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阴云

比及山西，两广倒不是一个烂摊子，但像一座压在心头上的大山。因为它沉重、它恐怖。沉重的是担子，恐怖的是战争。

两广的担子确实沉重，对法作战确实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撇开敌我双方军事实力和装备水平悬殊太大、断无胜算的因素外，站在法军背后的西方列强，他们对待中国的态度更是阴森可怕。

英国首先控制了中国海关和进出口贸易，他们担心中国一旦胜利，就会动摇他们对中国的殖民统治地位，于是一边要求清政府向法国妥协，一边勾结法国，让其占领长江以南地区，然后划江而治。

德国坚称法军入侵越南是正义之举，并希望中法之战无限期延长，这样就有利于巩固他们在欧洲的霸权地位。

日本在光绪十三年侵占了台湾后，又策应法军作战。当法军大举进兵越南时，日本也大举进军中国的另一藩属国朝鲜。这两个国家的意图明显，那就是先占领中国的藩属国，然后再步步紧逼，瓜分中国！

美国和沙俄虽然没有直接支持法国对华作战，但这两个在世界上颇具影响力的国家，却频频散发动摇清朝统治者抗战决心和前线将士军心的不利言论，其杀伤力不可估量。

国际环境如此严峻而紧张，可想清军就更无胜算了。

拼死一战

张之洞的忧虑还不止于此，他隐隐觉得：慈禧主战的态度虽已然明朗，并重新组建了力主抗战的军机处班子，但朝中妥协求和派势力，如恭亲王的旧部和李鸿章的淮系势力并未稍减，他们的根基和范围很深很广，万一他们联合起来，力主妥协求和的话，那同样会动摇统治者的抗战决心和前方将士的军心。

而且，慈禧是一个女人，她很善变，她要是听信妥协求和派的谗言，动摇抗战决心的话，那前线的仗还怎么打？这样的话，国家就会被列强瓜分，继而沦陷和灭亡！

想到这里，张之洞不寒而栗。但他觉得肩负的担子更加沉重了，重若泰山。

那一刻，他暗暗告诉自己：朝廷就是再软弱，中国就是再衰落，我也要统领三军将士，打好这场正义而惨烈的反侵略战争！就是一败涂地，就是被人骂八辈祖宗，我也要统领并激励三军，拼死一战！不为别的，只为重振那个被西方列强消灭殆尽的民族精神和气节，还有慈禧姐姐的重托与信任。

将帅离心

除了国内外环境非常不利于清军抗战外，还有一件事令张之洞非常棘手：前任两广总督张树声因督办军务不力被朝廷撤职，但朝廷并没有将他调走，而是令他继续在广州帮办军务。

然而，张树声是张之洞的老前辈，朝廷让他拱手把总督的位置让给晚辈张之洞，他很不服气，他不太配合张之洞。况且，张之洞在当京官时，还一直参劾他的老领导李鸿章。

张树声被撤职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督战的徐延旭、唐炯在越南战败。

徐延旭、唐炯是李鸿藻、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等清流人举荐的。按理说，被举荐人犯事了，举荐人应该负连带责任，何况徐、唐二人还是张之洞的亲戚。可张之洞非但没有受罚，反而升了职，张树声对此愤愤不平：就因为张之洞举荐了他的两个败家亲戚，我就被整下去了，他却被整上来了，而且还让他接我的班，这叫啥事啊？

比及张之洞的升职，张树声认为自己比窦娥还冤！愤恨之余，张树声指使他的儿子张华奎，联合翰林院侍讲盛昱参劾清流党保举徐延旭、唐炯失职，要求朝廷追究举荐人责任。奏疏虽未提张之洞的名，却明显地针对张之洞。

但这份疏奏并未掀起波澜，因为慈禧要重用张之洞，她不会把张之洞怎么样，道理就这么简单。而对于李鸿藻，慈禧则罢免了他的军机大臣职位；对于张佩纶和陈宝琛，慈禧给的处分，则超出了他们的心理承受范围，这是后话。

主将不和

张树声除了憎恨张之洞外，还和正在广东筹办防务的湘军水师统帅彭玉麟也有着很深的过结。彭玉麟是中兴四大名臣之一，也是湘军元老统帅，他创建了湘军水师，长期驻防长江。

张树声督办军务不力，朝廷便派彭玉麟率领四个营的湘军水师奔赴广东办理防务。但对于这位湘军元老的到来，张树声则充满了敌意。因为他是李鸿章领导下的淮军将领，而彭玉麟则是湘军元老，两个派系，自然有门户之见，相互敌对也是由来已久的事实。

张树声担心位高权重的彭玉麟驻防广东，会取代他的位置，于是他又指使儿子张华奎联合盛昱上疏参劾彭玉麟“抗诏鸣高”。

彭玉麟抗诏这事一点也不假，在被参劾之前，他共有三次“抗诏鸣高”的经历。

第一次发生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时任安徽巡抚的翁同书剿除捻军不力致定远失守，结果被曾国藩参劾革职。翁同书被革职后，朝廷便令时任安徽布政使的彭玉麟升任巡抚，可他三次上疏力辞，并说：“我是当兵出身的，一介武夫，不无学术，带兵打仗可以，至于当官执法管钱，我却是个白痴，难以担此重任！”朝廷批准了他的请辞，并称他“真实不欺”，但他这样抗诏却令朝廷十分被动，朝廷只好来回调动其他官员。

第二次发生于光绪七年（1881年），当时张之洞给慈禧上了一道朝廷大员任免的奏折，在此之前，彭玉麟就已上疏参劾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刘坤一“耽于逸乐”和“纵容家丁”，朝廷召刘坤一进京之后，就令他署理两江总督，可他硬是不受诏令，坚决请辞。不得已，朝廷只好派左宗棠接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他的这次抗诏，也让朝廷很被动。

第三次发生于光绪九年（1883年），朝廷令彭玉麟出任兵部尚书，可他还是上疏力辞，这次却没有得到朝廷的批准。

面对这三次升职的机会，彭玉麟都抗诏力辞，这在别人看来，很傻、很二、很狂妄，但这却是彭玉麟的韬光养晦和明哲保身之术。

作为中兴四大名臣之一和湘军元老级统帅，他深谙为官之道：在动荡不安的非常年代，任何高官厚禄，也比不了手握一支重兵。更何况，那是一支自己亲手创建的军队。如果离开了统帅的位置，那就等于失去了这支军队，而这支军队也就因此溃散。只有牢牢地掌握住这支军队，自己的地位才不会被撼动！

这才是彭玉麟三次抗诏的真正原因，可张树声不懂。张树声认为彭玉麟三次抗诏就是狂妄自大、自命清高、目无皇权的表现，于是指使儿子张华奎联合盛昱参劾彭玉麟。

盛昱(？—1899年，满洲镶白旗人，）是肃武亲王豪格七世孙，也是南清流党领导人翁同龢麾下的主力战将。长期以来，他上书言事，参劾权贵的劲头甚至要比北清流党的张佩纶、陈宝琛等人还要猛。盛昱就是一个清流猛人。他是皇亲国戚，他不怕得罪人，他连长期主宰朝廷军政大权的恭亲王都敢参劾，别说是低调、谦逊的彭玉麟了。

张树声以为在猛人盛昱的参劾下，彭玉麟即使不倒，最起码也来不了广东。只要他来不了广东，那么就没人跟他抢总督的位置了。出乎他意料的是，盛昱并未参倒彭玉麟，朝廷倒是在官报上发表了盛昱的奏折，也催促彭玉麟进京赴任，可彭玉麟是个老油条，他对付这种事情最有经验，结果他还是抗诏，而朝廷也没把他怎么着。

张树声自然很来气，更让他来气的是，就在越南《顺化条约》签订不久，就在他督办广东军务不力时，朝廷竟然把彭玉麟派来了。朝廷知道彭玉麟和张树声素不和睦，为避免双方矛盾激化，朝廷只命令彭玉麟率领四个营的湘军驻守琼州（今海南岛）。

朝廷的这种安排，对于彭玉麟来说很不公，彭玉麟也很憋屈：娘的，老子打一辈子仗了，虽说我这人挺谦虚吧，可朝廷也太不把我当回事了，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

但彭玉麟的全局思想和大局意识远在张树声之上，他选择忍辱负重。而忍辱负重不是什么好事，早晚会引发矛盾。主帅不和，这是兵之大忌，后果肯定严重。

调和矛盾

张之洞考虑到了这件事情的后果，升任两广总督后，他就将张树声对自己的恨抛之身后，而力主调和彭、张矛盾。但有一件很棘手的事情令他很难办。那就是张树声被撤职还有一个原因：有人参劾他“推诿取巧，玩视边防，贻误地方，名不副实，难胜重任……”

同时被参劾的还有张树声下属的几个知府和参将，朝廷接到奏疏后，特意命令张之洞和彭玉麟联合查案，然后将实情奏报朝廷。

参劾张树声和他几个下属的不法之事有13条，几乎条条属实。以张之洞的办事风格，他会雷厉风行地将所有的案件查清，然后将张树声等人一一参倒，而查案和参劾不法之臣也是他职责所在，可他想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张树声是淮系主将，也是李鸿章的心腹，他虽然被撤职，可他的根基很深，势力范围很广，两广很多各级官员和将领都是他的门生故吏，如果据实查案，把他参倒，那么就和这帮人结了怨。这样一来，将来的工作就无法开展，抗法援越也成了一句空谈。

但如果不查不参，那既是包庇犯罪，也是欺上瞒下，渎职失察，朝廷要是追查下来，他的下场一定很惨。到底是查是参，还是不查不参呢？张之洞真的很难办，但他深知一个道理：

中法大战在即，朝廷正是用人之时，没有什么比精诚团结、一致对外更重要。张树声和他的下属们虽有不法之事，可眼下不宜查办，如果引起内乱，既不利于官员和将士团结，也不利于抗战。再说张树声是淮军主将，抗战离不开他，也少不得他。也就是说，此时查办张树声，会因小失大。不查办他，令其戴罪立功，则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而抗战是目前压倒一切事务的大事，必须顾全大局，必须从抗战实际需要出发。

于是，张之洞艰难地作出了一个决定：对张树声大加辩护，对朝廷弄虚作假，只要张树声戴罪立功，以功抵过，即使朝廷追究下来，他也好交代。

但彭玉麟与张树声素不和睦，矛盾重重，他能坐视张之洞为张树声辩护吗？

张之洞早就想到了这个问题，他决定先调和彭、张的矛盾，再做通彭玉麟的思想工作，让他和自己一起为张树声辩护，最终达到两人和解、三人团结，齐心抗战的目的。为此，他特意给彭玉麟写了一封信，他的这封信有这样几层意思：

“您和我的恩师胡林翼齐名，我敬重您如同敬重我的恩师一样。您功德圆满，却高风亮节，屡辞高官不就而隐居江湖，国家一旦有难，您就挺身而出，亲自驻防前线，且丝毫不计较职权大小和利益回报，实在值得称颂。”

“您驻防南疆，南疆就多了一道可以依靠的万里长城，因为您有这个实力。我署理两广，就是想让南疆固若金汤，在这方面还得多多仰仗您。同时，我还希望您能对我言传身教，面授机宜，帮助我在两广执政抗战。改天，我亲自上门拜访您！”

“您和张树声之间的矛盾宜解不宜结，大战在即须一致对外，团结就是力量，相信以您的宽容和大度，肯定会不计前嫌跟张树声握手言和，我相信并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