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是个神秘的人物。这个说法，并不是来自将诸葛亮“神化”的《三国演义》，而是来自笔者对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的认识。他的一生中，曾经有若干扑朔迷离的不解之谜，让人难寻真相。

大才为何“躬耕南阳”

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无论就其生平事迹、活动地域、政治经济与军事措施等是非得失，往往随着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时代精神、价值标准以及不同人的主观倾向，而随之毁誉不同，是非难定，甚至某些史迹莫衷一是。这类现象在古代乃至近代中外历史上屡见不鲜。

诸葛亮的情况，正如上述一样，从晋人陈寿撰著《三国志》到现代，在不少问题上均有较大分歧。如说诸葛亮为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或说诸葛亮之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参见《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或说诸葛亮“有逸群之才”，为“英霸之器”，“公诚之心，形于文墨”。但论者“或怪亮文采不艳，而过于丁宁周至”（见上引书）；祝秀侠甚至著书认为诸葛亮过于相信自己，未能培养出合格的接班人。为何要隐居？论者意见亦不一致，或说诸葛亮“不求闻达”，因而是“躬耕于野”；或就由于上代仇杀，诸葛亮不得不“苟全性命”，避徙他乡，隐居于田野山林之中。

至于“躬耕地”之在南阳或襄阳的争论，正如众所周知，已有千年以上的不同意见。其他不少史迹与具体事件的评议有别，这里不一一列举了。

许多历史问题决非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能够得出公认的结论；随着新资料、新理论的不断出现，往往推陈出新，创见层出不穷。过去常说“盖棺论定”，而实际上，有时“盖棺”也未必能够“论定”。毫无疑问，我们坚持贯彻“双百”方针，通过谨严的扎实的劳动，总会不断接近历史的实际，日益接近于真理的。

诸葛亮在入蜀前的身世，陈寿撰写传记时只能在一些问题上有所定论，而同时又都有所纷争或保留。如《三国志·蜀·诸葛亮传》记：“诸葛亮字孔明，琅邪阳都人也。汉司隶校尉诸葛丰后也。父字君贡，汉末为泰山郡丞。亮早孤，从叔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会汉朝更选朱皓代玄。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陇亩。”照陈寿所记，诸葛亮从叔父玄当为善终。但同传刘宋裴松之注引《献帝春秋》则与此相持：“初，豫章太守周术病卒，刘表上诸葛玄为豫章太守，治南昌。汉朝闻周术死，遣朱皓代玄；皓从扬州太守刘繇求兵击玄，玄退屯西城，皓人南昌。建安二年（197年）正月，西城民反，杀玄，送首诣繇。”

二者记述的差别十分明显，一非善终，一为被杀。如按《献帝春秋》所说，诸葛亮从叔父玄之死，对其家属实为一极大打击，有严峻的政治背景，且危及家属；涉及曹操挟持的汉朝中央与地方政权刘表的重大矛盾，涉及袁术、刘表、孙坚等地方政权之间的重大矛盾。此种情况，似与诸葛亮于建兴五年（227年）率军屯汉中，大举北伐，临发上书所说，较为切合：“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这段自述中的“卑鄙”、“苟全性命”诸意，与从叔父玄之被追杀，当更易窥见其中的契机；若与从叔父玄往依旧刘表而逝世，刘表拥有荆州南阳、南郡等七八个郡，为坚强后盾，“卑鄙”、“苟全性命”等语似觉不好理解。

仅仅据上述分析，陈寿对此问题记载的真实性，似不如《献帝春秋》，或许有所避讳，故意含糊其词。陈寿本为蜀人，又为谯周门生，对诸葛亮甚为钦佩，入晋后亦基本肯定。此点除见于本传外，他辑编《诸葛氏集》24篇，有104112字；并于晋武帝泰始十年（274年）所上的“表”中也有同样思想感情：诸葛亮“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时人异焉。遭汉末扰乱，随叔父玄避难荆州（按《后汉书·刘表传》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李贤注引《汉官仪》：“荆州管长沙、零陵、桂阳、南阳、江陵、武陵、南郡、章陵”；但《后汉书·郡国志》荆州有南阳、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七郡），躬耕于野，不求闻达。时左将军刘备以亮有殊量，乃三顾亮于草庐之中；亮深谓备雄姿杰出，遂解带写诚，厚相结纳。及魏武帝南征荆州，刘琮举州委质，而备失势众寡，无立锥之地。亮时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孙权，求援吴会。权既宿服仰备，又睹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万人以助备。备得用与武帝交战，大破其军，乘胜克捷，江南悉平。后备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为军师。备称尊号，拜亮为丞相，录尚书事。及血殂没，嗣子幼弱，事无巨细，亮皆专之。于是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陈寿敬仰之词，溢于言表，“为尊者讳”当属古代传统美德。

毫无疑问，经过千余年的历史检验，诸葛亮确为伟大的历史人物。在政治上，扶百姓，示仪轨，用心平，劝诫明；军事上，赏罚严明，整军经武，战略战术，时代之冠；经济上，身死之后，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应当说，诸葛亮确为勤政廉政的典范，是德才兼备的伟人。长期受到人们敬仰怀念，自属必然之事。“出师未捷身先死”，不应以成败评论历史人物，应当全面地考虑当时客观条件。

诸葛亮从山东经豫章到了荆州，陈寿只记述他“躬耕陇亩”或“躬耕于野”，并未说明是在荆州的南阳郡或是襄阳郡，因此引起了千年以上的争论，直到如今。很可能陈寿在当时已经难于定出确切地点。但是，陈寿却记下诸葛亮在建兴五年大举北伐前上书：“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既然诸葛亮自己明白提到躬耕地是在南阳，似当无庸多议。可是，时过境迁，历史问题不在直线上行进，而是曲折复杂地反映出来。《三国志·蜀·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习凿齿《汉晋春秋》：“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日隆中。”这是最早提到隆中具体地址的记录，早在此前约五六十年的《蜀记》虽已提到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并未言及所属郡县地望。习凿齿以后，不少史籍均沿用习氏此说，并引起先秦邓国、秦汉后的邓县、邓州、邓城地望的争论。如治乱丝，如堕烟雾，确有进行认真过细清理探索的必要。

武汉大学石泉教授曾经专门对上举问题作过研究，写成《古邓国、邓县考》，认为当时的邓县以至春秋时的邓国究竟在今何处，有不同解释，一说在今河南南阳邓州市（旧邓州），一说在今湖北襄阳市北汉水北岸，但具体记述又有分歧，有襄樊市西北、东北、北面等三说，在邓城附近。相同之处均距此三方约20里的襄樊市。该文对此诸说进行详细考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下面仅就宏观角度看习氏之说的可信程度。

《汉书·地理志》记南阳郡36县，其中宛，颜师古注为古申伯国，有屈申城；穰，颜师古注日农穰，即邓州穰县是也；邓，颜师古注故国，都尉治，应邵曰：邓侯国。在南郡中并无邓县、邓城，只有襄阳县等18县。《汉书·地理志》中已明白无误指出先秦古邓国、邓县在南阳郡，不在南郡或襄阳。正如石泉同志所说，襄阳在春秋、战国时还只是楚国一个“津戍”，到西汉时才设县，到东汉末，樊城始见于史传，三国以下至东晋、南北朝渐成一方重镇。我以为南阳盆地自西周开始即得到大的发展，日趋繁荣，是黄河文明南向发展的重要桥头堡，其西淅川应为楚都丹阳，楚向东、北、南拓展，均以南阳为基地，“巴、濮、楚、邓”本为周之南土，楚北上争霸必须并服“汉阳诸姬”；楚文王灭邓后，申、息、吕先后改为楚县（均在南阳），疆城拓至汝水流域。“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方城山在古方城县东北50里，北连叶县、平顶山、鲁山、舞阳一带，因山为固，筑连城以抗中原，齐、晋与楚争霸均于此交锋，已据有逐鹿中原地理优势。楚出师，申息为之先驱；守御则申吕为之屏藩，古人谓申为南阳，天下之膂，亦汉光武发迹之处。故楚国在春秋战国时的强大，实与南阳有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近年来田野考古在南阳及河南其他一些地区发现不少重要楚墓及楚文化，从侧面说明了这一问题。

上已提及汉代无邓城县，至晋代，襄阳郡有邓城县，晋代义阳郡（为从南阳郡分出一部分）有邓县；显然，邓县与邓城不能混同。至隋代，襄阳郡无邓城县，至唐代又置邓县城，为古樊邑。据唐人杜佑《通典·州郡七》：邓州（古理穰县）本夏禹之国，春秋时申伯、邓侯二国之地，战国属韩，后没于秦，封魏冉为穰侯，寻而属楚。始皇平天下，置南阳郡，两汉因之，晋为南阳国及顺阳、义阳二郡之境，宋、齐并为南阳郡，后魏置荆州，西魏为重镇（置兵以备齐），隋初改为邓州，炀帝初为南阳、育阳二郡之地，唐为邓州或南阳郡。不少史册忽略这些史实。将邓县、邓城与古邓国混淆不别，习凿齿可能属于其中最早的一位。由于并无确凿史证，所以虽说邓县与邓城为一，邓城约距襄阳20里，而东、西、北却有异说。

衡阳王夫之《春秋稗疏》、沈钦韩《左氏地名补注一》、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李贻德《春秋左传贾服注辑述》江永《春秋地理考实》、王存等《元丰九域志》、顾栋高《春秋大事表》等不少重要史书、地志书均论定先秦邓国即在南阳邓州邓县。至于襄阳县东北20里之邓城，正如江永所说：别是一地，为邓国之南鄙，故《一统志》以邓州为邓侯国，以襄阳之邓城为邓国地，巴楚灭邓后迁其人于此，故有此城？邓城南八里有鄾城，为鄾子国。《左传》桓公九年谓之“邓南鄙鄾人”。杜预认为鄾在邓县南，沔水之北，是当时地望邓之国都，鄾正是其南方之边鄙，非鄾城在邓城南八里即谓之南鄙也。（汇纂）因襄阳有邓、鄾二城，邓城即在鄾城北，遂舍南阳之邓州，以襄阳之邓城为邓国，误矣。江氏此说，见解精审，颇有根据，与历史实际符合。

习凿齿由于忽略上述周代史实，撰写《汉晋春秋》时，误以南阳邓县为襄阳邓城，并将陈寿也不知道的隆中安排在襄阳；裴松之为了全面搜集史料，将此一家之释录入注文，从而不断扩散，造成长期以来许多争论。这里，我无意排除诸葛亮一度居住在今襄樊市附近的可能性。同时，诸葛亮“躬耕南阳”史实亦应受到重视，得到承认。当时，刘表曾经较实际领有今南阳、襄阳等地约10年之久。中经战乱，加上刘表猜忌，名彦附集，诸葛亮少年不得志，移地“躬耕于南阳”，当在情理之中；亦有不少史料，可以论证此问题，故亦不宜排除此说，不宜加以否认。据《三国志·蜀·先主传》述刘备曾屯兵新野及博望（今在南阳东北），“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诸葛亮居南阳应在此时。

应当看到，所谓“躬耕”仅仅是从事农业经营为生而已，或者是既不为官，也不从事工商业的表白；古人以农为本，重本抑末，好行高洁，以“躬耕”为荣，故有此提法。如果历史上的地道农民，成为一个典型的“劳动者”，终年从事长期的农业生产，在早孤“卑鄙”的情况下，耽误了从十六七岁到廿六七岁共10年期间的宝贵年华，很难得到不断学习、博览群书、结交名士的机会；很可能成为一个文盲或半文盲，在此种情况下，要掌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本领，谈何容易！

刘表为何不用孔明

陈寿在评价袁绍、刘表时，将其二人相提并论：“表跨蹈汉南，绍鹰扬河朔，然皆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三国志·刘表传》）这里“有才而不能用”定有所指，就刘表而言，似乎应指诸葛亮、庞统、王粲等人。这些人物被历史证明，都是经天纬地超一流人才，为何就在刘表眼皮子下面而未能被启用？这个问题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问题主要出在刘表身上。但史料有限，我们只能分析如下：

首先，刘表拥地自保，不求进取的心态决定了他“有才而不能用”。刘表自初平元年（公元190年）为荆州刺史、荆州牧，到建安十三年（公元203年），统治荆州18年之久。史称他“招诱四方，威怀兼洽，其奸猾宿贼，更为效用，万里肃清，大小咸悦而服之。关西、兖、豫学士王者盖有千数，表安慰赈赡，皆得资全。遂起立学校，博求儒术”。他还妥善安置了因战乱而流人荆州的十余万家关中百姓，组织他们开发地广人稀的南方丘陵山区。在东汉未年社会大动荡时期，荆州“开土遂广，南接五岭，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沃野千里，士民殷富”。刘表作为一方诸侯，当时是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但是他“欲保江、汉间。观天下变”。他的部下献策：“袁、曹并争，两雄相持之时，天下安危全在于将军。将军若欲有为，可乘其破弊起兵。若不然，亦应支持一方。”但刘表狐疑不决，错过战机。以至于曹操平定北方后，扭头挥师南下，不费一兵一卒便占领荆州首府襄阳。刘表拥地自保，是出于平庸，还是出于维护一方平安，不得而知，但问题是在那个群雄并起的年代，拥地自保是极不现实的。你不吃他，他就吃你，是那一段历史的真实写照。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刘表的拥地自保政策是他“有才而不能用”的决定因素。拥地自保与唯才是用并不矛盾。这里应该看到刘表不思进取的心态，才是导致他“有才而不能用”的根源。

其次，刘表心胸狭窄，多有疑忌的品质，决定了他“有才而不能用”。刘表政权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为荆楚的大族豪强，如蒯良、蒯越、蔡瑁、庞季、张允、黄祖、文聘等，他们是荆州政权的核心，是刘表依靠的主要力量；二是荆楚名士，如韩嵩、宋忠、刘先、邓羲等，他们是刘表争取团结的对象；三为外来流移人士，如傅巽、王粲、弥衡等，他们只是点缀，量少而不受重用。从人才总量上讲，刘表治下的人才甚至没有益州的多，更不用说和曹操、孙权比。从人才质量上看，刘表手下几乎没有特别优秀的人才。这种局面的出现，与刘表心胸狭窄有很大关系。

《三国志·刘表传》中说：“刘备奔表、表厚待之，然不能用。”刘备当时虽为丧家之犬，但刘备是何等人物，刘表未必不知，连曹操也不得喟叹刘备：“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三国志·先主传》）可是，刘表对刘备猜忌过多，甚至不敢让刘备住在襄阳城中，把他派驻在前线新野，当做一般将领使用。后来事实证明，刘备并没有对荆州政权有什么野心。刘表对韩嵩的态度亦是如此。韩嵩等人审时度势，以为刘表应投靠曹操。刘表在蒯越等心腹的劝说下，勉强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派韩嵩联络曹操。韩嵩认真履行使命，回来复命时，被刘表怀疑得了曹操什么好处，险遭杀身之祸，若不是刘表之妻蔡夫人劝谏，韩嵩就成了刘表的刀下之鬼。《英雄记》关于张羡的一段记载，也充分说明了刘表不能容人：“张羡先作零陵、桂阳长，甚得江、湘间心，然性倔强不顺，表薄为其人，不甚礼也。羡由是怀恨，遂叛表焉。”王粲说：“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表不知所任，故国危而无辅。”（《三国志·王粲传》）所以，陈寿在给刘表作传时评价说：“表虽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实在不为过也。

再其次，刘表的人才观有问题，重视有名分的人，忽视青年人，从而导致“有才不能用”。批评刘表一点也不尊重人才，似乎有点怨屈他。比如刘表对庞德公的态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庞德公是襄阳名士，德高望重，刘表仰慕已久，数次延请庞德公出仕，均遭拒绝。刘表对祢衡的态度亦是如此。祢衡是当时名闻天下的狂士，连曹操也奈何不得。曹操像扔垃圾一样，把祢衡送与刘表。刘表喜欢祢衡的文才，以之为上宾，“文章言议，非衡不定”。然而不久，祢衡故态复萌，刘表这才知道祢衡是一颗难以下咽的苦果子，只好将祢衡送给了黄祖。可见，刘表并不是不尊重人才，亦不是不想得到人才，而是他太注重有名望的人，以至于不能用发展的眼光看人才。这就导致了人才群就在他眼皮子之下，他视而不见的情况。比如王粲，少年出名，客居襄阳十余年，刘表却以王粲相貌不佳而不重用。除王粲外，当时在襄阳的有一大批杰出青年：诸葛亮、庞统、徐庶、孟公威、崔州平、石广元等，这些人当时都年轻，也没有什么名气，所以，根本就不在刘表视野之中。

以上所说，是以刘表不善用人的角度，说明刘表未用诸葛亮。但是，如果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思考，即诸葛亮不愿效力刘表，那么，刘表未用诸葛亮的问题就更好理解了。诸葛亮少年时随叔父投靠刘表，17岁时叔父去世，诸葛亮随即脱离刘表，躬耕隆中，过上了自食其力的生活。诸葛亮对刘表没有过多的直接评论。他在“隆中对”中曾对刘备说：“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其主”应指刘表，这里即蕴含着诸葛亮对刘表的评价。诸葛亮对刘表的看法，当然应是他自己多年观察的结果，但也不排除庞德公、司马徽等人对他的影响。前文已表述庞德公对刘表的态度，在此故略之。那么，司马徽是如何评价刘表的呢？在《世说新语言语篇》注引《司马徽别传》中说：“徽字德操，颍川阳翟人。有人伦鉴识，居荆州。知刘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谈议时人。”除庞德公，司马徽之外，裴潜、杜袭、和洽对刘表也有贬辞：“刘牧非霸王之才，乃欲西伯自处，其败无日矣。”（裴潜语）“昏世之主，不可渎近，久而阽危，必有谗慝间其中者。”（和洽语）

诸葛亮一生谨慎，尤其在择主的问题上，他有着苛刻的条件：那就是具有雄才大略，审势度势，礼贤下士，以复兴汉室为己任的一代英主。刘表居安自保，充其量是个据守一方的军阀而已，诸葛亮怎么可能将自己的前途、命运，特别是自己的政治抱负，寄托给这样一个人呢？

历史注定刘表不会用诸葛亮，诸葛亮也不会选择刘表。

他为何要归葬定军山

公元234年，诸葛亮第五次率军出斜谷北伐曹魏，驻军于武功五丈原（今陕西岐山县），隔渭水与司马懿对峙百余日，忧劳成疾，病逝于此。临终遗言：“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殓以时服，不须器物。”因其生前被封“武乡侯”，死后追谥“忠武侯”，后人尊其墓为“武侯墓”。武侯墓在今陕西勉县城南定军山下。诸葛亮即未就地安葬，亦未魂归故里，更未还葬成都，而遗言葬汉中定军山下，其原因何在？笔者作了以下考证和分析，同诸位商榷。

其一、客观卜，就地安葬，归葬桑梓和还葬成都无法实现

诸葛亮逝于三国鼎立时期，蜀魏边境以秦岭为界，岭北为魏地，五丈原属敌国疆土，亮自不可就地安葬。而诸葛亮的家乡山东沂南当时也属魏土，作为蜀汉丞相，“叶落归根”，还葬故乡也绝无可能。

就地安葬和还葬故里无法实现，那么成都呢？作为蜀汉都城，又是亮因感知遇之恩而誓死为之效忠的刘备葬地，身为丞相，生前效忠先主，死后亦尽忠伴备于地下，葬于成都。然亮卒时值秋八月，气候尚热，尸骨不宜久存，况五丈原至成都，路程有一千多公里，须翻越秦、巴，多为崎岖山路，归葬成都，受到了当时客观条件限制，更何况这不是诸葛亮最理想的安息之地。

其二、主观卜，葬于汉中定军山是诸葛亮心之所愿

笔者认为，诸葛亮归葬定军山，与汉中在蜀汉的重要地位和他以汉中为根据地的八年北伐战争有着密切的联系。

1汉中是蜀汉的北方屏障。汉中处于秦巴汉水之间，秦岭和巴山两山脉像天然屏障一样包围着汉中，关隘重重，易守难攻。在豪杰并起的战乱时代，张鲁据汉中“雄居巴、汉垂三十年”盖仗秦、巴二山屏障之作用；为占领汉中，曹操两次亲临，欲据汉中而“以图巴、蜀”；刘备因定军山之战大获全胜而称“汉中王”，最后建立蜀汉政权。在三国时期，汉中是魏、蜀争夺的军事重镇。蜀据汉中“上可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固守要塞，为持久之计”。得汉中，蜀可稳定北方防线，伺机北伐，完成统一大业；蜀以汉中为根据地，可向北扩展疆土；汉中北有秦岭之险，可坚守关隘御敌于境外。对蜀汉，据有汉中，攻、守、防皆宜。魏若得汉中，则可由汉***兵伐蜀，则蜀汉政权就岌岌可危了。“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汉中乃益州咽喉之地，是蜀汉的北门户，与蜀汉政权的前途和命运生死攸关，汉中在蜀汉占有重要的地位。正因为如此，所以诸葛亮把北伐根据地选在汉中，死后归葬于此。

2汉中是蜀汉的北伐基地。在“隆中对”中，亮与刘备分析天下形势，就提出“天下有变……将军（刘备）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出兵秦川就是从汉***兵北伐，汉中距成都五百多公里，所以汉中即是北伐的军事前哨，同时也是北伐的军事基地。诸葛亮初出山时，就确立了以汉中为根据地出兵北伐的战略主张。

夷陵之败后，亮受“托孤”之任，率众南征，采用“和”、“抚”的外交政策，稳定了东、南、西三面边境，建兴五年，上表出师，率军北驻沔阳，开始了北伐壮举。诸葛亮以汉中为根据地五次北伐，每失利，皆退还汉中，为下次北伐作准备，共历时八年。对蜀汉的政治、经济、军事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政治上，设相府于汉中，随行文臣武将颇多，在北伐和建设北伐基地汉中的实践工作中，为蜀汉政权培养了大批后继人才，如蒋琬、费神、姜维等；在经济上，休士劝农，兴修水利，开展屯田，发展汉中经济，缓解了蜀汉的经济困难；在军事上影响最大，蜀亡时，带甲将士仅十万二千人，亮北伐时，最多时率兵十万，虽是北伐之初，这也是蜀汉大部分的兵力，可见，蜀汉的军事中心已由成都移至汉中。“筑汉、乐二城”、“治斜谷邸阁”，在定军山一带推演八阵图、教兵演武；改革“十矢具发”的连弩，铸造扎马钉。这一系列军事措施，对巩固汉中的防御和北伐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诸葛亮的继任者蒋琬和费祎皆尊亮制，坐镇汉中，伺机北伐。诸葛亮北伐，呕心沥血，创立了汉中北伐根据地，为蜀汉后期的北方防线的稳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葬定军山最能表达他与蜀汉共存亡的坚定信念。诸葛亮在汉中八年，即是战斗的八年，同时也是建设汉中的八年，在汉中这片土地上，他运筹帷幄，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汉中是他深深热爱和眷恋的地方，归葬汉中定军山是他忠于蜀汉王朝，至死不忘“北定中原”、“兴复汉室”、“帝还旧都”的宏图壮志的最高体现。尽管诸葛亮为报“三顾”之恩，尽“托孤”之忠，五次北伐，鞠躬尽瘁，但终未成功，留下了千古遗憾。故他死后，遗命葬于对蜀汉江山的前途和命运生死攸关，对他本人的宏图壮志有着深远意义的北伐根据地。

汉中定军山下，激励国人继续完成其北伐大业，体现了他与蜀汉江山生死与共、至死不忘北伐的坚定信念。“生为兴刘尊汉室，死犹护蜀葬军山”，正是诸葛亮一生政治军事生涯及其归葬汉中定军山的最好诠释。

开发西南为哪般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从古以来，各民族人民就在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共同创造了中华文明，创造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历史，推动了并继续推动着社会和历史的前进，他们是中华大地的主人。

由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差异，生产力发展的阶段和水平的不同，风俗习惯、语言、信仰、民族心理、民族感情以及自然环境、居住条件、地域等的不同，各民族之间存在差异和矛盾，是很自然的。这就是“民族问题”产生的客观条件。

历史上，凡是多民族国家，都曾面临过这个十分敏感的民族问题，并力图处理好。各个王朝都有自己的民族思想和政策，概括起来两个字：“和”（民族和睦团结，共同发展）与“讨”（民族压迫、讨伐、镇压、征战），或兼而有之，各有侧重。对于少数民族，不能只“拿”（赋税、徭役和贡献等）不“给”（给其带来好处），或者拿多给少，而应拿得适度，给得实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有的成功了或基本成功了，各民族就团结和睦，友好相处；有的失败了或基本失败了，民族矛盾就加剧，激化，甚至兵戎相见。

包括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的南中地区，自古以来被称为“夷越之地”，居住着夷、濮、僚、羌、昆等多种民族。自秦开辟五尺道人南以后，秦始皇在南中置吏，是中央王朝直接统治的开始。汉武帝时，在那里设置了越隽、益州、朱提等郡，即南中四郡。司马相如、司马迁先后奉使去南中，加强了对南中的控制与治理，又移民实边，修筑道路，带去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南中逐渐开发起来，各族人民都得到好处。东汉初期，南中一些部落首领纷纷要求内属，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另一方面，封建王朝又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如东汉后期视少数民族为化外之民，用所谓“刑以威四海”的镇压手段，“殄尽遗类，以除后患”。进行残酷的民族压迫；而派往南中的官吏，差不多都是拼命搜刮，“侵犯蛮夷”的贪官污吏，“赋钦烦数”，“皆富及累世”，有的竟“富及十世”（均见《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这样便毒化了民族关系，加深了民族隔阂和矛盾，对立、对抗以至战争。

这些历史经验教训，对诸葛亮的影响无疑是很大的，深刻的。他反复思考比较，汲取前代尤其是东汉的教训，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民族和好思想，提出了体现其思想的“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民族政策，并十分注重地方官吏的人选。

刘备定蜀后，诸葛亮雷厉风行地实施和贯彻了和抚的民族政策。首先，利用马超同西北戎羌氐的良好关系，马超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以及戎羌氐的信赖，任命马超为平西将军，凉州牧。马超果不负所望，很好地执行了和抚政策，得到诸戎的拥戴，没有发生大的问题。诸葛亮第三次北伐，收复武都、阴平二郡时，又对那里的羌氐等少数民族做了一番安抚工作，改善了民族关系，各民族和睦相处，基本达到“西和诸戎”的目的。与此同时，以更大精力注意“南抚夷越”的问题。

南中，地域广大，物产丰富，少数民族种族既多，同汉人的联系又广泛，犬牙相交，声息相通，物产相资，有悠久的传统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是蜀汉的后方。它的稳定，不但关系到诸葛亮的北伐大业，也对蜀汉政权的巩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诸葛亮坚定地实施其民族和好政策——和抚政策的同时，在总摄南中的“徕降都督”人选上，予以充分注意，先后任命“轻财果毅，夷汉敬其威”（《华阳国志·南中志》）的邓方和胆识过人、清廉刚正的李恢为都督。他们按和抚政策办事，实行廉洁政治，调和了南中民族矛盾，改善了相互关系，得到各族人民的支持和拥护。然而，一些蓄意制造分裂、妄图称王自雄的野心家，豪强地主与奴隶主贵族，趁夷陵战败，刘备新亡，蜀汉元气大伤之际，明目张胆地拉起大旗，“举郡称王以叛”（同上引），制造谣言，迷惑和煽动群众，致使下少人参加反叛；除永昌郡外，南中四郡并皆叛乱。一时间狼烟滚滚，几乎席卷整个南中，对此，诸葛亮没有立即征讨，采取抚而不战的策略，让李严书六纸，写信给反叛头子雍闽，晓以大义争取和平解决。岂知雍阁仅答一纸，傲慢地说：“愚闻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天下派分，正朔有之，远人惶惑，不知所为。”（《华阳国志·南中志》）割据称王之心暴露无遗。如果任其反叛势力继续猖獗下去，不仅和抚政策无法执行，更谈不上北伐曹魏，统一天下了，诸葛亮决定亲征，他的思想很明确：按马谡的“攻心为上”的策略，不单纯靠军事征讨，而靠智力和政策取胜，“不以力制，而取其心服”（唐·裴度《蜀丞相诸葛亮武侯祠堂碑》）。对孟获的“七擒七纵”，充分体现了诸葛亮的和抚思想，《三国演义》有精彩的描写，传为家喻户晓的千秋佳话。致使这位夷汉咸服的蛮王孟获感激涕零，垂泪言曰：“七擒七纵，自古未尝有也！”遂同兄弟妻子宗族党人等，皆匍匐跪于帐下，肉袒谢罪曰：“丞相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

平南以后，诸葛亮从改善民族关系，增进相互了解，消除民族隔阂，方便夷汉交往，实施和贯彻和抚政策出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推行民族自治，“即其渠帅而用之”。尽量任用南中各方面有影响的上层人物，只要拥护蜀汉朝廷，就用他们为各级地方官，县级县以下官职基本上全由他们担任，让南中各兄弟民族自己治理自己。形成了“纲纪粗定，夷汉粗安（《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的稳定局面。

二、削弱大姓、夷帅的势力，消除他们赖以坐大，分裂割据甚至称王自雄的基础。1调整郡县。把反叛已久、为害最烈的孟获的根据地益州郡改名建宁郡，分出建宁郡、永昌郡各一部分设置了云南郡；又分出建宁、永昌郡各一部分设置了兴古郡；加上朱提郡，南中由蜀汉初年的四郡55县，增至七郡68县。大姓、夷帅的势力地盘被分割缩小了（见谭良啸主编《访古话孔明》），有利朝廷的控制。2“徙其豪帅于成都”（《三国志·李恢传》），使之远离南中，无法干预南中地方事务。3“牧其俊杰建宁习，朱提孟琰及孟获为官，习官至领军，琰辅汉将军，获御史中丞。”（《华阳国志·南中志》）增强了民族团结和相互信任，体现了诸葛亮夷汉一家的和好民族思想。4“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同上引）的同时，推行了纳人地方军建制的大姓部曲家兵和夷汉部曲制，平时生产，战时当兵。既削弱了大姓豪强的势力，还起到不留兵而有兵可用的作用，有利于民族融和。

三、对南中地方高级官吏的人选，诸葛亮特别重视注意。如前所述，在总摄南中的都督的人选上，先后任命能员邓方和李恢为都督，李恢卒后，以蜀汉后期名将，诸葛亮北伐屡立战功的张翼为都督。翼为人刚直，持法严峻，原则性强，缺乏灵活性，未能顺其“殊俗”，夷帅刘胄趁机反叛，朝廷立即以马忠代之。马忠任职17年，忠实地执行了和抚政策，因地制宜，颐其“殊俗”。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柔远能尔，甚垂惠爱”。受到南中各族人民的爱戴，“卒后，南人为之立祠，水旱祷之”（《华阳国志·南中志》）。

四、发展生产，传授百工技艺，帮助他们逐步改变落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1带去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铁犁牛耕，精耕细作，逐渐改变那儿的刀耕火种。还带去稻种，教民种稻。2兴修水利，相传保山城南曾修筑过三个大堰，称诸葛堰，至今还灌溉着千万亩稻田。3屯田，李恢、马忠先后在建宁郡昧县（今曲靖）屯田，“南人谓之屯下”。4教授百工技艺，发展煮盐冶铁，传授织锦技艺，使南中手工业得到发展。5对一些居住在深山老林，仍过着原始狩猎生活的“上方夷”，帮助他们改变生产和生活方式，引导他们走出山林，变成“下方夷”。“诸夷慕侯之德，渐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杨慎语）所有这些，促进了南中生产的发展，带动了社会经济的繁荣，改善了夷民的生活，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提供了物资基础。

五、在生产发展、社会稳定的基础上，加强了南中与内地的交往。蜀国的织锦、盐铁、农具运往南中，南中的金、银、漆、朱砂、牛马、犀革、麝香等运往内地。蜀国的货币，“直百石铢，今黔地多有出土者，有钱背左有直书为字”（《贵州通志·金石志》），可作经济繁荣、商业发达、交往频繁的佐证。越隽太守张又重开山邛都经牦牛至成都的既平且近的“牦牛道”，修复古亭驿站，方便商旅往来，密切了南中与内地的联系。

六、尊重南中少数民族的习俗，因势利导革除陋习。尊重他们的人格，不歧视；平等待之，从不侮辱他们。无怪乎他们亲切地呼诸葛亮为“慈父”、“孔明老爹”，表达了他们无限敬仰、崇拜的感情。

七、汉末三国时期，战争频仍，大规模的伤亡，使汉族兵源逐渐枯竭。魏、吴均征少数民族青壮年入伍，蜀汉也不例外，把南中少数民族看做重要的兵源，“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王平为参军，统五部。少数民族军队成为蜀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骁勇善战的劲旅。重用少数民族将领，中下级军官也有不少少数民族，高级将领中如五虎上将之一的马超及其族弟马岱，诸葛亮的接班人，蜀汉后期的统帅姜维等，都是少数民族，他们忠心耿耿，立下了汗马功劳，为蜀汉征战终生。这样，会使少数民族很自然地感到他们同汉族兄弟是一家人，增强了民族团结。

诸葛亮的民族和好思想，他的民族政策和措施，符合南中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是进步的，因而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像他那样在南中各族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所受到的敬仰、崇拜和爱戴，可以说前无古人，历史上没有那一个可以相比。当他逝世噩耗传来时，人们如丧考妣，西南少数民族，纷纷为之建祠祭祀，表达了深切的哀悼与怀念。至今那里流传许多有关他的美好故事与传说，寄托了人民的深情厚意与缅怀纪念。

虽然，诸葛亮的民族思想和政策有时代与历史的局限性，但比起前代尤其是东汉末年的横征暴敛、敲骨吸髓的残酷剥削和不把夷民当人看待的政治压迫，要好多了，不但拿了，而且给了，给得实在。

三国时期，魏、蜀、吴境内均居住着众多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政策，如果说曹魏实行的是民族“强制同化”政策，孙吴实行的是民族“高压掠夺政策”（见谭良啸主编的《诸葛亮与三国文化》），都有程度不同的麻烦的话，那么蜀汉实行的诸葛亮民族和好政策是成功的。蜀汉人少地小兵微将寡，居然能同拥有九倍于己的土地和七倍于己的强大曹魏相抗而无后顾之忧，并多次北伐，打得曹魏疲于奔命，其中重要一条，就是后方稳定，这不得不归功于诸葛亮民族政策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