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很多人知道诸葛亮，并不是读过史书里对他事迹的讲述，而是通过评书、、戏曲和传说。就说和热气球同一原理的“孔明灯”吧，就是他的“神迹”之一。他究竟是怎样被神化的？人们又为什么要神化他？

如何“近妖”：《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

在《三国演义》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中，诸葛亮无疑是塑造得最为成功、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可以说，他是全书的真正主角，是维系全书的灵魂。我们简直无法想象，如果没有诸葛亮这个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三国演义》还有什么看头，还怎么能成为世代相传的古典文学名著！

《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是作者耗费笔墨最多的艺术形象。从“水镜先生”司马徽第一次提到他的道号“伏龙”（即“卧龙”），为他的出场预作铺垫（嘉靖元年本第六十九回《刘玄德遇司马徽》，毛本第三十五回），到他去世后被安葬于汉中定军山（嘉靖元年本第二百九回《武侯遗计斩魏延》，毛本第一百五回），他一直处于作品情节的中心，当之无愧地成为全书的第一号主角。罗贯中满怀挚爱之情，倾注全部心血，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将他塑造为一个光彩照人的艺术典型。

诸葛亮逝世以后的一千余年间，历代胸怀壮志、关心国事的知识分子深情地缅怀和颂扬着他，广大民众一代又一代地传颂着他的业绩，各种通俗文艺也反复讲、唱和渲染着他的故事。

罗贯中继承了这种尊崇诸葛亮的社会心理，在史实的基础上，吸收了通俗文艺的有益成分，加上自己的天才创造，成功地塑造了一个高雅、睿智、充满理想色彩和艺术魅力的诸葛亮形象，一个家喻户晓的光辉形象。这样的诸葛亮形象，虽以历史人物诸葛亮为原型，但已有了很大的变异，比其历史原型更高大，更美好，成为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崇高典范，成为中华民族忠贞品格和聪明智慧的化身，成为中外人民共同景仰的不朽形象。

为了塑造好诸葛亮艺术形象，罗贯中花费了大量笔墨，调动了各种艺术手段，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了努力。

首先，充分突出诸葛亮在刘蜀集团中的关键地位和作用。

历史上的诸葛亮，尽管一出山就与刘备“情好日密”，受到刘备的充分信任；但他在刘蜀集团中的地位却是逐步提高的，按照通常的政治机制，这也是很自然的。他刚出山时的身份，《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没有记载，估计是幕宾之类。赤壁之战以后，刘备夺得荆州江南四郡，诸葛亮始任军师中郎将；此时关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早已封汉寿亭侯，张飞为宜都太守、征虏将军，封新亭侯，诸葛亮的地位略低于关、张。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定益州，诸葛亮升任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掌管左将军府事务，此时刘备的官衔是“左将军领荆、益二州牧”），其官品与关羽、张飞同列，而在刘蜀集团中的实际地位则超过关羽、张飞。直到刘备称帝（221年），诸葛亮任丞相，才正式成为蜀汉的头号大臣。而且，在刘备称帝之前，诸葛亮虽曾参与谋议，但大部分时间是留守后方，足食足兵，从未统管过军事。

然而，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却把诸葛亮写成一开始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大权在握，指挥一切的统帅，大大提高了他在刘蜀集团中的地位和作用。他出山不久，夏侯悖便率领十万大军杀奔新野，这是他面临的第一场考验。这时——

玄德请孔明商议。孔明曰：“但恐关、张二人不肯听吾号令。主公若欲亮行兵，乞假剑印。”玄德便以剑印付孔明。孔明遂聚集众将听令……“主公自引一军为后援。各须依计而行，勿使有失。”（第三十九回）

在这初出茅庐第一仗中，刘备一开始便将指挥权交给诸葛亮；诸葛亮胸有成竹，一一调遣众将，甚至连刘备也要接受他的安排。火烧博望坡的胜利，树立了诸葛亮的威信，也确立了他指挥一切的地位。从此以后，他在刘蜀集团的指挥权牢不可破，从未受到过质疑。每遇大事，刘备总是对他言听计从，文武众官也总是心悦诚服地执行他的命令。赤壁大战期间，他出使东吴达数月之久，刘备方面积极备战，一切准备就绪后，仍然要等待他赶回去指挥调度：

且说刘玄德在夏口专候孔明回来……须臾船到，孔明、子龙登岸，玄德大喜。问候毕，孔明曰：“且无暇告诉别事。前者所约军马战船，皆已办否？”玄德曰：“收拾久矣，只候军师调用。”（第四十九回）孔明便与玄德、刘琦升帐坐定……

诸葛亮的命令，谁也不能违抗。就连身份特殊的头号大将关羽，由于违背军令私放曹操，诸葛亮也要下令将他斩首；只是由于刘备出面说情，希望容许关羽将功赎罪，“孔明方才饶了”（第五十回一五十一回）。这些描写，大大超越了历史记载，使诸葛亮始终处于刘蜀集团的核心，地位明显高于所有文武官员，而又使读者觉得可信。刘备得到诸葛亮之前屡遭挫折，而得到诸葛亮辅佐之后则节节胜利，两相对照，读者不由得深深感到刘蜀集团的成败安危，不是系于刘备，而是系于诸葛亮。

其次，竭力渲染诸葛亮的智慧，特别是出神入化的军事谋略。

上面说过，历史人物诸葛亮的突出品格之一便是智慧，但那主要是善于把握天下大势，善于总揽全局，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的政治智慧，“隆中对”就是其集中体现。至于军事方面，陈寿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说他“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意思是说诸葛亮善于管理军队，治军严整，但在运用奇谋妙计上却有所不足；他治理百姓的才干，优于当统帅的谋略；随机应变的本领，不是他所擅长的。有人认为陈寿贬低了诸葛亮；但事实是，历史上的诸葛亮确实并不特别擅长出奇制胜。然而，在《三国演义》里，罗贯中不仅充分表现了诸葛亮的政治智慧，而且通过大量的虚构情节，着力突出诸葛亮的神机妙算，把他塑造为用兵如神的谋略大师，成为中华民族谋略智慧的化身。

在《三国演义》里，诸葛亮出山后取得的第一个胜利——火烧博望坡，便具有很大的虚构成分。历史上，刘备曾与曹操大将夏侯惇、于禁等相拒于博望，“久之，先主设伏兵，一旦自烧屯伪遁，惇等追之，为伏兵所破”（《三国志·蜀书·先主传》）。那是在三顾茅庐之前，自然与诸葛亮无关。罗贯中来了个移花接木，将此事安排在诸葛亮出山之后，使他成为克敌制胜的英明指挥者。作品先写曹军的气势汹汹，写十万曹军与刘备数千人马的悬殊对比，酿造出泰山压顶的紧张气氛；然后写诸葛亮调兵遣将，关羽、张飞对他的计谋都心存怀疑，“众将皆未知孔明韬略，今虽听令，却都疑惑不定”，“玄德亦疑惑不定”。结果，战斗的进程完全按照诸葛亮的预计发展，刘备军大获全胜，使得关羽、张飞这两个心高气傲的大将心服口服，称赞道：“孔明真英杰也！”（第三十九回）于是，诸葛亮料事如神的军师形象初步得到了表现。

随后的火烧新野，纯属虚构的情节。在这次战斗中，诸葛亮水火并用，层层设伏，让曹仁、曹洪率领的十万大军先遭火烧，再被水淹，损失惨重（第四十回）。从此，诸葛亮的无穷妙计，不仅赢得了整个刘蜀集团的高度信任，而且使曹军十分害怕，动不动就怀疑：“又中孔明之计也！”

在决定刘蜀集团命运和三分鼎立局面的赤壁大战中，诸葛亮的神机妙算更是大放光彩。本来，在历史上的赤壁大战中，最主要的英雄应该是周瑜；诸葛亮除了出使江东，智激孙权联刘抗曹之外，究竟还有哪些作为，史书上并无明确的记载。然而，在罗贯中的笔下，诸葛亮却成了决定战争胜负的最关键的人物。尽管他在吴军中身居客位，但是，他却是“赤壁大战”这一情节单元的真正主角。孙刘联盟的建立，由他一手促成；孙权抗曹的决心，由他使之坚定；周瑜导演的“群英会”、“蒋干盗书”，黄盖的苦肉计、诈降计，被他一眼看穿；战役的关键决策——火攻计，由他与周瑜共同商定；而实行火攻的决定性条件——东风，又由他巧妙“借”来。可以说，孙刘联盟在夺取胜利的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他的智慧；如果没有他，周瑜要想打败曹操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孙刘联盟与曹军之间的矛盾和孙刘联盟内部矛盾的旋涡里，在与周瑜、曹操这两个杰出人物的斗智中，他的远见卓识、雅量高致和神机妙算，一次又一次地进发出耀眼的火花。周瑜对他又敬又嫉，多次企图除掉他，他都一一从容化解，安如泰山，既使周瑜无可奈何，又维护了孙刘联盟，保障了战役的胜利。斗智的结果告诉人们：曹操之智不及周瑜，周瑜之智又不及诸葛亮，因此，诸葛亮才是大智大勇的头号英雄。

在“三气周瑜”、“刘备夺取汉中之战”、“七擒孟获”、“六出祁山”等情节单元里，罗贯中也安排了许多虚构的情节，从多种角度入手，把诸葛亮的智慧谋略表现得精妙绝伦。在与对手的政治斗争中，他总是善于把握全局，随机应变，因势利导，牢牢掌握制胜的主动权。在军事较量中，他总是知己知彼，重视掌握情报，善于调动对方，善于打心理战，善于“用奇”，或伏击，或偷渡，或伪装，或奔袭，虚虚实实，千变万化，一次又一次地赢得胜利。《孙子兵法》说：“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兵势篇》）“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篇》）诸葛亮精通这些军事原则，真是用兵如神。

为了突出诸葛亮的谋略，作品常常运用对比、衬托等艺术手法。心高气傲的周瑜多次感叹：“孔明神机妙算，吾不如也！”直到临终，他还发出“既生瑜，何生亮”的悲叹，强烈地表达了他力图压倒诸葛亮却又无可奈何的心情。善于用兵的曹操在与诸葛亮交战时老是疑神疑鬼，一败再败。老谋深算的司马懿更是多次承认：“吾不如孔明也！”甚至在诸葛亮死后，蜀军撤退，司马懿率兵追赶，还被诸葛亮的遗像吓得狼狈而逃，落了个“死诸葛能走生仲达”的话柄。通过这些第一流人才与诸葛亮的对比，诸葛亮那“无穷如天地”的谋略被表现到了极致。

再次，多方刻画诸葛亮的忠贞品格。

诸葛亮人生的后半段，即从“白帝托孤”到“秋风五丈原”（223—234年）这种忠贞品格日益得到强化。在这12年里，诸葛亮独力支撑蜀汉政局，日理万机，尽心竭力，为实现兴复汉室的目标而不懈奋斗。平定南方之后，他亲率大军北伐，临行呈上著名的《出师表》，对后主谆谆告诫，并慨然表示：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虑，恐付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当奖帅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第九十一回）

在“六出祁山”的漫长征途上，诸葛亮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也遭受过意外的失败。首次北伐，虽曾势如破竹，连夺三郡，但因马谡自做主张，丢失街亭，蜀军不得不迅速撤退，取得的成果毁于一旦。事后，诸葛亮不仅坚持原则，挥泪斩马谡，而且勇于承担责任，上表白贬三等；并诚恳叮嘱部下：“自今以后，诸人有远虑于国者，但勤攻吾之阙，责吾之短，则事可定，贼可灭，功可翘足而待矣。”（第九十六回）在外有强敌，内有庸主的艰难形势下，他以极大的智慧和毅力，作出了非凡的业绩。

直到最后一次北伐，他因积劳成疾，吐血不止，自知生命垂危，首先想到的仍然是蜀军的安危和蜀汉的存亡，仔细安排退军部署，推荐自己的接班人。还“强支病体，令左右扶上小车，出寨遍观各营”。在这最后一次巡视军营中，他怀着无限的遗憾长叹道：“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其有极！”在死神即将来临之际，上至国君，下至部属，近至眼前的退军节度，远至今后的方针大计，他都考虑到了，却很少想到自己的妻儿老小。作者以蘸满感情的笔触，传神尽意的描绘，极其鲜明地表现了诸葛亮忠心耿耿、克己奉公的高尚品格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奋斗精神。在写到诸葛亮溘然长逝后，作品插叙了被诸葛亮废黜的廖立、李严得知噩耗后的悲痛情景，以衬托诸葛亮立身之严谨、处事之公正、感召力之强大。不仅如此，作者还极力渲染了此时的悲凉气氛：“是夜，天愁地惨，月色无光，孔明奄然归天。”（第一百四回）真是字字带血，声声含泪，悼惜之情，溢于言表，令人读来荡气回肠。至此，诸葛亮的光辉形象便牢牢地矗立在读者的心中了。

几百年来，《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形象一直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具有强大的艺术魅力。不过，也有一些人对这一形象有所批评。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鲁迅先生的这段话：“至于写人，亦颇有失……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对此应该怎么理解呢？

我认为，鲁迅先生按照严格的现实主义标准，指出《三国演义》表现诸葛亮的“多智”有过头之处，这是对的。所谓“近妖”，即指有的地方对诸葛亮的谋略夸张过甚，表现出神化倾向；但这绝不意味着作品对诸葛亮形象塑造的根本失败。从总体上来看，作品对诸葛亮形象的塑造仍然是非常成功的。这里特别要强调几点：

首先要全面把握《三国演义》的创作方法。

在创作方法上，《三国演义》既不属于今天所说的现实主义，也不属于今天所说的浪漫主义，而是古典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情调、传奇色彩的结合。

综观全书，罗贯中紧紧抓住历史运动的基本轨迹，大致反映了从东汉灵帝即位（168年）到西晋统一全国（280年）这一历史时期的面貌，这一历史时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罗贯中都予以关注，都大致按照史实的基本框架和发展趋势，作了不同程度的叙述与描写。这一历史时期的一系列重要人物，罗贯中在把握其性格基调时，都力求实现艺术形象与其历史原型本质上的一致。这样，就使作品具有厚重的历史感，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这是人们普遍承认《三国演义》“艺术地再现了汉末三国历史”的根本原因。然而，在具体编织情节，塑造人物时，罗贯中却主要继承了民间通俗文艺的传统，大胆发挥浪漫主义想象，大量进行艺术虚构，运用夸张手法，表现出浓重的浪漫情调和传奇色彩。

作品中的诸葛亮形象，就正是既实现了“与其历史原型本质上的一致”，又进行了充分的理想化，“表现出浓重的浪漫情调和传奇色彩”。这种浪漫情调和传奇色彩，不仅体现了罗贯中本人“好奇”的审美倾向，而且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典“尚奇”的艺术传统。从这个角度来看，《三国演义》对诸葛亮的智慧和谋略的竭力渲染便是可以理解的了。

其次，要注意到《三国演义》对诸葛亮智谋的夸张和渲染，可谓由来已久。

早在西晋末年，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为诸葛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李兴撰文，其中便写道：

“英哉吾子，独含天灵。岂神之祗，岂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推子八阵，不在孙、吴；木牛之奇，则非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斋酎，又何秘要？！”

这里已经为诸葛亮的才干和谋略抹上了神秘的色彩。而且，裴松之还引用多条材料，对诸葛亮的谋略加以渲染。及至唐代，诸葛亮已被称为“智将”。到了宋代，大文豪苏轼作《诸葛武侯画像赞》，更是对诸葛亮的谋略大加颂扬：

“密如神鬼，疾若风雷；进不可当，退不可追；昼不可攻，夜不可袭；多不可敌，少不可欺。前后应会，左右指挥；移五行之性，变四时之令。人也？神也？仙也？吾不知之，真卧龙也！”

“人也？神也？仙也”的赞叹，更加突出了诸葛亮的“神奇”。沿着这一思路，元代的《三国志平话》又进一步写道：

“诸葛本是一神仙，自小学业，时至中年，无书不览，达天地之机，神鬼难度之志；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挥剑成河。司马仲达曾道：‘来不可当，攻不可守，困不可围，未知是人也，神也，仙也？”’

这就完全把诸葛亮神化了。

罗贯中写作《三国演义》时，对《三国志平话》中的诸葛亮形象作了大幅度的改造，删除了“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挥剑成河”之类的神异描写，使诸葛亮形象复归于“人”本位——当然，是一个本领非凡的、具有传奇色彩的杰出人物。书中对诸葛亮智谋的描写，大都有迹可寻，奇而不违情理。在政治谋略方面，作品写诸葛亮的“隆中对”、智激孙权，基本上是依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的记载加以叙述，并无多少夸张。在军事谋略方面，作品写诸葛亮火烧博望坡、火烧新野、草船借箭、安居平五路、七擒孟获、空城计等事，尽管颇多虚构，但要么早有野史传闻或《三国志平话》的相关情节做基础，要么是对史实的移植与重构，即使纯属虚构，也编排有度，大致符合情理。这样的智谋，虽有传奇色彩，却并非神怪故事；虽非常人可及，却符合人们对传奇英雄的期待。这与全书的浪漫情调和传奇色彩是一致的。

第三，应该承认，《三国演义》在表现诸葛亮的智谋时，确有少数败笔。

比如作品的后半部分，个别情节违背历史和生活的逻辑，勉强捏合，夸张过甚。如第一百一回《出陇上诸葛装神》中写魏军“但见阴风习习，冷雾漫漫？，却无法赶上诸葛亮，并借司马懿之口称诸葛亮“能驱六丁六甲之神”，会“缩地”之法，便明显带有神异色彩。

另外，罗贯***于对诸葛亮的热爱，有时对其失误之处也苦心呵护，导致个别情节不合情理。如第一百五回“遗计斩魏延”，本来想表现诸葛亮料事如神，早有先见之明，却无法完全掩盖诸葛亮对待魏延的不当之处，结果欲益反损，反而使读者感到难以信服。这种情节虽然不多，却有可能让人产生“近妖”的感觉。

第四，应该注意将《三国演义》与其衍生作品加以区别。

几百年来，在《三国演义》广泛传播的过程中，人们不断地对其进行改编与再创作，从而产生出大量的、各种门类的衍生作品。这些衍生作品，一方面大大增加了《三国演义》的传播渠道，扩大了它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对《三国演义》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有所强化，有所发展，有所变异。

例如：《三国演义》写诸葛亮的装束，初见刘备时是“头戴纶巾，身披鹤氅”（第三十八回）；赤壁大战后南征四郡，也是“头戴纶巾，身披鹤氅，手执羽扇”（第五十二回）；首次北伐，与王朗对阵，则是“纶巾羽扇，素衣皂绦”（第九十三回）。这些描写，来源于东晋裴启所撰《语林》对诸葛亮衣着风度的记载：“乘素舆，著葛巾，持白羽扇，指麾三军，众军皆随其进止。”“鹤氅”亦为魏晋士大夫常用服饰，《世说新语》等书屡见不鲜。

而在明清以来的某些“三国戏”和曲艺作品中，诸葛亮动辄穿上八卦衣，自称“贫道”，言谈举止的道教色彩越来越重，其计谋的神秘意味也有所强化。如果有人从这类作品中得到诸葛亮形象“近妖”的印象，那是不能都记在《三国演义》的账上的。

总之，尽管《三国演义》对诸葛亮的描写存在一些不当之处，但只能算是白璧微瑕。从总体上来看，诸葛亮形象仍然是全书塑造得最为成功，最受人们喜爱的不朽艺术典型，永远启示和激励着后人。

悲剧精神：神化诸葛亮的基调

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

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

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

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

——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五

丘振声说：“杜甫对诸葛亮可谓倾心仰慕，一往情深。这在唐代诗人中，找不出第二个。”（《三国演义纵横谈》）

需要补充的是：除了仰慕之外，杜甫的诗中还流露出对于诸葛亮悲剧结局的无限哀婉与惆怅。“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诸葛亮的才干固堪与古代著名贤臣伊尹、吕尚并驾齐驱，而远在汉代开国元勋萧何、曹参之上，真可谓古今罕有其匹。

然而，“出师未捷身先死”，严峻的事实是：他毕竟没有完成恢复汉室，统一中国的大业，抱憾终身地死去了！杜甫在思索：这是什么原因呢？“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大约就是杜甫的答案。

毛宗岗解此二句诗道得好：“此缘汉祚之已改，非军务之或疏也。运虽移而志则决，‘身’，即所云‘鞠躬’，‘劳’，即所云‘尽瘁’，‘歼’，即所云‘死’，‘而后已’，‘终难复’，即所云‘成败利钝，非臣逆睹也’。‘终’字妙，包得前后拜表、六出祁山，无数心力在内。前解慕其大名不朽，后解惜其大功不成。慕是十分慕，惜是十分惜。”（《三国演义》一百五回夹批）由对诸葛亮的“十分慕”到“十分惜”，正透露了杜甫对于诸葛亮这人物的悲剧性的深刻了解。

罗贯中是能够领会杜甫的诗意的。“陨大星汉相归天”一回，写得真是悲壮动人。

孔明临终，先对姜维道：“吾本欲竭忠尽力，恢复中原，重兴汉室；奈天意如此，吾旦夕将死。吾平生所学，已著书二十四篇，计十万四千一百一十二字，内有《八务》、《七戒》、《六恐》、《五惧》之法。吾遍观诸将，无人可授，独汝可传我书，切勿轻忽！”又授以连弩之法，且嘱以“阴平之地，切须仔细。此地虽险峻，久必有失。”继则授马岱、杨仪以锦囊之计，预先安排处置魏延反叛之法；继则嘱李福曰：“吾不幸中道丧亡，虚度国家大事，得罪于天下。我死后，公等宜竭忠辅主，国家旧制，不可改易；吾所用之人，亦不可轻废。”

继则又嘱杨仪以退兵之道：“我死之后，凡事俱依旧法而行，缓缓退兵，不可急骤。”继则又上表后主：“臣亮赋性愚拙，遭时艰难，分符拥节，专掌均衡，兴师北伐，未获成功；何期病人膏肓，命垂旦夕，不及终事陛下，饮恨无穷！伏愿陛下：清心寡欲，约己爱民；达孝道于先皇，布仁恩于宇下；提拔幽隐，以进贤良；屏斥奸邪，以厚风俗。”及昏厥复醒，又荐可任大事者蒋公琰、费文伟，遂薨。

可以说，凡是有关蜀汉兴衰存亡的大事，孔明都想到了，而且都提出了正确的对策，但是，“运移汉祚终难复”，孔明健在之际，鞠躬尽瘁，耗尽无数心力，尚且不能力挽狂澜，而凭孔明临终时一番苦心安排，又何能阻挡危厦之倾颓呢？

孔明的悲剧，不在他的早逝。他死时年已54岁，即便天假以寿，他的事业也不可能取得成功。钱谦益笺注杜诗，在《咏怀古迹五首》之五“萧曹”句后引崔浩《典论》曰：“亮之相刘备当九州鼎沸之会，英雄奋发之时。君臣相得，鱼水为喻。而不能与曹氏争天下，丢弃荆州，退人巴蜀，诱夺刘璋，伪连孙氏，守穷崎岖之地，僭号边鄙之间，此策之下者。可与赵佗为偶，而以为萧曹亚匹，不亦过乎？”钱笺谓：“此诗所以正崔浩之过论也。”

《咏怀古迹》虽然表达了对诸葛亮的倾心仰慕的感情，但并未从理论上纠驳崔浩之“过论”。事实上杜甫把一切委过于不可知的“运”，反不如崔浩究诘人为之“策”为胜。爱德华·波特的哲学博士论文《诸葛亮与蜀汉》中指出：“诸葛亮神机妙算，但他的根本选择却是错误的。”（转引自王丽娜《国外研究（三国演义）综述》）

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崔浩之所谓“策之下者”，也就是指诸葛亮根本选择的错误性，而其最主要的表现，恰恰就在“丢弃荆州，退人巴蜀”的“三分割据纡筹策”的决策上。当然，诸葛亮之所以倡三分割据之说，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取决于当时各方力量的对比。

《三国志·诸葛亮传》中所引张俨《默记》，比较诸葛亮、司马懿之优劣，其中也透露了若干信息：“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国，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又说：“诸葛丞相诚有匡佐之才，然处孤绝之地，战士不满五万，自可闭关守险，君臣无事。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魏司马懿才用兵众，未易可轻，量敌而进，兵家所慎；若丞相必有以策之，则来见坦然之勋，若无策以裁之，则非明哲之谓，海内归向之意也。”面对“据天下十倍之地”，“据牢城，拥精锐”的司马懿，孔明唯有以攻为守，方能自全。这种选择，乃大势所定，不得已之举也。

但是，爱德华·波特的意见，从道德观来看，就不一定正确了。诸葛亮的悲剧，正是违背了客观规律，选择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道路所酿成的。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实际就是不计成败，知难而进，临危不惧，虽死不悔（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崇高、严肃的悲剧精神。古人云：“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左传·宣公十二年》）意谓作战时要见机而举，不硬做做不到的事。孔明为报刘备三顾乏殊遇，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终于赢得一个天下三分的局面。虽然其处于益州疲敝，危急存亡之秋，要是果能“闭关守险，君臣无事”，也许蜀汉还能苟延一个时候，他自己的健康状况也不至于坏得那么厉害。知难而退，这一选择是明智的，但英雄也就没有了。

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评价诸葛亮说：“历稽载籍，贤相林立，而名高万古者莫如孔明，其处而弹琴抱膝、居然隐士风流，出而羽扇纶巾，不改雅人深致。在草庐之中，而识三分天下，则达乎天时；奉顾命之重，而至六出祁山，则尽乎人事。七擒八阵、木牛流马，既已疑鬼疑神之不测；鞠躬尽瘁，志决身歼，仍是为臣为子之用心。比管、乐则过之，比伊、吕则兼之，是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

“达乎天时”、“尽乎人事”、“鞠躬尽瘁，志决身歼”，这几句话讲得好，如果删掉其余的话，就更恰当了。罗贯中在塑造诸葛亮形象时，一开始便把他置于“天时”与“人事”的矛盾之中，并且一开始便暗示了他失败的结局，揭示了诸葛亮的出山，是一出悲剧。

尽管这样，作者又自始至终都在肯定，都在歌颂诸葛亮的悲剧精神——这是作者最用力的地方，也是最感人，给后世影响最大的地方。但一般议论者，恰恰忽视了这一点，仅仅看到罗贯中赞美和渲染诸葛亮智慧的一面，众口一辞地把他作为智慧的典型。

诚然，罗贯中确实刻画了诸葛亮身上这一重要特征，而且有些场面本身就是精彩的喜剧折子戏，如《群英会》、《草船借箭》、《空城计》等，但这些只是穿插的喜剧手法，并未改变“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性。相反，突出智慧的一面，更加深了人们连这样聪明能干的人也不能挽回败局的惋惜之情，从而使悲剧气氛更加浓重。况且，在这方面，确实又颇多败笔，致使“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引用《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奥西安尼德斯之歌“啊，无论人有怎样的智慧，总逃不掉神安排的定命”之后说：“这正可以代表悲剧感的本质。”

诸葛亮何尝不是如此。《三国演义》第三十七回，当刘备三顾草庐之前，作者特意安排司马徽再次上场，就是为了渲染悲剧的氛围。因为早在第三十五回，司马徽就向刘备提到了孔明，说：“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然而当司马徽闻知徐庶已荐诸葛亮以自代，刘备真的要请诸葛亮出山之际，却冷冷地说：“元直欲去，自去便了，何又惹他出来呕心血也？”毛宗岗评曰：“水镜之荐孔明与元直之荐孔明，又自不同。元直则相告相嘱，唯恐玄德之无人，唯恐孔明之不出，是极忙极热者也；水镜则自言自语，反以元直之荐为多事，反以孔明之出为可惜，是极闲极冷者也。”

司马徽为什么对孔明之出持冷淡态度？其临别之际，仰天大笑的一番话，道出了根由：“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得主”与“得时”，构成了一对矛盾。得主又得时，难；得时不得其主，君子不为：得主不得时，也难，但君子知难而进！刘备一顾茅庐，途逢崔州平，知其来意，曰：“公以定乱为主，虽是仁心，但自古以来，治乱无常。自高祖斩蛇起义，诛无道秦，是由乱而入治也；至哀、平之世二百年，太平日久，王莽篡逆，又由治而入乱：光武中兴，重整基业，复由乱而人治，至今二百年，民安已久，故干戈又复四起；此正由治人乱之时，未可猝定也。将军欲使孔明斡旋天地，补缀乾坤，恐不易为，徒费心力耳。岂不闻‘顺天者逸，逆天者劳’、‘数之所在，理不得而夺之；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强之乎’？”

这就更进一层地点破孔明“徒费心力”的悲剧结局。毛宗岗夹评：“妙在极忙极热之时，偏听此极闲极冷之语。说孔明徒费心力，是于孔明未出山时早为他临终结局伏下一笔，妙。”罗贯中和毛宗岗都明知孔明之“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徒费心力”的结局，却毫无嘲讽讥笑之意，相反，都一致地领会了诸葛亮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高尚情操，对他的悲剧精神给予了高度赞扬：

顺天者逸，逆天者劳。无论徐庶有始无终，不如不出；即如孔明尽瘁而无，毕竟魏未灭、吴未吞、济得甚事！……使三国名流尽学水镜、州平、广元、公威，而无志决身歼，不计利钝之孔明，则谁传扶汉之心于千古？玄德之言曰：“何敢委之数与命！”孔明其同此与！

这里讲的“顺天”与“逆天”，实际上反映了“出世”与“人世”的两种态度。“出世”，不过是将一切委之于“数与命”，任其自然，清静无为，逸则逸矣，但于历史的进步毫无益处。而“入世”，则是积极的进取的，尽管其人的行动似“逆天而动”，但毕竟为历史的发展加入了属于他的一份力量。当然，《三国演义》作者所持的是唯心史观，不能真正的解释历史，只好把诸葛亮的失败归之于“天数”。但是，他在作品中又满腔热情的塑造了一个不屈服于命运和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英雄。这个矛盾现象，只有从美学上才能得到解决。

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说过：“悲剧是人的伟大的痛苦或伟大人物的死亡。”（《美学论文选》第109页）诸葛亮由于选择了“逆天”的“人世”的态度，实际上也就选择了“呕心血”，亦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承担痛苦”——“伟大的痛苦”的人生。

《三国演义》第一百三回叙孔明屯军于五丈原，魏兵坚守不出，孔明乃取巾帼妇人之衣以遗司马懿，懿厚待来使，问孔明寝食及事之繁简若何？使者日：“丞相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所啖之食日不过数升。”懿顾谓诸将曰：“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使者回，以懿言告之，孔明叹曰：“彼深知我也！”

司马懿深知孔明什么呢？毛宗岗夹批曰：“武侯亦自料其不久于人世也”，仿佛是指的“其能久乎”。下文紧叙主簿杨顒曰：“某见丞相常自校簿书，窃以为不必。夫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譬之治家之道，必使仆执耕，婢典爨，私业无旷，所求皆足，其家主从容自在，高枕饮食而已。若皆身亲其事，将形疲神困，终无一成。岂其智之不如婢仆哉？失为家主之道也。是故古人称：坐而论道；谓之三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昔丙吉忧牛喘，而不问横道死人；陈平不知钱谷之数，曰：‘自有主者。’今丞相亲理细事，汗流终日，岂不劳乎？——司马懿之言，真至言也。”就已经指明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然而孔明回答的是：“吾非不知，但受先帝托孤之重，惟恐他人不似我尽心也！”

“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撇去其他诸种不利因素，单就人才一端而言，西蜀也极为匮乏。李贽《藏书》中有《武臣传》，其中称得上“大将”的只有周瑜、吕蒙、陆逊、陆抗，而无蜀中一人；姜维只与张辽、邓艾列名“名将”一类，关羽、张飞只列名于“贤将”一类。总之，与魏、吴相比，蜀汉力既不如，人才亦远逊之。

有鉴于此，诸葛亮岂能不自校簿书，亲理细事乎？毛宗岗评曰：“托马谡而马谡失之，释苟安而苟安负之，任李严而李严又背之，其敢以弗躬弗亲而取咎与？故处陈平、丙吉之世，可以不为武侯，而当武侯之时，不得复为陈平、丙吉。”

诸葛亮面对蜀汉的种种劣势与困境，只有凭着自己对于刘备的忠诚以撑持局面。唯此之故，他不相信他人，总唯恐他人不似自己那样尽忠尽职，尽力尽心。加上在用人方面的一再失误，这种不信任的心理就更加突出。

表现在选拔人才上，诸葛亮往往求全责备，过分看重于“德”，亦即忠于那弱小而难有作为的蜀汉的政治标准，致使西蜀的大小官员，大多数都循规蹈矩，缺乏进取精神，这同曹操“任天下之智力，以道驭之，无所不可”，“大用者不务细行”的选拔人才之道，形成鲜明对比。孔明意识到蜀汉的劣势，乃至不可避免的失败的趋势，但他的“硬汉”性格，使他独自一个默默地承担痛苦和不幸，这是他的悲剧性格的集中体现。

诸葛亮悲剧性格的光辉之点在于，他尽管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正处于失败者的地位（在《后出师表》中已经坦率地承认：“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李贽《藏书》评曰：“不睹成败，何以尽力？”这是不理解诸葛亮的表现，因为，既睹成功，方去尽力，这就不是那“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诸葛亮了），但绝不屈服于命运，甚至在失败之中，也要保持优势，使自己的精神压倒对方，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死诸葛能走生仲达”的故事之所以能千古传诵，就是因为它表现了孔明之“死而不死”，表现了“魏人之畏孔明，如有一未死之孔明在其目也”。（毛宗岗一百四回评）纵观孔明之一生，他的事业，尽管没有成功，但他于“人事已尽，则亦可以无憾于死。无憾于死，则不可死者，其心；而可以死者，其事也”。孔明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就是尽心而已。

罗贯中塑造诸葛亮的形象，是为了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对于这样一个没有实现自己抱负的悲剧形象，只有从政治伦理关系上去努力把握其内涵才能挖掘出深藏在形象底层的认识的和审美的价值。

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认为“知其不可而为之”是孔子世界观中的积极的人生态度，进而发展为“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乐观进取精神。这同叔本华的厌世主义的人生哲学恰恰形成鲜明的对照。“叔本华认为对于现世采取知其不可为而不为的态度，即他所谓‘退让’精神。就是生命的真谛。而悲剧就是由于表现这种‘退让’精神，使人得到一种‘解脱’，而引起喜悦之情的”（参见施昌东：《“美”的探索》381页）。

当然，在中国文学传统中，也有人世与出世、进取与退让的矛盾。“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古典中的悲剧人物，大都具有这种普遍意义的矛盾。诸葛亮隐居隆中时期，早已在谋划统一的大业，退隐、出世只是外在形式，人世、进取则是实质。及刘备三顾茅庐相请出山，诸葛亮犹闪闪躲躲，尚再三以“久乐耕锄，懒于应世”相辞谢。等到他终于不得已而出山，就抱定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信念，义无反顾，表明他所向往的，归根到底还是人世用世。

古典的同情，往往不在“知其不可为而不为”的退让厌世者一边，它们所赞美讴歌的，乃是自强不息的入世者——哪怕他卒无成就。诸葛亮是如此，宋江、孙悟空、贾宝玉等，都是如此，这正代表了中国古典的精髓。

口碑：对联中的诸葛亮

楹联俗称对联、对子，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文学品种。自古以来，以其语言凝练、对仗工整、直抒胸臆、朗朗上口，受到各界人民的欢迎。尤其是名胜古迹处的对联，早就成为上自帝王将相，下至人民群众，旁及文人墨客纪事铭志、评古论今、品评人物、写景抒怀的重要形式。加之这些对联多有名家手书，内容的思想性和书法的艺术性，受到千百万游人的喜爱。遍布全国各地的武侯祠，也留下历代书写、镌刻的众多楹联。对此加以研究，就可发现，诸葛亮是一位历代人们用楹联称颂的政治家、军事家。这里仅举明、清和现代的几副武侯祠楹联，看看后人是怎样运用楹联评价诸葛亮的。

利用楹联表达对诸葛亮崇敬与仰慕之情的，占了各地武侯祠楹联的绝大部分，成为武侯祠楹联的主流和特色。它代表了当时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对诸葛亮的评价的主导方向。这些楹联有的记述诸葛亮的功绩，有的赞扬诸葛亮的精神，有的抒发自己的情怀，历来受到人们的赏识。陕西岐山县五丈原诸葛亮庙有一副赞扬诸葛亮的对联，是这样写的：

“义肝忠胆，六经以来二表；托孤寄后，三代而后一人。”

这副出自佚名者之手的对联，没有对诸葛亮的一生进行泛泛一般的叙述，而是对他忠于蜀汉、托孤寄命、竭忠尽智、死而后已的精神加以赞扬。五丈原是蜀汉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八月，诸葛亮病死于军中的地方，以自己的生命实现了他为蜀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诺言。作者没有按一般楹联的方式概述他的生平事迹，而是重点赞扬了他“托孤寄命”、“死而后已”的精神，很符合五丈原诸葛亮庙的特定地点和环境。而把诸葛亮推崇到“三代而后一人”的地位，也赞美到了极致。

成都武侯祠有一副晚清四川总督沈葆桢留下的对联，写得饱含感情：

“地有千秋，南来寻丞相祠堂，一样大名垂宇宙；

桥通万里，东去襄阳问耆旧，几人相忆在江楼？”

这副对联的作者是大名鼎鼎的禁烟大臣林则徐的女婿，深受其岳父的影响。沈自从士兵及第人仕之后，官声较好。他瞻仰武侯祠时联想到襄阳隆中诸葛亮故居，表达了对诸葛亮的崇敬与仰慕之情。作者前来凭吊被人誉为“大名垂宇宙”的诸葛丞相祠堂，很自然地想到了远在襄阳隆中诸葛亮躬耕的地方。看到一千多年后，人们仍一致赞扬诸葛亮的情况，用“几人相忆在江楼”表达后代和作者对诸葛亮的无限缅怀之情，读来令人对诸葛亮深深怀念。这种赞扬，也是一般古人难以得到的。

以叙述诸葛亮生平事迹来赞颂诸葛亮的对联，在武侯祠对联中占了多数。下面这两副均出自湖北襄樊古隆中。

“两表酬三顾，一对足千秋。”

这是明代文人游俊题在“三顾堂”正门的对联。上联中所说的“两表”即前后《出师表》，是诸葛亮于蜀汉建兴五年（公元227年）和六年（公元228年）两次出师伐魏前向刘禅表明心迹和态度的。其中，回顾了刘备当年三顾茅庐的情况，故日“酬三顾”；下联所说的“一对”即是指《隆中对》。因为这是诸葛亮推心置腹地谈出了自己的政治抱负，向刘备提出了一个共图霸业的完整方案。以后，诸葛亮就是按照这个方案，辅佐刘备父子建立蜀汉政权，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兴复汉室”的。此事也发生在“三顾堂”，用“足千秋”也很贴切。

1965年1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为古隆中题写了一副对联：

“三顾频烦天下计，一番晤对古今情。”

董老借用唐代大诗人杜甫《七律·蜀相》诗中的句子为上联，自己巧对了与此句极为吻合的下联。他紧紧抓住诸葛亮出山“三顾”、“一对”这两个大亮点，深刻表达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对诸葛亮的景仰、凭吊之情。

在众多武侯祠楹联中，有一部分除对诸葛亮的功绩进行赞扬外，也对他的未竟事业进行了评论，写得也很贴切。由于对联不像格律诗那样受字数的限制，写起来比较自由，作者可以览物抒情、挥洒自如、言简意赅、画龙点睛。因此在评论诸葛亮时，显得比较灵活和客观。湖北襄阳古隆中武侯祠，有一副比较长的对联，出自清代文人吴耀斗之手：

布衣吟啸足千秋，草庐频顾，收起潜龙，蜀丞相尽瘁鞠躬，非得已也；竹帛勋名垂两代，汉祚将终，霄沈羽鹤，杜少陵酸心呕血，有由来哉。

这是一副叙事与抒情并重，讴歌诸葛亮光辉一生的对联。作者从诸葛亮躬耕垄亩、吟啸山林写起，历数了三顾出山、辅佐刘备父子两代皇帝，直到“鞠躬尽瘁”的历史功绩。

作者没有简单地停留在表面事件的记述上，亦不一味进行歌颂，而是客观公正地评价。他认为，诸葛亮躬耕垄亩、吟啸隆中时，就受到时人的推崇和尊重，就可以留下千古美名。刘备频顾茅庐，请他出山后，他是怀着报恩思想去干那些事业的。所以他认为诸葛亮鞠躬尽瘁是不得已而为之。

这种看法尽管可能不被多数人接受，但确有一定道理。作者说诸葛亮是出于无奈，即“非得已也”，是因为“汉祚将终，霄沈羽鹤”。这就是，东汉的寿命快要完结，就像雨雪打湿了鹤的羽毛，它再也不能继续飞下去了一样。

诸葛亮本人也很清楚，仅凭蜀汉的实力，要想“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是不可能的。只能是有心兴汉，无力回天，留下终生的遗憾。作者借用对诸葛亮一往情深的杜甫所发出“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慨叹，进一步证明自己的观点。也说明杜甫痛惜诸葛亮没有完成统一大业，是很有根据的。

1964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全国文联主席和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游隆中武侯祠时，题写了“诸葛草庐”匾额。回到北京后又为草庐写了一副对联：

“志见出师表；好为梁父吟。”

乍看起来，身为文学家和史学家的郭老这副对联似乎有些简单。其实郭老所以这样写是有所指的。因为曾经有人评论说，诸葛亮功业虽高，诗文水平却低。郭老不同意这个观点，曾说：“如武侯终身隐居，致力于诗，谅亦不逊于陶令也。”他所以写这个对子，就是要肯定诸葛亮的文采。郭老这种用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客观公正地评价诸葛亮，对后人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含义是很深刻的。

还有一部分武侯祠楹联，在赞扬诸葛亮历史功绩的同时，启示后人联想更多的东西。由于这些对联是书写或铭刻在名胜古迹处，游览者览物咏联，能立即把历史陈迹与简洁明快的联语联系起来，产生观物生情的效果。这种效果是浩瀚的历史典籍和古老的神话传说一时难以收到的。下面这两副对联就有这方面的效果。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这副对联是成都武侯祠的，作者为清末西南边疆著名文人赵藩。上联是赞扬和肯定诸葛亮在平定云南少数民族反叛活动时，使用攻心战术的。具体是指诸葛亮对待彝人头领孟获的故事。孟获在第七次被释时，终于反省了自己的过失，满含感激地对诸葛亮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下联则带有明显的借古讽今的目的。清末政治腐败，岑春萱、刘丙章相继为四川总督。时任四川盐茶官的作者和川中百姓，多认为岑只讲宽容而无度，刘则严酷而无法，致使蜀地怨声载道。作者利用给武侯祠题写对联的机会，直抒胸臆，告诫后来治理四川的官员要宽严适度。

再录一副河南省南阳武侯祠的对联：

“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

这副楹联的作者是时任南阳知府的顾嘉蘅，从他该联的主旨来看，赞扬诸葛亮只是一个方面，主要的还是想平息长期以来关于诸葛亮躬耕地的争论。在作者看来，诸葛亮一生竭力尽心，忠贞不贰，辅佐刘氏父子前后凡28年，名高天下，受人敬佩。至于诸葛亮的隐居地，没有必要去辨明襄阳、南阳。他提示后人，对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争论，不要太计较。虽有和稀泥之嫌，但也有一定的道理。其实，究竟诸葛亮的隐居地是襄阳还是南阳，争论双方都是心知肚明的，争论者的目的也是尽人皆知。无独有偶，当前的旅游热中，各地为扩大旅游景观而刮起的争名人之风，与当年的襄阳、南阳之争又有惊人的相似。相信游人们看了这副对联，定会作出自己的判断来的。

武侯祠的楹联几乎全是以人物为中心，很少有以写景为中心的对联，这与诸葛亮的受人爱戴有很大的关系。他的竭忠尽智、死而后已的高尚情操，正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他受到历代人民的奉祀和颂扬是很自然的。武侯祠的楹联对于褒扬和宣传诸葛亮，起到别的形式无法替代的作用，值得认真研究、保护和发扬。

神化诸葛亮的土壤

诸葛亮为什么会被神化呢？这说来话长了。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说一说皇帝与臣子之间是什么关系。皇帝与臣子的关系，不过是鱼与虾的关系罢了。鱼大吃虾，虾大吃鱼，自古如此！

齐桓公、赵武灵王都是先秦时代最有名的君主。但结果呢？都是被臣子控制，最后活活饿死在了宫里。所以韩非子说了，君主与臣子的关系，绝不是靠臣子的忠心来维持的，而是靠势来维持的！君主失势，而臣子势大，那君主的结局通常都很惨的。

柏杨先生曾精心统计过，中国历史上有三分之一的君主是死于非命的。中国有史可查的君主有559个，而死于非命的君主有183个。

我读书不求甚解，而且也很少有柏杨先生那种认真统计的习惯。不过就我估算，中国历史上不是死于非命的皇帝、不是傀儡的皇帝、没有被人夺去权力的皇帝、不是篡位的皇帝，恐怕连五分之一也不够！换句话说，中国历史上的君主，绝大多数不是死于非命，就是被人逼下了台，不是傀儡，就是从乱臣贼子当的皇帝。

这就是皇帝？实在没有什么神圣可言的！这一切，用封建伦理道德去思考，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但这是事实！封建伦理说了，皇权是神圣的！但事实上，皇帝从来都是接二连三地死于非命，从来都是接二连三地被臣子所控制，从来都是动不动被人逼下了位，从来都是某些乱臣欺君而夺来的。

封建卫道之士，实在难以自圆其说了。封建皇权，自然是对此极尽遮掩之能！正因为如此，《三国志》非常难写。基于皇权政治之下，史官自然得在历史中突出皇权的神圣性！问题是：三国时代，皇权实在没有什么神圣可言。

三国一开场，汉献帝这个表面神圣之极的家伙就沦为了傀儡。翻开三国的历史，我实在想说汉献帝的一生是屈辱的一生，是受尽愚弄、欺骗的一生。这位老兄的神圣与尊严，实在是一些也看不到！所有的实权派表面上都对这个皇帝顶礼膜拜，但骨子里面谁不是把他当傻子耍的呢？所有的实权派表面上都对这个皇帝忠心无比，但骨子里面谁又把这个皇帝当一回事？

后来，汉献帝的大老婆（史书上称为皇后）被人抓着头发拖出去弄死。汉献帝的大老婆对着皇帝大喊救命。但汉献帝呢？除了流泪还能干什么呢？汉献帝对一个高级文官大呼小叫道：“老兄，老兄，有这种道理吗？有这种道理吗？”那个高级文官，只有装聋作哑了。

没有！绝对没有这种道理！这叫什么道理？汉献帝的大老婆是什么人，那叫皇后。居然被臣子抓着头发给拖出去弄死，更主要的是皇帝对此竟然除了哭喊之外连一点儿办法都没有！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皇帝，本来是至高无上的啊！在这里，竟然卑贱到如此地步，竟然卑微到如此地步。

曹氏势力大，于是欺凌皇帝。更主要的是，曹氏爷们这样做的结果，竟然换来后来的史书开口闭口称他们什么为太祖武皇帝、太宗文皇帝。瞧瞧，乱臣贼子一旦得了势就如此嚣张。

如果三国历史到此结束倒也罢了。后来司马氏势力大了，于是又开始欺凌曹魏皇帝。而且到最后，历史书仍然得称这几个乱臣贼子什么高祖宣皇帝、文皇帝、武皇帝。瞧瞧，乱臣贼子一旦得势了，马上就被认为伟大了。

皇帝的尊严，在三国历史上实在让人难以看到。而乱臣贼子的神圣，却实在表现得神气活现的。至于后来的司马皇朝，更是贼相百出了（当然这是后话，我只是顺笔写一下罢了）。势力巨大的臣子为了便于控制皇帝，于是竟然拥护一位白痴当皇帝。

皇帝竟然就是这副德性，臣子就是这样对待皇帝的。为了便于控制皇帝，竟然都希望皇帝是个白痴。真是对皇权神圣的一种莫大的讽刺啊！当然了，这种习惯由来已久了。从前权臣没有让白痴当皇帝的先例。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没有这种条件。不过他们总是拥戴一些刚断奶的孩子当皇帝。为了便于控制皇帝，竟然希望皇帝永远是个断不了奶的孩子。

瞧瞧，皇帝就是这副德性？臣子势力大了，就这副德性？

写到这里，诸位大约已看出诸葛亮为什么会被神化了吧！

诸葛亮为什么会被神化呢？实在是因为诸葛亮是个彻彻底底的愚忠之人罢了！当然这完全是皇权思想宣传的结果，真实的诸葛亮大约不是这个样子的。皇权政治神化诸葛亮，不过是希望世人都向诸葛亮同志学习。学习什么呢？学习他的愚忠、迂腐气！在宣传、鼓吹诸葛亮忠君思想的时候，这个“诸葛亮”便已经不是他本人，而只是一个愚忠的符号了。

皇帝就是白痴，大家也要死心塌地地效忠他。“诸葛亮”非常伟大，因为他在这一点上做得无可挑剔！臣子就是有实力篡夺皇位，也绝不要这么干！“诸葛亮”非常伟大，因为他在这一点上做得无可挑剔！当然了，翻遍中国历史，能像“诸葛亮”这样伟大的臣子，也是非常罕见的！诸葛亮的被神化，无非是为了表达这种思想罢了。

我只是奇怪，这种奴才的思想，为什么在民权时代人们仍然津津乐道呢？在《三国志》中是这么宣扬的，至于《三国演义》中就更是如此了。总而言之，一再突出“诸葛亮”的才能、本事，无非是为证明“诸葛亮”想当皇帝，上帝也拦不住，但“诸葛亮”就是不当。

书中一再突出阿斗的弱智、昏庸，一方面是为“诸葛亮”的无能寻找借口（好像蜀汉不能平定中原全是阿斗的缘故），另一方面更是为了证明，阿斗这种皇帝早就该下台了，但“诸葛亮”就是死心塌地地效忠他。

其实翻遍中国历史，像“诸葛亮”这种死心塌地的好奴才，根本就没有存在过。臣子势力小，自然会死心塌地地效忠皇帝。臣子势力大，指望臣子死心塌地地效忠皇帝，恐怕只有想象。

“诸葛亮”不当乱臣贼子，无他！没有这种能力罢了！当然了，后世皇权政治下，没有人敢这样评论三国历史。因为，如果把这种历史真相写出来，那皇权还有什么神圣性可言？那皇帝与臣子，岂非根本就是鱼大吃虾，虾大吃鱼的关系？

以曹操之势，以司马懿之势，都不敢奢谈当皇帝，他“诸葛亮”就想取代后主，那不是想身败名裂吗？以曹操之势，以司马懿之势，都不敢奢谈当皇帝，他“诸葛亮”不敢当皇帝，有什么好稀奇的？诸葛亮之势，能与曹、司马相比吗？

所以后代皇权政治都是一个劲儿地美化、神化“诸葛亮”。总而言之，他想当皇帝早就当了。可他就是不当！真乃后世臣子学习的榜样！但很可惜，后世的历史从来就是这样子的：如果臣子势力大了，那皇帝就从来只有当傀儡、满门抄斩的！

不妨翻开南北朝、隋唐、五代历史看看吧！皇帝与臣子的关系什么时候不是这样了的呢？

从宋、明、清开始，由于中国小农经济高度发达，所以皇权可以轻易地把官僚机构分成好几个系统，使他们再也无法轻易挑战皇权了。到此时，皇帝才开始有点儿神圣性了！当然了，一切仍是建立在利益、力量之上的，绝不是靠什么臣子的忠心！

但宋代之前，皇帝从来没有什么神圣性可言的。所有的神圣性，都不过是封建御用文人胡吹罢了！

甚至我看唐史时，竞惊讶地发现，大唐皇帝不是死于非命的，不是被逼退位的、不是当傀儡的，恐怕只有李世民一个人。但很可惜，这位老兄还是杀兄逼父起家的。瞧瞧皇帝这副德性？有什么神圣性，有什么尊严可言？

李渊是被逼退位的；李世民是杀兄逼父当的皇帝；李治被老婆弄成了傀儡；李治的两个儿子（中宗、睿宗），都被自己母亲欺负只能当傀儡与退位。后来唐中宗，被自己老婆毒死了。唐睿宗呢？被自己儿子（就是后来的唐明皇）逼得当太上皇了。李隆基因宠臣造反，后来被自己儿子弄得凄凉而死。

以后的大唐皇帝，更是接连被太监拥立，被太监杀死。有幸不是这副德性的，也是被拥兵将领弄得不敢大声吆喝一句。当然了，此前的南北朝，此后的五代十国，那年头里的皇帝，就更惨不忍睹了。更可怕的还在于，乱臣贼子一旦得势，整个皇室通常都遭到灭绝性的屠杀！

皇帝？什么神圣，什么尊严。真应了韩非的话了，麻风病人也可怜皇帝。真应了后来一些皇室成员的哀叹，愿生生世世勿生帝王家。但皇帝的神圣、尊严，皇帝御用文人却必须宣传、神化的。最后封建

文人就选了几个所谓的“忠臣”大肆宣扬、胡吹。“诸葛亮”不过是这种政治宣传的受益者罢了！

其实何止诸葛亮是这种政治宣传的受益者。岳飞大约也是如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