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荃非常赞赏李提摩太的赈灾举动，还为他立了一块功德碑。但曾国荃对这个外来的和尚却时刻保持着戒备，他认为这哥们儿四处传教和结交政要，就是为了“盗窃中国人心”。于是，他对李提摩太提出的洋务方案置之不理。

李提摩太郁闷极了，他来中国就是想得到政界领导的赏识，在中国有所建树，可七八年过去了，他还是一副默默无闻的样子。

光绪八年（1882年）年底，就在李提摩太对他的中国之行感到失望透顶而转身离去之际，张之洞却要主动召见他。这得益于他几年前向曾国荃提交的那套洋务方案，这套方案一直被曾国荃锁在省府档案室里，张之洞看过之后，对开矿产、兴实业、办学堂诸事颇感兴趣，于是决定当面向他请教。

李提摩太受宠若惊，喜出望外。当着张之洞的面，他详细陈述了自己兴办洋务的构想，还送给张之洞一本他撰写的《富晋新规》。这是一本指导山西脱贫致富的教科书，张之洞看过之后，对他肃然起敬，也深受感动。

当下，张之洞就聘请李提摩太为洋务顾问，还在省府为他组织了一场演讲会。要求他为官员学子讲解天文、地理、声光、电化、物理、医药卫生等西方科学知识。在演讲会上，他还演示了磁石吸铁、氧气助燃等物理、化学方面的科学试验，这让官员和学子大开眼界。

李提摩太完全征服了张之洞，他决定在李提摩太的指导下开办洋务实业。李提摩太也为自己能遇到张之洞这样一位开明的中国地方官而庆幸不已。

一天，他单独向张之洞透露了一个可让山西富强的秘诀：山西是产铁大省，铁是可以百炼成钢的。钢铁是一个国家的脊梁，既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意志力，也标志着一个国家在未来全球的竞争力。山西只要能炼出好的钢铁，那么山西很快就能富强，整个中国也很快就能兴盛！阿门！

张之洞听得津津有味，李提摩太又详细地给他讲解“别西墨炼钢法”。别西墨炼钢法就是西方国家的一种炼钢技术，比中国传统的冶铁技术要先进得多。

李提摩太的致富秘诀经得起历史考验。西方列强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他们注重发展钢铁产业，快速提高了综合国力和gdp。比如日本就是钢铁生产大国。日本的钢铁业起步于晚清，此后不断发展壮大，一个多世纪以来，日本的综合国力和gdp一直名列世界前茅。

张之洞知道钢铁的重要性，也知道欲发展山西经济，必须因地制宜。因为山西既是产铁大省，也是产煤大省，煤正好可以用来炼铁，而铁必将百炼成钢。可山西传统的冶铁工业，早在十几年前就被洋铁击垮。此后，中国在生产船只、军械时，均需进口洋铁，成本巨大。

张之洞认为，在中西方长期而持久的贸易来往中，中国若没有本土的实业和产品，而一律需要进口洋货的话，那么中国白花花的银子早晚会被西方国家吸干，中国早晚会衰败！想到这一层，张之洞欣然接受了李提摩太的建议，并于光绪九年（1883年）四月，设立洋务局，专门兴办钢铁等洋务实业。

张之洞雷厉风行的精神可嘉，可困扰他的问题是，山西闭塞落后，洋务风气未开，严重缺乏洋务人才。李提摩太虽然每月都搞演讲会，但仅靠演讲，不足以使与会者成为专业人才。

无论在哪个世纪，人才都是最贵的。没有人才，什么事都干不成。

张之洞深知这一点，为了广揽人才，发展山西洋务实业，他令人印制了一份题为《延访洋务人才启》的招聘启事，面向全国各省公开招聘熟知天文、算术、水法、地理、格物、制器、公法、条约、语言、文字、兵械、船炮、矿学等方面的洋务人才。

张之洞在这份招聘启事中明确提出了他的观点：洋务为当务之急；以商务为体，兵战为用。也就是说，只有发展商务经济，才有资本养兵备战，进而抵御列强侵略；西方国家的政令和学术，值得借鉴和汲取。

这则启事发布后，引起了朝野上下的广泛关注，各省洋务人才也是闻讯而至。张之洞欣慰极了，他决定量才录用，人尽其才。为提高这些洋务人才的专业知识，他还派人到上海购买最新出版的有关洋务知识方面的书籍。很快，困扰山西的人才问题便迎刃而解。

搞定了人才后，张之洞便开始着手兴办他的洋务实业，具体项目如下：

1、责令洋务局“试制新式机器”，力图中国制造。

2、设立桑棉局，先筹款赴江浙等地招聘机匠，再到上海购置新式织机和农具，开始兴办新式纺织企业。

3、开办铁矿。过去，山西冶炼出来的铁是土铁，在质量上无法和洋铁相比，因而被搞垮。张之洞觉得中国不能长期进口洋铁，于是上奏朝廷，请求开办山西铁矿，振兴山西钢铁业，以解决国内用铁需求，并与洋铁抗衡。

4、兴建学校，发展教育。清朝以来，山西压根儿没出过状元，究其原因，就是教育发展滞后，教学及师资力量薄弱。张之洞是翰林出身，曾两任学政，他是不会允许这种情况继续存在的，于是奏请朝廷在太原筹建令德堂书院，然后从全省学生中选拔高才生入院深造。

令德堂主讲王轩，协讲杨深秀、杨笃、张铁生等人都是张之洞的幕僚，他们既讲传统的四书五经，又讲现代西方学术，从而培养了一批“中西合璧”的新式人才，基本改变了山西教育发展滞后的局面。

光绪十八年（1892年），令德堂和原来的晋阳书院合并成立山西大学堂。辛亥革命后，全国只有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山西大学堂三所大学堂。令德堂的建立，为山西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

5、编练新军，武装军队。张之洞知道，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洋务大吏之所以能够雄踞一方，成就大业，就是因为他们都拥有自己的军队，正所谓是拥兵自重。对于一个臣子而言，拥兵自重不见得是一件好事，甚至有掉脑袋的危险，但张之洞明白：在风雨飘摇的晚清，作为一个封疆大吏，如果你没有军队，那么你就没有立足之本，甚至你连自己的脑袋都保不住。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人都创建了自己的军队，都拥兵自重，他们甚至把军队当作是自己的私人武器。慈禧因此时对他们保持着戒备之心，但慈禧并不想要他们的脑袋。坦白地说，慈禧是不敢要他们的脑袋，就因为他们拥兵自重。

张之洞了解慈禧，通过曾国藩等人的例子，他也越来越觉得，作为一个封疆大吏，就应该拥有自己的军队，即使不为自保考虑，也要为顺利执政考虑。但张之洞把这一切看得很淡，在他心中，有一个比曾国藩等人更宏伟、更远大、更无私的计划：终结过去绿营、勇营等冷兵器军队的使命，组建一支新军，配以洋枪洋炮等新式武器装备，将其操练成战无不胜的新时期军队，为地方和国家效力。

为打消朝廷疑虑，他上了这样一道奏折：“臣锐意组建新军，并不独为山西一省所用，如果此军练成一支劲旅，不仅可以补充山西军事力量，沿边的万里防线，也可随时调用……”朝廷大概被他的一番忠苦之心感动了，于是派令署理陕西延榆绥镇的记名总兵李先义、副将吴元恺到山西操练新军。从此，张之洞拥有了自己的军队，而李先义和吴元恺也成了他的心腹部将，也成为今后他组建广胜军、江南自强军和湖北新军的重要将领。

固边图强

山西之乱，不仅体现在内政上，更体现在疆域和民族矛盾上。具体说来，就是晋北七厅的归属问题和蒙汉两族的矛盾问题。

晋北七厅指的是山西北部的归化、萨拉齐、丰镇、宁远、托克托、林格尔、清水河七厅。这七厅北接蒙古，西抵河套地区，南依长城，东临河北张家口，战略位置非常显要，然而这七厅却是满蒙自治厅，实际统治权不归山西巡抚，而掌握在满蒙亲贵的厅长们手中。

满蒙自治固然是一种行政手段，但这些厅长仗着自己是满蒙亲贵，加上山高皇帝远，他们统治一厅，俨然统治一个独立王国，想干吗就干吗。在他们的影响和纵容下，七厅境内“游勇马贼之剽掠，河界地租之斗争，奸商大猾之扰乱，风气嚣然，隐患渐伏”，而且境内居民就像外来务工人员那样没有归属感，官方既不给他们办理户口和暂住证，也不兴学建校，从而导致当地学子没有进取心，居民对政府没有信心。

光绪九年（1883年）九月，为了巩固山西对晋北七厅的统治，发展该地区的经济、文化和教育事业，张之洞给朝廷上了一道《筹议七厅改制事宜折》，力奏朝廷对其进行改制，却触及了满蒙亲贵的利益，也破坏了他们对边疆地区的分裂计划。于是，他们纷纷上表反对。特别是绥远将军（武职外官，从一品）丰绅，归化厅副都统（武职外官，正二品）奎英，还以改制妨碍旗民游牧为由，横加阻挠。

张之洞毫不退让。他接连奏请朝廷严惩奎英等人。按理说，张之洞的改制之举非常明智和有理，朝廷应该大力支持才是，可朝廷觉得此事非常棘手难办，因为满蒙亲贵和地方督抚都是朝廷要员，不能厚此薄彼，否则双方的矛盾将会进一步激化，不好收场。

突然调离

为避免双方矛盾激化，朝廷决定对改制一事不闻不问。早在三月二十八日，朝廷和慈禧就下旨令张之洞进京谒见，朝廷和慈禧这是要把他调走。

张之洞在山西干得热火朝天，风头正劲，朝廷为何要在这时把他调走呢？难道仅仅是为了化解他和晋北七厅官员的矛盾吗？不然，朝廷调离张之洞，是有一件更大的事情让他去做，有一个更高的位置让他走马上任。那件事情就是抗法援越，那个位置就是两广总督！

朝廷把如此重要的事情和位置交给张之洞，是因为这两年朝廷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个铁腕强权、励精图治、浩然正气、精明睿智的朝廷柱石形象，以及一个勇挑重担、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克难制胜的挑夫形象。

朝廷的柱石，勇敢的挑夫，张之洞当之无愧。这两年，张之洞在山西干的事情太多了。仅仅两年时间，他就把一个贫弱交困、闭塞落后的山西，治理得井井有条，生生不息。

两年前，他挑起的一个烂摊子；两年后，他交给地当百姓的却是一个欣欣向荣的新山西。可惜的是，很多事情刚刚筹划，很多洋务实业刚刚兴办，就因为他的调离而意外流产了。

但在朝廷当局眼里，特别是在慈禧眼里，张之洞就是朝廷可依的柱石，帝国振兴的希望。选择他，不会错。选择他，就选择了成功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