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我看着吃不饱、穿不暖的士兵们实在是可怜，又加上军财两部，一天都在那里嚷着“没钱没钱”，我就发起了节约献金救国运动。

我自己卖字献金，写一副对子多少钱，写一个横匾多少钱，写四扇屏多少钱。价钱定出之后，找我写字的人很多。本来我希望，一副对子给我五十元，结果有送二百的、四百的。这样每月收的钱都直接送给蒋介石，并且都有收据。

后来看看很有效果，我就到各处演讲。讲一次话，有捐一万的，有捐两万的，还有的按月捐三千的，或五千的。以后有朋友介绍我到自贡市去演讲，那一次我在自贡市总共讲三天的话，他们的献金就有二百多万。自贡市的万先生和刘市长都非常帮忙。距自贡市七八十里的地方，有一新开的煤矿，厂长姓郭，除了一次捐了以后，还有每月捐。

我又到五通桥，那里民众的捐款非常热烈，也捐了很大的数目。像范旭东先生办的造碱厂，他们那里的朋友们虽然在艰苦中过生活，还是大量地捐了钱。我到嘉定，那里有武昌大学和地方上的人们，打着旗子，敲着鼓，抬着乡间送礼的食盒，放着鞭炮来献金，那一次就是三百多万。在这里就听见蒋介石派了二三十个特务跟着我，同时也有打前站的宣传说，冯先生出来献金，蒋介石不赞成，因为蒋不愿意民众接近冯先生。

说也奇怪，我在乐山（嘉定），听见几位老先生说：“这个地方现在平定了，前几天非常危险。”我问他们怎样危险？他们说，乐山这个地方，紧接着就是夷族的疆界，有很多夷人和汉人杂居，向来都很自由。不久前，财政部派了一个税官到这里，一下子加了一百多种税。一只鸡，一个蛋，有税；就是一棵白菜，一根葱都有税。这里的民众有两三万集在一起，要求撤掉关卡。蒋介石派了军队就要保护这些关卡，就在门前架起四架机关枪，对老百姓们说：“你们敢反对，就开机关枪打死你们。”百姓们那么多，他们绝不怕。有两位老绅士怕把事情闹大了，就跪在机关枪前说：“千万别开枪啊！”一直闹了一个整天，两位老绅士把这些关卡人员让到商会里头去，好说歹说地说了一个星期，关卡们才把小葱白菜的税减了一些。两位老先生问我：“国民党不是说：免除苛捐杂税。这些什么都上税的办法，北洋军阀政府没有的，满清政府也是没有的。冯先生你说这些事情蒋介石都知道不知道？”我说：“重庆一个渡船打扫干净都是他下条子，像关卡抽税的事不是他命令，谁敢做呀！”

在这里还有一件顶有意思的事，许多小学生在会场献金的时候，有一位十一二岁的女孩子跑到台上来说：“冯先生，我们刚才献过了金，现在托你和教育部长陈立夫说一说，我们小学用的教科书在外面买不到，非是教育部的书局不能买。可是纸太坏了，我们都看不清楚。冯先生，你看看这书，你看得清楚吗？”我仔细地看了半会，三行字只看见了一个字。小学生说：“若这样，我们活到你的年纪就要变成瞎子了。”我说：“很好，我到重庆替你们去说。”那小学生走了两三步，又回来问我：“冯先生，我问你一句话，为什么办教育的人们这么坏，政府为什么不用好人？”我笑了一笑：“好孩子，你说的话，我替你说。”从乐山到夹江是一小县，亦献了三十多万，那个县长很年轻也很能干。

自夹江到眉山县，这里是三苏的老家，还有三苏的祠堂。三苏就是苏洵(老泉)和他的两个儿子(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苏辙字子由，号颍滨遗老)，都是宋朝很有学问的人，做官也做得很好。这里的县长姓张，是资中县人，办党出身的。他在城外边接我一同坐车进城。他对我说：“此地常为旱灾捐款，恐再捐款不容易云云。”我说：“你放心吧，他们捐千千万万，你摸不着，我也摸不着；他们一文不捐，你穷不了，我也穷不了，你不要管那些，请你把此地父老们和各机关的首长请来。我同他们谈谈就成了。”于是约定午后四时到齐。

当天到会的大约有二百多人，我讲了约两小时的话。我问大家有何意见，当时有一位老先生说：“我听冯先生讲话，我的眼泪把我的胸膛全流湿了。我们应当赶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来救国；不然国亡了，什么都没有了。”第二天又讲话一次，又是两个钟头，大家都明白了，就开献金大会。这一县共献了八十多万。事后有人对我说：“前三四天有特务人员从这里经过，说冯先生来献金是绑票式的，把你请了去，一个人非捐多少钱，不叫你出来。这里的绅士听见说就害怕得都跑到乡间去了。”昨天有人听了我的讲话，今天又听了我的讲话，马上乡间又都知道了。那些害怕而到乡间去的人又想回来，又不好意思的，反倒托了一些人来见我，对我说，他们愿意献金，是因为有些特务吓他们下了乡，觉得对不起。我表示没有什么关系，救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本分。

这里的学生献金很热烈，有位杜重划先生画了很多的画都献了出来。献金完了，走的那一天，张县长向我说：“先生，我在这里卖公债，把绅士们请了来，他们都闭着耳朵。我还请了几次客，十号、二十号的公债都卖不出去。先生这次来，什么也没带，两次讲话就弄出了八九十万。你老人家用的什么方法，我学学可以不可以？”我对张县长笑了笑说：“你想一想就明白了。”临到上汽车时，我问张县长：“你明白没有？”他摇摇头说：“还没有明白。”

我开了车之后，不大的工夫就到了彭县。这里就是孔夫子说的：“窃比于我老彭。”又是汉朝张纲的故里。张纲是汉朝有名的直臣，派他到外县考察政治，有没有贪污。他说：“豺狼当道，安问狐狸。”这就是说许多大的害民贼在朝里头，我不能收拾他们；到外面收拾些小官，有什么用处？因此他把车轮子埋起来不去了。这彭县城里头一个绅士徐原烈是日本留学生，已经五六十岁，生性耿直，非常爱国，写了好些书，都是救民救国的事。因为印这些书也花了不少钱，他的儿子就跟这位老绅士打吵子：“你老人家老了，总是只靠着我来养，你现在印了这些书，这些书能养你的老吗？”这位绅士又说了他的儿子，因此父子之间有了意见，夫妇之间也有了意见，所以这位绅士很不痛快，像有神经病一样。徐原烈先生写的书，我读过两本，因此我送了他一副对子，送了他一个匾，又请他吃饭，连他的朋友都过来。本地的绅士彼此谈论说：“还是爱国好，冯老先生还请吃饭呢？我们也被请了当陪客，我们若有机会一定多做些爱国的事。”

这里有个省立师范学校，校长是丁秀君女士，很热心爱国。这里的学生捐了一百多件东西。这学校的学生听了我讲话之后，好像疯了似的，把他们所有的拿出来献给国家。开会前是他们学生包饺子招待我们。在礼堂晚会的时候，他们先唱了我作的山花诗。到了献金大会那一天，这样的一个小县就献了六十多万元。后来到了成都才知道，因为这个学校献金太烈，马上就把这位校长丁秀君女士撤职。由此可以知道，蒋家的人们怎样阻碍献金，可是他又不敢公开地做。

从彭县到新津县。这里的县长叫赵宗炜，在这里当县长好几年了，人很忠厚，做事有办法。在前些年里有做生意的人，赚了很多的钱，建了两个大堂，创建的董事叫庄甫臣。这两个大堂，一个叫至孝堂，一个叫至忠堂。至孝堂有颍考叔、万子等的塑像，前面有木头牌位，书其姓名及生平年代。历史以来凡是孝子、孝女都在上面，每一个木头格子里，都有两个塑像相背而立，每个人的像都是赤金包着身体。有些变了色，我问看堂的人，说是贼娃子给洗去了。至忠堂有关公、岳飞等的大塑像，并有对子，(冤狱三字莫须有，精忠万古将x同)，忠孝的大门有石刻对子一副（乾坤正气留千古，忠孝完人萃一堂)。

至忠堂现在是第四保育院借住，共二百四十个孩子，脸上多是菜色，神情亦多呆滞。我想既然把这些孩子收容来，就应当注意他们的营养才对。这里的献金大会是李唐做会长，赵宗炜等做副会长。赵县长说他的母亲给他的孙女留下四十石谷子，预备留给孙女儿做嫁妆的。他觉得国家到了这种危险的地步，还讲什么婚丧喜庆，所以把这四十石谷折合法币十万元献给国家，自己不愿出名字。我说：“这是极伟大爱国之事，不必顾忌。”我写一部满江红送给赵县长做纪念。除了县长慷慨以外，我要提到的是李唐旅长的努力，他带着病跑东跑西，仅仅三天，献金大会就举行了。到会的人民，人山人海，许多人说：“这是新津有史以来未有过的大会。”这地献金共有一百零十万多元。

有位谢静山先生在这里的一个学校教英文，有六十多岁，很长的白胡子。他约了几位中学的教员一块儿来看我。这几位中学教员组织了一个诗社，他们对于国家人民的痛苦是很关心的。看见我穿着蓝布的厚棉袍，他说：“冯先生，我们当个教书匠，家里生着大火盆，身上穿着狐皮皮袄，还觉着冷，还觉着不好受；今天看见你在这三九天，坐在这里连一点火都没有，我们不愿意捐钱，也得把钱从口袋里掏出来，献给国家。”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午九时，到四川双流县，县长吕秉仁，东北人。下午三点开了各界的谈话会，晚上把分会组织成了。开大会的时候，这样的小县还献了八十多万。十二月二十四日的下午，我从双流县到了成都。因为在电话上约好了张群主席要他在家里等我，我到了张家，他早预备好了一万元，用红纸包上，放在圣诞树的下面，这是他私人献的。到了第二天十二点，张群请了各机关的首长、各大学的校长和地方上的绅士，用午饭庆祝圣诞，就请我同大家讲话。这次我讲了两个钟头，刚才讲完，张澜先生（张先生曾做过四川省长，在民国元年保路同志会杀了赵尔丰、端方，他就是领导的人。孙中山先生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还要迟一年半载的。”）站起来说话：“冯先生提倡的节约献金救国运动，我们应当用全力支持他，我们应当提倡四川全省的人民把我们所有的，尽可能地献给冯先生，请他转交国家。这是为了我们得到胜利应有的一点表现。”说到这里，大家都鼓起掌来，最后由张群作了结论，就散了会。这天在华西大学张陵高校长的家里吃晚饭。张校长说：“冯先生的献金运动一定成大功。”我问：“什么缘故？”张说：“张澜先生是四川的人望，他今年七十多岁，素来他对于人民的钱，他总是爱惜，换句话说，凡是要人民出钱的事，他总是打驳回。今天冯先生讲完话，他头一个起来赞成，这是出人意料之外的事。”我在成都讲话，有时候一天讲四五次，每次都是一点或两点钟。我在华西坝大学讲话，男女青年们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献给国家，有的穷学生把毛衣也脱下来，献给国家。还有一个穷学生把一个棉袍子也献出来，天气冷，冻得那穷学生也打冷战。我当然不能剥穷孩子的衣服，不肯接受他的捐献，可是他却非脱不可。这些洁白的青年，他们爱起国来，连命也不要。成都的献金会是张群做会长，张雪岩先生是理事。

一九四四年一月十六日举行的成都献金大会，共得到一千多万元。那天献金总算是热闹，可是还不如新津献金时来的民众多。假如这天的大会，不被特务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起来，至少当有十万人以上。他们一定要张群说：“人要太多了，秩序没法子维持。”所以那会场的秩序整齐严肃，太规矩了，热烈的情绪实在不够。若各大学各中学的学生们都来参加，不是很好的机会教训青年吗？可是他们怕青年、怕民众，更怕青年和民众和我见面。

蒋介石忽然有电报给张群，约我去重庆谈话。我说：“很好，明天就回重庆。”我问张群：“你对这献金有什么感想？”张说：“举一个事实就可以证明，成都北边广汉坝修飞机场，说好了五千万块钱，就可以动工。因为交通的关系，法币没有运到，人民躺在地上，不准动工，要打县长；这是先生没有去过的地方。彭山县是你走过的地方，也要修飞机场，那里地方的人民情愿把土地献给国家不要钱，从此就可以证明你的献金运动到过的地方和没有到过的地方有多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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