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张之洞得意洋洋之际，慈禧的另一个举动，却令他感到一丝后怕！即在翁同龢被开缺回籍的同一天，慈禧命兵部尚书荣禄（1836—1903年，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握京师兵权。原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被授予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并入参军机。

慈禧此举目的很简单：令荣禄执掌京师兵权，镇压维新变法。荣禄向来效忠慈禧，也是慈禧倚重的统军将领。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他还被授予总理衙门大臣，加上他一直反对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慈禧便把镇压维新派的重任交给了他。

看来，慈禧这是要对帝党及维新派人士动手了！甚至包括光绪皇帝！

醒悟

这一切早在张之洞的预料之中，他并不觉得意外，可他曾扶持资助过维新派，并和帝党及光绪皇帝关系暧昧，慈禧要是将帝党一网打尽的话，岂不是也会殃及他？

想到这里，张之洞心里陡然敞亮了许多，他为自己没有入参军机而深感庆幸：我要是入参军机，主持新政的话，肯定就成了光绪皇帝的人。我成了光绪皇帝的人，势必就成了慈禧的敌人，慈禧势必就会派荣禄来镇压我！

要是那样的话，那我完了，一切都彻底完了！现在不要紧了，现在我没入军机，没有主持新政，也就不是光绪的人，慈禧就不会把我当敌人了，我可以松一口气了。

不过，这一切得感谢翁同龢，要不是这个老东西搞破坏，我还真是吃不了兜着走。

翁同龢，虽然你很阴险，但从现在起，我决定不恨你了。你故意而为的一次破坏，却保全了我的政治生命，抑或是躯体生命，我谢谢你啦！你的使坏，也让我大彻大悟：有些时候，敌人并非绝对是敌人，敌人的敌意之举并非绝对伤害你，也许能成全你。因此，对于敌人，不必嫉恨，更不必设法报复，有些时候，敌人也许能转化成恩人。

是的，张之洞，你不必再嫉恨翁同龢了。因为翁同龢被开缺回籍后，又被慈禧革职且永不续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直到光绪三十年，他孤老死去。放心，他永远都成不了你的敌人！

好了，一切都化为乌有了，张之洞也就不再惦记入参军机的事了。通过这件事，他也有一种深深的感悟：军机大臣虽然位极人臣，但这个官并不好当，是个烫手的山芋，谁要是当军机大臣，谁就是被架在火炉上烤。谁当上了军机大臣，谁就要处于皇权斗争的中心。整天在慈禧和光绪的眼皮底下工作和斗争，既不好玩，也有掉脑袋的风险，倒不如做个地方总督安全自在。总督虽然远离朝廷，但远离朝廷，就意味着远离了是非和斗争，在地方干大事，经营自己的天下不是挺好吗？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入参军机的机会，哪怕是让我去军机处当领班大臣，我也会微微一笑，绝对不去！

一辞军机

张之洞真有种！可他没想到，他很快又碰到了这样的机会。因他入参军机被忽悠，朝野很多人都替他鸣不平和惋惜。不久，又有人站出来举荐他，陈宝箴和袁世凯就是其中的代表。

陈宝箴举荐张之洞那倒没说的，袁世凯举荐张之洞，这倒有点意思。袁世凯上奏光绪皇帝说：“变法一定要选对人，必须要选那种真正明达时务而又老成持重的人，就像张之洞那样的人。只有让他来主持新政，皇帝陛下您的圣意才能顺利推行。”

远在湖北的张之洞得知袁世凯要举荐他的消息后，立即去电阻止：“老弟你举荐我，我很感激你，可我‘才具不胜，性情不宜，精神不支，万万不可’！”

张之洞此时拒绝入军机，其实是想和帝党保持距离，避免引火烧身。

袁世凯举荐张之洞也不算什么稀奇事，稀奇的是，日本明治维新核心人物伊藤博文也举荐张之洞。伊藤博文来华访问交流维新工作时，发自肺腑地对总理衙门说：“变化如不从大远始，内乱外患将至！中国办事大臣，唯张香帅一人耳！”

总理衙门和朝廷不可能不重视伊藤博文的主张与建议，可张之洞心意已决，他对军机处已不感任何兴趣了。

未雨绸缪

张之洞力辞军机，其实是想明哲保身，可毕竟他扶持资助过维新派，他不得不顾虑慈禧。出于防范，他进一步密切了同杨锐的联系，详细交代杨锐若干注意事项，并设法应对慈禧。

早在他预料到维新派人士会有血光之灾之前，他就想好了应对措施。他没干别的，只是埋头写了一本书——《劝学篇》。

《劝学篇》始写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正值康有为在北京成立保国会、维新运动风头劲爆、帝后两党斗争白热化阶段。这时，湖南的《湘学报》和《湘报》也正在大力宣传孔子改制和维新变法，张之洞深感维新派人士这么干下去会坏事，甚至会殃及自己，于是他便潜下心来，书写一部属于自己政治主张的书籍，以同维新派划清界限。

晚清第一畅销书

这段时间以来，张之洞精心准备，数易其稿，终于写成了长达四万字的《劝学篇》。

《劝学篇》分为内、外两篇。内篇务本，正人心，包括同心、教忠、明纲、宗经、正权、守约等9篇；外篇务通，开风气，包括益智、留学、设学、学制、阅报、变法、变科举、农工商学、兵学、矿学、铁路等15篇。

《劝学篇》是张之洞一生学术思想的结晶，也是他一生兴办各类洋务实业的理论总结，也是对林则徐、魏源等前辈思想的总结。《劝学篇》系统、深入地提出了“会通中西，权衡新旧”的中心思想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治学理念。

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指中国读书人，要先通中学，中学为内学，然后再循序渐进学习西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

张之洞认为，如果一个中国读书人，他连中学还没通，就先学西学了，那他就像不知自己名字的人，就像没有缰绳的野马，就像没有舵手的船只一样完全失去方向。这种人懂得西学越多，就越敌视中国，越弃祖忘根！

他还强调，作为一个中国人，无论何时何地，无论走到哪里，都要热爱中国文化，学习中国文化，学好中国文化。在此基础上，你才可以研读西学。

研读西学，主要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工艺、学术思想、经济理论与模式，但不包括政治体制。因为西方是资本主义社会，而当下的大清则是封建主义社会。

一方面，《劝学篇》除了教中国人应该怎么读书外，还立场坚定地批判顽固守旧派的自我闭塞、死抱祖宗家法不改、顽固不化、抵制洋务和西方技艺、视洋务和西方技艺为奇技淫巧等现象。另一方面，他还严厉批评了维新派的公羊学说和孔子改制说。

其实，张之洞写《劝学篇》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旗帜鲜明地同维新派划清界限，从而寻求自保，依附慈禧，继而收获一片仕途蓝天。

事实上，他做到了。因为纵观整部《劝学篇》，其忠君爱国思想、封建卫道思想、改革而不改制的思想贯穿始终。既然是忠君爱国的，又是维护封建统治的，那慈禧肯定不会把它当做反面书籍而封杀。

张之洞既对《劝学篇》的政治色彩进行了恰当定位和把关，也对市场行情作了充分评估。他觉得这本书绝对能一炮打响，走红书市，于是选择在维新变法进入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隆重推出，震撼上市！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初，策划运作成熟后，在《湘学报》上连载完毕后，张之洞把《劝学篇》交给翰林院侍读学士黄绍箕，再由黄绍箕将其转呈给光绪皇帝。黄绍箕是张之洞的门生、幕僚和侄女婿，他在北京也没少向张之洞密报情况，但后来他被张之洞揪住熬夜聊天耗死。

黄绍箕将《劝学篇》呈上后，光绪皇帝“详加披览”，认为其“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当即令军机处刊印40部副本，发给各省督抚深入学习，并要求各省“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杜危言”。

随后，光绪皇帝又令总理衙门加印300部，作为维新教科书，全力推广发行。

光绪皇帝绝对是《劝学篇》的第一发行人，皇帝搞发行，这动静和影响力可不是一般的大。没过多久，张之洞的《劝学篇》就刊印发行了200余万册！凭借此等发行实绩和销售洋码，《劝学篇》绝对荣登晚清畅销书排行榜榜首！与此同时，张之洞也当之无愧地成为晚清第一畅销书作家！

不可思议的是，《劝学篇》还畅销海外，先后被译成英、法等不同版本的文字在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出版发行。其中，美国纽约出版的英文本，还将其易名为《中国唯一的希望》。可见，中国版权走向世界，不是近些年的事。早在100多位年前，张之洞就吃了这个螃蟹。

遗憾而八卦的是，我们至今都无法考证他当年拿了多少版税。

《劝学篇》在上市之前，书名暂定为《强学篇》，这个“强”字有点激烈，而且有提倡变法的嫌疑，得知慈禧对维新派人士的态度后，张之洞又灵机一动，把“强”字改成了“劝”字。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柔和多了，意义不一样了，也深得慈禧青睐。

无论怎样，《劝学篇》从创意、策划、写作、包装、宣传、发行等各个环节，张之洞都操作得相当成功，他再一次把自己炒红了，他是大红大紫，紫得发光！而他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治学理念，不仅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化符号和教育纲领，也成为他“立言”的标志而流传于世。

《劝学篇》的思想和理念，虽有着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在思想性和先进性方面也比不上维新派，但在当时，它被社会各个阶层所接受。在一定程度上，它推动了社会文化的发展。

张之洞撰写《劝学篇》本来是为了自保，没想到却把自己炒红了，这可真是天大的意外收获。但他并没有沉浸在大红大紫的喜悦之中，他都这把年纪了，他早就成名了，也就不在乎这把夕阳红了。

红透过后，他静下心来，静静地面对那场他早已料定的血雨腥风。

戊戌政变

七月下旬，直隶总督荣禄调兵聚集天津、长辛店。这表明，慈禧已经决定对光绪及其帝党分子和维新人士动手了。但光绪皇帝还没有作出反应，他在想开设懋勤殿（皇帝读书的地方）的事，并令谭嗣同拟旨。

七月二十八日，光绪亲自去颐和园向慈禧请示开殿的事，可慈禧不同意，加上帝、后两党最近一直剑拔弩张，两人的关系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二十九日，光绪召见杨锐，赐予他衣带诏，内容是“朕位几不保，命康与四卿及同志速设法筹救”。杨锐立即找康有为和谭嗣同等人商议，大家见到衣带诏后抱头痛哭，可光绪手里没有一点实权，所以康有为等人也束手无策。无奈而情急之下，谭嗣同想到了一个可以解救光绪的人：袁世凯。

袁世凯曾长期驻兵朝鲜，知道国内外的形势，也主张变法，同帝党关系亲密，而且他手里握有一支7000余人的新建陆军，如果拉拢他进京勤王的话，一定大功告成。

想到这里，谭嗣同便密奏光绪。光绪正六神无主，于是采纳他的建议，于八月初一召见袁世凯，加封他侍郎之职，命其专办练兵事务。

八月初二，光绪再次召见了袁世凯，密议勤王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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