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巴场至清溪场的公路正处于紧锣密鼓的修建当中。公路就从清溪河的北面，即老君山一面横贯而去。这本来是一条很容易修通的公路，因为山体退得较开，从老君山过去，除了马伏山，就再没有大山，而是一些长满了蒿草和芭茅的土坡，很容易平基。可是，凉桥附近堆积如山的石头费了大事。那一堆修拦河坝时留下的遗物，曾经清理过一回，就是大滩电站合龙，清溪河成为航运通道之后，那堆石头成了暗礁，成了船家的杀手，在船家的强烈要求下，大滩电站被迫关闸，使河水瘦下去，再把糊满了淤泥的石条掏出来。掏出来放在哪里呢？送人，没人要，因为清溪河流域的农民现在既不打土墙，也不垒石墙，而是砌水泥砖房。于是，石条只能放在河堤上，把人行道压断了好长一段。如今，这些石条少部分用着砌路基的堡坎，大部分又得搬家了。搬到哪里？当然是更高处，或者下游的平坝上。这项工程虽说不上浩大，可让人觉得窝囊。如果那时候不头上冒包想出修拦河坝的主意，哪来这宗麻烦事？指挥工程的人是清溪场上的一个大汉子，他说如果这些石头是女人就好了，如果是女人，工地上的男人每人分一个就了事；不是女人是破布也好，找几个老太婆把它们缝到原来的山上就是了。

搬石头的时候，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何中财提着一瓶烧酒，特地从乡场上的铁匠铺赶到现场，跪在那堆石山前，把那瓶酒悉数倾进泥土，搂着一块石头痛哭不止。指挥长以为他是个疯子，经打听，知道他就是跟县委书记握过手、上了地区党报的何映花的父亲，便掏钱雇了艘船，将何中财扶上去，让他把那块石头带走了。

翻年过去，进入农历三月，东清公路竣工。

是年农历八月，一条分支公路从周子寺台转过来，修到了鞍子寺。

这条公路，其实在东清公路动工之前好几年就开了工，修修停停的，拖至今日。之所以拖延，是因为周子寺台和何家坡人都拒绝修那玩意儿。这不仅因为他们既要出力又要出钱，还因为他们认为公路从来都只应该在乡场上，怎么修到村里来了？村里几个光棍汉，不会喂猪不会喂牛，平时都是为别人背力找几个钱花，公路一通，谁还找他们？这不是断了他们的财路么？何大也反对，他从小对公路就没有好印象。这很难说清理由，恐怕与小时候何建高离开他，搬到有公路的地方去住，给他的童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孤独和忧伤有关。反对最激烈的是何中宝。娘的，何家坡已经像被打通的渠，再修一条公路，不等于在何家坡身上捅一根管子，屎尿也罢，血液也罢，都流到外面去了？要是那样，何家坡就更加不是以前的何家坡了！

想到这一层，何中宝感到恐惧。

是的，他明明白白地感到恐惧。

何大按规定出了资，何中宝却拒不出资。但这无关紧要，不久，他的儿子何光辉就汇了二万元来，赞助家乡的公路建设。对此，村上甚是感激，准备邀请县广播站的记者，召开社员大会，给何光辉的父亲戴大红花。村长去跟何中宝商量的时候，何中宝以吐在村长脸上的一口粘稠的唾沫，算做他的回答。

何中宝的担忧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正是这条不起眼的盘山公路，给何家坡带来前所未有的变革。

现在，何家坡人要卖猪卖粮，只需背到鞍子寺去，就有大卡车在那里接，花上两元钱，卡车就可以连物带人送到东巴乡场上。这比以前节约得多。找人背力，从村子背下山，就要五块，下了山，还要找船，又要三块，也就是说，一共得花八块钱才能到街上，何况还要自个儿走路。这个账大家都会算。可尽管如此，开始一个月，那些大卡车几乎都是空车返回。坡上人不愿意去坐车，因为他们祖祖辈辈都是走路，走路就成了习惯，成了他们生命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还是几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首先坐上了车。他们并不卖粮，也不卖畜牲，可他们就是要坐上车试试！别人还刚从坡上回来，正汗水巴拉地吃早饭的时候，几个年轻人就挨个院子喊：走哟，到鞍子寺坐车哟！人们一面刨饭，一面不屑地唔唔应着。等他们吃了早饭，猪牛还没收拾停当，几个年轻人又满面红光地回来了。坡上人就取笑：你们不是说要去坐车么，咋不去？年轻人说：我们赶场都回来了！人们不信：吹你妈的死牛！年轻人就赌咒发誓的，说哪个骗了你，就把小妹儿给你睡。现在的年轻人说话越来越不顾忌了，老班子人除非在争架的时候，才会骂出这么剐毒的话来，可现在的年轻人，张口就出，仿佛小妹儿不是自家的，甚至亲爹亲娘亲姊亲妹也不是自家的，甚至何家坡也不是自家的！

年轻人坐汽车上了瘾，隔三差五就搭车去乡场上。而今东巴场的闹热，是任何一个时候都不能比的，自然也是当年的清溪场远远不能比的。百货商场多开了好多家，每个商场都是一个小集市；逢赶场天，生意人摆的摊子，把公路都压断了。街头上，一脸匪相的男人，脱光了膀子，将铁丝往自己脖子上捆，将砖头往自己头上砸，将铁钉往自己胃里吞，贩卖狗屁膏药；那些戴着瓜皮帽、脸上脏得像猪圈、操着异乡口音的家伙，手执皮鞭，把几只可怜的猴子吆来喝去，让它们给围观者磕头作揖下跪，以它们的泪水、血汗和尊严换取赏钱。

有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脖子上挂一块招牌，招牌上写明自己本来考上了某某大学（甚至还有那大学的学生证），由于家里遭了火灾，不名分文，无法入学，乞求好心的叔叔阿姨婆婆婶婶救助，可隔上一两场，那女孩子的招牌上又换了说法──自己之所以没钱入学，是因为家里人都死绝了，她成了孤女这样的新鲜花样，以前什么时候有过？而且，那些本已消失的东西又重露锋芒，再现生机，比如数十年前从清溪场船载以入的几个妓女，对东巴场的几个暗娼异常鄙薄，一入场口就大张旗鼓地开张营业，生意格外火爆，几年下来，有的成了风月场上的宠物，有的甚至当了鸨儿，1950年，鸨儿被枪决了，妓女们集中起来，学政策，学文化，都成了光荣的社员。

而今三四十岁甚至五六十岁的人，都只是听说过当年东巴场上有妓女，从没见识过，可现在就有了！只是不叫妓女，而叫小姐！以前说小姐，就让人想起华丽的梳妆台，想起体己的使女，想起后花园，想起洞箫幽幽，想起倚窗望月、私订终身、夜奔三郎现在说小姐，就让人想起黑暗的包厢，肮脏的沙发和床垫，想起淋病、梅毒和艾滋病，然而，这又是多么新鲜啊！东巴场上也有了算命的，虽不如当年清溪场上的神童子名声那么响，可他们的生意说不定比神童子还火；也有了数家茶馆，茶馆里虽无旧时清溪场上的说书人，可比那时候热闹十分！人们根本就不需要说书人，数张桌子一摆，围席而坐，打麻将、摇色子；茶的功能再不是品，而是解渴，因为人们一坐就是十多小时，二十多小时，甚至几天几夜。何家坡的年轻人，再不是早上坐车上街不多一会儿就赶回来，而是钻进小姐的怀抱里去，钻进乌烟瘴气的茶馆里去，赶起了鸭儿场（头天去，第二天才回，何家坡人称为赶鸭儿场）。

他们实在是被外界的新鲜事物迷惑了，何家坡在他们眼里，就显得太土，太陋，太瘪三。

又隔些日子，到鞍子寺坐汽车上街的人越来越多了。

进入冬季，连贺碧要上街买盐，也知道坐汽车去！

那时候，何家坡只有三个人没坐过开到鞍子寺的车：梁氏、何中宝、何大。因为他们三人再不赶场了。何中宝的工资，从前年开始就是何中财带回，这与其说是他的腿迈不动，不如说是他再也不愿见到东巴场的街景。

东巴场的景致变了，但那是东巴场，虽与何家坡人有关系，但称不上血与肉的关系，真正让坡上人触目惊心的，是何家坡的变化。

坡上的土货不停地往外流走。吃不上饭的时候，人们扯桦草皮卖，把谷糠背去卖，后来卖猪卖牛卖羊卖鸡，何曾见过卖小菜的？现在就有了。一到赶场天，贺碧就扯一背儿萝卜或别的什么，飞天扑地背到鞍子寺去，装上车，要不了两个时辰，就把钱装回来了。现在的场越来越密集，以前是半个月一个场，后来一个礼拜一个场，再后来三天一个场，通车后，仿佛天天都有场。贺碧小菜种得多，萝卜、青菜、羊角菜几大片地，没要多久，她把几大片地里的菜卖得差不多了，只留了一小块自己吃。

她卖了多少钱？不知道，坡上人唯一明白的是，她买了一身新衣，把身上那件穿了几十年补了几十年早不是原装布料的衣服换了下来；紧接着，她又给何建申买了身新衣，但建申自从上了明多山，从来也没回来过啊，贺碧想把衣服给他送去，不要说建申不愿意见，就是见了，人家也是穿僧衣，哪可能穿你在世俗凡尘中买的东西？贺碧就搂着那身衣服哭：背时的呢，砍脑壳的呢，几十年你都穿巾巾挂绺绺，正说有钱给你买新衣服了，你又不晓得穿啊这么哭了几回，她就把建申的那套衣服锁起来了。这之后，贺碧竟然又去给菜根买了一套。自他们分家之后，除了菜根去跟胡棉睡觉的时候她给过忠告，菜根被公安铐走那天她流过泪水，平时从不理睬他，可现在，她竟然给菜根买了一套新衣服！这足以证明，贺碧卖菜赚了不少钱。菜根不做牛生意，又被重重地罚了两次款，再次呈现出穷态，他的那件皮夹克，表皮早已脱尽，像被晾干的猪大肠，可他总是穿在身上，显示他曾经也富有过；现在，有了贺碧买的新衣，他就把新衣穿在身上了，穿在身上就舍不得脱下来了，一有空就帮妈做事──这可是自分家之后从没有过的事情。坡上人由此感叹：有钱真是好，有钱就可以把一家人的关系搞得汤是汤面是面的！

卖小菜如果不算离奇，卖果苗算不算？开春之后，杏树苗、李子树苗、橙子树苗、板栗树苗像往年一样，欣喜地从土里冒出头来。它们怎么也没想到，刚冒出头，就被连根带土挖起来，装上车，拉到东巴场或者清溪场去卖。这些果苗，跟何家坡人一样，祖祖辈辈长在山上，从来没担忧过会把它们弄到大庭广众之下出售，它们可怜巴巴地蜷缩在主人的腿弯里，不相信会有人要它们。可是错了，当场口喧嚷起来，就有好些陌生人前来过问，还把它们拿起来，品头论足。要不了多久，它们就被买走了。它们不得不背井离乡，把家安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