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慢慢走到第一排前，示意大家坐下。

王震没有想到，那些敢于豁出一条命趴在铁轨上的知青们会向自己热烈鼓掌。这也是一种“礼遇”。

其实，王震这次来会见云南知青北上请愿团，也是他自己主动向中央提出的。他说，我去会会这批娃娃们吧，我请战啦！

王震知道，国务院的各位领导现在都很难下决心让近千万的知识青年通通回到城里。据农垦局总局的统计，准确的数字是八百六十万。中国的城市几乎很难消化这些蜂拥而入的人口。在这样的情况下，王震的思想立足点还是，动员知青们回到各自的生产岗位上去，不要再闹事，不要误春耕，要以国家利益为重。

在王震准备会见知青代表之前，邓小平专门约他谈了一次。邓小平再三嘱咐他说，娃娃们受了不少苦，心里有很多话，要理解他们。一方面动员他们回去，另一方面也要告诉他们，相关政策，中央还在研究，要有一点耐心。

同时，邓小平又请他转告孩子们，有些问题看起来很难，但在发展中都有可能得到解决。生产搞好了，生活富裕了，好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譬如，国家计委就可以在云南西双版纳搞一个发展规划，实行一些优惠政策，包括收税方面，也可以直接贷款。农场可以发展多种经营，种一些咖啡、可可、胡椒，既可以供出口换外汇，又可以为国家旅游业将来的发展储备一些资源。总之一句话，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全面发展经济。

王震觉得邓小平所说的思路十分管用。他想，如果自己把一切都说清楚，娃娃们安心回云南是不成问题的。

所以这一刻，王震看见三十位知青代表在为自己热情鼓掌，心里就觉得有底了。但是他想，在跟孩子们推心置腹说一些心里话之前，还必须指出他们的错处，而且这种指出要严肃。不然，一个国家就没有体统。一个没有体统的国家，谈何发展？

想到这里，王震就仰起脸，提高声音说，各位知青代表同志们，你们好！我是王震，党中央、国务院和小平同志委托我来看望大家！

又是掌声。

知青们愿意为这位穿着一身藏青色中山装、风纪扣紧扣、银发整齐往后梳的以军垦驻屯闻名的老将军鼓掌。

但是他们没想到，这位老将军突然表情严峻起来。他将手中的拐杖往上一扬，咚咚咚地在地上狠杵三下，厉声说，知青同志们，你们丢掉了军垦的光荣传统！现在全国都在加快建设步伐，你们却闹事！你们想想，对得起国家吗？

小剧场内的气氛顿时紧张了起来，大家没有想到这位老将军出语竟会如此严厉。在静默了片刻后，田源站起来大声说，王震副总理，我们承认我们有闹事的部分，比如我们趴铁轨、阻断铁路，就是一种闹事行为。我们给国家带来了不应有的损失。我们愿意为此道歉，向您道歉，向国务院道歉，向全国人民道歉。但是我们的请愿，也有不是闹事的部分。我们知青受到的待遇不公平，我们的命运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们要求拨乱反正，回到城市，开始我们知识青年新的生活。

王震点点头说，我明白了，你坐下。

这时候，大家又都听到王震的手杖在地上咚咚咚地杵了三下，但是王震接下来说话的口气就明显地缓和了下来。他说道他已经全文看了知青们的请愿书，看了许多相关的材料，明白知青们这些年的经历很艰难，知道国家的边疆生活很艰苦。他也转述了邓副主席关于要好好发展祖国边疆，特别是努力促进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经济发展的指示。他用高亢的声音说，西双版纳是个好地方嘛，要热爱它；中央并没忘记那里，恰恰相反，要建设好那里！

这一次的会见持续了大约一个多小时。王震说了很多，知青代表们也说了很多，但是大家最终还是听出来了，这位副总理表达的总的意思，还是要让知青们先回到生产岗位上去，有关问题由中央再行考虑如何解决。这样的结果，总是不能让北上请愿团的知青代表们满意的。所以，当王震副总理快要离开剧场的时候，一位重庆籍的知青代表激动地站起来大喊，王震你不要走，你还是要直接回答我们的要求！

田源拉了拉那位代表的衣角，小声对他说，还是要冷静。

因为田源已经看出来了，中央在目前这个时期，还是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人数将近一千万的知青问题确实太大。看得出上下都在努力，也看得出问题难以啃动。

当天晚上，知青请愿团在国家农垦总局招待所举行了紧急闭门磋商。田源的意见还是先回去，不能耗在北京。陆大洲说同意田源的想法，说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在基层。

杜鹃这时候却哭泣出声，她心里特别难受。

在三十位赴京请愿代表还没有回到云南的时候，国家农垦总局的鲁局长带着随行人员就已经飞到了昆明，并且连夜坐汽车赶往了西双版纳。

这次鲁局长的亲赴云南，是邓小平的安排。邓小平在听取了国务院领导与云南赴京请愿代表的几次会见情况后，心间的阴云仍未散开。他知道，中央的权威和国家利益的通盘考虑，会给这些上京的孩子造成很大影响；但他同时也知道，知青代表们所反映的深层次的问题，确实是存在的，无法从根子上解决。所以，邓小平当面嘱咐鲁局长立即去一趟云南，仔细看看那儿的状况，形成一个初步的解决方案，可以将情况直接向他汇报。

鲁局长从这次谈话中就已经敏感到，这个“初步的方案”可能已经在邓小平的心海里沉沉浮浮了。心情激动的鲁局长在离开米粮库胡同的时候，忍不住对送行的王秘书叹了一声，说，邓副主席这些天一直为知青返城的事揪心着，我看他已经快要下决断了。这真是好事啊，但也真是难事啊。

王秘书没有回答什么，只是点点头，嘱咐鲁局长去云南，路上保重。

这天坐在大圆桌上吃晚饭的时候，照例沉默着吃饭的邓小平却听见孩子们议论的话题，几乎都围绕着知青的返城。两个儿子都发表了各自的观点，三个女儿也都叙说了看法。尤其是邓楠，叙说了自己在汉中宁强县高寨子公社插队时的种种经历，感叹连连；邓榕也接着二姐的话，叙说了一番自己在陕北富县插队三年的思考。子女们热热闹闹的议论明显都带着一种旁敲侧击的意味，但是子女们也都小心翼翼地不把这种谈论搞得很激烈。他们知道他们的父亲很难，在这个问题上，任何决定的作出，都不是轻而易举的。

邓小平不知道，邓榕也正是在跟王秘书的闲聊中，才知道自己的父亲这几天为什么大事困扰着，所以会在饭桌上与她的哥哥姐姐们热烈地扯起了这摊事儿。邓小平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只问了王秘书一句，农垦总局的同志是不是已经到云南了？

鲁局长在西双版纳和云南其他地区的农场连续走了十几天，所见所闻使他百感交集，每天夜里都难以入眠。嗡嗡嗡响在他耳边的，不仅有赶了又来的大蚊子，而且有各个农场知青的哭诉、呐喊与责问。伴随着这些声音的，是一些破破烂烂的背景：七歪八倒的草屋，见不到荤腥的饭菜，设备简陋、药品奇缺的各级卫生所和医务室。

作为知青家长的鲁局长，脚步越走越沉重。所以当云南农垦总局的一位领导把一份“黑名单”递在他面前，说这些人就是引动罢工、绝食的为首分子，说这些人如何打人、挖公路、躺铁轨、散布政治谣言、破坏国家安定团结，应该由公安来解决问题，鲁局长就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绪了。他说，你们都认为这些知青要闹事、要造反，都害怕了，着急了，要公安部门派人来插手了？同志们，你们能这么考虑吗？中央没这个精神啊！我可以告诉你们，邓副主席是不主张这么干的。要抓人还不容易？趴铁轨的时候就可以抓了，到京上访的时候就可以抓了，为什么不抓？因为他们不是反革命，他们都是我们的孩子。他们闹腾，是因为他们心里有委屈。说到底，也是我们的政策出了问题。如果我们不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我们一定会激化矛盾，那不是云南之福，也不是国家之福。

鲁局长不仅这样说了，而且突然流泪了，还膝盖一软，跪倒在地了。这一突然状况的出现，是因为当时出现了极为意外的一幕。竟然有来自各个农场的一千五百名知青集结到了会议室外面的空场地上，齐声喊，我们要见中央来的领导。

鲁局长在震耳欲聋的呼喊声中走出会议室，还没有来得及跟这一千多位衣衫褴褛的知青们讲话，忽然就见知青们齐刷刷地全都跪下，“我们要回家”的哭声和喊声轰然而起。鲁局长始料不及，连退两步，大声喊“都给我起来”。话音还没落地，离他最近的杜鹃忽然冲上两步，抱住他的腿大哭说，伯伯，救救我们吧，放我们回家吧！我妈妈都重病了，我要回家！

顿时，哭声响成一片。

鲁局长就是这个时候冲着这一千五百多名知青跪下去的。他说，你们不起来，我也不起来了。咱们有话，都好好说。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没有过不去的坎。

在知青们陆陆续续都站起来的时候，鲁局长也站了起来，掸掸膝盖上的泥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