时法正劝诸葛亮应“缓刑弛禁”。诸葛亮严正回答，并明确宣布：“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答法正书》）。有人讽刺他吝惜赦罪，他说：“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治理国家要用“以刑德治臣”。因而在北伐中，蒋琬认为正在用人，劝诸葛亮不宜斩马谡，诸葛亮在《论斩马谡》中说：“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用讨贼邪？”

此说明诸葛亮把法治与统一紧密联系在一起，要实现统一，必须“以法治蜀”，“内修政理”。因此，他在政治上“刑不择贵”，组织上“务在举贤’；经济上推行屯田，“务农植”，盐铁官营，他从各方面整顿法纪，革新政治，抑制豪强，有效地加强了蜀汉中央集权统治秩序。

在政策推行方面，为了保证上令下达的效率，他提出“科教严明，赏罚必信”的原则。

诸葛亮在《赏罚》中说：“禁令刑罚，所以威心”，“赏以兴功，罚以禁奸”。他认为法令刑罚是治国的重要工具，可震慑人心，劝善规恶。他说：“经常之法，规矩之要。”

如何掌握和发挥这一工具作用，诸葛亮主张“有忠于国”（《与部下策》）反对“竖私枉公”（《兵要》）。他认为“赏罚不明，教令不常，以私为公”，“人有二心，其国家危殆”（《赏罚》），影响到国家的存亡。所以，诸葛亮在“以法治导”中，“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诸葛亮传》），并建议刘禅要“陟罚臧否，不宜异同”，“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前出师表》）。

他“赏不逾时”，“刑不择贵”。萱恢出使东吴有功，回国后“未满三日，辟为丞相府属，迁巴郡太守”（《萱恢传》）。甫将军李严受刘备托孤之重，诸葛亮发现他两面三刀，破坏了北伐，即上表贬黜。他在《赏罚》中明确说：“赏罚不避怨仇，则齐桓得管仲之力。诛罚不避亲戚，则周公有杀弟之名。”这是他对先秦法家“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在治国的主要方针上，他强调“以法治国”、“以武为计”，“以威武为政”。

诸葛亮认为法治路线决定军队的一切，他在《整师》中说：“若赏罚不明，法令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之师无益于用。”他在《兵要》中说：“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以败；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以胜。”说明将帅的作用依赖于兵，更依赖于法。

所以他在《论斩马谡》中强调：“孙、吴所以能胜天下者，用法明也。”阐明以法治军，可以无敌于天下。他在《斩断》中提出：“军法异等，过轻罚重，令不可犯，犯令者斩。”他在军中“立旌旗以视其目，击金鼓以鸣其耳，设斧钺以齐其心，陈教令以同其道，兴赏赐以劝其功，行诛伐以防其伪。”如街亭失守后，因王平有功，立即升迁。马谡有过，斩首示众。并上疏自贬，降职三等。以训职明法。

由于他“法令明，赏罚信”，坚持法家路线，“以法治导”，“士卒用命，赴险而不顾”，故蜀军“赏罚肃而号令明”，“戎阵整齐”，“及其兵出入如宾，行寇，刍荛者不猎，如在国中。其用兵也，止如山，进限如风”。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能克敌制胜。

他“以法治军”的军事路线是为其法家统一革新的政治路线服务的。他在孙武“兵者，围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和孙膑“以兵绳之”的基础上，在《治军》中明确提出：“治军之政，谓治边境之事，匡救大乱之道，以威武为政，诛暴讨逆，所以存国家、安社稷之计。”

他还说：“国以军为辅，君以臣为佐，辅强则国安，辅弱则国危。”

所以在诸葛亮以法治军的伟大实践下，使军队成为保卫和巩固蜀汉政权的可靠工具，为贯彻诸葛亮法家统一革新路线起到坚强柱石作用。

“治国之道，务在举贤”是诸葛亮一再强调的用人标准。

先秦法家用人主张：“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诸葛亮总结历史经验，得出可靠结论：“桓公以管仲为霸，秦王以赵高丧国。”“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

据这些有益经验，他认为：“治国之道，务在举贤。”怎样才能举贤？他采用：“明主使法则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兵要》）的办法，依靠部下，通过评议，按法令来推荐。这样使“能者不可蔽，不能者不可饰，妄誉者不能进也”（《兵要》）。

他以“民之五害”作为考察、升免官吏的标准。比如州书佐蒋琬，他认为是“社稷之器”，特推荐提拔；魏国降将、天水冀人姜维，“思虑精密”，“深解兵意”，是“凉州上士也”，故破格重用。由于他以先秦法家用人路线不拘一格选拔人才，这样的组织路线为贯彻他的法家统一革新政治路线起了巨大作用。

在发展经济方面，他主持了盐铁官营的工作，而且还主动劝务农桑。

诸葛亮在经济政策上吸取前汉法家人物的理财经验，实行盐铁官营，设置了司盐校尉和司金中郎将，专省炼铁煮盐，抑制豪强垄断盐铁生产，增加了蜀汉财政收入，仅盐业一项，“利人甚多，有裨国用”。同时，诸葛亮极为重视农桑生产，提倡“劝务农桑”。

他率先垂范，鼓励子孙家人耕种农桑，精心组织蜀国种桑养蚕，织锦生产。形成了川西平原“栋宇相望，桑梓接连”，“技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的繁荣景象。使蜀汉“决敌之资，唯仰锦耳”。并将蜀锦生产由成都平原推广到南中地区，产品远销吴、魏，其收入是蜀汉军费支出的主要来源。

“务农植谷”，“闭关息民”，“功分务穑，以举民财”是诸葛亮的一贯法家政治、军事主张。如在南征中，“令士兵种蔓菁于山谷”，“以济军食”（《刘禹锡嘉话录》）。“命人教打中以伐刀耕”，使西南少数民族“渐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在北伐中，“休士劝家”，“分兵屯田于渭滨”。为促进农业发展，他提倡兴修水利，特设堰官，派一千二百多人常驻成都堰区，组织、管理、修筑诸葛堰，以利灌溉。

为促进文化交流和经济生产，改变“益州险寨”，交通不便，诸葛亮组织军民在川陕边界“凿石架空”，修复秦栈道。在白水关至成都建驿站四百余处。在越崔郡开山凿石，修筑了一条“石蹬崎岖”的山路。

诸葛亮为限制豪强地主对农民过分压榨，“铸直反钱，平诸物价，今吏为官市”（《刘巴传》），稳定农民，使农业得以发展。蜀汉经济，虽处连年战争，但在诸葛亮法家思想路线的实践下，成都平原仍显出“沟洫脉散，疆里绮错；黍稷油油，秧稻莫荚“（左思《蜀都赋》）和“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诸葛亮传》）的繁荣兴旺景象。

在处理内部的民族问题方面，诸葛亮奉行的也是法家的实用原则。“西和诸戎，南抚夷越”也就成了他推行的一项基本国策。

诸葛亮为实现法家统一革新政治路线，针对西南、西北地区多汉、戎、夷杂居特点，他的法家思想在其民族政策上作出了伟大实践，一反儒家掠夺、屠杀、镇压之法，采取“西和”、“南抚”的策略。维护了蜀汉政权内部的安定团结，对外一致抗曹。这是先秦法家人物没有提出过的。

如在平南中，除惩治镇压与蜀汉政权为敌的首要分子外，对上层叛乱首领孟获也采取了“兵战”与“心战”相结合的策略，在武力威胁的同时，注重攻心，“七擒七纵”，终使其投降。对愿与蜀汉合作的上层人物，采取“即其渠率而用之”的政策，选任为郡、县至中央官吏。使南中地区“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谕谏》）。

北伐中西和诸戎，联合羌胡，破格重用人之杰、天水姜维，使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建立起一支以各族人民组成的抗曹联军，促进了蜀汉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各族人民的融合，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对外政策上，诸葛亮也采取“合纵”方式，“外结好孙权”，联吴抗曹。这是诸葛亮为实现其法家统一革新战线，在草庐中制定的战略方针。

实践证明，能否坚持它，关系到蜀汉的胜利与发展。赤壁大战，孙刘败曹，使刘备趁胜“跨有荆、益”，能与曹、孙鼎立，是这一方针的胜利。

蜀、吴联合抗曹虽是趋势的必然，但也存在着利害的冲突，集中表现在荆州之争上。蜀汉有荆州，可屏卫益州，直下江东，北向宛、洛。孙吴得荆州，可控长江中游，窥视蜀汉，直驱宛、洛。故刘备取益州，孙权立即索取荆州，几乎酿成孙、刘大战。曹操平定汉中，刘备只得与孙权联合，以湘水分界。

实践证明，孙刘解盟，必利曹操。然刘备取汉中，关羽轻率北攻曹魏，又不结好孙权，曹孙默契，“孙权袭杀关羽，取荆州”。刘备拒绝诸葛亮劝告执意伐吴，既失荆州，又失战略出路。给蜀汉以后的发展造成不可医治的创伤。

刘备死后，诸葛亮先结好孙权，与吴形成“掎角之援”，北伐中孙权称帝，他派人致贺，奠定蜀、吴盟好，并派人“频频至吴”，巩固两国联盟，使诸葛亮南征北伐，“无顾江东之忧，河南之众，不得尽西，北之为利，亦已深矣”（《绝盟好议》）。蜀汉在联吴方针上的反复而后果不同，说明了诸葛亮这一战略策略方针的正确性。

“出师一表千载无，远比管乐盖有余。”从诸葛亮法家思想形成之因，后人罩在他身上的非法家思想的外纱和他的法家思想的伟大实践分析看，他在以法治蜀、治政、治军、治人、治财、治戎、治外交等方面，进行了伟大实践，作出了较大贡献，取得了辉煌成就，为后人树立了光辉典范。对此，历代法家、政治家、军事家都有充分的肯定。

治国必先修身

千百年来，修身一直是士人的重要课题，也是其优良传统。孔子主张君子要“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他认为“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修身则道立”（《中庸》）。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家、国与天下之本在于“身”的主张，指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要求“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平天下”（《孟子·尽心下》）。只有专注“修身”，才能使“道立”，收到“天下可运于掌”的社会效果。

诸葛亮作为三国时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呕心沥血辅佐刘备、刘禅父子，在蜀汉的教化之功至今为人乐道，可谓家喻户晓。其“外王”已臻完美，其“内圣”也堪为楷模。令人痛惜的是因时代久远，陈寿等人编辑的《诸葛亮集》散佚颇多，现在只能从史籍中所残存其文稿、语录，甚或片言只语中，窥测其修身思想。虽无法完备，亦足以裨益于当世。

诸葛亮堪称“忠”与“信”之典范。

先说“忠”。在中国人眼里，诸葛亮除了是智慧的化身外，其忠君思想大概给人印象最深。

在《后出师表》表中，诸葛亮在叙述了刘备论其“讨贼”，而当时天下形势正宜“讨贼”的道理后，以“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来表明心迹。

“鞠躬尽力（后人多写作‘瘁’），死而后已”是何等忠贞之言，足以惊天地，泣鬼神，可谓诸葛亮事君之道的明确表白。

他在谈到为将之道时，亦指出：“人之忠也，犹鱼之有渊，鱼失水则死，人失忠则凶。故良将守之，立志而名扬。”（《太平御览》卷引诸葛亮《兵要》）他认为忠诚对于一个军事统帅的重要性，可与鱼之于水相比，须臾不可离也。

纵观诸葛亮一生的作为，可谓处处显忠情。

从汉献帝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刘备三顾茅庐，把躬耕于南阳的诸葛亮请出后，诸葛亮就“许先帝以驱驰”，决心追随刘备到底。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在曹操发兵南征荆州，刘琮望风而降，刘备落荒而逃，“倾覆”无归之际，诸葛亮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只身奔赴江东，说服了在降曹与抗曹之间犹豫不决的孙权与刘备结盟，组成联军，在赤壁大战中击败不可一世的曹军，为半生寄人篱下的刘备觅得荆州这块落脚点立下大功。此可谓危难之际见真情。

后来，刘备为关、张报仇，兴兵东征孙权。结果夷陵大败，羞愤而病故于永安城。临终之际，把诸葛亮从成都召至永安，“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三国志·诸葛亮传》）。诸葛亮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呕心沥血，竭力支撑着蜀汉一隅江山，且率军六出祁山而北伐，希望完成刘备恢复汉室一统江山的遗愿，最终“呕血”而终，不折不扣地实现了“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的诺言。刘禅谥之“忠武侯”，名副其实也。

诸葛亮不仅自己一生追求忠贞，他对部属也时时以忠贞来衡量。在《前出师表》中，他向后主刘禅推荐郭攸之、董允等人，首先看重的就是其“志虑忠纯”，为“贞良死节之臣”。他重用蒋琬，是因其“托志忠雅”，可与其“共赞王业”（《三国志·蒋琬传》）。吕凯因“执忠绝域”（《三国志·吕凯传》）而被其荐升。姜维因“忠勤时事”而被其选为接班人（《三国志·姜维传》）。开府以后，他要求掾属们“集众思，广忠义”（《三国志·董和传》），敢于秉持忠心指正自己的过失。廖立因“无忠孝之心”（《三国志·廖立传》）而遭其弹劾，李严虽与其同为顾命大臣，亦因“受恩过量，不思忠服”（《三国志·李严传》）而受其弹劾。

诸葛亮忠贞立身的信条亦深深地熏陶着他的后代。其子诸葛瞻在邓艾伐蜀时，败退绵竹，邓艾遣使以“封王”诱瞻降。瞻怒斩来使，然后壮烈战死，时年37岁。瞻之子尚，闻讯悲叹道：“父子荷国重恩，不早斩黄皓，以致倾败，用生何为！”然后，“驰赴魏军”，亦战死，（《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华阳国志》）。晋朝史家干宝为此感叹道：“瞻虽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敌，而能外不负国，内不改父志，忠孝存焉。”（《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内不改父志，忠孝存焉”可谓真知灼见。无怪乎史家张辅在《名士优劣论》中也发这样的感慨：“睹孔明之忠，奸臣立节矣！”

由于诸葛亮注重孕育忠贞之气，因而成了中国封建政治家忠君的楷模。其忠君思想具有历史局限性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亦应当看到，在国君是国家象征的封建时代，忠君亦即是忠于国家。在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今天，很有必要把这种对国家忠贞不渝的精神发扬光大。

诸葛亮一生中，亦很重视“信”。

据《汉晋春秋》记载，晋武帝司马炎曾问及诸葛亮治国之术，臣子樊建对曰：“闻恶必改，而不矜过；赏罚之信，足感神明。”（《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著名史学家袁准这样赞叹诸葛亮：“法令明，赏罚信，士卒用命，赴险而不顾，此所以能斗也。”（同上）陈寿在《三国志》中为诸葛亮作传时亦言其“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著，风化肃然也”。可知，诸葛亮十分注重赏罚之信，深得部属拥戴。下面一事，最足为证。

后主建兴九年（231年），诸葛亮率军四出祁山伐魏。面对魏强蜀弱之形势，他“守在险要”，并采用“十二更下”之法，轮休士卒。战局紧张时，“参佐咸以贼众强盛，非力所制，宜权停下兵一月，以并声势。”诸葛亮认为不能失信于士卒，郑重地对参佐们说：“吾统兵行师，以大信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装以待期，妻子鹤望而计日，虽临征难，义所不废。”好一个“统兵行师，以大信为本”！它使被催令离去的士兵“感悦，愿留一战”，当值的士兵也“愤踊，思致死命”。士兵们相谓曰：“诸葛公大恩，虽死不报也。”“临战之日，莫不拔刃争先，以一当十，杀张邰，劫宣王，一战大克，此信之由也。”（同上，注引《蜀记》）

不独统兵为政讲大信，孔明亦重然诺之信。他在永安城受托孤重任时，发出“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的诺言，果然以忧劳“呕血”而死来实践之，亦最为可歌可泣。

可见，重信用亦是孔明立身之道，对其处理军国大事颇多益处，亦为其人格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知道，作为一个领导者，在对待人、处理事时，能否做到公正，不仅是个人修养问题，而且关系着部属们凝聚力的高低，关系着事业的成败。作为一个成功的政治家，诸葛亮在为人处世中非常重视公正，他之名言“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太平御览》卷429引诸葛亮《杂言》，该书卷376“轻重”作“低昂”），即为明证。

最能体现其“秤心”的，莫过于“挥泪斩马谡”。

建兴六年（228年），诸葛亮经过多年精心准备，率军首出祁山，北伐曹魏。被其任命为先锋的马谡，违其节度，丢失军事咽喉街亭，直接导致了本次北伐的失败。裨将军王平先谏马谡于前，再临危不乱于后，极大地减少了蜀军的损失。

马谡与诸葛亮的关系情如父子，在诸葛亮南征时因献策“攻心为上”而备受其重视。诸葛亮却没有因此而赦免他，毅然按律处斩。“蒋琬后诣汉中，谓亮曰：‘昔楚杀得臣，然后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乎！’亮流涕曰：‘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杨干乱法，魏绛戮其仆。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用讨贼也！’”（《三国志·马良传》注引《襄阳记》）马谡亦知诸葛亮“用法明”之苦心，故临终前给其写了这样一封绝笔信：“明公视谡犹子，谡视明公犹父，愿深唯鲧兴禹之义，使平生之交不亏于此，谡虽死无恨于黄壤也。”——马谡就死无怨无悔，且托孤于决定处死自己者，此亘古罕见之事也，故“于时十万之众为之垂泣。亮自临祭，待其遗孤若平生。”

对王平，则“特见崇显，加拜参军。统五部兼当营事，进位讨寇将军，封亭侯”。（《三国志·王平传》）。

对自己用人不当的过失，诸葛亮也不原谅。他上表后主，自贬三级，从丞相退职至右将军，以示惩罚。

可以说，非秉持“秤心”，不能做出如此赏罚分明之措施。

弹劾廖立与李严，亦能说明孔明之“秤心”。

李严虽然与诸葛亮一样是刘备在永安城的顾命大臣，但他在诸葛亮四出祁山负责后勤工作时，工作不力且诿过于人，更严重的是在后主与诸葛亮之间两面欺骗，直接造成了北伐大军粮尽退军的后果。其卑劣表演被诸葛亮揭穿后，“辞穷情竭，首谢罪负”。于是，诸葛亮依法弹劾之，废其为平民，“徙梓潼郡”。虽然如此，李严“常冀亮当自补复，策后人不能”。三年后，诸葛亮忧劳致死，李严希望破灭，“激愤”之下，亦“发病死”（《三国志·李严传》）。

廖立跟随刘备父子多年，颇受亲重。但他狂傲自大，仍不满于自己的职位，因而颇为“狂惑”，“诽谤先帝，疵毁众臣”，影响极坏。诸葛亮上表弹劾此狂人为“乱群之羊”，废其为平民，“徙汶山郡”。史称廖立“躬率妻子耕殖自守，闻诸葛亮卒，垂泣叹曰：‘吾终为左衽矣’！”（《三国志·廖立传》及注引《诸葛亮集》）

二人对诸葛亮的严厉处罚并无怨愤，却都幻想着诸葛亮能再起用他们。谁知诸葛亮早逝，致使他们一人“垂泣”，一个“忧愤”而死，实为罕见。个中原因，陈寿在为诸葛亮写传后的评论已经道出：“（亮）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用心平而劝戒明”，诚哉斯言！

张裔作为诸葛亮的部属，追随其多年，对其十分了解，曾对其作出这样的评价：“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佥忘其身者也。”（《三国志·张裔传》）可见，无论是当时人还是后代人，对诸葛亮自谓之“秤心”有口皆碑，对这种“秤心”在为政或待人时所带来的效果亦羡慕不已。对今人来说，亦应当广泛效法。

除了“忠”与“信”之外，“淡泊俭约，志存高远”也是诸葛亮身体力行的修身之道。

诸葛亮的《诫子书》是千古流芳的家训，共有两则，一则是告诫儿子不要沉湎于酒，另一则抄录如下：“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太平御览》卷495）

这段话谆谆教诲，反映了诸葛亮另一个修身思想：淡泊明志，俭以养德。

先说淡泊明志。

治学要“淡泊”、“宁静”，就是要耐得住寒窗寂寞，坐得住冷板凳，抵得住红尘的诱惑，切忌“淫慢”与“险躁”。否则，“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将一事无成，只好“悲守穷庐”了。

淡泊明志，诸葛亮亦身体力行。

汉季纷扰，群雄并起，已有卧龙之誉的诸葛亮，东投孙权或北投曹操，都会贵达。但他甘于淡泊，“躬耕于野”，在清贫中继续读书，以丰富其知识，为日后辅佐理想明君刘备创造条件。

选择妻子，亦体现其淡泊明志之思想。据习凿齿《襄阳记》记载，黄承彦为沔南名士，道德学问超群。一天，他对诸葛亮曰：“闻君择妇，身有丑女，黄头黑发，而才堪相配。”诸葛亮爽快地答应了，随即把丑妻接到家中，“时人以为笑乐，乡里为之谚曰：‘莫作孔明择妇，止得阿承丑女’”（《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

“食色性也”，娶个美妻，是普通男子的共同愿望。诸葛亮能冲破世俗见解，以风流倜傥才子身份，不惜被时人讥笑毅然娶一个黑皮肤、黄头发的“丑女”之目的是看重其“才德”，有利于增长自己学问也。

诸葛亮此举，深得后贤钦佩。理学大师朱熹曾感叹道：“孔明择妇正（“止”之讹）得丑女，奉身调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气，经纶之蕴，固已得于天资。然窃意智虑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则寡欲养心之助，与为多焉。”（转引自诸葛羲、诸葛倬辑《诸葛孔明全集》卷十七。）所谓“寡欲养心”，正得其三昧。

诸葛亮淡泊治学的主张，对近年来弃学经商，荒学赚钱的浮躁学子们，理应成为“当头棒喝”！

再说“俭以养德”。

孔子曾言：“礼，与其奢也，宁俭。”（《论语·八佾》）；“奢则不孙（同逊），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论语·述而》）；“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同前）孔子的弟子子贡这样描述老师：“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论语·学而》）孟子亦言：“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可见，俭约寡欲是儒家对士人的基本要求之一，若奢侈糜烂，养家则不能持久，为政则不能清廉而败亡，即夫子所谓“不逊”也。

上引《诫子书》中，诸葛亮明确提到“俭以养德”，可谓与孔孟这种修身思想一脉相承，并且把它付诸实践。

《三国志》诸葛亮本传载有他上奏后主的一道表章，言：“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别无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此并非诸葛亮虚饰之词，有本传言“及卒，如其所言”为证。

诸葛亮在与李严的一封信中，曾谈及自己的生活状况：“吾受赐八十万斛，今蓄财无余，妾无副服。”（《北堂收钞》）

他积劳成疾，呕血去世前，曾“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殓以时服，不须器物”（《三国志·诸葛亮传》）。

身为宰辅、“相父”，专决朝政十余年，却“蓄财无余，妾无副服”，力求死后“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死时又遗命薄葬，其俭约实在罕见。

诸葛亮倡导“俭以养德”，对部属影响颇大，一时俭约成风。将军邓芝“不治私产，妻子不免饥寒，死之日，家无余财”（《三国志·邓芝传》）。大将军姜维，“宅舍弊薄，资财无余，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乐学不倦，清素节财”（《三国志·姜维传》）。董和为股肱之臣二十余年，“死之日家无儋石之财”（《三国志·董和传》）。后任宰相费祎，“雅性谦素，家无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三国志·费祎传》）。

诸葛亮提倡淡泊俭约，并非甘于庸碌，不思进取，相反，他主张人生立世，“志当存高远”。

诸葛亮在《诫外甥书》中这样写道：“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凝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侧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太平御览》卷459）要实现高远之志，他主张要“慕先贤，绝情欲，弃凝滞”，“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做到“强毅”、“慷慨”、超脱“俗情”。只有这样修身，才能超越凡庸，成为一个对国家社会有用的人。

诸葛亮的确是一个“志存高远”的人。出山前，他“每自比于管仲、乐毅”，立志成为管、乐式的贤相良将。因而，他在治学时，对经书“独观其大略”，即注重经书所言治国之术，而不像好友石广元、徐元直、孟公威那样”务于精熟“（《三国志·诸葛亮传》），即只注重章句之学。为补益于自己的学问，利于实现自己的抱负，他毅然超脱“俗情”，娶了富有才学的黄氏丑女为妻。

纵观诸葛亮一生，可知其高远志向是安定天下，兴复汉室。这虽然有历史局限性。但他志存高远的修身主张及不实现志向“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的不懈奋斗精神，很值得今人，尤其是年轻人借鉴。

有了对个人品质的培养之后，还需要与人相处方面的修炼。这方面，诸葛亮坚持的是“虚怀若谷，勤闻己短”的原则。

曾子曾言“吾日三省吾身”，讲的是要多内省自己的错误，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诸葛亮非常注意反省自己的过失，鼓励、要求部属们、朋友们指责自己的过失，以利于为政与为人。这种修身思想，主要表现在“四教求过”中。

前三教皆与董和有关。

其一曰：“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若远小嫌，难相违覆，旷阙损矣。违覆而得中，犹弃弊跷而获珠玉。然人心苦不能尽，唯徐元直处兹不惑，又董幼宰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来相启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于国，则亮可少过矣。”（《三国志·董和传》）

其二曰：“昔初交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元直，勤见启诲。前参事于幼宰，每言则尽；后从事于伟度，数有谏止。虽姿性鄙暗，不能悉纳。然与此四子，终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于直言也。”

其三曰：“任重才轻，故多阙漏，前参军董幼宰，每言辄尽，数有谏益。虽性鄙薄，不能悉纳。幼宰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未有忠于国如幼宰者。亮可以少过矣。”（《太平御览》卷249）

董和（字幼宰），“参署”诸葛亮七年，最能谏止亮的过失，“事有不至，至于十反（同“返”）”。因而在亮之所有故友，部属中，最受其激赏。徐元直与崔州平为亮出山前故友，胡济（字伟度）为亮之掾属，三个亦能“数有谏止”，“勤见启诲”，因而备受亮赞扬。亮另一掾属杨顒，曾直言劝谏其要多考虑大政方针，不要埋头于文牍，“亮谢之”。后杨早逝，“亮垂泣三日”（《三国志·杨顒传》）。由亮对此数子的态度，及号召掾属他们学习以“集众思，广忠益”的行动，可以充分体现其“不疑于直言”，希冀“少过”的博大胸怀。

街亭失守后，诸葛亮又一次发布了如下求过教文：“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而不能破贼为贼所破者，则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减兵省将，明罚思过，校变通之道于将来；若不能然者，虽兵多何益！自今以后，诸有忠虑于国，但勤攻吾之阙，则事可定，贼可灭，功可跷足而待矣。”（《三国志·诸葛亮传》）

这则教文，再次要求部属们，从“忠虑于国”的前提出发，“勤攻”其阙。

三国时，曹操以“三令求贤”而流芳千古，诸葛亮“四教求过”亦足以与日月同辉。樊建言其“闻恶必改，而不矜过”，自非溢美之辞。此等高深修养，对其成就盖世功业，自然裨益良多，实足后之为政者借鉴。

在诸葛亮一生中，表现得极为明显的，是他个人修养方面的“严以律己，勇担责任”的信条，这是他对下属们影响极大的一个品质，也是他极为世人所称道的品质。

诸葛亮秉持“秤心”，执法甚严，对自己的错误亦不宽贷。

街亭之败，直接原因是马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间接原因却是诸葛亮用人不当所致。因此，他在依军律挥泪斩马谡后，向后主上疏曰：“臣以弱才，明窃非据，亲秉旄钺以厉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后主准其所奏，贬其爵三等，从丞相降至右将军（《三国志·诸葛亮传》）。

在上文所引诸文中，都看出诸葛亮都毫不犹豫地承担了“授任无方”导致“不能破贼为贼所破”的责任，不诿过于人，体现其磊落坦荡之胸怀。其自贬三级的举动，与曹操“割发代首”，以法治军的举动有异曲同工之妙，反映了伟人们严以律己的共同胸怀。

诸葛亮此等精神还表现在对子女的要求上。

诸葛乔本为亮之兄、仕于孙权的诸葛瑾之子，因亮早年无子，被亮求为嗣子。建兴六年，诸葛亮一出祁山时，驻兵汉中，乔亦随军征伐。乔干些什么呢？由亮给兄瑾一封家信可知：“乔本当还成都，今诸将子弟皆得传运，思惟宜同荣辱。今使乔督五六百兵，与诸子弟传于谷中。”（《三国志·诸葛亮传》）。亮把“本当还于成都”的乔硬留下来，在山谷中干传运军资的苦差事，目的是要其与诸将子“同荣辱”。

作为一代名相，著名的封建政治家，诸葛亮留给我们的思想财富很多，修身思想可谓其中璀璨明珠也。限于篇幅，本文只罗列其大者，亦可见其受传统儒学影响颇深，难怪理学宗师程颢称其有“儒者气象”（《二程遗书》）。这些思想，无论对当今为政者，还是普通人，皆可视做修身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