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回身看看站在他身后的几个目瞪口呆的农垦总场的领导，又看看站在南方烈日下的一千多位皮肤黝黑的城市知青，忽然拼尽全身的气力大喊，知青同志们，我是国家农垦总局的局长。我姓鲁，叫鲁田。我今天是以两种身份来看望同志们的。首先，我是一名国务院的工作人员，对同志们的情况负有了解、汇报、反映的责任。同时，我又是一个有三个知青子女的父亲。我在这里正式向你们说一声，你们，知识青年同志们，你们受苦啦！

声音听上去疲惫，苍老，沉重而又嘶哑，但却富有震撼力。

鲁局长看着流淌在一千五百张脸庞上的闪闪发亮的泪水，一千五百双眼睛也看着这位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脸上的闪闪发亮的泪水。

这一刻，直射的阳光很安静，挤满了人群的这块场地也没有任何声响。

台阶上与台阶下的目光对接中，忽然有了一种罕见的真诚。

鲁局长用平和的声音说，同志们，你们有什么意见，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我们一定如实向中央反映。

这时候田源就拨开人群，走到了鲁局长面前。

鲁局长一见田源就点头，说你叫田源，我认识你。他同时也想到了“黑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

他与这位长着两道剑眉的年轻人紧紧地握了手。

田源说，首长，您好！我们都知道您在云南走了很多天，也说过许多很温暖的话，您辛苦了！

鲁局长说，你说吧。

田源平静地说，首长，我们知道舍小家为大家、小局服从大局的道理，我们为知青连续的罢工、连续的请愿给社会带来的不好影响和造成的损失感到歉意。我在王震副总理面前已经表达过歉意了。我在这里当着我的战友们的面，再一次表达我们的道歉之情。

鲁局长点点头，觉得这位知青很明白事理。

田源说，首长，作为城市知青，当初我们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豪情壮志、满怀希望地来到这里的。但是现在当我们挽着裤腿，裹着一身黄土，脸膛黝黑地走入城市的时候，才发现恍如隔世，我们离这个时代已经很远了。我们丢失了自己，而且国家也丢失了我们。对国家和对我们自己来说，这都是损失，都是不可接受的。在我们国家拨乱反正走向大发展的年代，我们需要回到适合我们的工作岗位上去。这就是我们的愿望，这就是我们的请求，这就是我们不变的决心。我们的全部希望，就凝结成两个字——回城！

田源把话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回城”的口号声犹如海浪般地一波一波震响了。

待到口号声略为平落一些的时候，鲁局长对田源说，我能再一次握握你的手吗？

于是鲁局长又一次握紧了田源的手。鲁局长说，田源同志，你可以告诉你所有的战友，今天晚上我就跟中央领导同志直接通电话。你要相信我，我是真心说这句话的。

田源说，我相信。

当天晚上，鲁局长就拨通了北京米粮库胡同的电话。

电话很好拨，一路畅通。鲁局长估计是有人事先交代的。这种通信的顺畅，也使他感觉到了邓小平急于知道知青真实现状的迫切心情。

他在听见邓小平的声音的时候，突然鼻子一酸，眼泪扑簌簌地流到了电话听筒上。他听见邓小平在电话里说，不要急，慢慢讲。

他听得出这是一种安慰，同时也明白邓小平已经了解到他心情的激动。鲁局长一边用手帕轻轻擦脸，一边说，小平同志，我走了十几天，听了很多，看了很多，百感交集。我想向您报告的是，孩子们在这儿太苦了。我原来以为他们不懂事，不顾全大局，现在明白了，这不能完全怪罪于孩子们，这里的很多情况令我们这个调查组难以置信。我以我这个调查组的名义请求中央改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让愿意回城的城镇知识青年全部回城。

这时候他又听邓小平说，你再详细说说吧。

于是，鲁局长开始了详细的、有条理的叙述。在叙述过程中，他似乎也听到了一种轻微的哽咽的响声，但他不能确定这是不是邓副主席也情绪失控了。他只是尽可能平静地把他所了解的、归纳的、总结的，一条一条地向邓小平汇报。

最后，他听见邓小平用很轻的但又很清晰的嗓音说，你说得很好。

电话挂断了。

这一夜，邓小平又有点辗转反侧。自从在东北公开说出反对“两个凡是”以来，他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这个状况了。

他心里想，再难的事，牵涉面再大的事，凡是应该解决的，还是要想办法解决。这是国家欠的债。国家欠下的债，国家还是要设法偿还。这是一种道义。

尽管有许多同志要反对，反对的意见还很激烈，但是，这件事还是要推动。

他这么想着的时候，心里宁静起来。

第二天早上起来，在院子里活动的时候，他对王秘书说，跟王震同志商量一下，召集一个会，请全国各地的知青工作负责人都来北京，农垦场的负责同志也来，再具体研究一下知青问题。我参加。

邓小平料想到了这个会议的嘈杂之声，但是没想到会这么嘈杂。发言情绪最为激烈的是来自各地农垦场的领导。对于农垦场领导来说，知青们首先是边疆的建设者，其次才是有知识的青年。所以，如果知青全部返城，那么农垦场的工作由谁来做？这是他们最怕面对的问题。也就是说，知青对于农垦场来说是一笔可贵的财富。这笔财富不应该轻易消失。

情绪同样激烈的是国务院负责经济规划的部门。他们说，国家的经济刚有所起色，如果让八百六十万知青通通回城，那城市简直有崩溃的危险。这笔国家稳定账，是一定要算清楚的。

来自上海的同志说，上海是全国最大城市，城市人口最多，下放知青也最多。现在城里还乱得一塌糊涂，刚刚喘过一口气，无论如何不能再把农垦知青放回来，放回来一定没有饭吃。

北京市的一位领导紧接着表示，插队知青的返城已经使我们应接不暇了，招工、参军、招生、顶替，能用的招数都用上了。现在再回来一批，怎么办？北京是首都，前一段的知青返城已经导致了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现在绝对无法再接收了。

邓小平一直没有吭声，默默地听着各省的发言。这些发言大多不赞成再出现一个知青返城的高潮，而且发言的火药味很辣。唯有来自他家乡四川的一位同志的发言，赞成知青回城。那位同志是这样说的：把上山下乡当成运动来搞，证明是失败的。四川一亿人，平均一人不到一亩地。把城市人送到农村，就是跟农民抢饭吃。国家穷，饭不够吃，还要互相抢，双方都不愿意。“文革”结束近三年，这个问题到必须解决的时候了。

邓小平一边听着这位四川同志的发言，一边心里默默盘算：根据劳动总局的统计，国家去年已安置知青二百五十五万人，接近“文革”十年就业人数总和。而目前在乡知识青年还有八百六十万人，如果这八百六十万人都回城，就意味着安置数量还要翻两番，这就必然会对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压力。除经济压力外，八百多万知青回城要吃饭、要穿衣、要成家、要工作，这些现实问题当然会给城市造成难以想象的压力。

这一天的会议一直开到黄昏。讨论在很多时候发展到了争论，许多不同意见的代表吵得脸红脖子粗，因为这个问题实在太大了。最后，不约而同地，大家都要求邓副主席作个指示。他们都想听听小平同志怎么说，小平同志说话往往很简洁，但又一言九鼎。

当然，大家也都心里明白，这句话不好说。这时候大家就看见邓小平站了起来，眼睛看着窗外，缓缓地说，现在看来，回城有问题，不回城也有问题。但有一点，就是我们不要怕，这终究是前进中的问题，我们一定可以用改革和发展的办法来解决。你们要问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就是一句话。

说到这里，邓小平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整个会议厅的人都屏住了呼吸。

邓小平一字一顿地说，让孩子们回来吧！

刚说完这句话，屋角有人突然以手扶额，哭泣失声。大家回头一看，原来他就是刚回北京不久的国家农垦总局的鲁局长。

火车刚刚在北京站台停稳，田源就第一个跳下了火车，而且在数秒钟之内就与来迎接的夏建国拥抱在了一起，接着又拥抱了任燕，还拥抱了夏小妹。

田源喊，胜利啦！

夏建国说，这是邓大人带给我们年轻人的又一次胜利。

站台上挤满了人，到处都是拥抱在一起的知青与他们的家长。

每一列绿皮火车驶入站台，车上的知青们就迫不及待地把车窗拉开，一张张面孔探了出来。到处都是急切的挥手，急切的目光，急切的喊声。无数人随着火车在奔跑，在呼号。火车站台每天都在沸腾。

随着知青返城大门的开启，一列列开入全国各大城市的火车，几乎每天都在带回成千上万的知青。这些重新拥抱城市的男男女女，一个个皮肤黝黑，衣着不整，早已失去了十年前那种带着稚气与青春的容光。

但是，他们终于回来了。他们重新站到了生活的起跑线上。

田源冲进自家的四合院，向满眼泪光的父亲与母亲行了一个军礼，大声说，我回来了，大家都回来了！爸爸从“牛棚”回来了，妈妈从杂志社回来了，我从西双版纳回来了，我们这个三口之家总算团聚了！

说到这里，他就从贴身衣袋里取出了一叠薄薄的纸，举到空中。

田源举起的是户籍迁移证明书、粮油关系迁移证明单、现实表现鉴定表。

一代知识青年都从农村回来了。

这些天，邓小平的睡眠状况越来越好，血压也越来越正常。

这个信息是护士告诉王秘书的。王秘书听了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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