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锁怎么也没有想到，夏建红竟然会翻出他的那张摁着十八个红手印的分田契约并烧掉了。他走进家门就闻到了一股奇怪的焦臭味，问里屋病床上的母亲，母亲啥也不知道，及至在灶头看到了一脸惊慌的夏建红，才明白了事情的原委。

夏建红倒也坦白，说，金锁啊，我不能不烧，不能留下证据。这回你要听我的，从今天开始，上头无论什么人下到小岗村追问，你都不要承认带头搞了“大包干”。哪怕他们翻箱倒柜搜查，也找不到任何证据。

刘金锁目瞪口呆，突然就抱着头蹲到了地上。把“分田契约”也烧掉了，这算是哪门子的事呢？其实事情哪里有这么严重，无非是《人民日报》发表了一封署名为“张浩”的来信，还加了个“编者按”。那“编者按”说的是：现在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符合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应当稳定，不能随便变更。轻易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同样会搞乱“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搞乱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挫伤群众积极性，给生产造成危害，对农业机械化也是很不利的。

“编者按”还用中央文件似的口吻说，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

夏建红在公社一读到这个“编者按”就傻了，脸色一下子苍白起来。她当天就赶回小岗村，在田头找到大汗淋漓的刘金锁，让他看一遍《人民日报》，直弄得刘金锁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说，《人民日报》咋不跟着三中全会的精神走了？咋不跟着邓小平指着的方向走了？《人民日报》原先不是一直喊着思想解放吗？

夏建红对他说，“倒春寒”你知道吗？农令节气上有“倒春寒”，政治气候上也会有“倒春寒”。金锁你虽然学过政治经济学，可是你还不懂政治。我倒比你稍懂一些，看着这“编者按”就知道写这文章的人是大有来头的。接下来就是整肃，就是调查，就是抓典型。你别以为我这是在吓唬你，政治就是这样的。你给我看过的那张“十八个手印纸”，绝对是犯天条的事儿，当个反面教材，那实在是太形象了，也够上《人民日报》的份儿了。

刘金锁那时候斜眼看着夏建红说，那我无非就是蹲大牢呗。

夏建红生气了，说，你讲得倒是轻巧，你蹲大牢了，我怎么办？知青都回城了，我硬是还留在这儿，不管我爸的劝，也不顾我妈的哭，还不都是为了你？你倒好，“无非就是蹲大牢”，说得多轻巧。

这时候刘金锁就低下了头。田野上吹来了热辣辣的风，绿油油的庄稼直摇晃。

夏建红说，金锁你就是不考虑我，也得考虑你妈。你妈妈的哮喘虽说好了一些，但毕竟也是一把年纪了，也就指着你过平安日子了，你怎么就不把自己当回事儿？啥“大牢”“大牢”的，说得我都心酸！

刘金锁当时也没多吭声，但是总觉得夏建红把这形势看严重了。即便有“倒春寒”，总也不至于那么凶狠，把“真理标准讨论”的成果一风吹吧？

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今天回到家里，竟然有股烧纸的焦臭味在等着他。

夏建红拉了好几回，才把抱着头蹲在地上的刘金锁拉起来。夏建红再三说，你不要怨我，我真是要想办法保护你和整个村子。我不想让小岗村作“典型”，这毕竟是我一直在蹲点的村子。

刘金锁这时候却再也忍不住了，对她吼了一句，你都是为了你自己！

这下倒把夏建红惹哭了。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刘金锁会冒出这样的话来。要是为自己，她怎么还会从北京再赶回凤阳来？刘金锁再没良心，也不该说这样的话。夏建红一直哭到刘金锁的母亲从病床上下来，举着鞋底子劈头劈脑地打儿子，说你这个没良心的货，还不向建红跪下赔不是！

于是刘金锁才低着头说了一句“对不起”，但是夏建红已经捂着脸哭着跑出了门。

凤阳县派来的调查组是第三天来到梨园公社的，听了公社书记全面的“学大寨”情况介绍，然后又到小岗村摸底调查了一天。间隔一天，刘金锁与夏建红就都被叫到了公社，后来有消息说调查组把这两人直接带到县里去了。

这一下，小岗村就都惴惴不安起来。宋学友找到严德旺说，保不定是咱们分田的事给露馅儿了，也不知是哪一家多了嘴，叫人家知道了。严德旺也担心说，金锁这一逮，事儿就严重了。闹得不好，全村都受牵连，分到各户的地都交公不说，咱还得头上套顶帽子。宋学友说，大不了再唱着《凤阳花鼓》去讨饭呗，只是可惜了这半年的庄稼。这每家每户的长势都那么喜人，眼巴巴就看着丰收的年景要散架。

正在小岗村村民六神无主的时候，傍晚时分，夏建红却回来了，不过看上去也是一脸疲惫。村民们一时都拥了上去，还没等夏建红喘过气来就是一连串的问题。

夏建红急忙安慰大家说，乡亲们都不要惊慌，事情是这样的：最近省里要来领导视察，县里就先派了调查组来了解小岗村搞“大包干”的情况。小岗村“大包干”的风声，这两个月肯定已经泄露出去了。人的嘴巴不泄露，庄稼的长势也泄露了。所以四邻八乡的都在羡慕咱们小岗村，都在议论咱们小岗村。一有啥风吹草动，要找事儿的，也肯定找上咱们小岗村。所以这次县里调查组一到公社就首先盯上了咱们小岗村，把金锁叫去了，把我这个蹲点干部也叫去了。不过公社书记没有为难我们，说实话县里也没有为难我们。我看他们心里也还是挺同情咱们的，只是《人民日报》风声紧，他们也不敢多说宽慰的话。县里只是问了问情况，还让金锁写了份材料。本来今天下午就可以让我们都回来，结果说是地委书记要见金锁，县里就用小车又把他送到滁县去了。金锁怕你们担心，让我先回来跟你们打个招呼。

一听说刘金锁被送到滁县了，大家就更担心起来，都说坏了，看来事情闹大了。宋学友说，金锁关到滁县去了，咱咋去给他送饭呀？夏建红赶紧解释说，没有关起来，只是了解情况。

见村民们还是慌乱，夏建红又沉住气对大家说，现在是关键时期，咱们队干部首先要一条心，要把全村都稳住。我在县里听说，省里领导很快就要下来，到时候会给大家一个说法。乡亲们先散了吧，明天该干啥还干啥。

整整等了五天，刘金锁还是杳无音信。夏建红心里也不踏实，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只是一直住在小岗村，一边等着金锁的消息，一边照料着金锁的母亲。

她心里想，那张分田契约幸亏是烧掉了，要是真留着，被查出来，那真是一份“活教材”。可是金锁的安危，又不能不让她日牵夜挂。她一边安慰着金锁母亲，说金锁绝对不会有事儿的，一边又琢磨着如何去滁县，到哪儿也得把金锁给找回来。不然整个村子都不安生，地里的庄稼也不安生。

终于在第六天的早上，夏建红在把金锁的母亲托付给邻居照顾之后，将那辆二十八寸的旧自行车打足了气，带上两块干饼子，直接蹬车就往滁县赶。

才骑出村口，她就差一点出了车祸。一辆迎面驶来的轿车在她自行车前一声怪叫，紧急地刹了车。

夏建红从自行车上滚了下来，差点摔进沟里。憋了一肚子火的她顿时爆发了出来，冲着那辆轿车大嚷，咋开车的？欺负人哪！

她其实也知道，问题出在自己的骑车，由于脑子不集中，所以才险状百出。

轿车里下来的人好像也不动气，看着从地上爬起来的夏建红说，没有摔疼吧，小同志？

夏建红摇摇头，这一瞬间她已经明白了自己的冒失，但是还不知道那位笑眯眯问她的干部正是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

万里说，小同志，你就是这个村子的吧？有空带个路吧，去你们村看看。

夏建红迷茫地看着这位面目和善的干部，直至车上又下来一个年轻人，介绍说这是省委书记万里同志时，夏建红才像大梦初醒似的跳了起来。她说，我带路，我带路，万书记您要看啥，我都带路。

夏建红带着来自省里的两辆满是尘灰的小轿车，进了小岗村。她应参观者的要求，先是带着这四五位来自省城的干部到田头看了长势很好的庄稼，以及整理得干干净净的几条沟渠，然后又接连访了好几家农户。她注意到，这位万书记观察得很仔细，下地的时候能去抚摸庄稼，甚至还扒开泥土查看作物的根系；进了农家之后，又直达灶头，掀开锅盖。同时她也注意到，这位万书记还是个菩萨心肠，见到衣衫褴褛的孩子，看到家徒四壁的农户，摸着用泥巴垒起来的饭桌，眼睛里都会有泪花闪烁。

她听见这位省委书记自言自语地说，这村子，来过两回了，还是这样穷啊。

再后来，夏建红就带着客人们走进了刘金锁的家。万里进门后，先是慰问了病床上的刘金锁的母亲，然后就说，这屋里还有几张木头凳子，我们就在这里坐一坐，开个社员座谈会吧。小夏，你去找几位乡亲来。

于是夏建红急忙请来一帮乡亲，十几个人把一间泥屋挤得满满的。

乡亲们见到省委书记，心里没底，一时都不知道怎么开口，好像手脚都没地方放。夏建红壮着胆子说，万书记您有什么问题，您先问呗。我要上公社请公社书记来吗？

万书记说不用，不用，接着就指着坐在身旁的严德旺问了第一个问题，说老乡你先聊聊去年你们队每人分了多少口粮，年终分配人均收入多少？

严德旺说，去年我们逢旱灾，人均分配口粮四百来斤，人均分配的现金一百零五元。这钱，讲的是一百零五元，但那是“青皮啃青皮”。

万里听不懂“青皮啃青皮”的意思。夏建红解释说，这是我们这里的土话，意思是说到年终的时候，社员之间相互认账。进款户由超支户付给，超支户一般都是最困难的社员，根本没有钱来支付。因此，基本现金分配是不能兑现的。

万里说，明白了。别说兑现不了，就算是兑现了，这点分配你们也吃不饱饭啊。这日子怎么过呢？集体经济搞不上去，社员的生活就会一直困难下去。

听万书记这么说，一旁的宋学友就横着胆子大声冲了一句说，万书记啊，这都是去年的事情了。今年我们小岗生产队搞了个名堂，叫“大包干”。您万书记刚才也看了地里了，那庄稼，那长势，不丰收也得丰收啊，都馋死别的生产队了。

这话一出口，整个房间立即陷入了一阵骚动。所有的社员都面面相觑，接着又紧盯着万里的面孔，气氛变得异常紧张。

只见这位省委书记不动声色，仍旧用他平静的声音说，既然提到了“大包干”，那就谈谈你们对“大包干”的看法吧。

宋学友马上放下手中的旱烟管，站起来就念顺口溜“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转弯。干上三五年，有吃又有穿”。万里和省里的干部都一起笑起来，问社员是不是自己编的。好多社员就异口同声地说，当然是自己编的，也是自己念的。只限在村里念，也不敢念到外面去，怕闯祸。听说这几天《人民日报》又有新精神了，大伙儿都担心真的要闯祸了。咱们的带头人也被拉到滁县地委去了，快一个礼拜了都没放回来，这事儿叫人心揪着呢。

既然话都说开了，夏建红也就忍不住眼眶里的泪水了。她赶紧扭头擦去眼泪，说，被带去滁县的，就是您万书记曾经在田头跟他聊过好一阵子的生产队长刘金锁。我作为公社下派蹲点干部，可以负责任地跟您万书记说，金锁同志没有错，他就是领着十八户农民干了“大包干”这件事。我起先也是反对的，后来乡亲们都让我不要反对，整个小岗村的绿油油的庄稼都叫我不要反对。我没有理由说“大包干”不好，但是现在《人民日报》又有了新精神，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我还把那份盖着十八户农户手印子的“契约”都烧掉了，我就怕出事。这一把火害得刘金锁这个从来不掉眼泪的人，那天都掉了两滴眼泪。

夏建红刚说到这里，宋学友却从自己的襟怀深处摸出了一份按着十八个红手印的“分田契约”。这一下却叫夏建红目瞪口呆了，省上来的干部也都觉得奇怪，后来听宋学友解释了才明白，原来这是刘金锁在“契约”被烧的当夜又组织大伙儿重新按的手印。

夏建红的眼泪又流了出来，说好个金锁啊，他瞒着我啊。

万里从宋学友手里接过“契约”，看到上面歪歪斜斜签着的十八户社员的名字以及红红的手印，突然间眼眶湿润了。省里来的干部们接过这份契约书轮流看了一遍，一个个都垂下了脸。

万里抬起脸，看着屋子里一位位面色黝黑的社员，手一挥，用很有力的语调说，同志们，现在该是我这个省委书记表态的时候了。我表什么态呢？我支持你们大胆地干！

这话一说，屋子里出奇地静。

夏建红盯着省委书记的脸，似乎一下子还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时候，大家听见万里继续用他那铿锵的语调说，你们搞“大包干”，有什么不好的呢？既能完成国家的，又能留足集体的，还能提高社员的生活水平。同志们，这是一件对国家、集体、社员个人都有利的事！要我说，你们干得好！我相信，马列主义就出在你们这小茅屋里！哪个再说你们走资本主义道路，不搞社会主义，这个官司交给我万里跟他们打好了！

听到这里，夏建红已经双手捂脸，忍不住呜呜呜地哭出了声。而所有的乡亲们也都叫好的叫好，鼓掌的鼓掌，称谢的称谢，一个个的眼睛里都发出了亮光。

夏建红擦净了泪，尽量用平静的语调说，万书记，您这话可真是鼓舞了我们啊。可是我还有一件不放心的事儿，那就是金锁还没有回来。另外，也还有个问题，您的话与《人民日报》上头的“编者按”不一样，如果《人民日报》以后硬说要按他们的办，中央又下红头文件，那又怎么弄？

这一问，不仅所有满面笑容的社员都收回了笑，而且省上来的几位干部也都看定了他们的书记。

万里点点头说，你这位公社小干部提的问题好尖锐啊，这是个问题啊。但是我告诉你，以我的估计，中央是不可能再发你说的“红头文件”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已经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了。至于报纸，我们也不能小看，那毕竟是《人民日报》。但是依我说，报纸毕竟是报纸。报纸就像公共汽车，发表各种不同意见都是可以的。他可以打票上车，你也可以打票乘车；他写稿登了，你也可以写稿。到了秋后没有饭吃，报纸可不能管你。究竟什么意见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要靠实践来检验。我们决不能读了报纸上一封读者来信和一则“编者按”就打退堂鼓。

这时候满屋子就只听噼噼啪啪的掌声了。

出茅屋前，万里扭头对身边的一位干部说，挂个电话到滁县，叫地委不要大惊小怪的，不要留住这儿的生产队长问东问西的了，赶快让他回来组织生产吧。我看那个小青年是很有想法的。

万里走后的当天晚上，来自滁县的一辆小汽车就直接把刘金锁送回了小岗村。夏建红一见到金锁的身影，就再也顾不得什么，冲上去就扑在他肩头呜呜哭泣了半天。

刘金锁也第一次像个大男人似的抚着姑娘抖颤的肩膀说，别哭，别哭，我在地委好好的。人家地委书记还请我吃饭呢，红烧肉都吃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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