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允许地方政府向百姓征收附加税，那么百姓的负担就更加沉重了。因为朝廷并没有规定地方政府征收附加税的标准，这就纵容各地各级政府无序加税。通常情况是，省级政府加征的税赋要比朝廷的税赋高出好几倍，而各州县加征的税赋要比省级政府加征的税赋高出好几倍，有的地方甚至要高出十几倍，比如张之洞为之平反的四川东乡就是这样。

在万恶的封建社会，在黑暗的清王朝，百姓的生活艰辛程度真是无法想象。就拿山西来说，张之洞上任之前，前几任巡抚规定各道府、州县每年要向省府上缴公费19950两银。这笔公费是省府下派给各道府、州县的任务，各道府、州县自然拿不出这笔银子，于是他们又成倍数地把这笔账转嫁到百姓头上，因为各道府、各州县也需要办公经费。

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地都非常普遍，可张之洞认为当官的太腐败了，太不懂得体恤百姓疾苦了。虽说官员的待遇应该提高，但不能如此变态和无序，如果持续下去，早晚有一天会官逼民反，进而天下大乱。

为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张之洞带头将省府每年的公费裁减至6400两银，并要求各道府、州县也大幅裁减公费。在他的强力执行下，全省每年共裁撤公费达79000余两银，为本来就极度贫困的百姓减轻了巨大的经济负担！

此外，他还严令禁止下属对上司“馈送摊捐”。所谓的摊捐，其实就是礼金和红包，这是晚清官场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

在晚清，地方官每年收取的下属馈送礼金，要远远大于其下派的办公经费。如果办公经费用于行政开支的话，那么其收取的馈送礼金，则源源不断地涌进其私人金库。张之洞严厉禁止了这一陋习，也扭转了山西官场长期形成的不良之风。

断道

张之洞裁减公费、禁收礼金和红包，断了山西官员的敛财之道。这事做得够狠，还有一件事，他做得更狠，那就是他也断了朝廷伸向山西的敛财之道。

朝廷下派给山西的摊捐项目是五花八门，加起来有十几项，如铁贡、绸绢、农桑、纸张、京饷、科考、盐务等。每年这些项目累计达10万两银，成了山西最大的苛政（晋省州县之累，以摊捐为最）。

有些摊捐项目，是从乾隆年间兴起的，到光绪年间就已经作废了，可这些项目却依然在征税。比如，向朝廷捐贡的绸绢、纸张等物品，山西早已停产了，可从山西到北京的运费和杂费依然在征收，仅绸绢一个项目，朝廷每年就要向山西征收12000两银。

有些摊捐项目任务十分繁重。比如，山西产铁，每年要向朝廷进贡平铁8万余斤，好铁20万斤，而朝廷拨付的运费却寥寥无几，需要山西摊捐4万两银。

有些摊捐项目，由于年头太过于久远，目前是征无所征，运无所运。甚至，很多征收摊捐的官员，都不知道那些项目是什么东东，更别说是老百姓了。

对于朝廷的这些摊捐，有些官员就是把刀架在他们脖子上，也征不到位，因为百姓确实被他们这帮人榨干了。由于交不够摊捐款项，这些官员只好欠账。据统计，在张之洞到任前的18年间，山西欠款官员多达500人，共欠朝廷摊捐达30万两银！官员欠朝廷的摊捐款，说到底是百姓的欠款，最终将由百姓买单。可山西百姓真的没有了活路，在各级官员的逼迫下，绝大部分百姓流亡失业，哪儿有能力偿还欠款？

张之洞体恤百姓疾苦，他决定成立清源局，认真清理核对各类摊捐，他的处理办法是：对于必须捐贡朝廷的费用，由省府税收中开支；对于已经停止生产的绸绢、纸张等摊捐，则奏请朝廷予以免除。

张之洞这么干，就是断送了朝廷伸向山西的敛财之道。他既为山西百姓解开了一道沉重的枷锁，也为黑暗腐朽的晚清官场，树立了一个清正廉洁、仁政爱民的光辉形象。不过，张之洞能够斩断朝廷伸向山西的敛财之道，得益于一个人的鼎力支持和帮助，那个人就是他力邀出山担任户部尚书的阎敬铭。

阎敬铭掌管着国家的财政大权，如果没有他的首肯，张之洞不可能如此顺利地为山西减负。阎敬铭为张之洞开绿灯，算是对他的一种报答，也算是官场上的一种交情。

清理财政

经过一番摸底考察，张之洞认为山西之患“非匮乏之患，而弊混之患”，而导致弊混之患的根源就在于财政管理混乱。

山西财政可不是一般的乱。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到光绪八年（1882年）的33年间，山西财政从未进行过清查，这实在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事。因为是一本糊涂账，账面上的数目差缺竟达400万两银。对于差缺的款目，历任巡抚都没有究查，也无从究查。财政如此混乱，山西该如何治理呢？

为彻查陈年旧账，张之洞设立清源局，制定《山西清查章程》，并亲自督阵。具体工作则由马丕瑶、李秉衡等干吏实施。清源局下设会计、拨款、筹防、报销、善后、交代、裁摊、工程八个科室，每个科室都有专人负责，分门办理各项清查业务。

在张之洞的强力督导下，马丕瑶等官员严格执行《山西清查章程》规定，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艰苦努力，他们终于查清了30多年的糊涂账：

1、省库原存银218万两。

2、新收银15523万两。

3、支出银15821万两。

4、透支152万两。

5、实存银72万两。

33年的糊涂账，就这样被张之洞查了个水落石出。也就是通过清查旧账，他查出了原布政使葆亨、冀宁道王定安、总兵罗承勋、参将王同文等山西大员的贪赃枉法行为。

此外，他还查出了葆亨截留各省赈济山西灾民的22万两抚恤款。张之洞用这笔款筹建了粮仓，既周济了受灾缺粮的百姓，也打击了不法囤粮的奸商。

随着葆亨等人的倒台，山西其他贪官污吏也都跟着他们纷纷落马。从此，山西吏治迎来了一个晴空如洗的大好局面。

张之洞顺利地清理山西财政，也得到了户部及户部尚书阎敬铭的大力支持。账目清理完毕后，阎敬铭又把山西当作成功案例向全国各省推荐，张之洞因此又赢得了不少美誉。

兴办洋务

晚清的洋务实业，由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中兴名臣发起。他们兴办洋务实业，如引进西方技术，开造船厂、机械局、军工厂等，都是为了富国强民。因为通过两次鸦片战争，他们深切地感受到，经济和科技在政治军事领域所起的作用难以估量。

曾国藩等人虽然觉醒了，但他们的先见之举，并没有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肯定和支持。很多顽固守旧人士，特别是清流党，坚决抵制他们办洋务，说他们的举动是“卖国求荣”、“崇洋媚外”，说他们弄的那些洋玩意儿是“奇技淫巧”，并上奏朝廷严厉禁止。

这些人的主张和建议可以理解，因为中国是一个古老而传统的国家，特别是在封建社会，帝王统治江山靠的是儒家思想，他们把传统的道德伦理放在执政的第一位，而对于经济和科技，他们则没有什么概念，并没想到这后者会快速推进世界的发展，甚至改变这个世界。因此，当西方列强用铁舰利炮轰开我们的国门时，我们还处于落后的冷冰器时代。两军对垒，好比是让秦始皇的兵马俑与现代坦克部队硬碰硬，安能不败？

遗憾的是，西方列强的炮舰并没有轰醒腐朽顽固的清王朝统治者，他们依然在极度奢靡的宫殿里，吃喝享乐，昏昏欲睡，无所作为。

这一切，张之洞都看在眼里。他恨铁不成钢，他对统治者牢骚满怀。他也恨透了西方列强，恨他们以强欺弱，因此在京城当愤青那阵子，他特别反感李鸿章等人对外妥协求和。这是他参劾李鸿章等人的主要原因，并非反对李鸿章等人兴办洋务实业。

对于李鸿章等人兴办的洋务实业，他从未进行过抨击。因为他理解李鸿章兴办洋务实业的真实目的，他不是个书呆子。早在参加会试，挂职湖北、四川学政时，他就对当时的教育考试制度提出了很多批评和改革意见，并在学政任上力主改革，强调通经致用。从这一点上来看，他力主改革和务真求实的思想，倒是与李鸿章等洋务大吏不谋而合。

来到山西，目睹山西不可思议的萧条和贫困后，张之洞一直在思索着山西的发展之道。山西的吏治和民风虽然得到了极大改善，但发展依旧滞后，民生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好在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开办洋务实业的创举，给了他深深的启发，他的思路豁然开朗，他的思想也渐渐解放，他幡然醒悟：治理一个省，抑或是一个国家，仅仅依靠“儒家思想”和“道德伦理”是行不通的。儒家思想和道德伦理，固然是执政纲领和执政者的坚守底限，可它们不能当饭吃，也不能改变当下山西乃至全国贫困、落后的面貌。要想使山西脱贫致富，迅速崛起，就得仿效曾国藩等人兴办洋务实业，这既是山西的发展之道，也是整个国家的自救之策。

于是，在给朝廷的一些奏折中，他屡屡提到以改革促发展的主张和建议。

在开办洋务实业方面，中国并没有多少成功的经验可供借鉴，张之洞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他是多么希望有一位精通洋务实业的导师啊，可山西穷乡僻壤，有谁愿意来蹚这道浑水呢？

其实早在同治九年（1870年），就有一个名叫李提摩太（1845—1919年）的英国浸礼会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就是为了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事业而来。

李提摩太来到中国后，与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民风习俗融会贯通，他不单单是为了传教，而是利用传教、赈灾的名义，游历中国各地，与中国各地官员密切接触，进而争取中国官方支持，以此开启中国统治者和政治家们的先进思想。

李提摩太很有思想，他是一个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人。来到中国后，他先会见了山东巡抚丁宝桢，后来又会见了左宗棠和李鸿章等人，大力向他们推广洋务方案，受到了他们的亲切接见和高度重视。

光绪三年（1877年），山西大旱，李提摩太不辞劳苦，以赈灾形象大使的身份来到山西，多方搜集社会政治经济情报，向山西巡抚曾国荃提出“以工代赈”的救灾建议，进而拟定开矿产、兴实业、办学堂等大规模的洋务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