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民申冤，声名鹊起！

洗刷“马屁精”

成功讨好慈禧后，张之洞不再郁闷了，因为慈禧肯定会报答他，他早晚会出人头地。短时期内，他也不必再想如何讨好慈禧这事了，因为讨好领导实在有违言官职业操守，还会让人说三道四。

果然，吴可读死谏案平定后，就有人说他趋炎附势，讨好慈禧，是个马屁精。这样的议论很正常，张之洞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官场是那么难混，升迁又是那么缓慢，他不想办法改变一下，能有出头之日吗？

讨好慈禧这事，做了就做了，不必后悔，也不必多想。接下来要做的事，就是为自己正名，证明自己是一个恪尽职守、正义凛然、不畏权势的言官，要以正面的形象示人。怎样才能证明自己呢？张之洞盯上了一件事情——东乡惨案。

东乡惨案回放

话说咸丰、同治年间，四川当地政府规定的苛捐杂税极多，农民负担极重，实际负担要超出国家法定税收五六倍甚至十多倍。而在东乡，农民的负担更加沉重，东乡知县孙定扬在当地政府征税的基础上，又向每户农民追加了五六百文。他中饱私囊，肥得流油，农民朋友却被他榨干了，日子过得苦不堪言。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同治元年（1875年）五月，一个名叫袁廷蛟的农民，率领七八百名东乡百姓齐聚县府，要求孙定扬降低税收起征点。孙定扬这厮非但没有安抚百姓情绪，反而恶人先告状，他向上司绥定府知府易荫芝谎报百姓聚众谋反，请求易荫芝派兵镇压。

易荫芝没有听信他的一面之词，于是马上派人到东乡核减税额，这引起了孙定扬的极度不满，他竟然黑白颠倒，向朝廷参劾易荫芝“坐视民变而不发兵”。随后，他又跨级向四川总督文格报告百姓谋反。文格接到孙定扬的奏报后，不问青红皂白，就批奏“各营痛加剿洗”。在他的指令下，四川提督（武职外官，从一品）李有恒率兵诛杀了四百余名东乡百姓，其中有一半是老弱妇孺！

这是一起骇人听闻的特大惨案，东乡百姓并没有被那帮畜生的屠刀吓倒，幸免于难的袁廷蛟决定代表受害百姓进京告状。然而，在那个黑暗、腐朽的万恶社会，根本没地方讲理，官官相护更是司空见惯。袁廷蛟状没告成，反被刑部拘禁，随后又被押解回川。

早在三年之前，袁廷蛟就代表当地受害百姓进京控告孙定扬，结果遭到了四川方面的追捕。袁廷蛟被拘捕后，又遭到了严刑拷打。但他很机智，后来竟在押解回东乡途中溜掉了。否则，他肯定会死在看守所。

朝廷在拘禁袁廷蛟的同时，还命令四川总督文格查办东乡惨案。文格对东乡惨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担心事情败露，头顶的那顶乌纱帽会保不住，于是欺上瞒下，谎报案情。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监察御史吴镇、李廷箫等人就联络了47个朝廷官员上疏参劾文格。文格自知罪责难逃，便将李有恒革职，然后引咎辞职，等候朝廷发落。

文格主动自首，朝廷应该追究他的责任才是，可朝廷为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局面，竟然只把李有恒、孙定扬革职，而文格则仅被降为山东巡抚。原山东巡抚丁宝桢（1820—1886年，贵州织金人）升任四川总督，彻查此案。也就是在四川，喜欢吃辣椒的丁宝桢，发明了一道中国名菜——宫保鸡丁。

丁宝桢曾在恭亲王和慈安太后的授意下，斩杀了慈禧最疼爱的太监安德海，在人们的印象中，他应该是一个不畏权势、刚正不阿的直正官员，他肯定能够为民做主，替民申冤。可这位老兄到了四川后，只顾整顿吏治，发展经济，而对于东乡惨案，就是拖着不办。

他知道这是一起冤案，可他有顾虑：文格在他的老窝蹲着，他要是查出问题，文格肯定会抓住他的一些把柄发难，那样就太得不偿失了。于是，他也决定来个官官相护，一拖再拖，企图把东乡惨案摆平。为了以绝后患，他还命令狱警乱杖打死了袁廷蛟！

丁宝桢处死袁廷蛟后，朝廷又派原两江总督李宗羲赴川彻查此案。李宗羲倒是查清了这个案子，可他觉得这起案子牵连甚广，甚至牵扯到好几位朝廷高官，他压力很大，只好将案情陈奏朝廷。

李宗羲的奏折送达朝廷时，清流党的张佩纶连上奏折，强烈要求朝廷严查东乡惨案，严惩杀人凶手李有恒。尽管事情被闹得满城风雨，但黑暗到家的清政府，直到第二年才派礼部尚书恩承、吏部侍郎童华两人为钦差大臣到四川查案。

然而，恩承和童华都是贪官，他们沿途勒索百姓不说，还收受丁宝桢数万两银子。回京复命时，这哥儿俩当然百般包庇丁宝桢那帮人，朝廷没有查到他们的犯罪证据，只好维持原判，并发出谕告：此案为终审判决，所有人都不得再议！看来，东乡冤案似乎成了一桩铁案。没有人能翻案，也没有人敢翻案。

有备而来，强势翻案

张之洞偏不信这个邪！东乡惨案发生时，张之洞就在四川挂职学政，他对这起案子是知情的，但他当时只管教育工作，对于这种大案要案，他无权插手。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他是清流党的牛角，慈禧的恩人，他要做一个大有作为的言官，干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于是决定为东乡的受害百姓申冤，决定为那四百多个冤魂翻案！

这既是一股正义力量使然，也是一种曲线发迹的权谋手段。他就是要通过翻这桩铁案来博取民意、积累人气，然后光明上位。

当他决定翻这桩铁案时，不少人都睁大眼睛说：“张之洞，你疯了吧？你才是一个正六品的国子监司业啊，你何德何能翻这桩铁案？案子牵扯了那么多高官，别到时候案子翻不了，倒把你自己搞翻了啊！”

面对人们的质疑，张之洞十分泰然，他成竹在胸，淡淡一笑：没有金刚钻，就不揽瓷器活。你们就看好吧！

张之洞做事力求面面俱到，滴水不漏。他首先简要地向慈禧奏明案情，并表达了他要翻案的请求。慈禧欠他一个人情，就同意了。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他走对了，因为这事只要得到慈禧的支持，他就不怕涉案高官打击报复，有慈禧撑腰，谁怕谁啊？于是在五月十一日，他一连上了三道奏折，这体现了他为民申冤的决心，也破了官员单日上奏折的纪录。

在第一道《重案定拟示协折》中，他详细叙述了东乡惨案始末，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东乡惨案纯属孙定扬等人滥杀无辜，这个滥杀无辜是由孙定扬诬告聚众闹粮的百姓谋反，并请求文格派兵镇压引起的。而百姓聚众闹粮是由孙定扬违法加收百姓苛捐杂税引起的。因此，孙定扬是这起惨案的罪魁祸首。四百多无辜百姓都被他们残忍地杀死了，其中不少都是老弱妇孺啊。这帮人真是惨无人道，灭绝人性，不杀他们不足以平民愤，而臣也不得不为痛哭流涕的四川百姓伸张正义……”

在第二道《陈明重案初起办理各员情形片》中，他引据经典，列举康熙、乾隆朝以来朝廷严禁地方政府加重农民负担，以及爱民如子、严惩贪官污吏的事实，并请求朝廷依法判处孙定扬死刑，剥夺其政治权利终身，否则就很难安抚四百余百姓的冤魂，很难告慰农民英雄袁廷蛟，也很难让替罪之羊李有恒心服口服。

在第三道《附陈蜀民困苦情形》中，他恳求朝廷：“此案虽被钦定为铁案，但事情真相不是这样的。臣在四川待了三年，对此案知根知底，臣如果不为民申冤，那就愧对朝廷，愧对四川百姓。因此，臣恳请太后和皇上依法严惩孙定扬及相关犯罪嫌疑人，这些犯罪嫌疑人，不单单是四川百姓的罪人，也是朝廷的罪人，他们败坏了朝廷的形象和太后、皇上的英名，也毁掉了我大清帝国的根基大业，实在该杀！只有杀了他们，那些惨死的冤魂才能昭雪，那些受害百姓的怨愤才能平息……”

慈禧看了这三道奏折后，内心被深深地震撼了，毕竟那是四百多条人命啊，人命关天，怎能让他们白死呢？又怎能让凶犯逍遥法外呢？

震撼之余，她还被张之洞的谋略和见识折服：张，你这事办得好，既为百姓申了冤，也为朝廷纠了错，功德无量。另外，你的奏折也写得出奇漂亮，一下子就写到了点子上，不由得让人眼前一亮，豁然开朗。

确实如此，张之洞的这三道奏折，环环相扣，直陈案子的要害和本质，案子的要害和本质就是孙定扬诬告受害百姓，滥杀无辜。他是罪魁祸首，必须严惩他！

相比之下，张佩纶在一年前上的那道奏折，就没写到点子上，他只强烈要求朝廷惩处杀人凶手李有恒，而忽视了惨案的始作俑者孙定扬，朝廷只好维持原判。

现在，案情终于大白于天下了，慈禧便依张之洞所奏，作出终审判决：

判孙定扬、李有恒犯滥杀无辜罪，由原来的革职，改判斩监候，秋后处决。

判文格、李宗羲、丁宝桢犯渎职、包庇罪，交刑部议处。

判恩承、童华犯受贿、包庇罪，暂停职检查。

其他数十名文武官员，均依法量刑定罪。

步入中层

张之洞仅上了三道奏折就推翻了朝廷钦定的铁案，扳倒了包括总督大人在内的几十位朝廷大员，这既是正义之举，也是神来之笔，相当给力，也相当解气！

慈禧感动了，她诚恳地说：张，你为民申冤，为朝廷纠偏，实在是用心良苦，姐明明白白你的心，姐更加看好你。

满朝文武服了，他们由衷地说：张哥，还是你厉害，你够狠！你真不愧是奏折帝，俺们学习了！

四川百姓哭了，他们激动地说：恩人啊，您就是我们的再生父母。不，您就是保护我们的神仙，我们祝您长生不老，寿比南山，永远保护我们。放心，这辈子，您死或者不死，我们都会供奉您的长生牌，早晚一炷香，每次三鞠躬，一生一世……

张之洞笑了，他欣慰地说：老子很过瘾，老子不费吹灰之力，就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不过瘾那是假的。老子只动动笔，就功德无量，声名鹊起，实在给力！

张之洞确实很得意，同治五年（1879年）八月，他平迁为左春坊中允（掌管皇后和太子杂事的官员，正六品）。第二个月，他就被晋升为司经局洗马（掌管经籍、图书和公文的印刷与收藏，从五品）。

张之洞原来是正六品官，现在升为从五品官，虽然只升了一级，但这次升级在他的官场人生中，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在封建社会，官员只要晋升为五品，那就说明他已经告别了低品级官员队伍，步入中级官员行列了。

张之洞，你真不容易！

张之洞，祝贺你！

力阻卖国，感动大清！

为民申冤，官升一级，这实在是一个激励。张之洞也尝到了甜头，他没有满足现状，而是乘胜追击，再接再厉，极力发挥言官职能，以忠君爱国爱民为怀，放眼国计民生大事，把上疏事业进行到底。他相信，靠上疏国家大事也能上位，这事很靠谱。

崇厚卖国

张之洞升为司经局洗马的这个月，朝廷也发生了一件大事：外交大臣崇厚（1826—1893年，满洲镶黄旗人）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里瓦几亚，擅自同沙皇俄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

崇厚历任兵部、户部侍郎，三口通商大臣，直隶总督，奉天将军。同治年间，他还开办天津机械制造局。天津教案发生后，他还代表朝廷出使法国谢罪。

崇厚虽是一个位高权重的大臣，但他不懂外交，不顾国家和民族利益，竟然在沙俄的强势威逼下，擅自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该条约一共18条，主要内容是：被沙俄占领的伊犁归还中国，但伊犁以南特克斯河流域及斋桑湖以东的土地割给沙俄；允许沙俄在蒙古及新疆免税贸易，并增辟两条到天津、汉口的商路；允许沙俄在嘉峪关等七地开设领事馆，并赔偿沙俄军费500万卢布。

崇厚擅自签订了这份卖国条约后，竟然不等朝廷的批复，悄然回国。消息传来，全国舆论一片哗然。稍稍有点爱国之心的臣民，都措辞严厉地参劾崇厚，清流党那些言官们的表现最狠。张之洞作为清流党的青牛角，他更是摁住崇厚一通猛顶！

沙俄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