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历史上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其一是因为他是智慧的化身，能够“未出茅庐，先知三分天下”；其二则是因为他忠于刘备，忠于“兴复汉室”的事业。但事实上，诸葛亮是否就是如此完美无瑕的忠臣呢？如果不是，那么又是谁塑造了一个忠肝义胆的诸葛亮呢？

诸葛亮的另一面

诸葛亮是中华民族智慧的象征，是忠臣的楷模，是历代人臣学习的榜样。他与刘备的“隆中对”显示了他韵才华智慧，他的《出师表》表达了他的忠心。

诚然，诸葛亮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民间简直是被神化了的人物，简直是中国历史上的唯一的一个完人，他的伟大形象简直是烙印在人们的脑海里、心田上，无疑不管作为形象或是历史人物都是正面的。然而，诸葛亮也是有其历史局限性的，他的另一面似乎被一些历史学家以及《三国演义》研究者所忽略了。

诸葛亮的出山，改变了刘备的命运，改写了三国的历史，调整了国家的割据势力。但是诸葛亮的智慧没有把民众引向和平，而把老百姓带进无休止的战争，没有把父老乡亲引向安居乐业的悠闲生活。而把人民群众推进不间断的战乱时代，历史学家们如果把三国时期国内战争的战犯排名次的话，诸葛亮当排在甲级——诸葛亮的这一面不也值得记一笔吗？

诸葛亮在“躬耕南阳”时是怀有大志的，并不甘心只当个农民知识分子，把满腹经纶付诸东流。刻苦功读为的啥？还不是为着有朝一日施展才华飞黄腾达吗？

诸葛亮“尝好《梁父吟》，每尝自比管仲、乐毅”，自称“卧龙先生”，其实这就是自我肯定、自我宣传、自我推荐，因而，好多人都知“卧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诸葛亮的确非等闲之辈，断不肯自找工作，自谋官职，自投权贵，而坐等求贤。诸葛亮也是很自信的，在这乱世，诸侯割据之时，实是人才大战之日，谁得人才谁得天下，自己已名扬天下，不怕无用武之地，不怕无慧眼识珠，不怕无人相请相求。不过这名人的架子也实在大了些，非得人家三顾茅庐方才相见，这也算诸葛亮考察刘备的诚心、耐心和决心吧，良臣事主可要有所选择！

诸葛亮辅佐了刘备，扶起了一个新的军阀，如果诸葛亮被曹操聘请了去，那结果就是另一番景象了——可能有人会说，诸葛亮仁人志士、君子贤人怎么会辅佐奸贼曹操之辈呢？话不能这样说，魏蜀吴三国，曹操处文武人才最多，而无人把曹操当奸贼，唯诸葛亮这样想？诸葛亮之所以骂曹贼，是各为其主之故——也许真能帮成一统，结束战乱，救老百姓于水火，至于皇帝姓刘还是姓曹倒无关紧要了，反正老百姓爱的是和平，拥护的是圣君，只要能安居乐业繁衍生息平平安安过日子就心满意足了。

当然，诸葛亮出山后，还有另外的路可走，“隆中对”的内容改变一下，不是帮助刘备谋划如何夺取政权，成就霸业，而是劝说刘备以人民利益为重，以社会的安宁为念，以息战安民为己任，结束这你争我夺的战争，放弃称霸野心，向曹操投降，或日谈和，共同治理国家，救百姓摆脱战争灾难；去东吴“舌战群儒”，不是说服孙权周瑜坚持抗战曹操，而是劝说其投降，也或日讲和，这天下和平不是唾手可得了？

如若真的讲和，刘备、诸葛亮、孙权、周瑜，做个朝里大官不好说的话，做一个地方长官是绝对不成问题的。然而这四位都野心很大。这仗非打不可。也许命该如此，也许天意，周瑜与诸葛亮偏偏打赢了赤壁战役这一仗，这以后的战争就没完没了了，吃苦的受罪的遭难的还是老百姓！

诸葛亮帮助刘备得了荆州，又去取西川东川，还要平定南蛮，七擒孟获，更要征伐中原，六出祁山，诸葛亮真可以说为了刘备的江山呕心沥血处心积虑兢兢业业披肝沥胆操劳一生，然而最终没有成功，带着终生遗憾而去。

其实诸葛亮也是个十足的专权独裁之人，听不进别人只言片语。刘、关、张等相继去世后，他是实质上的蜀主了，这一点儿上与曹操并没有什么两样，只是诸葛亮时刻行着名义上的君臣之礼罢了，一切大权均掌握在手中。

有一点儿他比曹操要差得远，曹操虽把汉帝视如摆设，但曹操极善采纳众谋士之言，遇事聚众商议，而诸葛亮就做不到这一点，似乎别人都如同虚设，对任何人都不放心，不敢放手起用人才，不能给别人独立完成任务的机会，大小战役只自己传授作战方案，使得人人均有依赖心理，致使蜀国后继无人。这是蜀国的悲剧所在，也是诸葛亮的悲剧所在。

战争，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之分，诸葛亮六出祁山，发起与魏的战争，实在找不到正义的词义，匡扶汉室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幌子，汉室在哪里？汉朝早在历史上被画上了句号，北征中原，无非是为着自己称霸世界，完成自己的夙愿，充分表现自己的才华而已。

总而言之，诸葛亮上不听后主刘禅的旨意，下不听众官谏劝，生性好斗，南征北战，劳民伤财，黎民百姓常年遭受战争之苦，不得休养生息，官恨民怨，蜀国最先灭亡当属情理之中。

战略分歧与志趣矛盾：关羽之死

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发动襄樊战役，虽然水淹七军，威镇华夏，但最终却导致荆州失守，自身也为孙权所杀。但令人感到困惑的是，整个襄樊之战，首尾长达半年之久，从开始的吴魏使者往来不绝，到后来的曹操不断调遣于禁、庞德、徐晃等率兵增援樊城。

如此规模巨大的军事行动，蜀汉方面竟没有采取任何对策。最后当关羽败走麦城，全军覆没之际，蜀军援兵也还是迟迟不至，这引起了后人的纷纷猜疑。

最近，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子彦在专业期刊《史学集刊》上撰文指出，关羽之败，败在吴魏联盟绞杀，但真正把关羽送上断头台的却可能是自家人诸葛亮。

襄樊之战，前后半年之久，蜀汉为何不派一兵一卒？对此，学者多有议论。早年，国学大师章太炎曾提出独特见解，他认为，关羽镇守荆州，手握重兵，骄狂不可一世，不但易代（刘备死后）之后将难以对付，即使刘备健在之时，诸葛亮也很难越过关羽这道屏障而摄取更大的权力。故“葛氏”宁可丢失荆州，也要假吴人之手除掉关羽。章太炎的这个观点很是大胆，但仅仅只是猜测。而朱子彦教授在他的文章中则对此观点进行了深入的论述。

朱子彦在文中指出，当时诸葛亮虽不能执掌军政大权，但他明知关羽攻取襄樊条件并不成熟，且完全违背了“隆中对”提出的待“天下有变”，两路北伐曹魏的战略决策。然《三国志》正文及裴注中均未见诸葛亮劝谏的记载。

退一步而言，即使刘备宠信、纵容关羽，不把“隆中对”放在心上，但襄樊战役打响后，刘备、诸葛亮不可能不全力关注战役进展的一举一动。尽管川、鄂之间山路阻隔，交通不便，信息传播不甚畅通，但整个襄樊战役从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开始，至十二月结束，首尾长达半年之久，蜀汉作为一个完整的新兴政权，不可能没有任何信息传播渠道。

关羽攻襄樊，守荆州兵力不足，加之此时孙刘联盟已呈破裂之势，孙吴随时可用奇兵偷袭荆州，诸葛亮深谙兵法，难道他会掉以轻心？众所周知，诸葛一生唯谨慎，从不弄险，他为何不提醒“疏慢”的刘备？

朱子彦认为，只要诸葛亮负起自己作为“军师”的职责，随时将荆州的“险情”提醒刘备，与关羽“自小结契”、情同手足的刘备绝不会“疏慢”到只作壁上观，对兵败临沮（关羽被擒杀之地）的关羽不以一卒相救。

所以，真正把关羽送上断头台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家人诸葛亮。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要除掉关羽呢？这还要从诸葛亮的抱负，以及关羽的为人中寻找答案。

诸葛亮胸怀天下，关羽无疑是他攫取权力的最大障碍。

朱子彦指出，诸葛亮高卧隆中，声称自己“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实则“藏器在身”，是胸怀大志的。他曾对好友石韬、徐庶、孟建云曰：“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当三人反问他可仕至何官时，“亮但笑而不言”。笑而不言为何？盖因刺史、郡守一类官职皆不在诸葛亮眼中，而其大志所欲则难以启齿告人也。

赤壁之战前，诸葛亮出使东吴，东吴重臣张昭想推荐他侍奉吴主，诸葛亮说：“孙将军可谓人主，然观其度，能贤亮而不能尽亮，吾是以不留。”“贤”、“尽”两字的寓意深长，必须参而悟之。所谓“贤”，即把诸葛亮看成是“贤士”，对待“贤士”的最高规格无非是以“国士”待之，而“尽亮”就很难用一两句话来表达个中之意。

然而，诸葛亮进入刘备集团以后，其地位和权力也是逐步上升和提高的。其实，刘备对诸葛亮亦并非一开始就推心置腹，君臣犹如鱼水。

在刘备称帝前后，关羽、张飞的地位均高于诸葛亮，其他如赵云、庞统、法正、黄忠、马超等人的地位亦不低于诸葛亮，正如大多数史家所指出的：刘备与关羽、张飞的关系比之于诸葛亮显然要更进一层。这对于一心欲谋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诸葛亮来说，这个排他性极强的小圈子是他仕途上的严重障碍。

关羽一直瞧不上士大夫，赤壁之战后对诸葛亮很是嫉妒。

朱子彦接着指出，关羽骄横跋扈是出了名的，对此史书多有记载。建安十九年，刘备攻益州，西凉马超来投，马超是当时颇具声望的虎将，刘备得到他喜出望外，即封他为平西将军，位同关羽。

远在荆州的关羽闻之极为不满，当即写信给诸葛亮，“问超人才谁可比类”，诸葛亮作书答称，马超“雄烈过人，一世之杰”，“当与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关羽）之绝伦逸群也”。关羽阅信后，扬扬自得，将信“以示宾客”。

建安二十四年，刘备自称关中王，欲重用黄忠为后将军。恐关羽不悦，派人往关羽处，同时拜关羽为前将军。但关羽听了此事后，大怒，说“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不肯受拜。

关羽如此狂妄，诸葛亮为何不加以制止，反而要曲意逢迎，讨其欢心呢？朱子彦认为，这正是诸葛亮工于心计，深藏不露的韬略。

亮、羽二人的关系如何？史无明文记载。然细加考察，亦可略窥一二。诸葛亮初出茅庐，刘备“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等就不悦”。

赤壁之战，诸葛亮建立奇功，不仅巩固了他在刘备集团中的地位，而且树立了一定的威信，使关、张等人再也不敢小瞧他。但关羽却由过去的轻视变成了嫉妒，王夫之对此看得十分清楚，他说：“昭烈之败于长坂，羽军独全，曹操渡江，不能以一矢相加遗。而诸葛公东使，鲁肃西结，遂定二国之交，资孙氏以破曹，羽不能有功，而功出于亮。刘琦曰：朝廷养兵三十年，而大功出一儒生。羽于是以忌诸葛者忌肃，因之忌吴，而葛、鲁之成谋，遂为之灭裂而不可复收。”

襄樊之战，不失为诸葛亮除掉关羽的一个好机会。

朱子彦认为，诸葛亮为何想除掉关羽，这和关羽的性格有极大的关系。

关羽和张飞的性格截然不同，史书上说：“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意思是说，张飞虽然不善待士卒，但对有才能的士大夫非常敬佩尊重，而关羽虽然爱抚士卒，但却对士大夫始终心存芥蒂，盛气凌人。诸葛亮作为刘备集团中的头号士大夫，当然也在其中。

诸葛亮对关羽目空一切的情况十分清楚，然顾虑其与刘备“恩若兄弟”的特殊关系，加之自己投奔刘备的时间要比关羽晚得多，官职也比关羽低，故不得不“虚与委蛇”，巧为周旋。

诸葛亮考虑的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就是等待时机除掉关羽。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冒然发动襄樊战役，诸葛亮在这样的大好机会来临之时当然不会去提醒对战局“疏慢”的刘备了。

莫名其妙的举动：急于入川

发生在公元222年的吴蜀彝陵之战是三国时期非常重要的一场战役，如果说赤壁之战初步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那么，夷陵之战就是完全确立了这种局面的形成。

而且，从夷陵之战引发的对诸葛亮的“隆中对”的认识问题也不容忽视，本文试图通过个人的一点儿粗陋的见解为这方面的话题抛砖引玉。

网上对这点争论颇多，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谁比较适合镇守荆州，或者说谁应该来镇守荆州。

刘备入川之前留下诸葛亮、关羽、张飞以及留营司马赵云一起镇守荆州各处，和法正、庞统、刘封等人一起进军益州。

在攻打雒城时庞统战死，这时，刘备调诸葛亮、张飞等人入川。值得注意的是，近来三国史学者对到底值得不值得调诸葛亮入川有了不同的声音，而且，关于诸葛亮入川的深刻背景早在王夫之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类似的质疑。

我们知道，刘备进川后最艰苦的一战就是雒城之战，大约一年的时间，损失也比较大，折了副军中郎将庞统。不过，即使是这样，刘备仍然能够兵围成都，说明刘备那时候已经是羽翼已就。再有，诸葛亮并没有像《三国演义》中说的那样直接参与雒城之战的，相反，到建安十九年（214年），当刘备围困成都时，诸葛亮才会同张飞等人与刘备会师。

考诸历史，得知诸葛亮起身荆州大约是在刘备围攻雒城的前后或者是刘备和庞统一起擒斩蜀中名将张任的前后，当时的真实情况是霍峻给刘备带信，提醒刘备东州军进攻葭萌关的背后可能是刘璋意图切断刘备的后路，这样刘备才决定让诸葛亮人川。

而王夫之等人的观点是刘备当时足以攻克全川，诸葛亮固然一定要人川，但是，没有必要这么急急地进川。这点也是有一定道理的，蜀中当时的名将首推张任，而张任在雒城之战中就被刘备、庞统擒杀（见裴松之《三国志·先主传》引《益部耆旧杂记》），刘循等人见张任被杀，立刻龟缩不出。

在诸葛亮和刘备会师之前，刘备已经攻克雒城，进逼成都，益州可谓是基本在掌握之中了，所以，后来史家说攻取益州出力最大的是庞统、法正和张松，不是没有来由的。再者，即令是庞统死掉，法正尚在，以法正的智略足以辅佐刘备，没有必要那么急于调诸葛亮进川。

除了我们上边列举的那个事实外，王夫之还在他的《读通鉴论》中指出，刘备之所以调诸葛亮入川，是对诸葛亮“交吴之深”的担忧。诸葛亮兄弟在吴蜀的阵营中都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刘备这边，迄今为止，我们没有看到什么比较有力度的材料来证明刘备的这一担心，不过，在东吴，这种想法却并不是少数人才有的，孙权所说的那番被认为是用人不疑的话“孤与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负孤，犹孤之不负子瑜也”。就是针对这种思想有感而发的，《资治通鉴》卷六十九中就记载了孙权的这段感慨的背景“时或言瑾别遣亲人与汉主相闻者”。

刘备阵营中对于诸葛亮有没有这种猜忌，史料上没有明说，但是，也不能说没有，我们一直以来称颂刘、诸葛的君臣鱼水际合的融洽关系，并且引以为古今之盛轨，这是不错，然而，我们也不要忘了刘、诸葛君臣关系之所以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的背景是蜀汉政权一直处于复杂多变的情况中，不仅大敌未除，而且险情时有发生。刘备托孤之时也正值蜀汉政权危急存亡之秋。

刘、诸葛的关系事实上只经过了共患难的考验，还没有到达共富贵的阶段，从我国历史上看，可以共患难的君臣例子很多，然而一旦同富贵时就难以相处，君臣反目的则不胜枚举，这也是人们对唐太宗、汉光武、宋太祖等少数皇帝加以称赞的缘由，这也就是人们对刘、诸葛关系的后续发展有些存疑的缘由。

按着这个逻辑推理下来，诸葛亮诚然一定要入川主理国政，只是不应该急于入川，至少在刘备收复益州之后，汉中等地的略定，后来也不是诸葛亮亲手完成的，有法正等人在，刘备足以安顿益州，况且收复益州后，又有大量的人才被罗致在刘备的门下，一时文武会集。

诸葛亮继续镇守荆州，以诸葛亮的政治眼光和军事才能，即使东吴有取荆州的打算，也不敢轻举妄动，更不会那么轻而易举地得手，三国的局面很有可能在建安二十四年左右有一个全新的变化。

谁“塑造”了诸葛亮

看过《三国志》的朋友都知道，此书乃西晋陈寿所作。《晋书》陈寿传曰：“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

其实不然，熟悉陈寿之人皆知，陈寿本乃亮迷，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已尽最大限度褒美诸葛亮，“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纵观诸葛亮五次北伐本就如此。而且《晋书》所言寿父乃马谡参军本身就令人质疑，马谡本为诸葛亮参军，参军本乃幕僚，既为参军为何能置参军？

我们再看《诸葛亮传》，全传并无贬低诸葛亮，而是尽量地褒扬，甚至不顾本末倒置，而把别人之功转换到诸葛亮身上。

众所周知，诸葛亮因其“隆中对”而千古留名，而“隆中对”中重要的一条就是结好孙权而实现其三分天下，我们暂且不论诸葛亮有无能力实现拥荆连蜀的战略，我们来看《三国志·诸葛亮传》：

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请奉命求救於孙将军。”时权拥军在柴桑，观望成败，亮说权曰：“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亦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今操芟夷大难，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无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将军量力而处之，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不能当，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将军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权日：“苟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慕仰，若水之归海。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权勃然曰：“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於人。吾计决矣！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然豫州新败之后，安能抗此难乎？”亮曰：“豫州军虽败于长坂，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弊。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权大悦，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曹公。

照这样看，诸葛亮被称为战略家，外交家无可厚非。但是我们再来看《三国志·鲁肃传》：

“刘表死。肃进说曰：‘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辑睦，军中诸将，各有彼此。加刘备天下枭雄，与操有隙，寄寓于表，表恶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备与彼协心，上下齐同，则宜抚安，与结盟好；如有离违，宜别图之，以济大事。肃请得奉命吊表二子，并慰劳其军中用事者，及说备使抚表众，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备必喜而从命。如其克谐，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为操所先。’权即遣肃行。到夏口，闻曹公已向荆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表子琮已降曹公，备惶遽奔走，欲南渡江。肃径迎之，到当阳长坂，与备会，宣腾权旨，及陈江东强固，劝备与权并力。备甚欢悦。时诸葛亮与备相随，肃谓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备遂到夏口，遣亮使权，肃亦反命。”

刘备在当阳被曹军五千精骑追上后，大败，张飞断后，拒水断桥挡住了曹军。江陵自然是去不得了，刘备、诸葛亮等便准备南渡长江，投奔苍梧太守吴巨。但这时鲁肃出现了，劝刘备和孙权结盟抗曹，这胜过天上掉馅饼，刘备马上便向东赴汉津，与关羽会合。

如果不是鲁肃“晨夜兼道”，恐怕这位被称为战略家的诸葛亮已随刘备八易其主了。我们再看一个细节，肃谓亮曰“我子瑜友也”，说明鲁肃和诸葛亮根本就不认识，鲁肃是何人？鲁肃和周瑜、张昭乃孙权重臣中的重臣。

诸葛亮《隆中对》中所谓的结盟孙权只是自己的想法而已，是否能说服孙权，他自己根本没有底，靠其江东的哥哥？根本说不上话，而且还可能也是个投降派。

有人疑问，是不是鲁肃传有误？我们再看《三国志·吴主传》：

“荆州牧刘表死，鲁肃乞奉命吊表二子，且以观变。肃未到，而曹公已临其境，表子琮举众以降。刘备欲南济江，肃与相见，因传权旨，为陈成败。备进住夏口，使诸葛亮诣权，权遣周瑜、程普等行。是时曹公新得表众，形势甚盛，诸议者皆望风畏惧，多劝权迎之。唯瑜、肃执拒之议，意与权同。瑜、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备俱进，遇于赤壁，大破曹公军。”

还有史据《三国志·周瑜传》：

“时刘备为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与鲁肃遇于当阳，遂共图计，因进住夏口，遣诸葛亮诣权，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

曹操南下，孙权召集众将商议计策，当时包括托孤之臣的张昭都劝孙权投降于曹操，但孙氏据江东已三世，孙权怎么肯轻易把江东送给曹操？

众将中只有鲁肃没发言。后孙权去更衣，鲁肃跟随，孙权知其意，乃问：“卿欲何言？”鲁肃曰：“向察众人之议，专欲误将军，不足与图大事。今肃可迎操耳，如将军，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愿早定大计，莫用众人之议也。”

孙权叹息说：“此诸人持议，甚失孤望；今卿廓开大计，正与孤同，此天以卿赐我也。”

后孙权用鲁肃言，召周瑜还，周瑜也主张抗操，瑜说：“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将军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英雄乐业，尚当横行天下，为汉国家除残去秽。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请为将军筹之：今使北土已安，操无内忧，能旷日持久，来争疆埸，又能与我校胜负于船楫间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且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今又盛寒，马无藁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将军禽操，宜在今日。瑜请得精兵三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

孙权说：“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吕布、刘表与孤耳。今数雄已灭，唯孤尚存，孤与老贼，势不两立。君言当击，甚与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

至此，历史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并不是诸葛亮说服孙权与刘备结盟，其赴江东，只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也并非是诸葛亮请命去的，而是奉刘备之命去的。

一个请命，一个奉命，一字之差，诸葛亮的“隆中对”就成了夸夸其谈的士大夫之作。而后的赤壁之战，也是黄盖献计火攻，更重要的是曹操军染上疾疫。

荆州所得并非诸葛亮运筹帷幄，首功乃为鲁肃，鲁肃乃孙刘联盟的鼻祖。

而鲁肃又遗先主书曰：“庞士元非百里才也，使处治中、别驾之任，始当展其骥足耳。”

刘备本免了庞统官职，但闻鲁肃之言，马上就重用庞统。由史而论，鲁肃其功远高于诸葛亮，刘备得荆州，非为自将所谋，却是鲁肃的佳作。《三国志·诸葛亮》传也本末倒置，误导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