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康熙王朝比做是一个企业，那么康熙就是领导这个企业走向兴盛的决策者。不过这种家族式企业的家族式管理，带给企业的不仅仅是效益，还有暗藏的危险。如何规避风险，为企业带来最大的效益，是康熙这个“董事长”所面临的问题。

管理委员会：杀机重重的管理体系

如果把清朝比做一个家族企业，那么康熙王朝就是这个企业振兴之始。顺治去世以后，康熙成为了这个超级企业的少年董事长。可是这个董事长年纪太小了，不足以承担起企业日常管理的重担。于是在孝庄太皇太后宣布不参加清朝这一家族企业的日常管理之前，成立了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组成的四人管理委员会。这是一套特殊的管理体系，其目的在于使管理委员会成员互相牵制、互相制约，从而达到管理决策的相对平衡。它是具有浓重大清烙印的独特的管理体系，可以规避许多重大的决策失误，制约盲目投资和多元化的扩张。更关键的是，它企图避免权力集中到某一个人手中，以保持大清集团的完整性。显然面对功高盖主的野心家，孝庄皇太后及已经过世的顺治皇帝认为通过互相掣肘的方法，可达到平衡的目的。

康熙董事长的未来就在这四人手上，如何平衡这四个人的关系，成为最为微妙、最具智慧的谋略。四人决策委员会中，鳌拜果敢、勇猛，但为人骄傲欺主；索尼老谋深算，但年事已高；遏必隆老成持重，但不具胆略；苏克萨哈正直敢言，但不够老辣，孝庄因势而制，将四人构成了一张动态平衡的权力之网。她教导康熙对于人才的运用要因势导之，取其长而控其短。大凡贤明的企业家，都会用此方法来管理人才，既利用之，又掣肘之。孝庄与康熙，都是熟稔此道之人，甚至他们就是这场权力游戏的始作俑者。康熙早期的鳌拜与索尼、苏克萨哈之间的明争与后来的明珠与索额图之间的暗斗都属于此。正暗合了在企业界流传的一个不成文的定论：经理层斗争越厉害，老板就越开心；经理层越团结，老板却越揪心。

在大清集团的四人决策委员会中，鳌拜是执行总裁，主管销售业务。从一个背着挎包走街串巷的业务员，到年回款5亿元的销售公司老总，鳌拜有足够骄傲的资本。但在鳌拜担任执行总裁期间，大清集团的经营业绩锐减，这与鳌拜的领导风格不无关系。鳌拜与生俱来就有一种“攻击”的能力，在诸多投资中，他的这种“攻击”倾向更明显。毫无疑问，鳌拜是一个具有冒险精神的企业领袖，对他而言，规模比增长重要、增长比成长重要、成长比风险重要。如此一来，大清集团规避风险的能力非常差。从某种程度上而言，鳌拜是一个创业型的人才，而非守业型人才。

除此之外，鳌拜野心勃勃，使得整个管理委员会风声鹤唳，杀机密布。他大肆结党营私，大力推行任人唯亲的路线，把其党羽包括兄弟子侄都安插到朝廷各个部门，对于“相好者荐拔之，不相好者陷害之”。六大部的首脑几乎全是他的人。一些卖身投靠，阿谀奉承之徒，都受到鳌拜的重用和提拔，并妄称其才能，强行推荐到要害部门供职。即使有些作恶无赖之辈，也得到“姑从宽免”的庇护。从中央到地方，鳌拜无不安插其亲信。这批实力雄厚的党羽，是鳌拜强有力的支柱。因此鳌拜才敢于擅权跋扈，专横无忌。

这样，鳌拜便牢牢控制了政局。每有大小事件，如任免官员、实施政策等，诸臣都先到鳌拜家里议定，然后再通知康熙实行，他甚至把官员给康熙的奏疏，也私自带回去同心腹们商议，“凡事在家议定，然后施行”。这等于把康熙这个董事长置于傀儡地位。康熙很恼火，但一时也没有办法。他还常在康熙面前“施威震众”，事事凌驾于其他辅政大臣之上，他“办事不求当理，稍有拂意，即将部臣叱喝”，轻则辱骂，重则治罪。

鳌拜辅政期间，不仅残酷地制造了一系列冤案，就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平凡小事，也能成为他害人致死的理由。内大臣费扬古因与鳌拜有隙，费扬古的儿子侍卫倭赫和侍卫西住、折可图、觉罗塞尔弼等，同在御前供值。他们几个碰到鳌拜时，没有对鳌拜表示格外的敬重，鳌拜为此事怀恨在心。后来终于被他找到机会，竞借口倭赫等擅乘御马及取御弓矢射鹿，并以此为罪名，将倭赫等四名侍卫斩杀，弃于市。事后，又将费扬古定为死罪，其子尼侃、萨哈莲也都惨遭不幸，没收的家产全部分给了鳌拜的弟弟穆里玛。

除此以外，鳌拜还带头竭力抵制大清集团接受汉族文化。清人关以后，为了稳定和巩固其政权，不得不吸收汉人建立联合政权，使更多的汉族人有机会参与政治。这一政策不仅顺应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对促进带有浓厚奴隶制残余的满族封建制度化，无疑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以鳌拜为首的满族贵族顽固守旧集团，却打着“率祖制、复旧章”的旗号，反对改新，力主复旧，竭力抵制“汉俗”。借由他们篡改的遗诏，拒绝接受汉族的政治和经济措施，使清初本来不健全的政治制度，更加混乱，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和发展。正像鲁迅所说的：一大群元老、权威老气横秋的论调充斥着，挤占了新人的空气，挪一把椅子都要流血才行。

在早期，康熙不得不依赖于鳌拜这样熟悉公司、独当一面的人才，也不得不对他的不臣之心有所防范。事实上康熙继任董事长后，一直在培植效忠于自己的核心护卫团队，并巧妙地将他们安排在各关键部门，例如销售公司、市场策划部门。

虽然销售公司的头头们都是鳌拜的门人，但是执行层的中坚力量却由魏东亭为首的大区经理把持着。与此同时，康熙如蚕食般慢慢吞噬鳌拜的团队，淘汰几个、争取一批。当然，这一切都是在悄无声息中进行的。

所以康熙在突然发难时，鳌拜的倒台并没有对企业产生多大的损失，康熙的准备工作早已做好了。在应对鳌拜的过程中，康熙彰显了他独到的权谋与智慧。

当年康熙董事长所遇到的问题和今天大多数现代企业董事会面临的问题差不多，那就是董事长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完全发挥，董事长的功能被弱化了。而要打破这个局面，公司管理层首先应认识到董事长对于企业的重要作用。

其次，董事长应该发挥内外两个方面的巨大作用。内部方面，董事长首先是领导人，建立一个有责任心并富有效率的管理层，是董事长的首要义务；外部方面，董事长带领管理层对公司的战略、重大的行动计划、风险控制政策、年度预算以及经营计划重新评估并进行指导，监督并妥善处理管理层间的潜在利益矛盾，监督管理层的实际治理效果，并在需要时召开董事会，对其做出调整。从这一点上来说，康熙可算是一个有魄力、有行动力和决断力的董事长。

少年董事长：牢牢抓住管理权

京城的四月，乍暖还寒。被后世誉为“千古一帝”的康熙皇帝现在还只是一位少年。他独自坐于空旷的宫殿高处，似在沉思。他修长的手指，抚摩着一柄青铜长剑。他还不到能佩剑的年纪，锋利的长剑，既是他的图腾，也是他的禁忌。

董事长康熙虽然年少，但是已经久经历练。为了把管理权集中在自己手里，他经历了捉拿鳌拜和打败吴三桂两场战争，虽然第一场战争并没有刀光剑影，但是也一样让人惊心动魄。

鳌拜的失败，很多人认为是因骄而败。实际上他因为擅自专权而被君主猜忌，更因为企图拥有绝对的领导权而最后被清除。康熙在家族管理上比较讲求进退之道，他战胜鳌拜用的就不是蛮干，而是使用智谋，巧妙地收回了本应属于自己的决策和管理权。

国家被皇帝视为家族企业，而国家的权力更是皇帝不肯轻易授予大臣的。鳌拜就偏偏犯了这个忌讳，才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鳌拜倒台之后，少年董事长要面对的另外一个敌人更加可怕，他掌握着一个分公司，手下有一大批能征善战的武士，他要将自己控制的分公司从母公司里分裂出去。这个敌人就是平西王吴三桂。少年董事长要想牢牢抓住管理权，就要铲除吴三桂这个绊脚石。

对于许多家族企业来说，与员工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共创业易，共守业难”来形容。创业者到守业者之间的转换，让主、臣之间也发生出许多微妙的关系。一般来说，创业阶段的功勋员工最后的结局无外乎有以下两种：继续做家族企业的奴仆；取老板而代之。纵观中国家族企业史，后一个结局发生的居多。这正应了中国人的一句老话：一山不能容二虎。

经过创业时期的大规模并购与整合，皇太极巨资并购大明集团后组建了很多分公司，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吴氏企业”的建立。在当时这笔交易轰动一时，它标志着大清集团最大对手大明集团的消亡，也标志着一个超级野心家的诞生。“吴氏企业”是皇太极与吴三桂协定并购大明集团的产物，也是大清集团大产业构想的重要战略。

“吴氏企业”本是一家创利能力极强的公司，尤其在地方产业比如烟草方面占有绝对优势。但随着吴三桂对这一子公司的绝对控制，以及他倚仗自己的权限对总公司提出各种无礼要求之后，“吴氏企业”成为了大清集团最大的包袱。每年投资在“吴氏企业”上的资金，是整个大清集团的13，但经营收入却近乎为零。这被世人看成了一个典型的失败案例。

在康熙彻底掌握了大清王朝的所有权力以前，“吴氏企业”越来越像一个吴三桂的私人王国，而非大清集团属下的企业。更重要的是，“吴氏企业”的管理与大清集团严重背离。对康熙来说，最为直接的是，这家公司的赢利能力逐渐下滑，而更危险的是，大清集团没有能力阻止这种下滑趋势。

吴三桂这类员工，大都是封疆诸侯、分公司老总，手握重权，在所辖公司享有极高的威信，在自己苦心营造的王国里一呼百应，俨然是一个独立的王国。吴三桂越来越认为，“吴氏企业”是清王朝出资赠送的私人礼物，而非大清集团的属下企业。康熙也高度怀疑，持续十年的高额投资是否与吴三桂的这种心理倾向有关。但不管怎样，“吴氏企业”糟糕的财务状况显而易见。

对康熙来说，一个稳健的可持续增长的目标至关重要，他希望大清不再是一个行走在刀锋边缘的独行侠，而是一个强有力的、具有高度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军队。但吴三桂似乎游离在这个核心主旨之外，康熙觉得吴三桂越来越难以控制了。

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没有什么比员工不受控制更让人尴尬的了。无论是服务大清集团数十年的元老，还是刚晋升起来的新贵，能让老板最为受用的恐怕只有两个字：听命。

中国文化从本质上说是权力文化。为了皇位上的权力，曾酿成了无数悲剧，也因此使之成为最敏感的话题。在中国历史上，宫廷内部的明争暗斗、形形色色的阴谋诡计，层出不穷，屡见不鲜，有流血的，有不流血的，有的甚至引起国家大乱，政权覆亡。因此如何掌控好权力，是每个帝王都极为关心的问题。

政治和经济不一样。对君主来说，绝对不能搞市场政治，让大臣们自由竞争。而必须实行计划政治，由君主做那暗中操控一切的看不见的手。吴三桂这个员工，不仅不受控制，而且在经营上一塌糊涂，更让康熙忧心的是：吴三桂处心积虑囤积了十多年的巨款。这笔巨款可是一个定时炸弹，一旦爆发足以动摇康熙的龙座。

从长远看，撤藩是肯定的，康熙希望迅速撤藩的决策朝臣绝大多数反对，包括索额图等重臣，而支持迅速撤藩的只有大臣明珠和陈廷敬、朱国治等。就连孝庄太后也认为“三藩”藩主年事已高，应该等待时机，“三藩”藩主死亡后“三藩”自然消失，不应激化为战争。她劝康熙说“圣君一半是勇气，一半是耐力”。但是康熙力排众议，执意决定撤藩。从历史博弈论的角度来说，“三藩”的膨胀和扩张，使得大清朝廷与“三藩”力量割据的整个局势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不仅“三藩”生活在清朝的阴影之下，就是整个清朝，从一定意义上说也都是生活在“三藩”的阴影之下的。这当然是具体的历史环境下的特定的历史产物，更是由清朝内部的实际情况所决定的，由此也就造成了他们之间无法形成联合，也没有办法消除矛盾。

当然如果历史可以假设的话，他们也有可能走出这个阴影，只要“三藩”拱手交出权力，康熙也成为第二个成功实施“杯酒释兵权”的皇上，这样他们就能够消除各自的矛盾。但历史从来都没有假设，而人对权力的追求的贪婪，也决定了“三藩”和大清永远都没有消弭矛盾的可能，历史注定他们只能是永远的对手和冤家，而无法成为合作者。当康熙宣布撤藩的那一刻起，他们的合作状态就已到达终点。当合作状态下无法获得自己所期望的收益，那么这种合作也不必坚持下去了。因为有时候合作本身就是基于一种困境而建立的，摆脱困境之后，因为利益的冲突，合作的基础不存在了，从合作性博弈走向非合作性博弈也是自然而然的选择。从历史的实际来看，清朝胜利了，并延续下来，这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历史博弈的胜利。

通过撤藩，康熙给我们清晰地展示了一个国家中央集权的变革过程，这个过程同样对企业家推动企业内部的管理变革也具有借鉴意义。一般来说，当事业上了一个新台阶，为了生存管理者会渴望建立新规则、建立驾驭全局的新权威，这时他会发现，功臣竟不是维护者，而是破坏者和挑战者。这时就要把破坏者和挑战者剔除，进行权力的再糅合和再分配。

那些反对撤藩的大臣，并不完全是保守、落后的，他们反对变革的原因都是十分具体的，归纳起来大概有这样几类：企业内部历史的惯性和惰性；威胁到企业内部某些人员的既得地位和利益；部分人未看清未来的发展趋势；部分人对变革者持成见；部分人心理上的障碍：求稳害怕变革；变革本身的不确定性，没有人能保证变革一定能成功。

一般说来，企业的变革虽然困难重重，但是和康熙撤藩相比，其难度、深度、广度都要小得多。只要领导者信心坚定，遵循变革的一般规律，得到相关利益决策者的支持，变革成功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家族式管理带来的问题

康熙在对这个庞大的家族企业进行管理的同时，不停地吸收、借鉴以往管理者的经验和教训，将很多他认为合理有效的方法全盘拿来，这种拿来主义给他所管理的大清企业带来了潜在的隐患，由此引发了很多他无法解决的问题。换句话说，某些时候，是康熙自己将自己带入了一个困局。

兼收并蓄的学习态度与封闭式管理的悖论

作为一个成熟的管理者，应该清楚如何让自己的企业进行开拓发展，增加所创造的价值。然而，在家族式企业中，很多管理者更注意的是眼下利益的维持，而不是长久利益的开发。

因此，康熙这样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家族管理者，他虽然能够平定内乱、反对分裂、击退进犯的沙俄，但是在清朝这个庞大的集团企业如何健康发展的问题上，他最终还是回到了以往企业家走过的老路上：封闭管理，加强管制。

康熙是一仑具有东方智慧的帝王，尽管他明明知道西方科技发展必然对中国构成威胁，但是，他更清楚西化对满清统治的威胁。因为，西方文明是专制政权的敌人。

在选择西方文明和满清统治之间，康熙选择了有利于满清统治的闭关锁国，继续推行东方专制的愚民政策。

尽管他从传教士那里学习过数学等西方科学，但是，作为出于对满清统治的需要，他只能在东方“君权神授”的愚民政治中才能找到满清政权合法或稳固的依据。如果接受西学，满清政权也就必然在人民的觉醒中被推翻。

他知道学习先进的科技是强国唯一途径，但是却要拒绝这些先进的科技。在政权和人类进步之间，独裁者往往考虑更多的是政权的千秋万代，而不是民族进步。

更通俗一点儿说：帝王内心想的是政权，至于民族是否进步则是次要的。从这一点上看起来，喜欢西学的康熙是一个好龙的叶公。他对西学了解得越多，态度就越谨慎。尽管西方传教士极力向康熙宣扬接受西方文明的好处，可是，康熙还是对西学保持高度的警惕，他不支持传教士在中国介绍西方科学知识，也不鼓励中国人参与中西文化交流。

正是看透了康熙对西学的两面性，洋人张诚这样说：“他告诫我

们不要在我们所去的衙门里翻译任何关于我们的科学的东西，而只在我们自己家里去做。”

历来中国的帝王，他们大多意识到必须学习西学，但是，他们对西学的容忍的程度，也只能最大在科技、经济方面，至于民众以及政治生活这个根本领域，他们是不会让西学染指的。在每次西方文明与东方专制发生严重冲突时，帝王总要把西方文明给打压下去。而康熙对西学的容忍，也不过是作为宫廷享受的一个补充。

英国大使斯当东说：“据说中国有几位君主从外国传教士方面学习外国丰富的数学知识。但中国政府的政策不使这门学问普及到群众中去。他们怕算学知识普及后，本国人能算出日蚀、月蚀，能制出历本来，皇帝在老百姓中的威信就要降低了。”事实上，很多东方皇帝对西方文明根本不感兴趣。他们或许享受西方的生活方式，但是他们绝对不会让臣民也能接触到西方文明生活。他们知道跟西方国家学习就能强大，可是他们顾虑学习西方会动摇他们统治的基础。他们不仅把西方文明书籍锁进深宫，而且把西方文明看成“奇技淫巧”，禁止人民学习。他们不敢敞开胸怀向西方文明学习，也不可能敞开胸怀向西方文明学习，除非他们走投无路，甚至走投无路了，他们也不见得就会心悦诚服地向西方学习。

因为惧怕科学与技术、宗教普遍流行给人民的信仰所带来的无法估计的改变，康熙不仅对西学采取压制政策，而且对科技也采取排斥态度。在西方科技日益发展的时候，康熙却禁止科技实验，甚至连武器的研制也被禁止。

有传教士给康熙介绍代数，希望在中国推行，可是，喜欢数学的康熙却不准颁行。1693年，康熙患了疟疾，白晋、张诚两位神父献上奎宁，康熙得以痊愈。尽管如此，西方医学也并没有在康熙时期得以推广。

这是康熙的问题所在。

各打五十大板的管理者

康熙管理时期最明显的一个弊端就是纵容党争，企业内耗严重。在封闭式管理的家族式企业内部，虽然集团内部的高层人员极大部分都是家族内部的成员，但是，这些家族成员并不团结，他们会因为各种矛盾而彼此争斗，而这些争斗又会危害到家族企业的稳定，甚至会动摇集团的根基。理智的处理办法，就是让管理者明确自己在集团企业中的身份，让他们不要带着家族身份来管理。但是很多人都无法避免这一点，所以就产生了封闭式管理的一个弊端，那就是对内耗姑息纵容，甚至等到即将两败俱伤的时候再各打五十大板。

康熙就是一个典型的“各打五十大板”的家族式管理者。在他统治时期，权相明珠与索额图之间的党争，他不但没有及时制止，反而到了斗争已经危及国家的时候才进行整治。

他的做法，不是解决矛盾，而是加强管制，用他的决策权和最高领导权来进行粗暴的干涉。

索额图、明珠同是康熙帝的左膀右臂，他们都在协助康熙帝巩固清朝政权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其所属两派之间无穷无尽的争斗，对国务、政体及吏治等都产生了消极影响。

索额图是康熙王朝一个重要人物，因他在策划擒拿鳌拜、清除鳌拜势力时立下了战功，1669年即由一等侍卫擢升为大学士，后改任领侍卫内大臣，成为当朝大臣中最重要的实力派，直至发展成了“太子党”的头目。

所谓“太子党”，是指为皇太子出谋划策的政治团体。索额图曾精心制定皇太子制度，当时皇太子所用礼仪，几乎等同于皇帝，比如，规定皇太子服御诸物都用黄色；大臣们在朝拜皇帝之后，须向皇太子胤礽行礼等。

康熙帝察觉到索额图及其党附的私心与权欲，遂下令拘禁了他，宣布“索额图诚本朝第一罪人”，于1701年令他提前退休。

明珠也是满洲正黄旗人，系皇长子胤裎的亲舅舅，即惠妃那拉氏的亲哥哥，出身门第虽然不高，但明珠却是个很有才能的人，后来也成为一品大员，与索额图同秉朝政。

明珠开始受到朝廷重视，是因1673年出任兵部尚书时有出色的表现，从此深受康熙帝赞赏。在朝臣们讨论“撤藩”一事时，明珠力排众议，主张“撤藩”，因其与康熙帝的本意相吻合，显示出一定的政治远见，开始受到了康熙的重用，但同时也公开表露了他与索额图在处理重大事件时的分歧。

明珠跨人政坛的中枢位置后，更是因出身和性格上的差异而与索额图表现出了不同的特性，矛盾也因此而生。

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明珠曾帮助皇长子胤褆拉拢大学士余国柱等朝廷重臣，积极发展“长子党”的势力，成为“长子党”的核心人物。

很快，“长子党”与“太子党”的冲突就发展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1687年冬天，康熙帝发觉明珠、余国柱等人卖官纳贿的罪行，革去了明珠的“大学士”职务。

盲目引进的嫡长子继承制

康熙在家族式管理中的弊端，体现得最为明显的，就在他对接班人的选择上。他借鉴以往的皇权体制，盲目引进了嫡长子继承制，最终这个制度所引发的问题一直缠绕着他，直到他去世之前也没能很好地得到解决。

在选择继承人的时候，康熙表现出了出人意料的反复无常与执拗。出现这样的表现，其实都源于家族式企业的最大弊端，那就是家族成员与内部管理人员不分。一旦要在家族成员中选择自己的接班人，问题就会接踵而至：是选择最忠诚于自己的，还是选择最有能力的？是看重亲情原则，还是看重才干标准？这个问题困惑了康熙半辈子，成为他政治生涯中的一大败笔。

继承人问题，向来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敏感问题，很多英明的皇帝也在这样的问题上犯过严重的错误。

为什么继承人问题会成为如此棘手的政治难题？因为继承人的选择，是按照中国的皇权体制决定的，皇权的国家只能选择高度集权的专制体制，在这种专制的情况下，只能按照权威的意志或者出于强势的社会习惯来选择继承人，而不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选拔，更不要说通过竞选的方式让有才能、有德行的政治家继任了。

这种靠儿子延续江山的制度，经过不断的积累创新，最终形成了具有理论色彩的“嫡长子继承”制度。所谓的“嫡长子”，就是正妻所生的长子，侧室和小妾所生的儿子就算年纪比正妻所生的长子大，也不能担当这一称号。

应该说，康熙采用嫡长子继承的办法，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嫡长子继承制虽然在汉文化内部拥有悠久的历史，但是对清朝而言，则是一个新生事物。

满族本身并没有形成固定的权位继承制。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金，称汗。他在生前发布谕旨明示，在他死后，他的汗位由八大贝勒共同议定，而不由他本人生前指定。他死后，经八大贝勒的明争暗斗，四贝勒皇太极即汗位，是为清太宗。皇太极建立大清，称皇帝。他不幸突然死亡。关于接班人，死前他没有留下片言只语。经过激烈的斗争，皇太极之子，年仅六岁的福i临即位，是为顺治帝。顺治死前，皇位的继承没有经过满洲贵族会议讨论，而是由孝庄皇太后同顺治商量，用遗诏决定由年仅八岁的玄烨即位。

那么，在没有传统规则可以依据的情况下，为什么康熙会决定立嫡长子为太子，担任皇位的法定继承人呢？

首先，康熙执政期间，虽然政治比较清明，人民生活也比较安定，但是，政坛上的丑闻和明争暗斗却从来没有休止。一方面，外戚索额图和权相明珠之间互相倾轧，朝臣们只能选择投靠其中的一派。这种恶性竞争让康熙十分反感。另一方面，因为康熙执政期间发生了“三藩之乱”、边境叛乱等事件，所以几次大规模用兵，武将的地位上升，和文臣之间又形成了一种势同水火互不相让的局面。

面对着朝臣们的钩心斗角，政治才能过人的康熙皇帝马上就想到，这些大臣之间的争斗最终一定会从两派互相攻击、互相告状的初级阶段演变为对皇位继承问题进行舆论控制和政治干预，并以此打倒对方。所以，为了让自己的王朝能够安定，不再像明朝一样因为连年不休的党争而影响了皇位的正常更替，进而走向全面的衰败和亡国，康熙皇帝走了一步险棋——立太子。

可以说，通过立太子，来免除朝臣利用继承人问题做文章，这步棋康熙皇帝走得十分高明，不过，立太子这个策略虽然不错，如果选错了太子，那就将把好棋走成臭棋了。这一点，康熙皇帝不是不明白的，但是他为什么要立嫡长子呢？

这就不能不提康熙本人的个人好恶问题了。康熙皇帝是一位深受汉民族文化影响的皇帝。在皇位继承上，他采取了全盘接受的拿来主义。他觉得，汉文化之所以能够绵延几千年，就是因为其本身存在一定的合理性，而嫡长子继承制既然是汉文化的一部分，就自然也比较合理。

康熙的这种想法，和他平日的雄才大略比起来，简直有点儿幼稚。事业上一帆风顺的康熙帝，在处理皇位继承问题上却显得捉襟见肘，无能为力。最后，因为他盲目引进汉文化的嫡长子继承制，终于在皇位继承的问题上闹得不可开交，无法收拾，他本人也尝到了苦果，目睹了亲生儿子之间的争权夺利，体会到了“无情最是帝王家”的滋味。

康熙皇帝拥有庞大的子女群体，在清朝皇帝中十分罕见。他一共有五十五个儿女，其中皇子三十五人，公主二十人。除去那些夭折的皇子和公主，最后长大成人的皇子一共有二十人，公主则有八人。他吸取了自己父亲养子不教的教训，对自己的儿子们都教育得特别严格。不管有多少军国大事需要处理，他每天都要腾出时间对皇子们的学习情况进行督查。他深信只有对子女进行严格的教育，才能使他们成才，所以他把子女的教育问题看做是一件大事，十分认真。

老百姓的儿子，经过教育，可以成才，但不能成龙，除非造反，夺得天下，自登皇位。“高阳酒徒”汉高祖刘邦和“凤阳贫僧”明太祖朱元璋等能够成龙，那也绝不是父母培养教育出来的。在中国帝制时代，只有皇帝才可能通过教育使自己的儿子成龙；至于平民百姓，那是万万做不到的。康熙皇帝就是对诸皇子进行严格教育的典范。在他的严格教育之下，他的皇子们大都成长为杰出的人才。在这些皇子之中，康熙选来选去，在太子的问题上还是比较迷信汉文化的说法，要立一个嫡长子，觉得这样就能高枕无忧了。

可事实上并非如此。嫡长子继承制度，只不过是一种文化习俗，本身并没有什么科学性，这就像走路要右侧通行一样，只不过是人们约定俗成的说法，其实要左侧走也可以，但是只不过要冒一些风险。康熙之所以要立嫡长子，其实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他实在不能决定哪个好，也不能抽签抓阄，就只能按照汉文化的经验，立个嫡长子完事。

而且，最初康熙立太子，就是一个十分仓促的事情。康熙帝确立皇太子很早。康熙十四年，他本人也只有二十二岁的时候，就册立了不满两岁的皇二子胤初为皇太子。康熙帝册立的皇太子，是清朝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公开册立的皇太子。在他之前，都是皇帝和大臣或者太后开会决定，在他之后，雍正皇帝开创了秘密立储的制度，只有康熙帝早早册立太子，而且广为宣传。

在册立太子的时候，康熙皇帝还只有两位皇子，皇长子四岁，但其母尚无封号，地位低微，所以不能算嫡长子。而二皇子胤礽则是皇后所生，是名正言顺的嫡长子，因此被定为皇太子，即皇储。可是，当时康熙皇帝自己才二十多岁，正年轻有为，也许会继续执政几十年，那样的话太子做什么呢？事实上这正是后来太子和康熙之间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

不过在当时太子年幼，这个问题还不突出。作为皇储，太子一定要接受系统的帝王教育，所以康熙帝对皇太子的教育极为重视，甚至抽出时间来亲自安排，亲自抽查。康熙安排了国内一流的硕彦大儒为皇太子的老师。皇太子也聪明过人，学什么都是过目不忘，而且能够举一反三，可以说，太子的智商绝对不在康熙之下。经多年的精心培养，皇太子精通汉、满、蒙三种文字，且娴熟骑射之艺，康熙对皇太子的智育教育是成功的。但遗憾的是康熙帝忽略了皇太子的德育教育，从而酿成了不可收拾的重大隐患，也为后来的皇子争位埋下了祸根。

在对于权力的争夺上，康熙董事长与他的儿子们产生了激烈的矛盾冲突。皇帝之所以成为皇帝，封建时代之所以会以专制为特征，就在于这个社会有一个权威至上的原则，如果没有对权力的追逐，对权威的崇拜，那么这个社会从思想基础上，就无法实现专制。正是因为权力与权威的存在，才让专制成为可能，而挑战权威，就是对皇帝最大的反抗。试问，如果有人公开挑战康熙皇帝的权威，这位自认为贤明聪慧的康熙大帝会一笑置之吗？

但是康熙根本没想到，敢于挑战他这个权威的，居然是自己的太子胤礽。所以，无论太子有什么优秀之处，仅凭挑战皇帝权威这个罪名，康熙就非要废除太子不可。

事实上，造成太子挑战康熙权威的原因，就在于康熙过早的立储，而且还是采用汉文化的嫡长子继承制，这在当时清朝上层的政治氛围中，是一种不大有说服力的做法，而康熙自己身体健康，一直在做皇帝，太子一直作为待命人选，又怎能不对康熙心怀不满？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提出过一个独创的概念：偶合家庭。这样的家庭，建立在偶然的基础之上，缺乏精神纽带和共同价值，家庭成员间关系淡漠，离心离德，父不父，母不母，兄不兄，弟不弟，偶合家庭的最终结局，必然是分崩离析。而每当社会发生大动荡时，偶合家庭便会大量兴起，并酿出无数悲剧。

对帝王之家来说，或许也可以如法炮制，给以—个定义：豪猪家庭。

在寒冷的冬日，豪猪为了取暖而挤作一团，然而，当挤得太近，它们身上的刺把彼此刺痛之时，又会立即散开。散开之后，为了取暖而再次靠近。如是反复，直到找到一个合适的距离，既可以彼此取暖，又不至于互相扎伤。对于康熙他们一家人来说，这个概念也同样适用。

康熙十三年（1674年），皇二子胤礽出生。皇后赫舍里氏在生育胤礽时难产死亡，年仅二十二岁。康熙和皇后夫妻情深，所以十分伤心，爱屋及乌，对胤初格外钟爱，将他册立为皇太子。皇太子自从两岁起就养尊处优。他是皇帝之下第一人，是未来的皇帝。在大清王朝里，皇帝是当之无愧的权威，太子就是名正言顺的二把手。这样的身份地位，让太子处于一个不受监督、不受管束的状态。事实上谁敢管他？所有的人都对他心怀恐惧，事事都要让着他，宠着他。他眼中的世界是一个扭曲的世界。在他看来，除皇帝外所有的人都是他的奴仆，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的私产，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正是这样的一种状态，让太子开始盲目地自我膨胀。这种膨胀无处不在，甚至已经在无意之中对皇帝康熙也不放在眼里了。在金钱方面，太子胤礽广收贿赂，私用国库的金钱；在生活方面，他贪得无厌，予取予求；在待人接物方面，他野蛮凶狠，肆恶虐众。

但是康熙对太子的这种骄横跋扈没有加以制止，也许是他觉得自己亏欠太子的过多，也许是出于对皇后的思念因而不忍心责骂太子，总之康熙对太子的表现一直处于姑息纵容态度。

然而太子的表现却越来越令康熙失望。对于关心爱护他的父皇康熙帝，他也没有表现出些许应有的子对父的回报之情。康熙帝给过他表现的绝佳机会，但他竟然毫无察觉。这只能说明他已经形成了完全以自己为中心的怪僻的个性。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三十七岁的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时，因患病滞留在塞北行宫。他十分想念十七岁的皇太子，于是召其前来行宫。不料从京中赶来的皇太子对病中的父皇毫无关切体恤之情，神态冷漠，形同路人。这使热望中的康熙帝非常失望，康熙帝立即命其回京。康熙帝不知道，皇太子非常厌恶在父皇身边，因为这里没有他所要的个人自由，而且一旦在皇帝这个绝对权威身边，太子的权威自然也被掩盖了，这是太子所不能忍受的。回到他的小天地，他就有了绝对的自由了。管你生病不生病，他只关心自己。

这件事，使康熙帝受到了深深的刺激。而且皇太子在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时留守京师处理政务，一副大权独揽的样子。由于平时太子也分担处理康熙交给他的部分政务和军务，所以，在皇太子册立后的三十三年间，朝廷中自然形成“太子党”，并以此作为太子执政的班底，为太子的私人利益服务。

由此，康熙帝才开始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皇太子，也才逐渐发现了他身上的致命的弱点。但是，对儿子怀有温情的康熙总认为皇太子是可以教育好的。因此，康熙帝采取了打击其党羽以警醒其本人的做法，希望皇太子能够自觉转变。

康熙帝觉察到“太子党”的首要人物是索额图。索额图在智擒鳌拜时因立大功，而被封为保和殿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而皇太子胤礽的生母、皇后赫舍里氏的祖父就是索额图的父亲索尼，所以，康熙算是索额图的侄女婿，而太子和索额图的关系自然更是亲密，太子是索额图的侄孙。康熙帝对索额图非常信任，国家大事都与他商量，但索额图为将来着想，讨好太子，想要成为三朝元老，永葆政治青春。

索额图结党勾结皇太子的事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本来皇子们各有朝臣支持，也是无法避免的事情。但索额图和太子私下经常议论国政，密谋大事，甚至还盘算着怎么让太子早日继承皇位，这就是公然对康熙的权威挑衅了。

康熙得知之后非常恼怒，警告索额图说：“你们背后谋划的事，你们勾结在一起所做的事情，你们背后所说的对寡人不满的言论，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计划的事情，一旦被曝光，你可是吃不了兜着走，你心里应该明白，要好自为之！”

康熙深感自己的皇位和生命受到威胁，说：“我说不定哪天就会被毒药害死，或者被大胆的逆贼谋害，想到这些，我就会日夜警惕，心神不宁。”

这句话本来是为了警告太子和索额图的，但“太子党”却把康熙的话当成了软弱与心虚，这可就大大失误了。康熙大帝的文治武功，世人有目共睹，康熙的手腕和智慧也是少有敌手，怎么可能轻易就认输呢？“太子党”估计错了形势，开始招摇过市，结果康熙下令将索额图处死，同时对太子进行严厉的警告。

但皇太子并未因此而收敛，反而更加乖张。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在木兰围场的布尔哈苏台行宫，康熙皇帝意外地发现，太子胤礽居然每天晚上都在自己的帐篷外游荡，窥视皇帝的一举一动，似乎要有什么不轨的举动。

先是有索额图为首的“太子党”张扬跋扈，后是有太子在出巡途中鬼鬼祟祟的行径，加上太子对自己不友好、不孝顺的态度，让康熙皇帝感受到了权威被挑战的危险性。为了避免成为儿子的盘中餐，康熙主动出击，废除皇太子。

康熙皇帝不能忍受自己的权威被挑战，也不能忍受挑战自己权威的人居然是自己的儿子，在宣布废除太子的时候，他一边宣布自己的旨意，一边痛哭流涕，情绪激动的时候，甚至倒在地上号啕大哭。把旨意宣布完毕之后，他反而是悲伤万分，愤懑不已，甚至六天六夜不安寝食，涕泣不止。

也许，太子自己并不愿意做出忤逆不孝的事来，康熙也不想对自己的亲生儿子给予严厉的打击，但是因为他们都为了至高无上的权威而奋斗，所以必须要有一个人最后胜出，亲情是无法和权威至上的封建原则抗衡的，更何况是在政治核心的皇族。康熙盲目引进的这个嫡长子继承制度最终以失败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