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燕当晚在自己的小桌上铺下纸，想把今天在教育部听到的那些情况作个追记，这时候脑子里首先跳出来的，倒不是教育部办公室的那个王主任和杨主任的形象，而是夏建国的形象。她挥挥手，想把夏建国那副有勇有谋的面孔像蚊子一样赶走，却总是驱赶不掉。

她呆呆地想，如果招生工作会议如期召开了，全国“高考”恢复了，建国哥也考上大学了，那该是一个多好的局面啊。建国哥会成为理科大学生还是文科大学生呢？建国哥的逻辑思维能力那么强，他肯定会喜欢理科，那毕业以后就走专家的道路，像他爹一样。但是建国哥的文采也不错啊，一年前他在天安门广场，一下子就写出了“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那样精彩的诗句来。他也是个有形象思维能力的人，如果他真成了文科大学生，毕业以后保不齐就会分到文化战线或者新闻战线，甚至是新华社，那样就做成同事了，说不定还一个编辑室。

这么想着的时候，任燕就更走神了，两眼盯着台灯的光晕，坐得像泥塑木雕似的。

任大力伸头来问，什么金贵文章啊，半天写不了一个字？

任燕说，不干您事儿，爸爸。

第二天一大早，任燕赶到新华社，没进办公室，就先去敲穆副社长的门了。她向穆副社长报告了自己的设想，说既然招生工作会议迟迟没有进展的原因是“两个估计”在作祟，是不是就可以拿这“两个估计”来展开一些采访和报道？干脆把问题的焦点端到大家眼前，说不定就能让这个招生工作会议得到推动。

穆大江感觉有点意思，认为任燕提出的这个点子直击要害。当然，他不知道任燕的这个点子来自于她的邻居夏建国。

任燕说，“两个估计”出自一九七一年“四人帮”搞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就从这个《纪要》的形成入手，查阅当时的资料，采访参加会议、特别是参与起草《纪要》的一些当事人，这样应该就可以把“两个估计”的来历说清楚。

穆大江当即决定与任燕一起做这件事，他们很快就请到了六位曾经参加一九七一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当事人来座谈。这一座谈，事情就清楚了，那个一九七一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是“文革”期间关于高等教育的指导性文件，它是当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产物。这次会议一共开了三个月零十七天，经过十八次的反复讨论和修改，最后由张春桥、姚文元定稿了这份由迟群主持起草的会议纪要。再后来，毛主席就圈阅了，于当年的八月十三日上了中央红头文件。

但是当年这份《纪要》是怎么逐步形成的，却始终是个谜，据说很多人都参与了，但他们都不是核心圈里的人。这“两个估计”到底是谁首先提出来的呢？穆大江在座谈会上问众人，大家都说不清楚。

任燕追问，这“两个估计”的基调是一开始就确定下来的吗？当时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吗？

有人马上回忆说，当然有人反对啊，反对的声音还不算少呢，现任教育部长刘西尧同志就是一个，主要是大家都觉得这“两个估计”太严重，也太伤人了。

那大家为什么都没有再继续坚持这个反对意见呢？穆大江还是很好奇。

一个戴眼镜的干部说，听姚文元他们说，这是毛主席的意思，他们只是传达毛主席的话。这么一讲，就没人敢说话了。

另一个干部又说，现在回想起来，一九七一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和当时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一样，很可能都是“四人帮”蓄谋策划的。

讲到这里，穆大江终于单刀直入，问了一个最核心的问题：这“两个估计”到底是不是毛主席的话？

这话就把大家问蒙了，会议室里鸦雀无声，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其实，大家谁都没有怀疑过这个问题，也没有人敢去怀疑。

如果“两个估计”真如姚文元所说，是毛主席的原话，那是一个局面；如果毛主席根本没有说过“两个估计”，是“四人帮”的创造，那当然又是另外一个局面，尽管毛主席当时圈阅了那个《纪要》。

这当然是有很大区别的。这种区别往往可能使一件事整个儿地翻过身来。

正当这个座谈会陷入长时间的沉默时，一位坐在角落里的姓金的主任忽然说，其实我知道这件事的原委。

于是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会议室的这个角落。金主任说，真的，我清楚这个事情。

穆大江心里紧张，但脸容仍显得平静，他问，老金，你说说，你是怎么知道的？

是从迟群那里知道的。

迟群？他怎么会告诉你呢？

不是他告诉的，是我查到的，金主任解释说，我原来在国务院科教组编辑《教育革命与通讯》杂志。粉碎“四人帮”之后，迟群受到审查，交出了所有的文件和笔记本。国务院科教组成立了迟群专案组，我就在那个专案组工作过，翻看过迟群的笔记本。我发现，就在一九七一年，谢静宜向迟群传达了毛主席的谈话，迟群在自己的笔记本里记下了这些“最高指示”。

听到这里，穆大江心情更加紧张，但仍旧语气平静地说，毛主席的谈话是怎么说的？

金主任从自己的文件包里取出一个笔记本，打开翻半天，放下，再取出另一个笔记本，打开又翻半天，最后说，就在这里，我把迟群笔记本里的话抄在这里了。你们听听，毛主席在一九七一年六月的指示精神是：对十七年不能估计过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好的，是要革命的，拥护社会主义的；反对社会主义的、坏的是少数，很少数。

金主任念到这里，会议室里忽然响起一阵掌声，任燕激动得把手掌都拍红了。

穆大江沉住气，追问说，金主任，据您所知，迟群那个笔记本原件还在吗？

金主任说，迟群的东西都归档了，现在在哪儿我不清楚，你们可以通过组织程序去查。

这个座谈会开得真有价值，真相浮出水面了。“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与毛主席一九七一年对“文革”前教育战线情况和知识分子情况的估计完全相反。“四人帮”当时严密封锁了毛主席的这段指示，却编造出了另外一套说法，这就为彻底推翻“两个估计”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但是座谈会结束以前，金主任的另一番话却给大家兴奋的情绪当头泼了一瓢冷水。金主任的话是这样说的：毛主席的指示虽然是篡改过的，但是那份《纪要》确确实实是毛主席圈阅过的，也是放了中央红头文件的，也算是党中央的态度。现在中央的政策是“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凡毛主席圈阅过的，咱们也不能随便动啊。

为了金主任的这番话，穆大江与任燕商议了好半天，最后还是下定决心由任燕起草一份“内参”，“内参”的名字是《全教会纪要是怎样产生的？》。穆大江又对这份“内参”的措辞反反复复斟酌了几遍，但还是下不了决心发出这份材料。

任燕出点子说，穆副社长，您的老战友不就是田源的爸爸吗？田源的爸爸不是现在经常能与小平同志见面吗？这份“内参”能不能先转到小平同志那里看一看呢？也许问题一下子就迎刃而解了呢？

穆大江夸奖说你这个丫头真是鬼灵精，后来又说就这么办吧。

田志远却因为收拾新家的缘故，这一天忙得大汗淋漓。

虽已到了秋天，气候凉爽下来，庭院里也出现了一两片枯叶子，但是田志远爬上爬下，汗水始终没有停过。

“文革”以来，田志远一直住着夏默的房子。现在，既然“国管局”让任大力搬走，后院恢复给田家居住，田志远就安排了一整天，准备把自己住的东厢房好好打扫干净，还给夏家。搬家，从来就是一件高兴的事儿，也从来就是一件痛苦的事儿，尤其是对田志远这个“老书生”来说。以前每次打扫房间，都是靠曹慧才能搞定，可是等了几个小时，曹慧迟迟没到。为了不让曹慧笑话，田志远决定自己动手，没想到一个上午下来，东西没怎么收拾好，已经弄得自己满脸是灰，头发基本上看不出本色了。

曹慧知道田志远厌恶打扫，原本打算一早请假，可是一早上就被熊总编叫住了，为了一篇稿子一忙就忙到了下班。曹慧火急火燎地赶到这个四合院后，一眼就看到满脸是灰的前夫，忍不住笑了出来说，老田你这是搞的哪一出？怎么就你一个人忙活，儿子呢？

田志远抱怨说，你怎么才来，我都累死了。儿子跟建国去图书馆找复习资料了，别耽误他们，这点活我们自己干就得了。你也赶快搬回来吧，后院给你两间，随便挑。你要暂时不跟我复婚，也可以，你先住着那俩房间，儿子好歹也能每天看见亲娘了嘛。你要能开恩，烧点热饭热菜，让我蹭上一碗，我就很开心了。曹慧你别端着个架子了，也别老教训我了，快回来吧，热热乎乎一家子多好啊。

曹慧听着这话，心里一热，可是田志远那句“端架子”又让她生出了一些厌烦，什么叫“端架子”呢？很多问题分明是涉及了革命原则嘛，这个架子是非端不可的，不端就害了你田志远，也害了儿子。儿子在政治上那么不安分，不就是受了你田志远的政治影响吗？所以曹慧一边操起抹布收拾房间，一边不冷不热地说，谢谢你两间房的恩赐，我还是等等吧，现在忙得四脚朝天，有家也难回。

田志远一边忙活一边说，好吧好吧，房间给你留着，什么时候想回来就回来吧。

曹慧忽然又纳闷起来，说，儿子到图书馆找什么复习资料啊？据教育部的同志说，即使恢复高考，招的也是应届的高中毕业生，已经上山下乡的青年们怎么招啊？这可是国家的大政策，不要误导小源他们白忙活一场，到时候不能考大学，又要噼里啪啦地埋怨国家一通。

曹慧的这个说法，倒是让田志远的心里一下子乌云密布了。按田志远的想法，既然放开高考了，涉及面好像也应该广一点，上了分数线的就应该进大学，恐怕不能局限于应届高中毕业生，不然对已经上山下乡的千千万万的历届中学毕业生就很不公平。

他这么想着的时候，心情就郁闷起来，很为孩子们的情绪担忧，于是闷闷地说，教育部的人就是喜欢这么老套套，又说现在方方面面的思想都僵化得很。

然后，他抬脸看着前妻说，你们那个刊物也该改改了，还像“文革”时那样，三天两头发社论，只会念阶级斗争一本经，把人的思想束缚得紧紧的。

田志远说到这里时，没注意到前妻的表情忽然从温和变成了愤怒。曹慧双眉一竖，把抹布一扔，嚷嚷说，田志远，我看你刚出来工作两天就膨胀了，你还是不是共产党员？还讲不讲政治？

田志远愣了，没想到这几句话又一次惹恼了前妻，而前妻摔门刚走十分钟，儿子田源就回来了。田源心疼地看着灰头灰脸的爸爸说，怎么不叫我一起打扫呢？刚才听夏小妹说我妈来过了。

田志远不知道该怎么向儿子解释，如果照实说，免不得又要挨儿子的“炮轰”。穆大江就是在田志远一脸尴尬的时候找上门来的，他取出一份“内参”，交给田志远说，这份“内参”关乎天下学人的政治命运，包括你家小源的。小源不是也去图书馆寻找学习材料，想参加高考吗？烦请你这个联络员转呈邓大人。

田志远大致扫了一眼“内参”的内容，一惊，又一喜，说，我一定马上设法呈上去，老穆你这一招干得太好了。

田源听了，却在一旁偷笑，不就是任燕写的“内参”吗？不就是建国出的主意吗？建国哥真是太有能耐了。

第二天，这份“内参”就送到了米粮库胡同。

邓小平看着这份“内参”，就知道田志远把事儿办到节骨眼上了。田志远马上说，这是新华社穆大江同志他们搞出来的。

庭院的路边，野菊花开得很盛。邓小平一边在庭院里走，一边对身边的田志远说，这份“内参”分量很重，把“四人帮”伪造毛主席指示、炮制“两个估计”的过程多数弄清楚了。这样一来，“两个估计”就没有立足之地了。我看呀，光是“内参”还不够，要请穆大江同志在这个基础上写一篇大文章，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彻底推翻“两个估计”。

田志远一听这话就明白，邓小平抓住了突破口。邓小平不仅看准了这个突破口，而且要往纵深猛冲猛杀了，这是一个重大决策。于是，田志远兴高采烈地领命而去。

送走田志远之后，邓小平在那两棵相互依偎的老松树下站了许久，觉得还是要再搞清楚当时的一些事情。于是他招招手，叫来王秘书，让王秘书去请王海容、唐闻生两位上门，他要亲自问她们两位一些问题。

王秘书一边打电话一边还觉得诧异，老爷子要找这两个与“四人帮”过从甚密的人物聊天，到底要聊什么呢？他当然不敢多问。而在电话的那一端，接电话者更惊愕得目瞪口呆，不知这一趟应邀前往是祸是福。

王海容先是在北京师范学院学俄语，后来又到北京外国语学院进修英语。她是一九六五年调入外交部的，后来仕途一帆风顺，八年后就当上了外交部副部长，这当然与她多次为毛主席当翻译的经历有关。而唐闻生也几乎同样，也是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学的英语，也是一九六五年进的外交部，九年后成为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部党组成员，人称“领袖身边的才女翻译”。但是，“四人帮”粉碎以后，这两人要反思的题目，也显然要比别人来得多。

邓小平当然一下子就看出了这两位女客人的紧张，待客人坐下后马上就关切地问，我出来工作以后，还没有见过两位，怎么样，还好吧，没有为难你们吧？

王海容略略迟疑了一下，说，粉碎“四人帮”以后，组织上没有为难我们，就是要我们帮助回忆一些过去的事情。对我们来说，也算是反思吧。

唐闻生也点点头，算是赞同王海容的说法。

邓小平说，要放宽心，在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你们帮助过周总理，帮助过我，也帮助了党和国家。这些，大家都清楚，今后两位还要好好工作呢。

两位女客相互对视，有些不知所措。

邓小平稍微停顿了一下，继续说，今天请二位来想了解一个问题。一九七一年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毛主席对十七年教育战线有过什么评价没有？请二位帮助回忆一下。

邓小平知道她们两个最近参与了核对毛主席历次谈话内容的工作，所以想从她们这里得到一些情况。

王海容知道了主人的邀请目的，也就宽心了。于是她向邓小平介绍了毛主席关于教育路线的一些谈话内容。比如，毛主席说过“对十七年教育工作不能估计过低”。毛主席还说过“执行封资修路线的还是少数人。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还是认得的，就是爱面子，当人的面不认，背地里还是认嘛，只不过有资产阶级思想，过后还是认的”。

邓小平一边听一边频频点头。

唐闻生补充说，毛泽东还说过“高教六十条，总的还有它对的地方嘛，难道就没有一点对的地方？错误的要批，批它错的东西。人家是教师，还要尊重他嘛。一讲不对就批评，哪能都讲对呀，讲不对没关系，讲错了没关系，大家共同研究，怎么能一下子都讲对，不可能嘛”。

午后的秋风并不凉，相反还有些暖洋洋的。邓小平走到窗前，长长地舒出一口气，心里想，情况都清楚了，确实是“四人帮”篡改了毛主席指示，精心炮制了“两个估计”。看来这个案子可以翻过来了，而且马上就得翻，这可不是“右倾翻案风”，这是“正本清源”。邓小平回转身，斩钉截铁地对两位女客说，二位又立了一功，将来会记到历史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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