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这篇文章，真是震动了全国各界人们的心。大家都希望按照他们这篇文章去做，并且希望马上就实行。到了十一月二十三日那一天，上海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七人都被捕下监了。那几天也正是驻华北的日本军队大演习。十月二十六日，就有红军的将领致书与蒋介石及西北的各将领说:“国势垂危，不容再有萁豆之争。”他们希望蒋介石悬崖勒马。那是因为蒋介石十月二十二日由南京飞到陕西，二十九日蒋介石对记者发表谈话：“共产党不以民族利益为本位，不论其标榜什么，政府决贯彻一向方针。”也因为西北军、东北军将士多倾向抗日，蒋介石就调蒋鼎文带着中央军入了陕西，为的是监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行动。

这年十二月四日，蒋介石到西安。蒋对张学良、杨虎城说：“无论怎样，此时须讨伐共产党，如果反对这个命令，中央一定给一个严重的处置。”这是蒋介石知道张学良和杨虎城不愿意打内仗而愿意对日本人作战，蒋介石才给他讲这种话。到了十日那天，蒋介石在西安的省党部向着西北军和东北军的将领们说话：“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日本人离我们远得很，如果远近不分，便是前后倒置，那就不算革命。”他说完了，一点好的印象都没有，一散会，许多军官大骂蒋介石。也因为九日的午前西安市的学生举行“一二·九”周年纪念游行，蒋介石下命令叫军警开枪镇压，就因为这样大多数的人们都说：“日本侵占我们的土地，杀了我们的同胞，又在华北大演习，蒋介石说：‘离我们远可以不闻不问。’像七君子这一类的人们变成了救国有罪，一意地发动打内仗，这不是疯了吗？这简直地变成了神经病人。”不论文的武的，不论老的少的都在这里像大祸临头一样，彼此相问:这可怎么好？这是当时社会的实在情形。我为了七君子的事，写信给蒋介石请他赶快放出来。蒋去西安，我给蒋打电报，再三再四地对蒋说:“非赶紧放出七君子不可。”蒋叫陈布雷见我说：“不久一定会放出来。”我对陈布雷说：“这不是久不久的事，全国人都说‘救国有罪’，这还得了？万不可再迟，应当快快地放出来，才对呢！”陈布雷说，他马上见蒋去说。

一九三六年，有一次，有美国美以美会一位会督，中国名字叫黄安素的对我说，他预备举办一个茶会，全是美国传教的人们和教书的人们，希望我对他们讲一段话。我问他要我讲什么话，他说什么都好，若能仅谈宗教，不谈政治就更好。我说：“若不谈政治我就对不住你，我一句话也不讲。”黄说:“什么缘故？”我说：“自九·一八以后，日本鬼子占了我们东北四省，又把黄河以北，搅得乱七八糟。你看我是个中国人，我更是革命的军人，我若不谈救国救民的事，就不必说我是一个基督徒，那真的连个人也不算。我是那样的人，你找我讲话有什么用处呢？”他踌躇了半会说：“好，你喜欢讲什么就讲什么！”我记得那天不冷也不热，黄会督请了二百多位客，预备了很多的茶点。我说的话是申包胥哭秦廷。“在两千多年前，楚国的伍子胥，到吴国接了兵来，要替父兄报仇。申包胥对伍子胥说:‘你若把楚国打败了，我一定要把楚国复兴起来。’当吴国的兵把楚国战胜之后，伍子胥把平王的尸首，从地下挖出来，用铁鞭打了。申包胥跑到秦国求救，秦哀公叫申包胥先住在馆骥里休息几天再说，申包胥站在秦哀公门口说：‘楚国人民已如倒悬，亟待救援，我在馆骥怎么住得下去呢？’申包胥就在宫门口哭了七天七夜，一口水没喝，眼泪哭干了，流出一滴一滴的血。哀公受了感动，答应马上出兵，还赋了一首诗《无衣诗》。”我说到这里，又说日本占东北的事，又说到美国向来主张公道，全世界的人民把美国人看得很高。若是日本欺辱中国，美国袖手旁观，恐怕中国人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看你们了。所以你们是主张真理的、正义的，你们应一面救我们中国，一面救你们摇摇欲坠的人格。最后我也落了泪。会散了，美国朋友都来同我握手说：“我们美国实在应该帮中国，不应该看着日本欺负中国人。”我看黄安素先生翻得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