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西尧说，我都不吃晚饭了，他们还吃什么晚饭？吃了一半，也给我放下饭碗，赶回部里。我们要分秒必争啊，要尽快给一批考生增加分数啊，赶快摘掉他们头上的紧箍咒啊。我们现在饿一顿，有什么了不起的？

远在陕北的夏建国，此时还没有感受到来自教育部的高考新政策的恩惠，他只感觉到四面八方的风都是那么寒冷。

但是他的心底却慢慢地沉静起来，他觉得首先应该让父母亲的心逐渐降温，让全家人都能以一种比较平静的心态接受他的这种命运波折。

来自陕北的长途电话，是高兰首先接到的。电话直接挂进了三〇一医院。高兰接到电话的时候差一点就哭出声来，她一边擦着脸上的泪痕，一边听着儿子语调平静的叙述。儿子在电话里一直安慰母亲说，政审不过关的结果也是我预料之中的，妈妈您不要伤心，叫爸爸也不要灰心。上不了大学，总还能干些别的工作。看起来，我要提前从政了。中国的什么事情都离不开政治，只有把“政治”这两个字摆正了，我们这个国家才有希望。

高兰在电话里告诉儿子说，你爸爸昨天高兴得一夜没睡着，因为你安徽的建红妹妹来电话了，她虽然中国医科大学没考上，但是已经收到安徽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了。爸爸这两天一直在等着你的电话呢，谁知道……

这时候电话那一端就急忙响起了儿子的安慰声，儿子说妈妈您不要哭，对我来说，这不是哭的时代，我要斗争，妈妈您知道吗，我要为“四五天安门事件”的平反而斗争。这件事对我来说，才是至关重要的。

高兰回到家时，看见丈夫正在衣柜里翻衣服。丈夫说他已接到通知，年底要跟随邓小平出访缅甸与尼泊尔了，这次访问要半个月，也是邓小平复出后的第一次出访。夏默觉得能够跟随邓小平这一路走，实在是一件幸福无比的事情，他估计邓小平之所以带上他，也是想在出访的旅途中多听听他这位专家的各种建议和意见。

然而衣柜里都只是一些旧衣服，几乎一件像样的都没有，夏默抖开这一件又抖开那一件，不知怎么办才好。他回过身，看到妻子回家了，说今天我们晚点吃饭吧，你慢慢烧，反正小妹说她也不饿，你先来帮我挑几件衣服怎么样？

这时候他就发现了妻子脸上的阴郁，于是问，你怎么不高兴啊？今天是多了几台手术，你累了吧？后来又说，你赶快坐下，喝口温水，我念一段报上的文章给你听听。这可是一篇报告文学啊，说的是陈景润，是一个叫徐迟的作家写的。老田打电话叫我一定要看，他说所有看过这篇文章的读者都快要疯了，兴奋至极啊，这才感觉到我们中国的科学家是多么的伟大。这其实是给“臭老九”彻底平反啊，登这篇大文章的是《人民日报》啊。听老田说，还是小平同志亲自建议《人民日报》刊登这篇文章的，这个影响就太大了，听说当天的《人民日报》全部抢空了，真是科学家伟大，作家也伟大啊。我读了一遍，真的是不错，振奋人心。你快坐下，我念给你听。

然后夏默一把抓起桌上那张报纸，摇头晃脑地念了其中一段：

当他已具备了充分依据，他就以惊人的顽强毅力，来向哥德巴赫猜想挺进了。他废寝忘食，昼夜不舍，潜心思考，探测精蕴，进行了大量的运算。一心一意地搞数学，搞得他发呆了。有一次，自己撞在树上，还问是谁撞了他？他把全部心智和理性统通奉献给这道难题的解题上了，他为此而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他的两眼深深凹陷了。他的面颊带上了肺结核的红晕。喉头炎严重，他咳嗽不停。腹胀、腹痛，难以忍受。有时已人事不知了，却还记挂着数字和符号。他跋涉在数学的崎岖山路，吃力地迈动步伐。在抽象思维的高原，他向陡峭的巉岩升登，降下又升登！善意的误会飞入了他的眼帘，无知的嘲讽钻进了他的耳道。他不屑一顾。他未予理睬。

念到这里，夏默的脸已经因为激动涨红了起来，但是他忽然发现妻子的眼睛里竟包含着热泪，他弯腰问，高兰你是感动了，还是怎么了？

妻子没有回答，夏默突然敏感到一件事，问，陕北来电话了？

高兰突然趴在桌面上，呜呜大哭起来，刚才在医院里不敢流的眼泪现在痛痛快快地淌了出来，吓得正在里屋写作业的夏小妹赶紧跑出来，摇着妈妈说，妈妈，是爸爸骂您了吗？

这天晚上就寝前，夏默对默默地坐在床头的妻子说，高兰啊，我看，别着急，有些困难暂时解决不了，但很快会有转机的。马上又要高考了，我们的儿子应该还有机会。

高兰说，还有机会？啥叫“还有机会”？这事儿谁说得准啊？

高兰瞪大双眼直视着丈夫问，邓小平不是特别倚重你吗？还要带你出国，你这一路上不是可以问问吗？让邓小平给解决一下啊。

夏默说，这怎么行？可不能给小平同志提这种纯粹个人的事儿。在这方面，我可是要坚守纪律的，小平同志想的是全国和全世界的大事，要他去解决我们儿子的一个大学名额问题，你说这像样吗？

高兰一听这话就赌气睡了。夏默直到后半夜才上床，心里也是闷得不行。他想，自己的儿子考了个“状元作文”，却偏是“名落孙山”，这种事情也太叫人哭笑不得了，对孩子的心理打击肯定很重。

他深深地叹了口气。这就是政治。

夏默起了个大早，就往二十公里开外的香山饭店赶。他想在那个饭店里设法给陕北挂一个长途电话，好好地安慰一下儿子，也询问下儿子下一步的打算，到底是回北京，还是继续在陕北高原上挥他的头。

可是，这个长途电话半天没打通。那边生产大队的人说，小夏可能在水利工地上，也可能在别的地方，一时找不见。正当夏默失望地放下电话时，却意外地发现田志远坐车赶到了香山饭店。

原来田志远就是奔着夏默来的，有些话田志远必须当面告诉他，也分享他的喜悦。田志远带来的喜讯是，教育部关于政审问题的松绑。田志远哈哈笑着，拍着夏默的肩膀说，你家建国的问题总算可以解决了，我早上还听说高兰昨天哭了一晚呢，所以我要了辆车，长了翅膀飞到你这儿来了。

夏默一屁股跌坐在沙发上说，哎呀，真是没想到，我儿子遇到贵人了。

田志远大笑着说，你家建国本来也是因为支持小平同志才受牵连的，这也算是天道循环吧。

夏默感到有点奇怪，说，真是邓小平亲自过问了这件事？他亲自点到了陕西那篇“状元作文”？小平同志怎么会知道？

田志远笑嘻嘻地说，我开始也不理解这其中的奥秘，也觉得挺神的，小平同志怎么会举你家建国这篇文章来说事儿？后来我问了刘西尧部长，他告诉我是新华社同志写的一篇高考综述的“动态清样”，就是那篇“动态清样”举了建国的例子。

夏默这时候就更加惊讶了，说，“动态清样”怎么就点了建国的名了？

田志远说，听说名字倒没点，就是举了很多例子，你家建国是其中一例。没想到这个例子，小平同志就记住了。

夏默突然拍着沙发扶手说，明白了，是新华社的小燕子写了这份“动态清样”。

说到任燕，夏默心里就涌出许多感动来，这个昔日的邻家女孩，总是在关键时刻跟建国站在一起。他俩不仅是思想上合拍，情感上可能也都心有灵犀。

这倒是件好事儿。

田志远也说，很可能是小燕子搞的，这姑娘有灵气，我到时候可以问问我那战友老穆。

说到这里，夏默就关切地问起了田源的事儿，说云南那边有消息吗。田志远摇摇头说，哎呀，我也急坏了，他妈妈也急坏了，就是没个消息。几次打电话过去，都找不到人，都说宿舍里没有他，橡胶园里也找不到他，整个农垦场都不见人影儿。我想跟他们领导说话，他们领导也不接电话，现在真的不知道我那个宝贝儿子到底怎样了，总不会再去“扑网”吧？一想到“扑网”，我心里就痛，这小子也太不把自己的命当成命了，什么事情都有个过程嘛，就知道激动，激动，激动。

夏家的两个孩子先后都收到了入学通知书。夏建国当然是经受了一番波折的，所以当他被通知跑去公社办公室领取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头脑里几乎是一片空白，只觉得几个公社干部的笑脸在面前转悠，还听到他们一迭声地说“恭喜啊，恭喜啊”，于是他火速打开信封上写有“北京大学”的入学通知函，上面每一个字都是那么的真切：

北京大学学生入学通知

陕西省延安市革委会转夏建国同志：经学校录取，陕西省高校招生委员会批准你入我校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普通班学习。请于1978年3月4日至6日，凭本通知到校报到。

北京大学革委会

1978年1月25日

夏建国念罢，浑身来了劲儿，伸出拳狠狠地打在桌面上，吼出一句“天要变啦”。这一拳震得一只茶碗都差点倾翻，公社干部慌忙扶住，连声笑着说“没事没事”，又说“恭喜恭喜，咱公社也出了个北大的啦，咱脸上也沾光啊”。夏建国的感觉没有错，中国的天确实正在慢慢地发生变化。

夏建国的妹妹夏建红被安徽医学院录取的消息，也为安徽凤阳这个小县城添了不少光彩，梨园公社的陶书记逢人就说“我们公社少了个妇女主任，但是国家多了个大学生，值了”。

但刘金锁显然不是这样算这笔账的，他心里复杂得多。这种复杂，夏建红一眼就看出来了。刘金锁心里明白，一旦夏建红离开凤阳，进了大学，多半是不会回来了，想到这里他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为了减少分别的伤痛，他慢慢地与夏建红疏远了，能不见面就尽量不见面。有时候在村道上，远远见到夏建红的身影，他会赶快转向绕着走。夏建红有一次直奔刘金锁家，当面把他堵在屋子里说，你干吗躲着我？你以为我以后就不会回来了吗？

刘金锁躲闪着她的眼光说，你当然会回来啊，我妈妈不是你奶妈吗？你那么有孝心，肯定会回来看你的刘妈妈啊。再说，你毕业以后当了医生，或者在北京做大夫，或者在省城做大夫，搞个什么巡回医疗队啊什么的，可能也会来我们凤阳巡回一圈啊。

夏建红双手抓住刘金锁的肩膀说，金锁你就是这么想我的？刘金锁这时候就低下头躲闪着对方的眼睛，因为他实在难以想象今后的日子。双方地位的巨大差异，是明摆着的事，这是个现实问题，不是单凭美好的想象就能解决的。这时候夏建红就听到从里屋传来的奶娘的啜泣声，她跑进去问怎么啦，奶娘却不回答，只是一个劲地哭。

这些天，刘金锁靠着自己另一个强大的信念，成功地抑制住了即将与夏建红分别的惆怅。他心里一直萌动着一个计划，而这个计划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轮廓变得越来越清晰，他甚至专门跑到公社找陶书记谈过一次。他没有回答陶书记关于他自己为什么不报考大学的疑问，也不赞同陶书记提出的“大力宣传一个回乡知青扎根乡村干一辈子革命”的提议，他只是说，陶书记，你能不能给我一点自主权？

陶书记瞪大眼睛问，你想干什么啊？

刘金锁迟疑了好半天，凑过脸去小声说，我想试试让生产组的组员分开单干。

陶书记像被雷劈般地愣了，半天才回过神来，指着墙上那幅“农业学大寨”的大幅标语说，你小子想对着干？不要命了！

刘金锁委屈地说，所以我才那么小声地说话啊。我知道这个事儿犯忌，与中央口径不符，但我一直在琢磨，咱们搞了这么多年大呼隆的“农业学大寨”，只讲集体利益，不讲个人积极性，到头来没人好好出勤出力，集体利益也保证不了，大伙儿只好年年讨饭，家家户户穷得叮当响。人不好好伺候土地，土地怎么会好好伺候人呢？陶书记，这是个简单的道理啊，我一直在琢磨这个事儿，这里面怕是有一个“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重大问题啊。

陶书记瞪眼说，你刘金锁不要拿这种哲学问题来唬人，咱们是听上级的没错。我这个公社书记要是不带头高举大寨红旗，那我就一天也当不成这个书记。你不是想坑我吧？

刘金锁小声地说，陶书记，你也别对外说了，你就装作不知道，让我这个当生产队长的试验它一把，看看用这个法子能不能调动大伙儿的积极性，成不成？因为我听村民宋学友说了，听村民严德旺也说了，他们都在说自己给自己干，可能劲儿就不一样了。所以我就一直琢磨其中的道理，这说明了什么？这可不是说明贫下中农觉悟低，而是体现了我们国家目前组织农业生产的一种现实的方法。我这么想了以后，就想做个试验，如果我们生产队成功了，可能我们公社也就成功了；我们公社成功了，可能凤阳也会成功；如果凤阳成功了……

这时候陶书记就干干脆脆地打断他的话说，那你就进到公安局的号子里出不来了。你是恶毒攻击大寨红旗的罪魁祸首，那时候我连给你送牢饭的机会都没有，因为我就关在你的隔壁。

刘金锁被说得目瞪口呆，连声问，陶书记，真有那么严重吗？你不是吓唬我吧？

话刚说到这里，忽然门外响起了一阵非常凄厉的哭声，夹杂着“金锁金锁”的呼喊声，原来是刘妈妈跌跌撞撞地赶到公社来了。刘妈妈一进门就抱住儿子大哭“金锁啊，金锁啊，了不得了”，一边喊一边哆哆嗦嗦地拿出一堆碎纸屑搁在桌子上。刘金锁惊愕地把那纸屑一拼，竟然是安徽医学院发给夏建红的录取通知书。刘金锁惊叫，这是怎么回事？

他母亲哭喊着说，是她自己撕的，我拦都拦不住。她说不想上大学了，说就要跟我在一起。儿啊，这可使不得啊，这是坏了建红的前程啊。

在刘金锁呆若木鸡的同时，陶书记却长叹一声，北京的好知青啊！革命的接班人啊！难得的典型啊！我要让县革委会报道组好好地报道一下，一个是回乡青年主动放弃考大学的机会，一个是北京来的知识青年考上了大学又决定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这两件事都出在我们梨园公社，那可是说明了我们梨园公社全体社员的革命觉悟啊！是我们高举大寨红旗的丰硕成果啊！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啊！哎呀，我都快激动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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