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政治局面发展的关键时刻，失去一位阵前大将的哀痛，好几夜啮咬着邓小平的心。几天下来，邓小平的脸都似乎小了一圈。

卓琳劝他节哀，邓小平叹口气说，我当时是劝他“保守治疗”的，我当时态度要是再坚决一些就好了。

这些天，使邓小平特别忧心的，还有一个江淮平原连月大旱的消息。安徽一带的大批农民又放弃抗旱，拉家带口离开龟裂的土地，拿起讨饭棒外出乞讨。这期间他收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的一封来信，内中谈到，目前中央的农村政策不合理处颇多，不利于农业生产，也不利于当前农村群众的抗旱。按照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针，似乎应对当前的农村政策进行较大幅度的改变。安徽准备在这个方面做些尝试，不然就对不起安徽百姓。

至于怎么做尝试，万里在信中没有提及。邓小平放下信函，望着窗外似火的骄阳，心田似乎也有些龟裂。

万里如果要动，他是支持的。万里一九七五年担任铁道部长期间，对邓小平的“全面整顿”贯彻得非常得力，对各个铁路局的班子都动了手术，狠狠打压了派性，一下子就使全国的大动脉得到了畅通。如今万里主政安徽，一定也会继续他的魄力与想法。

一个秉承实事求是的方针处理一切问题的省委书记，眼下殊为难得。

连续考察了安徽二十多个市、区、县的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一回到合肥，当天下午就召集省委班子开了会。农民放弃抗旱、离开土地、成群逃荒的情景一直盘旋在他脑海里，同时盘旋在他脑海里的还有一些慷慨激昂但又觉得无计可施的年轻的农村基层干部，这里面包括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那个叫刘金锁的生产队长。

万里其实是接到刘金锁的一封信以后，开始这次考察行程的。他首先就到了凤阳，并且在田头听到了刘金锁连珠炮似的对所谓的“农业学大寨”的炮轰。刘金锁那一天很激动，也很坦率，不仅话语激烈，连手势都很激烈。他在这位新任的省委书记面前显得无所顾忌，似乎他知道这位曾经在铁道战线大张旗鼓搞“整顿”的老部长一定会耐心听他意见似的。

那一天，田野上的风很干燥，刘金锁的嘴唇都干裂了，但是他的话一直如同连珠炮。他激烈地对省委书记说，我们要的不是空洞的理论，要的是实实在在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方法。农民积极投入生产的动因，在农民的内心，而不是公社干部和县里的干部在大会上举着拳头喊的口号。刘金锁直截了当说，现在农村现行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是行“左”实右，不符合农村实际，也不符合农民人心。我不知道大寨大队的实际情况怎么样，但是不能说大寨取消了自留地，我们这里也要取消自留地；大寨那个带头人当上了昔阳县委书记之后，全县都取消了自留地。他们县里的积极性咋样，我也不清楚，但是我知道，我们这里是不能这样干的。那个人说自留地就是家庭的一个资本主义司令部，就是指挥着农民去搞资本主义，就必须要搞掉。我是不同意那种看法的，那是空想社会主义，绝对的行“左”实右。我在这里敢说一句过头话，大寨这样搞，昔阳这样搞，都不可能持久，农民会起来反对的。这不是农民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而是这种做法违背了生产发展的规律的问题，是脱离了实际的问题。

在这位生产队长激烈地打着手势的时候，万里一直在微笑，甚至对方的一些唾沫星子随风飘舞着，他也没有在意。他耐心地听着，心里想，这就是一个农民基层干部最真实的声音，而这种声音是在组织生产的实践当中发出来的。

刘金锁还对这位省委书记说，听说从山西大寨直接上调到国务院的那个陈副总理还给中央写信，要求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过渡到以“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更是胡扯淡。中央幸亏没有听，听了更完蛋。

万里听到这里，不由得笑了起来，他后来才了解到，这位姓刘的生产队长是个中专毕业生，学过政治经济学。

万里离开凤阳，在其他县区视察的时候，也听到了类似的声音。有些说得很明朗，有些说得躲躲闪闪，但总的意思都是对农村现行政策不满意，认为搞垮农业生产的原因，除了大旱以外，就是政策不行。

在这个骄阳似火的午后，万里坐在闷热的小会议室里，用极其沉重的嗓音，说他没想到，安徽农村的现状是如此穷困。他举了个例子，说凤阳县有个前王生产队，紧靠津浦铁路。这个十户人家六十八口人的生产队，四户没有门，三户没水缸，五户没有桌子。队长史成德是个复员军人，一家十口人只有一床被子、七个饭碗，筷子全是树条或秸秆做的。安徽农村的情况并非个别现象。据原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统计的数字，一九七八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七十四元六角七分钱，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均收入低于五十元。有一亿一千两百万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一亿九千万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两亿七千万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

他还说，目前安徽的农业局势非常危急，全省二十八万个生产队，只有十分之一能维持温饱，近七成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不到人民币六十元。去年光是凤阳县，就有一万三千人逃荒。

接着，万里叙述了连月旱情的严重性，说有的农村基层干部提出，可以采取借地种麦的办法，加紧种上保命麦。否则撂荒了，旱季庄稼将颗粒无收。

万里说到这里，就扬起一份刚刚起草完毕的文件说，省委要听取农村基层干部的合理意见，采取果断措施，立即调整目前的农业政策。

万里当即吩咐，把这份已经打印出来的文件发到所有与会者的手里。文件的标题是“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有六条内容，其核心思想是，安徽农村的一切工作以发展生产为中心。

文件一发到大家手里，会议室的气氛顿时就紧张了。马上就有一个常委举手说，我反对这个危险的提法，如果明确说农村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那就和刚刚下发的中央49号文件的精神截然相反，这是完全行不通的。

另一个常委马上附和说，我们这个草案如果通过，就意味着把农民刚刚割掉的资本主义尾巴又接上了。我认为这六条，条条犯忌，条条都是犯错误的。

这时候万里就站起来了。万里把面前的茶杯盖砰砰地敲了两下说，我提醒同志们注意了，大家可以提意见，但是不能乱扣帽子！我看，这个文件的制订，遵从了毛主席实事求是的指导原则，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总是允许的吧？

会议室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省委班子的每个成员都觉得他们的书记这会儿是想动真格的了，而且是想触碰“政治高压线”了。万书记的胆子一向是大，但是大到这种程度，班子里的许多同志还是始料未及的。他们这时候又听万书记这样斩钉截铁地说，学大寨也要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大寨的有些做法不符合安徽的实际，我们不能学，也学不起，我们不能只看领导的眼色行事，一切要从安徽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们必须对本省人民负责。这才是我们这个班子应该做的事，而且我相信，我们是能够做好这件事的！

虽然这个大胆的文件在这次常委会上以全票通过，但是万里也估计到会有人以某种渠道向中央反映这些情况。他已经顾不得这么多了，龟裂的土地要紧，安徽老百姓的肚子要紧，实事求是要紧，而那些又假又空的口号是最不要紧的。

这就是万里那天开完省委常委会后的心境。他知道，他的这种心境在中央至少是有一个人会理解的，那就是邓小平。

刘金锁当天晚上就把他在田头与省委书记单独谈了半小时的情景，告诉了神情疑惑的夏建红，而夏建红也在第二天向公社领导转报了刘金锁与省委书记的谈话内容。当然，这些内容她都是听刘金锁说的，内容可能并不完整。

公社陶书记这时候也把刘金锁叫到公社，详细询问了当时的情况。因为那一天刘金锁与省委万书记边走边谈，走得很远，把所有陪同人员都落在了后面，大家都不知道这两个人谈了什么，只看到万里书记拍了小伙子好几下肩膀。

刘金锁向大家叙述的内容，只是他对目前实行的农村政策的不满与担心，他并没有说他自己想带头做一点改革的尝试。他觉得跟公社说这些话，甚至与夏建红说这些话，都还为时过早。他只是对万里书记说了自己的想法。

刘金锁的想法，是“单干”。

“单干”比较难听，他用了一个词，叫作“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分田包干，生产责任分解到家庭”。

他记得他说这些的时候，万书记一直是很严肃地听着。万书记虽然始终没有表态，但是却伸手在他的肩膀上拍了两下。刘金锁从这两下拍的动作中感觉到了省委书记的某种赞许，可能赞许的不是他的具体计划，而是他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解决问题的思路。

这重要的一段，刘金锁没有向上面汇报，也没做任何透露。他知道时机可能还不一定成熟。

一个礼拜之后，正在北大悄悄排练话剧《于无声处》的田源就看到了刘金锁寄自安徽的信，感受到了他与省委书记交谈的那种喜悦。刘金锁在信中对田源说，你记得我对你说过我总要想一个办法带领乡亲们挖去穷根吧？我目前正在考虑一个计划，想把它付诸实施。如果我的计划出成效了，那对我们整个梨园公社、整个凤阳县乃至整个安徽，都会是有帮助的。其实这也是当年朱元璋要做的事情，朱元璋不也是想带领农民走出讨饭的生活吗？

田源把这封信读了三四遍，觉得刘金锁这位小老弟很有思想。田源又想，我现在每天悄悄排练的，不也是在谋求一种“振聋发聩”吗？到时候我在舞台上振臂一呼，不也是会有许多臂膀像森林一般举起来的吗？

田源在剧中扮演的是男主角李源。他们每次悄悄排练都在位置非常隐蔽的学生会道具仓库里，而且每次都把仓库的门紧紧关上，不让声音漏出去。

导演夏建国对他的表演总有一点挑剔，总是要他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而他这位“李源”，也每次都忍住气，密切配合。此刻，“李源”就大步站上一处台阶，忽然返身，以手直指一位面目不清的中年男子，大声说，你以为我不能认出你来么？——我在广场上看见过你！我在大街上看见过你！我在小巷里看见过你！我在家门口看见过你！

那中年男子后缩了一下。

一群青年男女渐渐围上来。

李源慷慨激昂地说，你以为我看不见你裤带上挂着一副手铐么？我到底犯了什么王法？

中年男子说，你，你不要无法无天！

李源说，关心人民冷暖的周总理离开了我们，我们悼念总理有什么错？我们送花圈，我们念诗文，我们怀念自己国家的总理，犯的是哪条王法？

中年男子向围观人群挥拳喊，走开！走开！

人群不理。

李源说，操劳百姓温饱的好领导被赶下了台，我们呼吁他回来有什么错？我们喊口号，我们流眼泪，我们要他回来整顿这个被糟蹋得不成样子的国家，犯的是哪条王法？

人群激动地说，他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他是英雄，他是英雄！

李源被人群高高地抬了起来。

中年男子连连后退。

一瞬间，布景电闪雷鸣。当然此刻的“电闪雷鸣”还不存在，是学生剧社的几位工作人员用喉咙吼的，但是吼声够大，近乎雷鸣。

于是，人群说，惊雷响了，惊雷响了！他喊出了我们中国人心里的声音！

李源接着就深情朗诵：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人群掌声雷动，口号震天。

导演夏建国这时候就说，好，这一遍演得好，通过了！

田源刚松下一口气，人还没有坐在一只木箱上，忽然又触电般跳了起来。不仅他跳了起来，在场的学生剧社成员，一个个都跳了起来。原来是仓库的门被人悄悄推开了，一个面目阴沉的来自学校保卫部的人员出现在了门口。

那保卫干部皱着眉说，听你们在这儿哇哇地喊口号，不是有关政治的吧？

夏建国马上笑着迎上去说，不是，哪能呢？

保卫干部缓了神色，说，那好，没事，我不过是提醒一句。

待他走后，夏建国立即对大家说，刚才进来的是谁？为什么没把门插紧？我不是再三关照过，门一定要锁紧的吗？另外，以后我们学打雷的声音也好，呼喊口号也好，都要低两个八度，不能忘乎所以。记住，我们稍有不慎，立即就砸锅。我们的演出生命在于严守秘密。

北京饭店那位上了年纪的理发师傅进了米粮库胡同，是王秘书专门把他请来给邓小平理发的。

按照中央的工作安排，邓小平要出访一趟朝鲜，但是从朝鲜坐火车回国以后，邓小平却有一个计划，要到东三省走一走。有些关键的话，他在北京讲不方便，而在北京以外的地方讲，可能会有好的效果。

有些话，在东北讲是合适的。而且，要讲就要讲透，要直接把“两个凡是”点出来，不能再打迂回战，而要打攻坚战。这样的话，让别人讲，看起来都不合适，只有自己来讲。

邓小平听着理发剪子在自己头上咔嚓咔嚓响的时候，一直在思考这个严肃的问题。那理发剪子的咔嚓咔嚓声，似乎就是他未来的专列在东北平原上跑动时的呼隆呼隆声。

这把火，我一定要点一下，他想。

这时候他就感觉到理发师傅在按摩他的头皮了。那师傅的手势轻重有致，十分熟练。

理发师说，首长，感觉好些吗？

邓小平说，好。

理发师说，首长，你有瘀啊，我一上手就有数。

邓小平说，哦。

理发师说，脑瓜子里的血，跟四肢的血一样，都要流通，通则畅，畅则和，和则安。

邓小平心里笑了一下。

理发师说，像您这样的大首长啊，心思都重，脑瓜里的血最容易淤积，一定要多按按。人家都说我这双手有福啊，能摸大首长的脑袋，人家连握个手的机会都没有。首长啊，年岁大了，不能老坐着，老开会，走得动还是要多走走，对活血化瘀有好处。

邓小平说，你最后这句话，我听得进。

理发师高兴地说，您看，给首长剃头剃多了，我这脑瓜子里也有政治水平了。

邓小平理完发以后，觉得自己的心境好多了。

邓小平在去东北视察前，想到了鞍钢。

鞍钢这个老旧的中国钢铁基地必须尽快改造。缺乏优质钢铁，中国的现代化就根本无从谈起。但是采用哪一套改造办法，还值得斟酌。这时候邓小平又想再听夏默讲一讲他随谷牧出访西欧五国的有关情况，他让夏默把一些拍摄的影像资料都带到米粮库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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