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介绍张之洞猛顶崇厚之前，先交代一下《里瓦几亚条约》签订的背景。19世纪60年代中后期，“同治中兴”的局面已开始瓦解，帝国再次内忧外患。

同治三年（1864年）五月，在陕西回民起义的影响下，新疆也发生了大规模的回民起义，起义头目为了攻城夺池，还向邻国浩罕（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求援，浩罕王王阿古柏答应了他的请求，然后率军侵占乌鲁木齐和吐鲁番一带，并建立“哲德沙尔”汗国，从此开始奴役中国人民。浩罕王侵占新疆其实是受了英国的指使，英国派他侵占新疆，主要目的是抢先沙俄一步瓜分中国。沙俄看出了英国的企图，他们恨得咬牙切齿。

同治十年（1871年）六月，蓄谋已久的沙俄大举出兵侵占新疆伊犁地区，并与英国爪牙浩罕形成对峙，西北边防告急！

然而，沙俄在出兵时竟虚伪地放出口号：“我们不是搞侵略的，我们是来帮助大清帝国清理门户的，待所有失地收复之后，我们立即交还领地。”谁都听得出来这是假话，因为沙俄的狼子野心昭然于世。

直到这时，清朝当局才想到要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但除了调兵遣将镇压回民起义、派人同沙俄淡判外，他们连“强烈谴责”和“严正抗议”这样的响屁都不敢放。

在清王朝这种极度窝囊的情况下，日本又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派兵侵占了台湾，东南告急！东南和西北两边都告急，清朝当局和满朝文武都坐不住了。危急时刻，是保护东南呢，还是收复西北呢？这个问题，在朝廷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争议在“东南”和“西北”两派之间展开。

东南派代表人物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1823—1901年，安徽合肥人），他主张放弃西北，力保东南。他认为朝廷很难做到两边都兼顾，还说不收复西北对于朝廷来说不算什么，但如果失去了东南海防线，那么朝廷就如临大敌，后患无穷。

西北派的表人物则是陕甘总督左宗棠（1812—1885年，湖南淮阴人），他坚决反对李鸿章这种顾此失彼的馊主意。他认为撤兵西北就是自毁城墙，每撤一寸，敌人就会进攻一尺。到那时，所有的敌人都会来犯，必将防不胜防。他建议朝廷当务之急，应撤出镇压陕西回民起义的部队，西征新疆，收复失地。

朝廷权衡利弊后，采纳了左宗棠的主张和建议，并任命他为钦差大臣，挂帅征西。

光绪二年（1876年）腊月，经过几年浴血奋战，左宗棠终于平定了阿古柏之乱，收复了被其侵占长达12年之久的乌鲁木齐和吐鲁番等地。左宗棠厥功甚伟，他因此成了民族英雄。

失地都收复了，沙俄也该兑现他们的承诺了，但他们认为清***可欺，就是拖着不还。不得已，清政府只好派崇厚出使俄国谈判。

朝廷崇厚出使沙俄，很多朝臣都担心他会把事办砸，张之洞更是忧心忡忡，于是他向朝廷上了这样一道奏折：崇厚出使沙俄前，应先到新疆实地考察情况，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再和左宗棠碰碰头，因为左宗棠最熟悉新疆的情况，他最有发言权。

张之洞的这个建议是合理的，也是明智的，但腐朽透顶的清政府愣是没采纳，结果就导致了崇厚擅自卖国且悄然回国的丑闻。

左、李相左

崇厚擅自签订卖国条约后，左宗棠立即向朝廷建议：先和沙俄交涉，声明崇厚所签订的条约是他擅自做主的，不具有法律效力，他不代表朝廷和臣民，朝廷和臣民不会答应，必须改约，重新商议。如果沙俄不同意，那我们就动用武力，谁怕谁啊！相信，只要我们足够争气，顽强到底，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这是一个朝廷重臣和民族英雄的浩然正气，然而个别朝廷重臣的表现却很不咋地，比如一向主张对外妥协求和的李鸿章。

在左宗棠主张抗战的同时，李鸿章也给朝廷上了这样一道奏折：“崇厚是奉朝廷之命出使沙俄的，他代表的是朝廷，不能说他签订的条约不具有法律效力。条约签订了就不能反悔改约，反悔就是我们的错。如果错在我们，而我们又不认错，那就是没事找抽。人家就是抽我们，我们也底气不足，无理还手。”

肯定了崇厚，否定了改约后，李鸿章还提出了“借俄慑日”的主张：“日本非常害怕沙俄，如果我们答应沙俄的要求，就可以借他们的力量震慑日本，那么东南就无忧了。”

李鸿章最后还强调：“我们答应沙俄，虽然失去了很多，但要是改约的话，将来会有更大的灾难。另外，不要听信左宗棠的话，他领着一帮书生整天喊打打打，却不顾国家安危，他有什么把握能打赢沙俄？”

李鸿章的这些话听起来似乎有些道理，但朝臣们极其不满，特别是清流党的言官们。他们连连上疏要求朝廷坚定立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严惩崇厚。崇厚吓得不敢回京，他先是躲在了天津，但后来他自知罪责难逃，于是回京待在宫外，等待朝廷裁决。

一折定局

在所有上疏参劾崇厚，力谏朝廷改约的官员中，张之洞表现得最为卖力。《里瓦几亚条约》签订之后的一年时间内，他一共上了20多道奏折，他在每道奏折中，都力促力奏朝廷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

光绪五年（1879年）腊月，他上了一道名为《熟权俄约厉害折》的奏折，在当时影响最大。在这道奏折中，他详细分析了《里瓦几亚条约》十大“损清利俄”的不合理之处，史称“十不可许”。同时，他还提出了修改条约具体建议：

第一，将崇厚缉拿归案，交由刑部依法严惩。这样既可体现朝廷改约的决心和强硬态度，也可堵住沙俄的嘴。

第二，大造舆论声势，曝光沙俄强加给中国的不公平条约和民众的愤怒之情，让地球人都知道中国人不可欺！

第三，暂缓收回伊犁，让沙俄占据伊犁的事实继续存在，这样沙俄就会理屈，朝廷就可据此责问其条约的不平等性。

第四，命令边关臣将紧急备战，在新疆、吉林、天津三处设防。新疆委任于左宗棠，天津委任于李鸿章，然后集中全国优势兵力，准备打边关防御战。

提出了上述改约建议后，张之洞还在奏折中痛切地指出：“现在，我朝四面受敌，处境极其不妙。现在，我朝有骁勇善战的武将，有运筹帷幄的谋臣，完全可以跟沙俄干一仗。如果再拖个几年，那么左宗棠衰老了，李鸿章也不比当年，到那时再言战的话，就力不从心了。如果不战，沙俄就会威胁整个内陆和友邻朝鲜。现在，我朝若不誓死保卫边疆，坐等沙俄入关再迎战的话，那后果就不堪设想……”

觐见慈禧，荣升顾问

张之洞的这些想法高瞻远瞩，兼顾西北和东南防线，主张海防和边防并举，其战略思想明显高于李鸿章“放弃西北，只保东南”的关前门、开后门思想，也高于左宗棠“西北边防”至上的关后门、开前门思想。这道奏折引起了朝廷的极大重视，慈禧看后连连拍手叫好：“张之洞，你太了不起了，我要亲自召见你！”

按照规制，慈禧一般不亲自召见四品以下的官员，但张之洞是个例外。这些年来，他上的那些奏折，都深深地牵动着慈禧的心，慈禧很想见他，于是破例召见他，向他咨询改约的对策。

这是慈禧第一次单独召见张之洞，张之洞早就盼着这一天。这一天，他在慈禧面前精准的分析边境时局，侃侃而谈改约意见。他立言正色，不卑不亢，慈禧听后深为折服，不断赞叹。谈话一结束，慈禧就特许张之洞随时到总理衙门发表意见，并指令总理衙门遇事要和他商量，他成了总理衙门顾问！

张之洞仅和慈禧谈了一次话，就从一个小小的从五品京官，一跃成为总理衙门顾问。不仅如此，慈禧还把他上的奏折，发给各位军机大臣看，并特许他列席参加军机处改约会议，进一步确立他的顾问身份。这下，他在军机大臣们面前长了脸，树立了威信。

力阻崇约，得罪权臣

光绪六年（1880年）春节期间，军机处为了改约的事情开了好几次会议，会议决定由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1839—1890年）出使沙俄商谈改约事宜。曾纪泽原来是户部员外郎，光绪三年（1877年）还出任大清驻英、法公使，他有曾国藩遗风，也有外交工作经验，派他出使沙俄比较合适。

在军机处的几次会议上，张之洞据理力争，力阻李鸿章等人的妥协求和主张，力促朝廷改约，并通告沙俄政府：“崇厚和你们签订条约，属违制越权行为，我们不承认，必须改约！”清政府向沙俄表明了态度后，就将崇厚革职并关进刑部大牢。

光绪六年（1880年）五月，就在曾纪泽正式出使沙俄时，英、法、德、美等西方列强纷纷向清政府施加压力，并进行言语恫吓，英国女王甚至电令清政府赦免崇厚。见此情景，北洋大臣李鸿章和南洋大臣刘坤一(1830—1902年，湖南新宁人)竟串通一气，力谏朝廷向列强妥协。

慑于列强们的威胁，清政府改变了之前的强硬态度，召集王公大臣，商议赦免崇厚的事情。张之洞义愤填膺，但他一个人无法力挽狂澜，只好在一道奏折中提出他的主张：

第一，坚决对崇厚治罪，坚决对沙俄强硬，坚决改约。

第二，可以采纳李鸿章和刘坤一对列强妥协的奏请，赦免崇厚。但要让崇厚赴沙俄重新谈判，如果他争不回失去的利益，那么就让曾纪泽把他杀了！

第三，要对李鸿章和刘坤一提出严厉批评，命令他们好生整修军防，将功补过！

张之洞的这道奏折实在够猛，他参劾崇厚倒是理所当然，可他竟然连如何惩处朝廷重臣李鸿章和刘坤一的方案都想好了，实在是猛，实在是个愤青。

不过，这也不难理解。因为张之洞的政见思想和李鸿章向来不同，他是长期抵制李鸿章的人，没少得罪李鸿章。然而，得罪李鸿章的人太多了，张之洞的那点得罪根本不算什么，李鸿章似乎也没放在心上。但在未来的20多年里，这两个晚清名臣，互相凝望，却互相敌对。

朝廷虽然没有采纳张之洞的建议，却在当月授他为翰林院侍讲（从五品），旋即升为左春坊右庶子（正五品）。七月，他又充日讲居注官，八月迁为左春坊左庶子。这算是朝廷对他的一个安慰和鼓励吧，毕竟他所奏之事都是出于正义和公心。

正义公心，感动大清

这年六月，曾纪泽抵达沙俄彼得堡后，就致电奏清政府赦免崇厚，以示改约诚意，清政府立即同意。

张之洞愤慨不已，但为使改约顺利进行，他咽下了这口恶气，然后上了一道有关海防的奏折，指出了海防的隐患和战略布局：李鸿章和刘坤一对沙俄心怀畏惧，战争一旦爆发，他们肯定靠不住，因此请求调令湘军名将鲍超驻防京师，淮军名将刘铭传等人驻守重要防地。

张之洞的这些建议，受到了一些朝臣的抵制和非议，但边关时局确实紧张，朝廷还是采纳了他的意见。

光绪七年（1881年）正月二十六日，经过几个月艰苦卓绝的谈判斗争，曾纪泽终于顶住了沙俄的种种威胁和压力，将原来的《里瓦几亚条约》改签为《中俄伊犁条约》。

改签后的《中俄伊犁条约》，除了在赔款一项上增加了400万卢布外，在领土和商务方面，清政府则争回了不少损失。尽管这个条约依然不平等，但在软弱无能的晚清外交历史上，却是一个不小的胜利！

胜利来自曾纪泽不屈不挠的斗争，来自边关武将的积极备战，也来自张之洞力谏朝廷坚持原则和强硬到底的战略思想，以及他在战备部署方面的独到建议。

纵观改约一事，张之洞强烈地表现出了他忠君爱国的传统思想，以及刚正不阿的言官本质。最终，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力促清政府改了约，为清王朝在那个黑暗而无序的世界上争了一口气！

张之洞因此声名大振，朝野内外无不佩服于他，举国上下无不感动。如果清政府当年要是搞“感动大清”年度人物评选的话，张之洞铁定当选！

通过此事，慈禧也在张之洞身上看到了大清振兴的希望，她觉得张之洞可堪大用，于是决定提拔和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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