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岭大队的杜支书远远望见三辆汽车裹挟着一路黄沙驶进岔路，不由跌足说，果然来了，撞上我们大队了。

他一举手，早已候在村口的锣鼓队立马就咚锵咚锵敲打起来。那锣鼓队七人，一式的缺牙老头，敲打的都是小锣、小钹、小鼓，还有一支唢呐，声音听上去不甚整齐。

在几位省、县领导的引导下，身着深灰色中山装、脚穿一双黑色布鞋的邓小平径直向村里走来。杜支书一见，顿时吓得眼睛发直，说，邓、邓小平？

只听陪着来的县委书记远远地喊，哪位是大队支书啊？快上来迎接，邓副主席来视察我们龙岭大队啦！

杜支书在冲上去迎接之前，赶紧指挥参差不齐的锣鼓队转移到一堵白墙边吹打。原来这白墙上有一条漆色斑驳的大标语：高举大寨红旗，深入持久“批邓”！

锣鼓队紧贴白墙一站，这条大标语便被遮挡了。

杜支书双手挥舞作欢迎状，像兔子似的蹦过石桥，大喊：热烈欢迎中央首长视察我大队！响应县委号召，掀起农业学大寨新高潮！

村民李双喜是没有料到中央首长会进自己家门的，但是他根据大队党支部的统一布置，也做了防备，于是把一件借来的有拉链的褐色外套使劲地往身上绷，尽管他下身那条裤子已经破烂不堪。

他同时也帮六岁的孙女翠翠穿上一条借来的红裤子，劝着说，翠翠要听爷爷话，快穿上，大领导来村子了，万一跨进我家门槛来呢，你光屁股不就闯祸了？翠翠说不嘛，裤子太长了，要摔跤的啊！

李双喜拼命把裤子往孙女腰上系，说翠翠乖，裤子长了爷爷给你卷起来，你看，红红的，多好看！

杜支书的喊声就是这时候从门外传进来的，杜支书喊，李双喜，中央首长来看你了！还没等李双喜醒悟过来，邓小平已经进屋了。

大队支书急忙介绍说，这是村民李双喜，贫下中农，这是中央军委副主席邓小平同志！

李双喜看着站在面前笑吟吟的客人，忽然觉得不好意思了，低下头说，我当年该死啊，不该喊“打倒邓小平”啊！邓小平笑了，说，老人家，这是你孙女？

李双喜一把拉出身后害羞的孙女说，快叫爷爷好，翠翠说爷爷好。邓小平蹲下来问几岁了，翠翠举起右手，张开五指，想一想，又举起左手，添上一根指头，邓小平明白了，点头说六岁。

翠翠这时候又往爷爷身后躲，忽然就踩着了自己的裤腿，绊了一跤。

田志远急忙扶起翠翠，说，裤管这么长，不是你自己的？

李双喜说，咳，哪能是她自己的。

杜支书心里一紧，脸白了。田志远说，老人家，您这衣服也不配啊。李双喜说，将就穿穿嘛，明天就还了。

杜支书拼命使眼色，李双喜大约是眼力不济，根本没看见。

这时候，站在邓小平身后的县委书记伸出头来狠狠瞪着这位大队支书，直把杜支书闹得额头冒虚汗。

邓小平看见了一张木桌，像是办公桌，桌沿上印有一行“龙岭大队部”的红色漆字，便问，老人家，你儿子是做村干部的？

李双喜凄然说，哪能啊，我儿子跑香港做工去了，连个音信也不通，闹得老婆也丢了，就剩下翠翠跟我，唉呀，一提起就伤心啊！田志远听明白了，说，这桌子是大队部临时借来的？李双喜说，我没借，是支书叫人拉来摆的，说一户人家没一张桌子不像样，就这么放着吧，用完拉走就是了。

一听这话，宝安县委书记和龙岭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脸一齐拉长了。

邓小平摇了摇头，对陪同的广东省副省长说，这样做要不得！

一时，屋里没人敢说话了。邓小平沉默着，走向厨房，伸手移开锅盖。他看见了半锅饭汤，上面漂浮着一些零星的菜叶子。

邓小平转脸问，老人家，就吃这个？李双喜嘟哝说，不吃这吃啥哩。

这时候就听屋后传来几声嘎嘎的叫声，田志远问，老人家也养鸭子？李双喜说，是翠翠养的，不养过不了日子啊。田志远问，养了几只？李双喜伸出三个指头说，这个数。

翠翠忽然指向一个破菜橱，那橱上有只小竹箩。

田志远把那小竹箩端下来一看，见是一箩鸭蛋，有十几只，便展露笑容说，那你孙女至少可以每天吃个鸭蛋啊，小翠翠，是不是？

翠翠不吭声，眼神怯生生的。李双喜说，哪舍得给她吃，就那几只蛋，供销社一只蛋换八分钱，全指望那点活钱了。

邓楠走上前，在父亲耳边嘟哝了一句，于是邓小平点点头说，王秘书，你是不是把它买下来啊？

王秘书马上递出两张一元的纸钞说，老人家，这篮鸭蛋，我们买下了。

李双喜赶紧说不要这么多钱的，王秘书说没事，你看这鸭蛋多大啊，李双喜说，那您同志就把这只篮子一齐带走。

田志远说，老人家，鸭蛋，我们买了，但是不带走，给你孙女吃。就是说，这鸭蛋你不能再卖了，全给翠翠，同意不同意？

翠翠听明白了这位叔叔说的话，瞳仁亮了起来，满怀希望地看着爷爷。这时候李双喜的眼泪就流了出来，一迭声说，给她吃，全给她吃！

客人出门的时候，翠翠忽然怯生生地尖叫一声说，我妈妈在哪里，你们知道吗？

邓小平一听，便停住了步子，回身又朝小姑娘走过去，第二次蹲下来，双手扶在翠翠肩头，久久地注视着她清澈的眼睛。

邓楠的鼻子顿时酸了。邓小平回脸看看邓楠说，跟眠眠一样大啊。邓楠点点头，眼眶里都是泪花。

杜支书在一旁大声说，我们已经找到她妈妈了，我们会动员她妈妈回来的！

邓小平默默站起，不作声，慢慢走出门外。

龙岭村的一个村干部，一见中央首长出了李家的门，马上指挥锣鼓队员排队，说，快，快，客人要出来了，靠墙，靠墙！

七位缺牙老头急忙靠拢了一条长长的泥巴土墙，那墙上也有一条石灰水写的大标语：批邓出干劲，深入学大寨！

他们一见客人们沿小路走过来了，就赶紧敲敲打打。县委书记有些恼，对杜支书说，叫他们别吵了，中央首长不喜欢。杜支书俯在县委书记耳边悄声说，他们离不开那墙。县委书记一下子明白了，再不吭声。

田志远指着桥边的一家农户，对邓小平低声建议说，再走一家吧？邓小平说，行啊。

施家大嫂在客人进门前急急忙忙地做好了一件事，就是把她在后院养着的九只鸭子缚紧了嘴巴和双脚。她开始也没有想着要把她的这些鸭子通通“噤声”，因为中央首长也不一定会进她的门院，但是杜支书事先已经派人来交代了，家家户户都要作好防备，所以她才开始火速地收拾这些鸭子。

施家大嫂一边麻利地干活，一边对鸭子说，听话，听话，莫叫，莫叫，啊？

旁边屋墙的窗棂子里，她老伴从病床上探出脸说，你倒是快一点啊，我听门外有脚步声。施家大嫂手忙脚乱地说，别催，催啥命啊？

门院外果然传来叽叽喳喳的人声。

丈夫说你看，你看。这时候他们就听见了杜支书爽朗的喊声：施家大嫂，中央首长来看望你们啦！

果然，邓小平一行逶逶迤迤地进了她家那个残破的篱笆门院，而几乎在同一刻，施家大嫂已经缚完了最后一只鸭子，她拍着手冲到前院说，欢迎，欢迎。

前院养着三只嘎嘎叫唤的鸭子，走在头里的田志远差点踩在一只鸭子上。他说，大嫂，你家养鸭子？

施家大嫂急忙赶开鸭子说，走开，走开！报告首长，就养了三只！

三只鸭子满院跑，扇着翅膀嘎嘎地叫。邓小平看着，觉得奇怪，问，怎么家家都养三只？

田志远说，大嫂，首长问你，你是不是养了三只鸭子？

施家大嫂说，三只啊！

邓小平问施家大嫂：家里院子这么大，为什么只养三只鸭子啊？

杜支书说，施家大嫂，你是贫农出身，好好回答！

施家大嫂不假思索地说，养三只鸭子是社会主义，养四只鸭子是资本主义。

邓小平觉得奇怪了，转头，看看陪同的副省长。

副省长马上说，这个嘛，数量，省里倒是没有具体规定，但是各地都颁布了一些量化标准。因为没有标准不好掌握。原因嘛，很简单，那就是我们要学大寨，谨防资本主义思潮复辟，及时割资本主义尾巴。

县委书记进一步解释说，省上出的精神，县里下的指标。

邓小平听罢两人解释，不作声，转身又问农妇：你想养第四只鸭子吗？

施家大嫂态度激烈地说，不想！哪里想！上级要求养三只，我们就养三只！四只不行，养四只是资本主义！

杜支书一听他的村民回答得这样斩钉截铁，脸上顿时充满笑意，而这时候，邓小平却微笑着说，施家大嫂，带我去看看你的第四只鸭子吧，还有第五只、第六只。

施家大嫂一听这话，愣住了。

田志远看看邓楠与邓榕，大家都有点莫名其妙。

邓小平指着鸭棚边上的饲料盆说，大嫂子，就凭你拌的这些饲料，你养的鸭子也不会少于十只。

施家大嫂顿时十分吃惊，半天合不拢嘴巴，这时候杜支书脸上的笑容也渐渐地僵硬了。

田志远说，施家大嫂，那就带我们去看看别的鸭子吧。

一行人走到后院之后，才发现在竹篱笆后面窄小的空地上，另外拴着一群麻鸭，而且鸭嘴皆有麻绳缚着，缚紧的嘴巴发不出一点声音。

田志远笑着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杜支书放下脸，斥责说，施大嫂，你这是怎么回事啊？你的资本主义尾巴怎么这么粗？

施家大嫂带着哭腔说，我马上就杀，马上割资本主义尾巴。听着她这么说，一群客人都沉默了。

杜支书这一刻快要哭了，说，邓副主席，各位领导，我们大队工作没有做好，问题虽然出在十二只鸭子身上，根子是我们大队党支部对大寨精神没有理解好，没有贯彻好。

施家大嫂转身就拿刀说，我马上杀，全杀！

邓小平说等一等，然后又说，施家大嫂，我告诉你，你养十二只鸭子，没有错误。你这第十二只鸭子，也是社会主义的。哪怕再养十二只、二十四只鸭子，也是社会主义。

杜支书看看县委书记，县委书记也看看这位大队支书，大家一时都觉得很纳闷。

邓小平继续对农妇说，不要割什么尾巴。要割尾巴的，是我们这些领导同志，我们要割掉很多旧思想的尾巴。你们广东省委，也赞成十二只鸭子是属于社会主义的吧？

那位胖胖的广东省副省长迟疑了一下，尴尬地说，这个，邓副主席定什么主义，就什么主义吧。

田志远说，施家大嫂，邓副主席说的话，明白了吧？

施家大嫂不知怎么表态才好，看看大队支书，又看看县委书记。

邓小平说，施家大嫂，你说实话，要是放开规定，让你照多里养，你能养多少只鸭子？施家大嫂说，要说实话，我以前养过一百二十只。邓小平说，你是生产能手，我看你比乡亲们更会养家禽。你要做个榜样，要多养家禽，养多了，富裕了，把全村带动起来。

施家大嫂不知怎么回答才好，眼睛看着杜支书。杜支书一时也不知怎么回答，磕磕巴巴说，我们要研究，要研究。

邓小平说，施家大嫂，家里还有什么人啊，孩子们呢？

施家大嫂一听这问话，就不作声了，眼睛直看着自己的布鞋，那双鞋上全是鸭屎。

邓小平有些诧异，目光转向了杜支书。杜支书就支支吾吾说，她家两个仔，都不在家，“逃港”了，我们工作没做好。

施家大嫂再也忍不住了，带着哭腔冲着天说，不懂事的烂仔，跑啥啊？扔下风瘫的阿爸，扔下我这个腰腿疼的妈，就你们两个脚长。

这时候从一边的窗户里传出了一个男人病恹恹的抽泣声。施家大嫂马上对客人说，是我老伴，病了六年了，没来迎接各位。领导们，对不起啦。

邓小平沉默了一下，对施家大嫂说，“对不起”这句话应该是我们对你施家大嫂说的，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啊，我们的工作没做好啊。

邓小平的话音刚落，就听门外忽然传来一连串的呵责声：快走，快走。这吆喝声是如此的粗砺，引得客人们纷纷走出施家门院，往村道上看，原来是两个荷枪的民兵押着两个衣衫褴褛、头发蓬乱的村民出现在桥头。

田志远惊讶地问这是怎么回事。杜支书急忙介绍说，这两个是偷渡外逃香港的村民，都偷渡两次了，叛国！可耻！丢人丢大了！我们村里都没脸面！这次抓回来，先押到大队部去，明天召开群众大会，公开批斗！

胖胖的广东省副省长一听，就对押解人员厌恶地掸手说，快走，快走。邓小平却举起手，示意等一下，接着便问那两个被押的年轻人叫什么名字，但两个年轻人都低着头不吭声。

田志远说，首长问你们，你们就说嘛。其中一个就说，我叫刘勇；另一个说，我是施二贵。

邓小平问，多大了？

那个姓刘的说二十六，姓施的说虚岁三十，实足二十九。正说到这里，就见施家大嫂大哭着奔出家门，抓着那位姓施的又捶又打，喊说，不懂事的烂仔啊，再苦也得熬日子过啊，跑啥啊，你就能忍心扔下你那个瘫阿爸啊？你就能扔下我这个可怜的老妈啊？

这时候这位头发蓬乱的外逃人员突然跪下了，哭着说，妈，我这是去找钱啊，找钱给阿爸治病啊！

施家大嫂紧紧护着儿子，对杜支书大哭说，书记啊，别对他无产阶级专政啊，我儿也可怜啊！

邓小平默默地看着这一幕，转脸对田志远说，你给他们提个建议。

田志远马上对杜支书说，支部书记同志，我给你一个建议，批斗会，不开了，改成大队干部当面思想教育。

杜支书一愣，说，好，好。

田志远说，晚上，也不要押在大队部了，放他们回家。

杜支书忽然委屈地说，首长啊，不给他们点厉害，他们还得外逃。再跑人，村里都空了。

田志远说，听见我的建议没有？

杜支书马上说，听见了，听见了！

施家大嫂拉着儿子一齐冲着邓小平跪下，哭着说，谢谢领导大恩大德啊！

王秘书与田志远急忙上前，分别扶起两个下跪者说，不兴跪，不兴跪。

广东省副省长与宝安县委书记互相看看，一声不吭，他们只听施家大嫂的儿子一边抽泣一边说，我不是叛国啊，我只是想去外头讨口饭吃啊，孙家村的孙狗子逃到香港，才一年他家就起房子了啊！我这里干一天，只有七角钱，对面香港干一天，有七十港币啊！

邓小平仔细听着这位年轻村民的哭诉，脸色越来越阴沉。

离开了龙岭村之后，车队转了两个弯，便驶近了毗邻香港的界河。这一路，邓小平脸上都没有笑容。

他侧脸，问坐在身边的田志远，志远同志，你怎么看？

田志远说，学大寨学成这个样子，肯定不对，三只鸭子是笑话，评工记分一年一评也是笑话。但是，小平同志，怎么说呢，毛主席肯定过的，要变也难。

邓小平说，就是按毛主席说的办，也有个实事求是的问题。

田志远听着这话，心里咯噔了一下，接着他又听邓小平这样说：志远同志，农村的政策，你们要多考虑考虑。还有一个港澳问题，涉及祖国统一，是我们这辈人需要解决的问题，你们也需要多研究。我有一个考虑，为加强对香港、澳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应该在国务院成立一个港澳事务办公室，作为中央港澳小组的办事机构。

田志远听着这话，心里想，小平同志的这个决策，真是有远虑啊。

邓小平从警卫手中接过望远镜，从左至右地查看着界河两侧，他脸上的神情比在龙岭村时还显得冷峻。

他看见了长长的铁丝网，巡逻的边防军人、边境警察，界河两侧的小树林以及大片的遍布着慌乱脚印的滩涂地。

陪同考察的广东省副省长和一名边防军负责人先后对邓小平介绍内地群众外逃情况以及界河保卫状况。副省长说，邓副主席，现在偷渡外逃成风，我们防不胜防。我有个数字，从一九五四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从我们广东试图外逃偷渡的人员共计达到五十六万五千人。

邓小平问，多少跑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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