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剧变

张之洞在湖北挂职学政这三年，北京乃至全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太平军、捻军等各路农民起义军被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彻底镇压，国内无战事，天下很太平。

曾、左、李也因为镇压农民起义军有功，而成为朝廷重臣和封疆大吏，可惜的是，曾国藩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就病故了。

曾国藩（1811—1872，湖南长沙人）是郁郁而终的，因为他处理天津教案不当不力。同治九年（1870年）五月，天津法国天主教堂育婴堂有三四十名儿童突然病死，民众怀疑这些儿童是被教堂的修女们杀害做药材用的，于是聚众包围了教堂，杀死了修女、神甫、法国领事馆人员、法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法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四座基督教堂。

事发后，清政府慑于七国威胁，便派直隶总督曾国藩与法国方面交涉。曾国藩到天津后，没有听取多数官员绝不退让的观点，而是采取妥协、求和的策略，先是对中国民众进行谴责，然后又调查确认育婴堂并无伤害儿童的事实。

后来，在法国的强硬要求下，曾国藩处死了直接杀人的18个中国民众；流放了25个参与杀人的中国民众，赔偿了外国人各项损失46万两银两，并派大臣崇厚出使法国道歉。

天津教案发生后，中国民众齐声痛骂曾国藩是卖国贼。尽管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他就是百口难辩。最后，他在群众的一片骂声中郁郁而终，享年61岁。曾国藩死后，朝廷追赠“太傅”，谥号“文正”，后世称他“曾文正公”。

这几年，除了天津教案影响较大外，西方列强对大清帝国的合伙欺负，暂告一个段落，帝国虽然傀儡，却也稳定和平，各行各业也呈现出了齐头发展的良好局面，历史上把这个时期称做“同治中兴”。

愤青的人生起点

回到北京后，张之洞充职翰林院教习庶吉士（学官名，庶吉士老师），教习庶吉士比庶吉士高一级，但不入官阶之流。

清代的官吏等级制度沿用了自汉魏六朝以来的“九品十八级”基本制度，即由从九品到正一品，每一品都有正、从之别，但很多官职未在九品十八级之列。比如张之洞任职的学政、文渊阁校理、翰林院庶吉士和翰林院教习庶吉士，这些官职只有相对应的级别，但不入流，不在官级之列。

因为不入流，张之洞过得很清闲，也很小资。闲暇之时，他常与潘祖荫、王懿荣、吴大澂、陈宝琛等词界名士搞在一起，吟诗唱和，踏青旅游。

同治十年（1871年）五月初一，张之洞还召集大家在位于北京宣武区的龙树寺搞了一次大聚会。在聚会上，大家品酒作诗，谈古论今，非议朝政。有史料把这次聚会称为“咸丰同治以来，京官第一次大会”。此后，龙树寺便成了京城名士的聚集地。

看得出来，这帮人都是对朝廷不满的愤青，张之洞也受到他们的影响，后来他也愤了好一阵子，但目前他们还没有形成气候。几年之后，他们都成了晚清政治舞台上的清流名将。

张之洞虽然对朝廷有一些看法，但他对慈禧还是一如既往地忠诚，且有意向她靠拢。但不幸的是，同治十一年（1872年）年底，他的二夫人唐氏病故了，只给他留下了一个名叫张仁颋的儿子，当时只有一岁半。

张之洞二度丧妻，他很悲痛，但命运如此，他也只好悲痛。

挂职四川

第二年八月，张之洞又接了一份肥差：挂职四川学政。在此之前，他还担任四川乡试副主考。四川地广人多，但也山高皇帝远，那里的教育现状十分令人担忧：考生作弊弄虚，雇用枪手，聚众滋事，围攻考官；考官贪污受贿，唯利是图。可见，四川科场陋习十分深重，严重破坏了考场风气和朝廷选拔人才的制度。

朝廷正是考虑到了四川的艰难险阻和科场的歪门邪道，才决定派张之洞去啃这块硬骨头。因为通过前三年的湖北学政生涯，朝廷从张之洞身上看到一个励精图治、大有作为的干吏形象。四川学政，非张之洞莫属！

四川艰险

张之洞赶到四川，经过一番实地考察后，认为四川科场陋习关键在于士风不正，而士风不正，会直接影响到四川的民风和社会稳定，于是他给朝廷上了一道题为《欲治四川之民，必先治四川之士》的奏折，得到了朝廷的肯定。

他首先对全省的州府展开摸底调查。川道艰险难行，可他豁出去了。半道上，他的马夫和坐骑都跌下了山谷，可他愣是豁出性命，沿着悬崖峭壁，一步一步翻山越岭……

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辛考察，张之洞摸清了四川科场存在的种种黑幕和潜规则，他很有针对性地提出整顿科场歪风邪气的八种办法，并严格执行，深入落实。

勤苦治学

张之洞挂职四川学政时，省城只有锦江书院，但锦江书院的建筑和教学设置早已不符合时代要求。张之洞坚信“好人才出自于好学校”这个道理，于是征得四川总督吴棠的同意，在成都兴建了一所尊经书院。

同治十三年（1874年），尊经书院建成后，张之洞特地从全省挑选了100多个高才生入学。他选录学生的标准，就是有个性、有思想、有特长，文采出众，但不拘泥于传统格式，注重综合素质，做到量才录用。

在这100多个高才生中，有“尊经五少年”之称的廖平、张祥龄、毛席丰、杨锐、彭毓嵩，他们都是张之洞的得意门生。特别是杨锐，后来成了他最信任、最得力的幕僚和心腹。当年在四川时，他经常把杨锐等得意门生召来随行读书，并亲自讲学。

选取了优秀学生后，张之洞又对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进行了全新改革，他提出“通经致用”的治学思想，即要求学生精修儒家经典，通晓经学、史学、小学、地理、经济、算术、诗词、古文等科目，然后做到学以致用，深入结合实际。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他还高薪聘请各科目专业教师，分科教学。在要求学生广泛涉猎的同时，张之洞还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个性特点，选择两三门课程精学。这样，不仅有利于学生的个性发展，也容易造就专业人才，一举两得。

但四川交通不便，学生买书困难。于是，张之洞又把自己的俸银捐出去，给学生们买了数千本图书，极大地丰富学生们的知识结构和视野，深受学生们欢迎。

为了指导学生和四川士人好读书，读好书，张之洞还编写了《輏轩语》和《书目答问》两部巨著。《輏轩语》是他为学生所写的训诫之言，主要是他的治学经验和心得。《书目答问》则是一部学生应学书目的读书大全，书中收录了2200多种书目，是一部教育学生“端品行，务实学”的国学重要著作。

光绪元年（1875年）为鼓励学生学习，张之洞每月还组织两次考试，一次是由书院组织的“堂课”，成绩第一者，可获得3两银子的奖学金；另一次是由省督府组织的“官课”，成绩第一者，可获得10两银子的奖学金。在高额奖学金的激励下，尊经书院形成了一种比学赶帮的良好风气，整个四川的学风士气，也呈现了一种全新的局面。

张之洞的这套治学思想和办法，不仅深受学生拥戴和社会各界好评，也对后世的教育理念产生了极大影响。在中国近代史上，他是一个颇有思想作为和影响深远的教育家。

将心比心

张之洞在四川挂职三年，克己奉公，两袖清风。任满卸职时，他连朝廷按例给付的两万两参费银都没领，而是再次裸捐，捐给那些贫寒学子，以供他们在四川读书或进京赶考。

张之洞搞裸捐，不是在作秀，也不是在博名，他还是出于两个目的：为国家选拔人才，为自己培植势力。他一直认为：恩情永远是老师和学生的感情主线。谁要是当了谁的老师，哪怕只当一天老师，那谁就是谁的终身父亲。正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当老师的自然享受父亲待遇，当学生的自然尊重老师。无论过去多少年，无论学生做多大官，老师就是老师，学生就是学生。老师永远是学生的恩人、长者和偶像，学生永远是老师的心腹、晚辈和粉丝。如果老师愿意为学生付出一切，那么学生也会将心比心地报答他，力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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