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这一天，张学良和杨虎城把蒋介石扣留起来，要求蒋停止内战，实行抗日。他们提出来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被捕的爱国领袖。四、释放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族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一切结社政治自由。七、切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这一次的动作，实在是光明正大。蒋介石在临潼县的温泉附近住。蒋听见说“兵变了”，蒋就跳墙逃跑，从墙上跳下去，一蹲，腰里吃了亏，藏在山坡的一个石洞里，后来还是被几个兵找到了。有两个兵拿起枪把子向蒋身上打，问蒋：“你为什么对着日本人一点都不抵抗，对着国内同胞，你一定要赶尽杀绝？”一面打一面问，蒋是一言不发，只是哎哟哎哟地叫。就在这个时候，蒋的侄子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从西安向临潼来，走到半路上被士兵们把他截住，问他：“你是不是蒋孝先？”蒋孝先说：“是的。”士兵们说：“你在北平、天津杀了成千成万的爱国青年，今天应当要你的命。”拉下车来就枪决了。

“双十二”的事一出，国民党中央党部有个会议说，蒋委员长被张、杨扣起来了，怎么办呢？头一个是孙哲生先生说：“那不要紧，有冯副委员长在这里，应当请冯先生负责任。”蒋家的走狗一看不好，就说：“这个事关系重大，应当仔细商议商议再说。”这明明是这群坏小子另有阴谋。午后七点钟，又在一个人家里开谈话会。有人说：“蒋介石不在南京，可以请军政部长负责任。”我说：“论道理说，军事应当归参谋总长管。”（那时参谋总长是程潜）因为他们已经有了坏的打算就这样谈谈话，就叫何应钦负责。何应钦主张用飞机轰炸西安省城，我反对这种办法。飞机轰炸西安，一定会炸死许多人民，若蒋介石炸死了或炸伤了又怎么办？吵了好久，才决定不炸省城里头。

我给张学良、杨虎城打过几个电报，都是说明白:请他们放出蒋介石，扣我在西安，我愿意替蒋介石。那时电报上说的什么，报纸上都有登载。

张学良、杨虎城先生等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自西安通电：“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林主席钧鉴暨各部院会勋鉴、各绥靖主任、各总司令、各省主席、各救国联合会、各机关、各法团、各报馆、各学校钧鉴：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情形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丁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凡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乃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累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系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救国主张，望诸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以往误国之衍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张学良、杨虎城、朱绍良、马占山、于学忠、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钱大钧、何柱国、冯钦哉、孙蔚如、陈继承、王以哲、万耀煌、董英斌、缪徵流叩文。”

张学良、杨虎城先生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自西安电：“急。冯副委员长焕公，李委员协和先生赐鉴:日寇深入谋我益急，凡在血气之伦，同深发指。为民族计，为国家计，自非发动民族解放战争，立起抗日，无以救国图存；若再一味退让，妄冀和平解决，是犹抱薪救火，势不至灭国亡种不止，瞻念前途，曷深栗惧。我民众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矢忠竭诚久矣。在蒋公自应领导全民，对敌抗战，藉副斯民之意。最近蒋公莅陕，良等更一再陈词，垂泣而道，希其幡然醒觉，反戈东上。乃近默察情形，于军事仍坚持其内战式之剿匪主张，于民意则拘捕救国领袖，枪杀爱国幼童，查禁正当舆论，似此一意孤行，亲痛仇快，危亡无日，海内骚然，自非另寻救国途径，则国脉之断送近在眉睫。因请蒋公暂留西安保障一切安全，以便反省。至于良等主张，已以文电奉达，谅邀垂鉴。公等党国先进，领袖群伦，爱国赤诚，久深佩仰，尚祈瞻念危亡，俯察民意，或远赐教言，或躬亲来陕，开诚指示，共谋国是。弟等以职务所羁，不克躬趋领教，临电屏营，无任企盼。张学良、杨虎城叩文印。”

致学良先生之电，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西安张汉卿世兄惠鉴：

“密。顷读通电，敬悉留介公暂住西安，莫名骇异。介公力图自强，人所共知，政治军事，逐渐进步，其荦荦大端，如国事已真正统一，外交已真正不屈，缓远之战中央军队抗敌，皆昭然在人耳目。当此外侮日深，风雨飘摇之际，虽吾人和衷共济，同挽困难，犹恐计虑不周，岂容互生意见，致使国本动摇，兹为世兄计，特叙鄙意于下：

“（一）请先释介公回京，如世兄驻军陕甘，别有困难，以有何意见，均可开诚陈述。介公为革命军人，光明磊落，坦白为怀，必能包容，必能采纳，则尊处之困难即解，而抗日之志亦行矣。

“（二）如虑事已至此，挽回不易，或有何反复，于世兄有何不利，则祥可完全担保，若犹难释然，祥当约同知交多人，留居贵处，以为释回介公之保证。

“（三）处事贵有定见，万勿因他人之挑拨离间，致伤感情，致伤国本。祥以年岁较长更事较多，老马识途，决无有误于尊事。

“（四）总之，若能误会解除，与介公共商国是，则一切为难之处，俱可迎刃而解。于公于私，两有裨益。至于明令处分之事，只要世兄能将介公释回，则中央诸友，无不可设法挽回也。世兄明达，当能鉴及，掬诚奉告，惟乞明察，并盼赐覆。冯玉祥。”十二月二十四日，蒋介石接受了抗日条件，担保内战不再发生。二十五日蒋介石被释放了，由张学良随同飞到洛阳，二十六日飞到南京。蒋介石就把张学良扣起来。

蒋介石回到南京，在飞机场上我见到他，真是面黄肌瘦，腰也直不起来。那一次蒋过的难关完全是他自己找的，就看这一两个月里的事情，就知道要有大祸发生。不论什么人，都觉得应当抗日，都觉得不应当打内仗。可是蒋介石发出来那些打内仗的言论说，谁离着他近，就先打谁。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东北军的一个很好的抗日将领叫王以哲，忽然被蒋介石的特务刺杀。很多人都知道这位王以哲将军是专心致志要抗日的，就因为这样，蒋介石亲自下的手谕命令戴笠派人把王以哲刺死。对于这件事，不但中国人大吃一惊，就是全世界的人也觉得非常奇怪，稍微有点人心的，也想不出这是什么道理。（注：王以哲将军在西安事变后死于东北军内部主战派激进军官之手，此处有误）

到了二月十五日，国民党开三中全会，何香凝女士来到南京，要提恢复中山先生手订的联苏、容共、拥护农工的三大政策。我看见提案上，孙夫人和廖夫人何香凝都签了名，我也签了名。廖夫人说：“我们可以同去找张继签名。”到了张继的家里，一提起廖仲恺先生，廖夫人哭了，张继也哭了，马上张继也签了名。我回到家里不到半个钟头，张继就来找我说：“刚才签的名不算。”我说：“刚才不是你自己签的吗？”张继说：他一看见廖夫人哭了，他就糊涂了，说什么他都要把名字勾了。我说：“你等着。我见了廖夫人再说。”张继走了之后，我去找李协和将军把张继签名要不算的事说了一遍。李协和将军马上研墨，研好之后，李说：“本子给我吧。”他拿起笔来就在张继的名字上写上李烈钧三个字。李对我说：“姓张的怕，姓李的不怕，我们走中山先生的路，有什么危险都不怕。”

那一次签名的共有十三个人。把那个案提到大会，就有人说：“还是把三个政策都扩大为好，就更成了联络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国家，联合各党各派，联合各阶级：工、农、商、学、兵。”

案子通过了，不许发表。这不是自己欺骗自己吗？同时又通过一个“根绝赤祸案”。奇怪！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已经成为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的要求了，而蒋介石、汪精卫所注意的仍在于“根绝赤祸”，到处逮捕爱国志士，压迫人民抗日运动。这时候不但全国汹涌，人心鼎沸，世界各国也都不安起来，他们要知道中国政府到底采取什么方针。于是汪精卫的口号是“一面交涉，一面抵抗”，蒋介石的口号是“和平未到绝望，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绝不轻言牺牲”。像这种矛盾暧昧不能自圆其说的文句，除了他们两个，谁能想得出来？当时人人都觉得这会叫外国人耻笑，但他们都只想以此阻挡人民抗日高潮涌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