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借一次赴京开会之际，专门跑了一趟陈云的办公室，之后又找去米粮库胡同见邓小平。在这个节骨眼上，他需要中央撑腰。事实很明显，他已经在安徽的不同场合下多次说了凤阳小岗村的“大包干”做法。他说话的语气是肯定的，语调是赞扬的。因此他的这一态度迅速地产生了影响，在安徽农村大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趋势。他当然也听到了许多不同的声音。有许多同志很害怕，也有许多同志很震惊，更有许多同志在私下里议论“咱们万书记这么做，肯定是干不长了”。

万里还知道，已经有许多告状信从安徽各地往北京寄了，反映他所到之处都是“拔红旗、插白旗”，说他毫无顾忌地宣扬刘少奇的“三自一包”理论，说刘少奇的案子中央并没有给予平反，中央对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应该还是坚决批判的。那么现在万里书记到处为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谬论”张目，又是居心何在呢？

确实，帽子都是现成的。“反对农业学大寨”“反对现阶段党的农业政策”“拔社会主义红旗”“走资本主义道路”，每一顶帽子都足以把一个人压垮，即便是一省的书记。

万里也知道，《人民日报》刊登那篇读者来信以及为之加“编者按”，也都不是空穴来风。中央肯定存在着一股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稳定现有农业政策不动摇”的思想风潮。这就很危险，这对安徽目前存在的农村生产方式的大改变趋势有一种杀伤力。

万里想，这种思潮，一定要想办法破除，尤其是在中央层面。《人民日报》的“编者按”结论，无论如何不能实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自己头上的乌纱不保倒是小事，好不容易才调动起来的农民生产积极性不保、庄稼地里那蓬勃生长的丰收作物不保，才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万里决定先找陈云，首先从陈云那里得到支持，而这在他是有把握的。因为当年陈云对他的有关“谬论”表示过同情，说过一些支持的话。说起来那也是一九六二年的事了，那时候他正在北京市委书记的任上。就是那一年，他毅然地让自己的大儿子万伯翱带头下乡，落户于一片风沙的黄泛区。他的这一带头送子务农的行为，获得了毛主席、周总理的赞扬。而也就在同时，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上当面向毛泽东建议“分田到户”，希望以此办法来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恢复农业生产，然而此举却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之后，万里听说陈云对他当时的建议表示过认同之意。陈云是这样说的：一九六二年的时候，我就听说一些省份搞“责任田”，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嘛，就是依靠农民自己发展生产。我也曾向中央建议过，是不是能搞个特殊政策，我说“我只是根据家乡调查的结果，觉得个人搞积极性高一点”。

万里知道，陈云做事一向务实。半年前，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放的那六“炮”，每发“炮弹”都在实处爆炸，多响亮啊。想来，陈云对现在安徽逐渐蔓延的“大包干”做法，肯定会抱同情或者支持的态度。当然，万里的心里开始还有一点不踏实。因此一坐进陈云的办公室，他就试探着问，陈云同志，我有个问题啊，我那儿的一些农村又把“包产到户”搞起来了，您说这事儿怎么办啊？

陈云一听这问话就笑了，说，你这个万里同志啊，你是来讨我回答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不是早在一九六二年就回答过了吗？那时候你这个北京市委书记，也是很清楚的嘛。

万里这时候就哈哈大笑起来，说，有你陈云同志这句话，我这心就放下一半了。《人民日报》“编者按”上那段话说得太不合时宜，所以我才跑来北京，听听诸位领导到底怎么说。其实啊，我这次也调研了十几个县，只要是搞“包产到户”的，庄稼都长得特别好。

陈云说，建国三十年了，现在还有讨饭吃的，怎么行呢？总要放松一头，让农民喘过气来嘛。有的人就是思想太僵化了。我们的农村面貌要得到改善，凡是能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政策，都可以搞一搞嘛，这是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嘛。

万里说，现在有些情况倒使人担忧啊。有些人拿着鸡毛当令箭，凭借《人民日报》那篇“编者按”，就开始宣传“大包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说要坚决退回去。

听到这里，陈云忽然眉头一皱，拍案而起，说，太不像话了！究竟什么意见符合人民的权益和长远利益，这要靠实践来检验嘛！决不能借一篇“读者来信”的名义就打退堂鼓。生产上不去，群众饿肚子，难道去找《人民日报》要粮食、要油？

陈云的态度如此明朗，甚至为此拍案而起，令万里大为鼓舞。他心里想，毕竟有些老同志是懂得从实际出发的。知道老百姓实实在在的温饱，才是天下最大的事情。他又想，赶快找小平同志去，把陈云同志的这一想法也顺便向小平同志报告一下。如果能获得小平同志的支持，那纵有再大的风浪，也可以稳坐钓鱼台了。

万里是当天下午赶到米粮库胡同的。他没想到自己在长满繁花绿草的庭院里坐下之后，邓小平劈面就说，知道你是会来找我的。

万里当时就惊奇了，半张着嘴，一时说不出话来。

邓小平说，还不是问“包产到户”的事嘛！新华社都为你们安徽的做法发过好几个“内参”了。反映安徽“饿死人”的调查报告，我也看到了。解放三十年了，农村还有人饿死，听了心里就不好受啊。虽说是个别的，但也说明问题嘛。我们的政策不改变怎么行呢？

万里听邓小平这么说，心里就有了底，于是说，我们安徽凤阳县有一个小岗村，这回就走在了前面，“大包干”搞得很好。他们订了一份契约书，我看了，规定“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归社员自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高啊，地里的庄稼也都鼓着劲儿长啊，绿油油一片。以前这个小岗村，是有名的“讨饭村”，社员年年拿着队里开的介绍信到处唱《凤阳花鼓》要饭，去各省的都有。现在他们怕的就是再“开倒车”，再退回去。所以，《人民日报》那篇“编者按”要不得啊。中央报刊不能往下吹这样的风了。这样吹下去，不仅我们安徽会再出饿死人的事件，各省都会饿死人。

刚说到这里，忽然邓小平也拍案而起了，这倒令万里大吃一惊。

邓小平大着声音说，那种“编者按”，不要去听它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要是对发展生产有利，我们都应该支持，应该大胆尝试。主席多次讲过，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嘛！这是个尊重实际、尊重群众的问题。吃不饱肚子，还叫什么社会主义！

万里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心里想，太好了，太好了！邓小平和陈云这两位中央副主席的拍案而起，就证明了中国进行经济改革的势头不可阻挡。我们国家农村面貌的迅速改变，大有希望。

万里是怀着一腔满满的信心离开米粮库胡同的。他临走时忽然又想到了什么，便乘兴建议邓小平说，小平同志，我还想请您有空来安徽看看，爬爬黄山，好不好？

邓小平当时听到这个建议就笑了，说，我前不久还说过想登登黄山呢。回想两万五千里长征那时候，不少人都跑垮了，我还是越走越有劲。现在我都七十五岁喽，借个爬山的机会，我也想看看自己的身体还行不行。好吧，我接受这个邀请。

万里记得，在邓小平高兴地接受了爬黄山的邀请后，自己还轻声对邓小平说了这样一句话：建议中央抓紧复查刘少奇的案子。少奇同志应该彻底平反了，不能再拿他的“三自一包”来作为我们头上的“紧箍咒”了。

他记得邓小平当时是这样回答的：这件事，应该快了。胡耀邦他们抓得很紧。

王光美低着脸，静静地坐在灯火辉煌的人民大会堂的后排座位边缘上。她不跟别人打招呼，也避免着别人跟她打招呼。

她默默地看着手中的文件，珍惜着自己能重新参加当代政治生活的机会。灯光很明亮，她的脸色也很平静。她有时候抬抬头，凝神地盯着主席台上被灯光照亮的前排座位，那儿就坐着邓小平。她知道，也是由于邓小平的力荐，她才能以一个“全国政协委员”的名义参加这次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她当时捧着红皮面的“政协委员证”时，一时还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仅自己不相信，儿子刘源也不相信。直至后来，母子俩才激动得相拥而泣。

这真是一个特殊的安排：在戴着那么多骇人的政治帽子的刘少奇还没有平反之前，王光美就已经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坐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里，与一千七百三十三位委员一起共商国是了。

但是王光美还是非常谨慎。十二年秦城监狱的生活，已经使她变得分外的谨慎甚至沉默寡言。再说她这一次的与会，也是尽量避着记者和熟人，少与别人打招呼，减少自己的“曝光度”，毕竟自己的丈夫从理论上说现在还是“人民的敌人”。

而且，她自己也清楚，在许多委员和记者的眼里，她还是委员中“右派”的代表，是“统战对象”。尽管她对承认这一点很不情愿，但是她在心里对自己说，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名分，还是要忍耐并且低调，历史真相终归是要水落石出的。

她咬着嘴唇默默地想，少奇在九泉有知，也一定会支持自己现在的想法的。少奇同志一贯讲究共产党员的修养，现在自己就必须要有这样的修养。

而使她没想到的是，坐在主席台上的邓小平已经注意到她了，并且当着不少中央领导同志的面提到了她，甚至明白无误地提出要给她分配工作。

邓小平这次公开提到王光美，是在政协会议开幕式后的第三天。那是在大会的休息室里，邓小平、陈云、胡耀邦和不少中央领导同志坐在一起，互相聊着几天来的开会成果。这时候邓小平就提起了王光美，他说，对了，这两天的政协会议，我看见王光美同志一直是一个人坐在后面，散会也是等别人都离开了才走的。

陈云“哦”了一下，说，毕竟刘少奇的案子还没有定论，她是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

邓小平说，既然王光美同志政治历史清楚，没有问题，我们就应该给她宣传宣传。她还没有分配工作吧？要根据她的专长，给她分配合适的工作。至于少奇的案子，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陈云同志不是批示了嘛，让中组部、中纪委合作查清刘少奇的案子。

耀邦同志，你们还是要抓紧哦。

胡耀邦表示复查小组正在夜以继日地努力，因为相关的档案资料有五百多卷，工作量是相当大的。但是从初步情况来看，罗织罪名这一条还是很明显的。很多所谓的“证人”，是在政治高压下和不给喝水、不给睡觉的“逼供”方式下被迫签字画押的。刘鑫同志跟我谈过这些情况，他都说得眼泪汪汪的。

陈云这时候也激愤起来，严肃地对胡耀邦说，复查工作一定要弄清关键问题。究竟是不是叛徒、内奸、工贼，要在复查、核实的基础上，取得切实可靠的旁证材料。刘少奇是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掌握党政军大量机密，如果他真的是“内奸”，要出卖是很容易的，但目前并没有材料说明这一点。

胡耀邦立即掏出手边文件夹里的工作笔记本，把陈云的这些话记录了下来。这时候他便听见了邓小平的响亮声音。

邓小平说，当年把刘少奇同志打倒，是不合法律程序的！

说出这句斩钉截铁的话的同时，邓小平还把他的手臂有力地挥舞了一下。休息室里所有的人都看着邓小平，被他的激动所感染。

邓小平停顿了一下，又说，一个国家主席，一张大字报与几个“小将”就把人弄下来了。还有中央专案组，在当时情况下也是不正常的，背着毛主席、党中央搞了不少名堂，不然情况不会这么复杂。要认真审查。要解放思想，把问题弄清楚，必要时像当年在延安一样，搞个“历史决议”，一定要把党内思想搞统一了。

动作敏捷的胡耀邦把邓小平的这几句话都记录在了他的笔记本上。他合拢本子，看着会议室里的所有领导同志高声说，请放心，我一定实事求是，弄清楚事实！

历时十八天的政协会议闭幕那天，王光美照例坐在后排位置的边缘，最后一次作着会议记录。其实开会的这十八天里，她一直在考虑是不是要找个机会，亲自向邓小平表示感谢。

但是，这样去见他好不好呢？人们会不会又下意识地把“刘邓”两个字粘连在一起呢？这可是十年“文革”期间全国百姓最熟悉的两个互相粘连、扯都扯不开的字啊。现在去见邓小平，去跟他握手或者致意，是不是会给邓小平带来不好的影响？

然而，邓小平对刘少奇案复查工作的一直关注、对自己政治生命的关注，甚至最近传出的邓小平要给自己“分配合适工作”的指示，又是这样地使自己激动。要是见着了邓小平，又不向他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谢意，也实在说不过去。

就在她犹豫万分的时候，在眼看着一千多名政协委员都在欢快的乐曲声中夹起皮包陆续退场的时候，她忽然听见了从主席台方向传来的一个带着四川腔的熟悉的声音。

她一下子愣住了。

她不由自主地站起来，眼睛直直地朝灯光明亮的主席台方向看，双眼一下子湿润了。

那就是邓小平在喊，不仅在喊，而且在招手。邓小平是这样喊的，喊声里充满了热情：

光美同志，请到主席台上来。

邓小平一再的喊声惊动了整个会场。一时间，正在走出会场的委员们都停了下来，惊奇的目光一会儿看着主席台上的邓小平，一会儿看着站在会场后排的泪眼迷蒙的王光美。

这时候主席台上的邓小平已经站起身来，他身边的其他领导也都站了起来。

现在，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在王光美身上了。王光美尽力平复着自己激动的情绪，步态沉稳地向主席台方向走去。

她一直走在一千多名委员的惊讶里，走在大家的感叹里，走在历史的难以辨别的沧桑里，走在政治气氛的混沌里，或者说是清晰里。她事后想起来，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完那条座位与座位之间长长的甬道的。她只知道自己走得很平稳，很端庄，径直地走向台上那句热情的招呼声。

她沿着主席台一侧的台阶走上了主席台。

邓小平向前紧走了几步，迎了上去。

这真是激动人心的一刻，两个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瞬间，会场爆发出一片雷鸣般的掌声。所有的委员都停止了离开会场的步伐，向着主席台长时间地鼓掌。

王光美哽咽着说了一句“小平同志”，就再也说不下去了。

夏默站在热烈鼓掌的委员当中，把双手都拍红了。

他事后对儿子夏建国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刘邓”在握手。刘少奇还没有平反，邓小平就这样热情地伸出了自己的手。这真是胆魄啊。

这时候站在一旁的任燕就对他未来的公公说，夏伯伯，您这句“刘邓”握手的比喻，很形象，很传神，但是不适合我们新华社记者做成文字，这会给人误解。而且说到底，中央到现在都还没有下达给刘少奇平反的文件。那天我也看见他们握手了，我也在场，我都流出眼泪了。

夏建国把手一挥，就像总结似的说，我看，历史很快就要作出清晰无误的结论了。“刘邓陶”，在我们中国，必将是最生动、最富有人情味的一个词汇。

尽管已经把列车的车窗开得很大了，但是从窗外吹进的风还不见使人凉爽，整个车厢都像蒸笼似的，闹得这一群年轻人额上脸上都是细细密密的汗珠。

列车是从北京发车的，直奔安徽合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