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这种考虑，他决定在浙江乡试中进行一下选人机制方面的改革。改革的中心思想是，注重学生的个性才识，而不拘于传统的文字形式。也就是说，只要你有才，只要你有个性，你就可以创造性地发挥自己的特长，而无须考虑传统的考试格式要求。

为了选拔真正的人才，每一场考试，张之洞都严格监考。每一场考试结束后，他都和学生亲切地谈心聊天，很快在学生中树起了威信，也与学生们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但对学生的每一份试卷，他却要亲自审阅，严格把关，量才录用。

一天，他的一个助理在为这样一份试卷为难：文章写得非常有特点，文采也特别出众，但有一个错别字。按照规定，这个考生是不能被录取的，助理犹豫不决，张之洞看了试卷后，却啧啧称赞：“哇，这个考生太有才了，十分难得，我们当然要录取！”说完，他大笔一挥，就将这名考生录取了。

这名被破格录取的考生就是后来的总理衙门大臣、晚清著名的外交家袁昶。袁昶知道事情的原委后，对张之洞感恩不尽，终身追随。

这次乡试一共录取了62名考生，除了有几个是通过张光禄走后门的外，其他考生都是张之洞亲手选拔的。在他亲手选拔的考生中，除了袁昶外，还有后来的陕甘、两广总督陶模，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著名学者孙诒让等十几个国家栋梁。

张光禄虽然搞潜规则，但张之洞却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考生名单拟定后，张之洞找他商议时，竟发现他衣袋里滑落出了一张银票和请求照顾的小纸条。张光禄无地自容，张之洞却大方地把那张银票和小纸条捡起来，若无其事地放在张光禄的办公桌上，不露声色地说：“老兄，这是我拟定的名单，你来定吧。”

张之洞这么给面子，张光禄既窘迫又感激。此刻，他必须给自己找个台阶下，也必须得给张之洞面子，于是顺水推舟说：“老弟，你办事我放心，就按你定的执行吧。呵呵。”

“那好，那就这么地吧。呵呵。”

就这么两下子，张之洞就搞定了上司张光禄，也笼络了他的门生。他的上司只不过是他的工具，他的门生却是他的根系，他喜欢的菜！

左手裸捐，右手名望！

名望的力量

张之洞在浙江选拔的这批考生，得到了朝廷的肯定，而他也受到了浙江当地人民的拥戴。这次浙江之行，他是于公于私都赚了。于私，他为自己网罗了一批门生，这些门生日后都成了他的心腹和臂膀，壮大了他今后的政治势力。于公，他为朝廷选拔了一批栋梁，朝廷对他的表现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官场身价无疑会得到提升。

果然，浙江乡试刚刚结束，朝廷就委任他为湖北学政。学政是学官，也是钦差官，外放到地方，其职位就相当于省教育厅厅长。也就是说，无论学政本身的官级有多大，但到了地方，其级别和待遇均与督抚（省长）对应，且一任三年。

学政也是一个令无数官员羡慕嫉妒的肥差。按照规定，学政可以领取数目可观的养廉银。养廉银就是政府给的灰色收入，此外，学政还能从全省各级教育机构和考生那里捞钱。

有人做过统计，在清朝干三年学政，多的可以捞三万多两银子，少的也可以捞好几千两银子，而学政的年薪只不过百余两银子。也就是说，干三年学政，最多能挣半辈子的钱。这不是肥差是什么？

张之洞毫无思想准备，就捞到了这么大的一个肥差，又从一个官级很低的副主考，一跃成为省部级学政，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说明他上面有人帮，也说明他下面有人挺，他的人缘和口碑老好了。更为重要的是，他能干、肯干，表现出众。

这是张之洞第二次外放基层就职，但这一次却不像第一次到浙江主考那样短暂。

这一次，才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挂职。这是上面领导对他的提携，也是对他的考验。他决心接受考验，决定在这三年任期内，大量选拔优秀人才，大胆革新科举制度和整顿科场陋习，大力做出一些突出的成绩，给上面的领导和下面的群众看看。

他想，只有这样，才能博取一个好名望，才能混好官场。

兴改教育

同治六年（1867年）冬月，张之洞抵达湖北武昌。经过一番实地考察，他给朝廷上了这样一道奏折：作为学政，不仅要衡量评价学生在应试文字方面的优劣，更应注重对学生日常的基础教育；不仅要注重对学生进行书本上的学识培养，更应注重砥砺其名节。为此，他决定以身作则，大力整顿学风，务真求实，让学生从德、智、才、行上全面发展。

为了选拔德智兼备的学生，张之洞不畏艰险，走遍了湖北各州县。每到一地，他都向学子强调“基础”和“砥砺”，强调“端品行，务实学”，然后从中选取德智兼备者，惩处徇私舞弊者，降黜浮华不实者。

经过一段时间摸底和整顿，湖北原来的不正学风得到了很大的改观。学风改变后，他还把亲自选拔的学生，送到湖北师资力量最好的江汉书院深造。随后，他又对考试内容进行改革。比如，原来的试题有固定的格式局限，考生们答题时，只能用四书五经中的语言来行文，非常教条，非常没创意。他却认为通经在于致用，而不应束缚学生的思想，于是允许考生用富有个性特点的语言来答题作文，真正做到不拘一格，破旧立新。

张之洞推行的这种改革，极大地解放了学生们的思想，激发了他们的考试热情和创作兴趣，深受他们的欢迎和拥戴。

但这种改革也为张之洞带来了一系列的麻烦：学生急剧增多，江汉书院爆满。同治八年（1869年）年初，为让更多的学生都有学上，他和时任湖北巡抚的李鸿章商议，由省财政下拨两万两银子，他也把自己的养廉银全部裸捐，在武昌兴建了一所经心书院。与传统书院不同的是，经心书院不教授学生应试方面的八股文科目，而只教授学生经解、名论、诗赋、杂著等方面的知识，即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为了丰富学生们的课余知识，培养学生们的兴趣，他还捐银购置一批经史书籍，并优选一些文采出众的学生，编写《江汉炳灵集》作为校刊发行。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张之洞的教育思想是超前的，可惜当时的晚清极少有这样的学校。

经心书院建成后，张之洞又从各地优选了数十位高才生入院就读，其中不少人后来都成了国家的栋梁，也成了他的心腹和臂膀。

再婚夫妻

同治九年（1870年）春，在经心书院落成之后，张之洞还办了一件喜事：迎娶了二房夫人。这位二房夫人是湖北按察使（主管一省司法的长官，正三品）唐树义的女儿唐氏。史料和文献上没怎么记载唐氏的事迹，印象之中，唐氏没有石氏那么贤淑，她也不会抚琴。据说，她不爱学琴，夫妻俩还因此闹过不愉快。

在娶唐氏的前两年，张之洞的长女张仁檀不幸病死了，年仅13岁。张之洞揪心死了，因为长女很像他的妻子石氏，每每看到长女，他就像看到石氏一样。好在时间能抚平伤口，他希望唐氏能给他带来新的希望与快乐。

有一种风尚叫裸捐

无论怎样，张之洞在湖北的三年，是鞠躬尽瘁的三年。这三年，他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别的学政只顾揽银子，私设小金库，他却把养廉银全部裸捐，兴建学校，资助学子，实在是做官的楷模。

在那个腐朽、腐败、腐烂的社会，没有谁能够做到裸捐，特别是官员。但无论何时何地，裸捐都是一种风尚和美德。张之洞，裸捐吧，我挺你！

这三年，从眼前利益上讲，张之洞裸捐了银子，甚至一无所有。但从长远利益上讲，他却得到了很多：名望、口碑、人缘、门生、心腹、势力……特别是名望，名望是个好玩意儿，它会支持一个人走到很久。左手裸捐，右手名望。

张之洞，你扯平了，你挺划算的。

无论怎样，三年的学政干满了，还干得不错。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还大力肯定张之洞：继祁文端、张海门外，张之洞是最近以来最得士心、最得众望的好学政（最得士心，亦惬众望）。

同治九年（1870年）十月，张之洞任职到期。短短的三年时间，他的头上就出现了根根白发。他太累了，在给妹妹张亚芬的一封信中，他很感慨地写下了这样一首打油诗：

人言当官乐，

哪知为官苦？

我年三十四，

白发已可数。

太累了，那就放下工作歇歇吧。二老婆，回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