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农民起义，让一个强大的王朝风光不再；一场胎死腹中的政变，引来了一支野蛮的军队；一个彪悍的军阀，让中央政权辗转流离，最后士崩瓦解。所有这一切，导致乱世中的猛虎找到了自己的舞台并演绎了属于自己一个时代的风采。

群魔乱舞时代的到来

东汉献帝年间（189年—220年），民间广泛流传着一首民谣。

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

歌词中“千里草”、“十日卜”合起来是董卓的名字，“何青青”、“不得生”则深刻地表达了当时广大老百姓对误国权臣董卓的极度痛恨，都希望他早日死去。这首民谣是东汉人民对董卓整个人生的基本评价，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董卓对东汉末年政治和社会的消极影响。董卓是何许人？为什么使当时的人们如此痛恨他？他对当时历史的发展进程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据《后汉书·董卓列传》载：“董卓，字仲颖，陇西临洮人也。性粗猛有谋。少尝游羌中，尽与豪帅相结。后归耕于野，诸豪帅有来从之者，卓为杀耕牛，与共宴乐，豪帅感其意，归相敛得杂畜千余头以遗之，由是以健侠知名，为州兵马椽，常檄守塞下。卓臂力过人，双带两腱，左右驰射，为羌胡所畏。恒帝末，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军，从中郎将张奂为稽军司马，共击汉阳叛羌，破之，拜郎中，赐缣九千匹。卓曰：‘未者则己，有者则士。’乃悉分与吏兵，无所留。”

从这段对董卓的出身的叙述里，我们可以看到，董卓生活在西北边境，风沙将其磨砺出一身过人的胆略，有着雄浑的尚武精神，超强的武艺，这使敌友在充满仰慕之情的同时不得不拥有三分畏惧。然而，他无论在羌人还是汉人心目中都拥有崇高的威信，而这种威信是靠豪爽、义气来树立的。董卓并非出生于世家大族，而且需要靠耕耘度日。但是，当羌族朋友来到家中，他却毫不犹豫地把耕牛宰了款待朋友，结果他的一头耕牛换来了上千牛羊的回报。后来董卓投军，攻击背叛朝廷的羌人，因为军功而受赏，他不是据为己有，而是将过错留给自己，把功劳奖赏让给士兵，九千匹缣毫不犹豫地分给跟自己出生人死的将士，从而进一步树立了自己的威信。

董卓的发迹经历，在东汉时期，甚至在整个古代中国社会里，都代表了一个典型的无文化的下层百姓挤进统治集团的努力和过程。在贵族垄断所有社会优势资源的情况下，一般说来，下层无知识或少知识的百姓要想奋斗到高层，可以通过两条途径，一是练武投军，最后积功升迁到统军的高级将领，然后在有机会时才能进人中央决策机构；另一条是自残净身，去当宦官走到皇帝身边，成为皇帝的亲信，从而影响中央决策，并使自己既富且贵。

对于东汉政权这样一个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大官僚地主支持下的贵族政权来说，对类似董卓这样通过军功而到达社会上层的“实权人物”是既任用又防范的。而像董卓这样好不容易跃入社会上层的人士，为了自己和家人、为了自己所属的集团的利益，又不得不施展一些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说，整个社会的下层和上层是存在对立的，这种对立既存在于普通社会的下层和上层，表现为“井然有序”的封建等级秩序，也可以表现为像陈胜、吴广一样的农民起义来解决彼此之间的矛盾；这种对立同时还存在于从下层走到上层的“新贵”和原来的贵族之间的对弈，表现为统治集团内部形形色色的斗争。

对于董卓这样出身低贱，拥有强劲实力而又没有受到正统封建传统文化熏陶的武将来说，东汉政权对他的“忠诚度”一直持怀疑态度，曾经一度试图消灭这个可能存在的“祸害”。这时候的董卓虽然没有反抗中央的意思，但他拥兵自重，拥兵自保的想法还是有的，如何利用军队向中央政府讨价还价，如何让军队替自己谋取最大限度的利益，已经在他的脑海中初步萌芽，他正在等待属于自己的时机。

正当董卓大耍小聪明，玩弄中央政府，向中央讨价还价的时候，一场不期而来的斗争风暴却给了董卓一个天赐良机。公元189年5月13日，汉灵帝驾崩，少帝即位，由于少帝年幼，权力实际上由何太后控制，太后重用自己的兄弟何进，委任他为大将军。深受宦官钳制的何进和司隶校尉袁绍合谋，试图一举诛杀长期控制中央政府的宦官集团。然而，由于宦官长期把持中央大权，拥有雄厚的实力，深感力量不足的何进决定借助“外力”来解决中央政权内部势力集团的斗争，这样，近在咫尺而又拥有超强战斗力的董卓的军队就跃入了大将军何进的视野，一道密令让心怀不轨的董卓带领军队来协助解决中央的内部争斗。

然而，还没有等到董卓的兵到，何进就被十常侍骗进皇宫结果了老命，袁术一把火把皇宫烧了，几个宦官则拥着少帝和陈留王刘协跑到郊外，整个洛阳一片混乱，而董卓带领久经沙场的三千步骑已经浩浩荡荡地奔向京师，潘多拉的匣子一旦打开，谁也控制不了最后的结局，终结大汉帝国四百年历史的“鬼子”已经“进村”了。

没有人知道真实的董卓内心到底存在何种想法，他进京之后的所作所为既表现出一个野心家的精明，又表现出一个暴发户的愚昧；既有一种出身社会下层，因对上层贵族不满而大肆屠戮的报复心态，又有钻人社会高层，深感底气不足而试图融入上层社会的意图和举动；既有礼贤下士的虚心，又有残暴好杀的恶心。所有这一切，使他进京后的所作所为充满了矛盾，让人难以捉摸和忍受。而这样一个跻身社会上层的“社会末流”的“胡作非为”，既引发了上流社会的不满，又让市井小民饱受折磨，终于引发了整个社会的危机，从而结束了汉朝对整个国家的控制，经历了四百年统一的华夏进入了一个群魔乱舞的时代，从而给时代的风流人物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外戚和宦官同归于尽，只剩下孤儿寡母，这使中央政权出现了暂时的权力真空，而在长期军事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经验的董卓及时地抓住了这个机会，终于奠定了自己在中央政府中“老大”的地位，也让中央政府从“老大”滑落成社会末流。

董卓最开始的一系列方式方法还是颇有心计的。他认识到“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首先做的就是把自己做大做强。当时中央有四股军事势力，包括群龙无首的何进余部，还有同样从并州赶来的负责京师警卫工作的丁原集团和世家大族袁绍掌握的西园八营和董卓的西凉军队。相比之下，“外来的和尚”董卓并不占优势。董卓为了先声夺人，他每隔四五天就命令所部晚上悄悄溜出洛阳，第二天早上，再浩浩荡荡开进洛阳，战鼓震天，旌旗招展，俨然千军万马源源不断。包括朝廷官员在内的所有洛阳的人们，都被董卓如此强大的实力所吓倒，不敢有丝毫越轨行为。接着他利用被杀的何进部属吴匡怀疑何进弟弟何苗勾结宦官从而导致何进被害的事，挑拨吴匡联合自己的弟弟董敏，共同攻杀何苗。何苗死后，董卓坐收渔翁之利，不费一兵一卒就收编了何进、何苗的部队。紧接着他又以赤兔骏马为饵，唆使贪图功名富贵的吕布杀了自己的上司丁原，把护卫京师的部队收入其囊中，这样，董卓终于成为京师最大的军事集团。

相对于庞大的中央政府而言，董卓意识到仅仅拥有“武”的一手还不够，他的根基还不扎实，因此，他文武并用来树立自己的威信。初到洛阳时，在任用人才上，董卓并没有“任人唯亲”，而是“任人唯贤”。

他执政伊始，就为桓帝时被宦官杀死的清流党领袖陈蕃、窦武平反，不仅全部恢复陈蕃等人以前的爵位，还擢升他们的子孙，同时他重新提升和任用大批党人，如吏部尚书周铋、侍中伍琼、尚书郑公业、长史何颥、司空伍处士等。在任人唯贤的过程中，董卓“求贤若渴”的心态也“别具一格”。当朝大文学家蔡邕也被董卓征召，历经磨难的蔡邕不想再涉及政治，婉言拒绝。董卓便威胁蔡邕：“如不听命，我将诛杀你们全族。”结果第二天蔡邕就乖乖地报到上班了。董卓喜出望外，任命他为祭酒，十分敬重，后来又不断升迁他的官职。史书载，蔡邕三天之内，历遍“三台”，官至宫廷随从官。而跟随董卓进京的心腹最开始不过是校、尉级别的军队将领。

随着权势地位逐步巩固，董卓一系列的“弊政”也开始暴露无遗。他首先做的就是废长立幼，换上自己喜欢的小皇帝，但这个过程做得有点傻乎乎的。他先是和另一个拥有实力的军事领袖袁绍商量，结果出身世家大族的袁绍并不买出身低微的董卓的账，一口回绝。董卓听后，凶相毕露，持剑怒叱袁绍说：“我是有意看重你，没想到你如此不识抬举，今天不杀掉你，今后总是祸害！”同样是武将的袁绍也手按剑柄，针锋相对，董卓不敢轻举妄动。

在一次会议上，董卓肆无忌惮地提出要效仿商朝伊尹放太甲，霍光废昌邑的故事，废掉少帝，改立陈留王刘协为天子。在场官员敢怒不敢言，尚书卢植傻傻地当面提出反对意见，被董卓一脚踢了出去。之后，董卓废掉少帝，将他贬为弘农王；另立陈留王刘协为帝，即为汉献帝。

董卓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借故杀死少帝刘辩，毒死何太后，又让汉献帝封自己为太尉。通过对中央政权最高阶层人员的更换和处理，整个东汉政府几乎完全受制于董卓：皇帝的废立、朝臣的任免、重大政策的制定，都由董卓说了算。此时，野心极度膨胀的董卓，已经目空一切。世人都知道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却不知道曹操这招还是从董卓那里学来的。

像董卓这样一个社会末流都闯入了中央政府，攫取高位，还公然废立皇帝，就使得地方势力找到了挑衅中央权威，不服中央管理，甚至脱离中央管辖而自立的口实。地方各路诸侯出于各种目的，开始了“清君侧”的活动。

在面临外患的同时，董卓又做了些傻事，终于导致后院起火，在洛阳站不住脚了。董卓为了取悦他的子弟兵，竟然放纵他们冲进大小官员的府第里，剽虏财富，奸淫贵族妇女，称为“搜牢”，这样的无法无天，搞得洛阳城里人人自危，朝不保夕，董卓以前拉拢的一班士大夫都开始离心离德。然而，军队一放纵就不可收拾，董卓的军队本身就是以关西羌人为主不服管教的野蛮部队，最初就是从在贵族官僚家里打家劫舍，吃大户起步的。时间一长，看谁不顺眼，谁家富裕点儿，谁家闺女好看点儿，都以“搜牢”的名义蜂拥而至，整个洛阳被这支军队弄得翻天覆地，从上到下都对董太尉存在无尽的怨恨。

董老大在容军队以败坏自己声誉来维护对自己忠诚的时候，又做了一件傻事，使他的名声在士人中间彻底臭了。废长立幼后，董卓虽然已经是“天子在手中，万人在其下”，可谓是有实无名的国家“最高领袖”，但其出身乃凉州武夫，并非士家大族，缺乏与其官爵相匹配的家世，在当时以士家为荣的后汉是个大问题。这对董卓的威望影响很大，董卓也深明其理，但是祖宗这东西生下来就是定死的，按照当时的习俗，下层要提高自己的地位，就只能和名门联姻。董卓精挑细选，终于物色了一个对象——已故度辽将军皇甫规的遗孀，一位才貌双全的大美人。皇甫规遗孀乃扶风马氏之女，扶风马氏“清德奕世”，安定皇甫氏“文武上才”，都是凉州名门，董卓如果能娶到马夫人，那么就和马家成了亲家，也和皇甫家的关系更为亲密，其在天下，特别是老家凉州的威望也必然随之大大提升。况且当时娶寡妇并不丢脸，后来三国君主曹操、刘备、孙权都有过如此纪录，所以董卓打的倒是如意算盘。然而，当董卓声势浩大地去娶媳妇时，马夫人却当面跪拜拒绝。董卓恼羞成怒，钢刀出鞘，当众把这个弱女子围在当中，一脸你“成也成不成也成”的德行。谁知道这一弱女子比当时的知识分子有骨气得多，站起来大骂董卓是“羌胡之种，毒害天下”。这下骂到了董卓的痛处，他顿时火冒三丈，手起刀落，将马夫人活活砍死。这就让当时的士人更加心寒，开始酝酿除掉董卓的阴谋。

初平元年，即公元190年，翼州刺史韩馥、兖州刺史刘岱、豫州刺史孔伯、南阳太守张咨和袁绍等10余人都纷纷起兵反对董卓，从此便开始掀起了大规模持续反抗董卓的斗争浪潮，中央政府开始失去对地方的支配权，而与此同时，朝中许多官员更是对董卓深恶痛绝，欲去之而后快，除掉董卓的阴谋一场接一场，地方不服中央，中央陷入内耗，一个更加动荡的时代，一个群魔乱舞的时代终于来临了。

“小人物”的政治台阶

就在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历史进入一个群魔乱舞的世道的时候，一个被后人看做是“奸雄”的小人物却在逐步崛起，崭露头角，这就是曹操。

对于曹操，由于他长期把握了汉朝后期的政权，东汉最后一个皇帝汉献帝的确没有什么作为，更由于他的儿子那个大文痞曹丕一上台就演出了一场“禅让”的闹剧，彻底结束了两汉四百年的统治，加上后世的过分渲染，人们总是带着“有色眼镜”来看待这一历史人物，总是把“奸诈”、“阴险”同他联系起来，于是曹操便成为“奸臣”的代名词。但历史上的曹操果真如此吗？

历史上的曹操和世人心目中的曹操是有着强烈反差的，在东汉末期那个群魔乱舞，逐鹿中原，竞相建立自己小王国的时代，他却一直在为维持汉室江山而努力，至少在早期，丝毫看不到他一点儿“奸臣”的影子，相反，他是以汉政权的坚定维护者，以忠贞义士、毫无二心的臣子登上东汉末年的政治舞台的。

曹操能够涉足政坛，得助于他有个“好爷爷”。具体到曹操的家世，其实是比较含糊的。按照《三国志》的记载，曹操的远祖可以追溯到黄帝，甚至西汉开国功臣之一曹参也是他的祖先，由此看来，曹操的家世不可谓不显赫；但是，从另一方面，曹操的出身又比较低微，他本来姓夏侯，只是父亲曹嵩过继给大宦官曹腾当养子，从而改姓为曹。作为宦官的子孙，在东汉这个重视世家大族的朝代是相当没有地位的，但东汉又是一个宦官和外戚轮流掌权，拉帮结派，肆意扩充自己实力的时代。宦官曹腾作为一个服侍了四代皇帝的宦官头目，他的子孙还是很容易进入官僚阶层，步入政治舞台的。

不管曹操有着怎样的家世，也不管他凭借什么关系进入了政坛，早期曹操的行为还是可圈可点的。猎狗般的忠诚，狐狸般的狡狤，老鼠般的逃窜，构成了他青年政治人生的全部。

175年，二十岁的曹操被举为孝廉，授洛阳北部尉。当时的洛阳，豪强众多，宦官、宗室依仗权势胡作非为，横行不法。一到夜晚，更是打家劫舍，欺凌弱小，无所不为。鉴于社会秩序的混乱，新上任的曹操命令禁止夜行，并制作五色棒数根，将其挂于尉门四门左右，遇到犯禁的人，不管是谁一概棒杀。一次，皇帝最宠信的太监蹇硕的叔叔夜行，违反禁令，被曹操逮住了也照样棒杀不误，曹操这种不畏强贵的精神，使得旁边无人再敢触犯法律，整个洛阳社会治安大为好转。所谓兔死狐悲，整个宦官集团对曹操的这种“倒行逆施”恨之入骨，但这种行为却符合官僚对宦官斗争的需要，况且他后面还有个“好爷爷”——大宦官头目撑腰，因此宦官也无可奈何。于是他们就“善意”地“荐举”曹操到顿丘担任顿丘令，使这个“眼中钉”离开政治中心。

其后，曹操的政治生涯起了些波澜，但他对汉政权的忠心却没有改变。因为妹夫宋奇犯事被杀，所以连坐被摘了乌纱帽。可是不久之后又被复用，拜为议郎。估计是曹家的人脉和曹操自己的因素都在起着作用。议郎是什么？就是张着一张嘴侃大山却不能落实也没有人把你当回事的谏官。曹操虽然是靠着宦官的裙带关系爬上去的，但却站在与宦官集团斗争的官僚这边，他对敢于挺身而出与宦官斗争而遇害的窦武、太傅陈蕃十分景仰，效仿他们屡次上书揭露宦官集团的罪恶，并把自己的治国方略，以及对当前政治的一些建议写成文章交上去，可惜泥牛入海无消息，根本没人答理。这时，他意识到皇帝和宦官是一路货色，对东汉政权不免有些丧气，于是便不再上书唠唠叨叨，自找没趣了。

公元184年，给东汉政权致命一击的黄巾军大起义爆发了。统治集团内部慌成一团。在外力的压力下，誓不两立的外戚和宦官终于开始联手对付自己的大敌。处于半赋闲状态的曹操被汉灵帝封为骑都尉，在颍川一带镇压黄巾起义，结果大破黄巾，斩首数万级。因军功升迁济南相，曹操的积极性一下子又高涨起来。

曹操到地方上执政也是很严厉的，他很想把济南治成一片“皇道乐土”。济南有县十余个，各县长吏多依附贵势，贪赃枉法，无所顾忌。曹操之前历任国相皆置之不问。曹操到职，大力整饬，一下奏免长吏八名，济南震动，贪官污吏纷纷逃窜。曹操在担任济南相期间，最厉害的一手就是毁灭了非法建立起来的祠堂，移风易俗。当地城阳景王刘章有功于国家，所以在自己的封地建立祠堂，大搞迷信活动，于是青州诸郡，大小官吏争相效仿，济南尤其厉害，达到六百多座。而有些商人和一些从朝廷骗取官职的官僚则搜刮民脂民膏，生活骄奢淫逸，百姓日益贫困，但历代长官却不敢禁止。曹操上任以后，将这些所有“非法建筑物”全部毁坏，禁止官吏百姓四时祭祀，取消了这种挥霍财物，伤风败俗的行径。一时“政教大行，一郡清平”。然而，虽然曹操大兴移风易俗之风，但享受惯了的官僚在唯唯诺诺的同时，小报告却一封一封地送达御前，不断有人去告曹操的刁状。所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坏话说多了，曹操在皇帝眼中也就越来越差劲了。这个时候，曹操感到，他在官场上恐怕是混不下去了，他感觉到大汉王朝已江河日下，他第一次对这个政权能否长久地存在下去产生怀疑。而他之所以没有惹出杀身之祸来，是因为他有曹嵩这个大后台。因此，当朝廷再一次明升暗降，让他担任两千石的东郡太守时，曹操狐狸般的精明就显露出来了，他辞掉了这个任务，借口自己有病，然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闭门读书，闲暇的时候打打猎来娱乐自己。但是曹操并没有忘记国家大事，他仍然关心着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同时也在等待时机。

187年，冀州刺史王芬、南阳许攸、沛国周旌等人谋废灵帝，邀请曹操同反汉帝，曹操一口回绝。曹操拒绝的理由很简单，也很实在，他说，废立皇帝，是天下最不祥的事情。古代的人面对这种事情，都会反复权衡轻重然后作出决定，像商汤时期的伊尹，西汉的霍光都做过这样的事情。但是伊尹是怀着对国家的赤胆忠心，占据宰相的职位，位居百官之上，享有崇高的威望，才能取得成功。而霍光领受了汉武帝的命令，本身又是宗室大臣，宫廷内部有皇太后的支持，朝堂上百官有着相同的想法，即位的昌邑王时间不长，还没有取得大臣的支持，所以，霍光的废立也有如摧枯拉朽。而现在试图废立天子的几个人只看到历史上成功的事例，以为很容易，却没有看到现实的难处，也没有意识到这种结党营私，反对朝廷之举，有如西汉的七国之乱。名不正，言不顺，以地方对抗中央，是不会成功的。阴谋废立的结果正如曹操所预言的那样，以失败而告终，许攸畏罪潜逃，王芬畏罪自杀。从这里可以看出，曹操是相当注重大局的，尽管对朝廷比较失望，但还是希望保持朝政的稳定。

188年，赋闲在家的曹操被任命为护卫京师洛阳的西园典军校尉，这既和他在镇压黄巾军起义的卓越表现相关，也可能和他一贯站在外戚和朝臣阵营这边相关，更重要的是，宦官和外戚又在进行一轮新的较量，大将军何进正在招揽人手，而曹操这种有威信、有经验的人的确是不错的帮手。对于这次“二进宫”，而且是掌握实权，曹操欣然上任。大将军何进因为妹妹当了太后而身居高位，为了让以自己为首的外戚主掌朝政，何进决定除掉宦官集团，但是由于太后的反对，他一筹莫展，于是和袁绍、曹操等一干“同志”商量。这时袁绍给他出了个主意，让他秘密召集外地将领举兵进京，逼迫何太后诛杀宦官。曹操认为问题更简单，把几个为首的宦官抓起来，交给狱吏审明罪行，依法严惩就行了，“何必纷纷召外兵乎？欲尽诛之，事必宣露。吾料其必败也。”曹操之所以如此干脆，是因为他在外带兵为官，已经看到地方势力唯恐天下不乱的祸心，如果召来外兵，等于是引狼入室。可惜何进没有采纳曹操的真知灼见，不仅自己人头落地，还让大野心家董卓打着“勤王”的旗号把中央政府搅得天翻地覆。

对于董卓这股“祸水”，曹操打心里就不欣赏，当然也就没有投入董卓怀抱的打算。但是，曹操这边流水无情，董卓那边还是落花有意的，还偏偏要强拉曹操入伙。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杜撰了一则曹操行刺董卓不成，马上改口变献刀孝敬太师，趁着董老大尚未清醒，骑着西凉骏马溜之大吉的故事，从此董卓和曹操便成为生死对头。但正史行刺董老大的却是另有其人，董卓拉曹操入伙，曹操不愿意，从而变成了朝廷的通缉犯。曹操一路逃亡，累累然若丧家之犬，还留下一段历史遗案，成为后人攻击曹操的重要罪证之一。

据说曹操逃亡，一路风餐露宿，备受煎熬，逃到父亲好友吕伯奢家。见到故人之子远道而来，古道热肠的伯奢一家把曹操安顿休息，然后打酒的打酒，杀猪的杀猪，忙得不亦乐乎。可休息的曹操从睡梦中醒来，听到“磨刀霍霍向猪羊”的声音，以为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抱着“先下手为强”的原则，手起刀落，把人家一家老小杀得干干净净。等冲进厨房，看到嗷嗷大叫肥猪，才知道杀错人了，他凄厉地喊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然后再次踏上逃亡的征程，路上又遇到打酒的伯奢，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自己的世交也送去见了阎王。这一段历史成为曹操的重要恶行。但现有的历史资料，却有不同的记载，《魏书》说是伯奢儿子贪图曹操财物而让曹操起了杀机；《世说新语》说曹操自以为背叛董卓命令，怀疑古人图谋自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杂记》记载：“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不管真相如何，可见曹操在逃亡路上的狼狈相，与茅坑里面见了人就四处逃窜的老鼠又有什么两样呢？

从早期曹操的政治军事生涯来看，他对汉政权忠心耿耿，对当时的政治形势是看得比较透彻的。对于汉政权，他有着猎狗般的忠诚，对危害政权利益的行为展开了不懈的斗争，既有猎狗的勇猛又透露出狐狸般的精明狡猾，虎落平阳的时候也有老鼠般的抱头鼠窜，这一切，都为这位乱世枭雄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实力派的资本

曹操逃回家乡后，就积极准备讨伐董卓的行动，散尽自己的家产，招募了五千士兵。《世说新语》记载，这时候，他获得第一笔外来“投资”，陈留孝廉卫兹把自己的全部财产拿了出来，捐给了曹操反抗董卓的“正义事业”，这是中平六年即公元189年的事情。

190年正月，袁术、韩馥、孑l仙、刘岱、王匡、袁绍、张邈、桥瑁、袁遗、鲍信响应号召同时起兵讨伐董卓，推袁绍为盟主。曹操也兴冲冲地带着自己那点儿家底参见了讨董“联军”，还混了个奋武将军当。联军和董卓的战争成为了一场双方的做秀，也不知道是人上了年纪没有了年轻时候的冲动，还是荣华富贵享受惯了就贪生怕死。这位董老大一听到关东联军打过来了，首先想到的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脚底抹油溜之大吉。董卓一方面劫持汉献帝和洛阳的几十万百姓都迁徙到比较残破的长安，为自己营造一个后方基地；一方面调动军队，作相应部署。为了彻底断绝百姓的返乡念头，同时断绝关东联军的给养，董卓还实行“坚壁清野”的政策，四处放火，把洛阳周围几百里的地区制造成“无人区”。而关东联军既慑于董老大领导的凉州军的骁勇善战，又各怀鬼胎，十余万大军驻扎在酸枣（今河南延津北）一带，居然无人敢向洛阳推进。

曹操认为董卓“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应趁机与之决战，看到各路诸侯迟迟不肯进军，一气之下，独自带着自己那点儿家当屁颠屁颠地西进。走到河南荥阳，与董卓部将徐荣的军队遭遇，久经沙场的凉州军果然名不虚传，两军交战，曹操招募的士卒一触即溃，死伤大半，自己也被流矢所伤。人不走运，马都遭殃，胯下的战马受不了这种激烈运动也一命呜呼，要不是族弟曹洪把自己的战马让给曹操，估计这位乱世枭雄也会“出师未捷身先死”了。曹操逃回酸枣，看到各路诸侯只会放酒高歌，又气又恨。不过他对当时的形势还是分析得很精辟。他鼓吹诸军各据要地，再分兵西人武关，围困董卓，从而一举扭转乾坤。曹操说得口沫横飞，描绘了一幅大好蓝图，但各怀鬼胎的关东联军本身就是打着讨董的旗号而企图扩展自己的实力，当然不会上曹操的“贼船”。曹操好不容易积累的本钱打光了，又看穿了诸侯的嘴脸，只能跑到扬州去招兵买马。

联军在酸枣驻扎了一阵子后，粮食吃完了，联军就散伙了，不久，诸军之间发生摩擦，相互火并，关东一带开始大乱。这就便宜了董老大，高高兴兴回长安过好日子去了。可惜好景不长，日子越过越顺心，性格也越来越残暴的董卓终于因树敌太多，初平三年，被司徒王允与吕布在长安定计杀死。王允当政，可惜这位司徒也是志大才疏，对董卓的部下既不解散也不安抚。结果董卓部将李催、郭汜等攻陷长安，杀了王允，赶跑吕布，又相互火并，关中也陷人战乱，诸侯割据的局面正式形成。

就在诸侯各自为政的时候，心比天高的曹操好不容易招到士兵四千余人，走到龙亢，士卒大多叛逃，一些士兵甚至还打起曹操的主意，试图在他身上捞一笔再走，他们在夜间烧了曹操的营帐，准备趁火打劫。狼狈不堪的曹操展开肉搏战，手仞数十人，终于跑出营帐。最后，靠着兄弟们的帮忙，收拢了五百余人，到了建平，又招募到千余人。由丁兵乃少，曹操只能跟小股黄巾军的余部打打闹闹，锻炼队伍，扩充实力。可以说，在189年从洛阳抱头鼠窜到192年的四处游荡，这段时间是曹操比较落魄的时期。所谓老虎不发威，人家当你是病猫，但虎落平阳的时候，就只能做一只病猫了。

初平三年，即公元192年，曹操时来运转。青州黄巾军获得大发展，聚集百万之众，横行兖州一带，连破郡县。兖州刺史刘岱忠于职守，却缺乏谋略，不接受济北相鲍信“避其锋，挫其锐”的建议，而是鸡蛋碰石头，和士气正盛的黄巾军硬碰硬，结果送了小命，一时兖州无主，人心惶惶。曹操的谋臣陈宫一看机不可失，跑到兖州把曹操吹嘘一通。在黄巾军摧枯拉朽，大小官吏各个惴惴不安的时候，居然有人愿意来当出头鸟领头羊，无疑是天上掉馅饼，于是双方一拍即合，曹操走马上任当起了兖州牧。他“设奇伏，昼夜会战”，经过半年的拉锯战，终于将黄巾击败。获降卒三十余万，人口百余万，于是收其精锐，组成军队，号“青州兵”，这样，曹操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一块地盘和军队，并获得了近百万的劳动人口，有了逐鹿中原的本钱。

曹操骤然间拥有了自己的地盘和军队，又联合袁绍连续击败淮南的袁术和徐州的陶谦，心中不免得意。眼看天下大乱，决定把在泰山华县躲避战乱的父母兄弟接到身边，然而，这一念头却把自己的家人打人了十八层地狱，成为一宗历史谜案，最终引发一场灾难，使近十万百姓死于非命，这既充分暴露的曹操凶残好杀的一面，又使曹操自己也九死一生。其中的内情一直众说纷纭，一种说法是，曹操让泰山太守应劭护送父亲兄弟，但徐州陶谦却抢先一步派出上千骑兵赶到曹家。曹嵩以为是应劭的人马，毫无防备，曹操的弟弟曹德当即遇害，曹嵩想从后墙罅缝逃跑，却舍不得自己的小妾，让小妾先走，谁知道小妾太肥，夹在墙缝进退不得，曹嵩无奈，只能躲在茅坑了，结果举家遇害。另一种说法是，曹嵩为官时搜罗了大量家财，看到曹操的来信，于是举家搬迁，形成了一个浩浩荡荡的车队。这一大帮人马大摇大摆地经过徐州地盘，陶谦一心想讨好曹操，看到这个曹太尉乱世之际居然还敢如此张扬，连护院打手都没有，于是出于好心派遣都尉张闽率领两百骑兵护送。谁知道张闽一班人见财起意，走到泰山华、费之间杀死曹嵩一家，劫取财物投奔淮南的袁术。不管是那种说法，反正曹操将自己父亲兄弟的死算到了陶谦身上，率领大军席卷徐州，连下五城，所到之处鸡犬不留，百姓惨遭屠戮，杀得城里城外看不到行人；打得陶谦战战兢兢躲在郯城不敢出战。

正当曹操杀得痛快的时候，曾参加讨伐董卓之战的陈留太守张邈和曹操部将陈宫对曹操的滥杀无辜深感不满，于是背叛曹操，把从长安逃出后东奔西跑的吕布迎为兖州牧，一时兖州各地纷纷响应，只有鄄城、范、东阿三县在忠于曹操的文武将士控制之中，形势异常危急。曹操听说后院起火，急忙从徐州赶回，与吕布在濮阳展开交战。战争之初，曹操急躁冒进，两军对垒，吕布实施火攻，青州兵溃败，杀得曹操找不到东南西北，被吕布的军队当场围住，可惜这些兵大哥有眼不识泰山，逮住曹操还问曹操何在，精明的曹操来个金蝉脱壳，指着一个骑黄马的校尉说：那就是曹操。趁着士兵捉假曹操之际，狼狈逃回大营。吕布虽然骁勇，可惜谋略上不是曹操的对手，两军对垒，曹操虚虚实实，实实虚虚，最终把吕布打得大败而逃，投奔在徐州拉山头的刘备。这年十月，汉献帝拜曹操为兖州牧，使其名正言顺。这样，曹操从陈留起兵到兴平二年将吕布、张邈赶出兖州，经过六年的经营，终于有了自己的一块非常巩固的根据地。从而为他铲除群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只看似是病猫的老虎终于露出了自己锋利的爪牙。

就在诸侯们你争我夺之际，有名无实的汉献帝利用关中军阀相互争斗之机试图重返洛阳，摆脱寄人篱下，俯仰由人的窘况。一路备受艰辛和欺凌，到达残破的洛阳时，贵为天子的一行人几乎已经是一群一穷二白的乞丐。对于汉献帝的窘境，大军阀袁绍曾试图接纳，但被手下浅视的谋臣说得改变了主意。而实力稍显不足且对汉室还存几分忠心的曹操却看到了汉献帝这块招牌还有着巨大的利用价值。于是在196年正月，曹操军攻取武平，派遣曹洪西迎汉献帝，因兵乱未成。二月，曹操进军攻破汝南、颍川黄巾军何仪、刘辟、黄郡、保曼等的军队，打通了连接洛阳的通道，觐见汉献帝，献上一些物品。贫困交加，一筹莫展的汉献帝也是有奶就是娘，毫不吝啬空虚的封号，先是拜曹操为建德将军；接着又假曹操节钺，录尚书事；九月，汉献帝再加封曹操为大将军，封武平侯。由于洛阳残破不堪，无法安身，更由于各路诸侯的虎视眈眈，心存顾忌的曹操于是迫使汉献帝迁都到自己的势力中心许，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总揽朝廷军政大权。

当曹操打出汉天子的旗号名正言顺地讨伐各路诸侯时，袁绍终于觉醒，准备把“天子”这块遮羞布抢到手，曹操主动把汉献帝给自己的“大将军”称号给袁绍，稳住了北方这条超级恶狼，从而开始了翦灭中原以南群雄的斗争。

197年春正月，曹操攻打宛城，张绣开始投降，但曹操看上了张绣已逝叔叔张济的妻子，准备收为己有，惹得张绣火冒三丈，突然反水，春心荡漾的曹操仓惶出逃，不仅自己身中流矢，还弄得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战死。但猛虎毕竟是猛虎，喘过气来，曹操立刻引兵还击，打败了张绣的军队。其后，袁术欲称帝，奉汉献帝为正统的曹操当然不愿意，出兵与袁术军交战，把这位袁“皇帝”打得狼奔豕突。但交战过程中，盘踞荆州的刘表和宛城的张绣宛如两只恶狗，屡次趁火打劫，弄得曹操很不舒服。198年3月，曹操回过头来，把张绣围困在河南邓县，采用围点打援的战术，大破张刘联军，使刘表、张绣安守本分，再也不敢惹是生非了。这时，待在徐州投奔刘备的宿敌吕布反咬一口主子，把刘备赶到曹操旗下，占据徐州，势力逐步强大。为了不让吕布变大，曹操亲征吕布，将吕布的巢穴下邳团团围住，昼夜攻打，最后挖开泗、沂之水灌城，终于擒获对手，处死吕布、陈宫等人，使自己根据地的南面暂时没有了强硬对手。

这时，北方的袁绍看着曹操的实力不断扩展，不禁蠢蠢欲动，试图南下分一杯羹，曹操和袁绍两大集团之间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冲突已经不可避免。199年8月，曹操进军军事重镇黎阳，摆出进攻袁绍，甚至准备决战的架势。曹操虚晃一枪，分兵守住官渡，同时自己返回许昌巩固后方。在这期间，曹操迅速平息了宫廷针对自己的叛乱，并把趁乱逃到徐州企图东山再起的刘备迅速击溃，消除内忧外患，从而全力与袁绍决战。

200年，双方大战一触即发，这时候总的形势对曹操似乎不利。袁绍是世家大族，世代为官，所谓四世三公，门生故旧遍布天下。“反董联盟”解散后，经过不断扩张，已经拥有冀、幽、青、并四州，地域广阔，手下谋臣如雨、猛将如云，而曹操仅仅拥有山东兖州和河南的部分地区，军队劳苦，粮食匮乏。但曹操深知袁绍气量狭小，有人才而不会运用，而且袁氏集团内部法制不严，苦乐不均，上下离心，矛盾重重，整体庞大却无爆发力，而自己人数虽少，但都是屡经沙场的劲旅，文臣武将都久经考验，君臣同心，上下同命。因此当面临袁绍咄咄逼人的攻势时，曹操集团还是有着击溃袁绍的自信和勇气。200年2月，袁绍派遣郭图、淳于琼、颜良等人攻打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自己则引兵亲至黎阳。4月，曹军北救刘延，从荀攸计策，于白马大胜袁绍军，斩杀颜良，解了白马之围。袁绍军渡河追击曹军，两军相遇，曹操故意把辎重丢弃得满山遍野，造成曹军逃逸的假象，当数千袁军四处散开，放心大胆地争夺“战利品”的时候，几百曹军突然杀出，袁绍军队大败，勇将文丑被斩杀。颜良、文丑都是袁绍的勇将，相继被杀，袁绍军士气一落千丈，曹军则人心振奋。8月，袁绍、曹操联营数十里对峙，袁绍军近临官渡，起土山地道，曹操也做土山地道相应，双方硬碰硬。

相持期间，袁绍刚愎自用，屡屡拒绝谋臣提出的袭击许昌，直捣曹操后方，加强粮食基地保护等系列建议。曹操用荀攸计，正面相持，侧翼不断派徐晃、史涣焚毁袁绍的运粮车队，试图困扰对手。而随着袁绍集团内部矛盾的加深，袁绍的谋臣许攸也跑到曹操一边，将袁军的虚实一一告知曹操，并建议曹操直捣袁军的“命门”——乌巢军粮基地。曹操自领步骑五千人打着袁军的旗号，夜袭淳于琼部，士卒皆殊死战斗，大破袁绍军，斩杀淳于琼等将。袁绍不解乌巢之围，反而派遣张邰、高览攻打坚固的曹操大营。当张、高二将闻听淳于琼部被击破，袁绍责怪他们攻坚不力时，率军投降了曹操，曹操乘势大举进攻。袁绍军队粮食被毁，大将死的死，降的降，军心大乱，一触即溃，袁绍与长子袁谭等人仓皇北逃，七万多袁军全部被歼。

曹操打败了自己的最大对手，这时候，他已经成为诸侯中实力最强，名声最胜，而且最容易找借口攻伐他人的实力派，他已经成为群狼中的猛虎，能够与其争锋的人已经不多了。

“小聪明”与“大智慧”

曹操并非没有打过败仗，除了公元208年发生在赤壁那场驰名中外、众所皆知的战役，以曹操的败北而告终以外，曹操吃的败仗也不少。在讨伐南方的孙权，偏居西南一角的刘备，西凉的马超，甚至在与有勇无谋的吕布、空有武力的张绣对战的时候，都曾经被人家赶得鸡飞狗走、累累然若丧家之犬。然而，经过一系列的较量，盘踞淮南的袁术，雄霸四州、四世三公的袁绍，苦心经营号称“沃野千里”的荆州刘表，“人中吕布，马中赤兔”，有万夫不当之勇的吕布，曾让曹操心惊肉跳的西凉猛将马超以及张绣等人，都一一栽倒在曹操手中，即便是让后人津津乐道的赤壁之战，三分天下，也不过是让孙权凭借父兄的余荫在江南称王称霸，曾数度依附在曹操门下的刘备在西南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与自己的堂兄弟争夺地盘。这些极盛一时的各路诸侯最终都在曹操那里马前失蹄，仅有的幸存者也莫不胆战心惊地生活在曹操势力集团的巨大阴影下，曹操成为实际上的胜利者，成为群狼中的猛虎。

与那些恶狼般的诸侯相比，其实曹操争霸的“本钱”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占优势。曹操最大的“金字招牌”是他的祖父曹腾是个大宦官，殊不知这虽然让曹操早早步人政坛，但却成为他的最大劣势。因为东汉近两百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宦官与外戚相斗争的历史，虽然斗争的结果往往是以宦官的胜利而告终，但这仅仅局限在中央，宦官依仗的也是“皇帝”这块招牌，但在地方来说，宦官集团并不占优势，地方还是被各种世家大族和官僚集团控制着。而作为当时最大的士人群体——官僚集团，始终是站在出身低贱的宦官集团的对立面的，因此，曹操的出身对他铲除群狼，独步天下并不占据优势。从曹操的发迹经历来看，当以袁绍为首的“反董同盟”建立的时候，拥众十万，曹操不过凑足了三千兵马，弄了个“奋威将军”，而且由于报国心切还把这点儿可怜的本钱扔得干干净净。即便是公元200年曹操与袁绍在官渡决战，争夺中原的控制权的时候，双方还是一场鹰兔相搏的“游戏”，就连曹操自己心中也是底气不足。但就是这样一位出身并不显贵，事业并非一帆风顺的“曹阿瞒”，最终却成为群狼中的霸主，难道真正就是凭借《曹阿瞒传》中所说的一些“小聪明”吗？

不能否认，曹阿瞒的“小聪明”是有的，他也经常施展这些伎俩，但真正让他剪除群雄的还是他的“大聪明”，他独到的眼光和策略。

曹操让自己事业稳步前进的第一块“垫脚石”是拽住了汉献帝这块“金字招牌”。汉献帝并不是后人想象的那么软弱，他正是因为在动乱中表现出异常的冷静与机智，才被董卓看上，废长立幼，从这一点来看，董卓也似乎脑子有毛病，一般人要扶植一个傀儡也需要一个类似白痴一般的家伙，皇帝越软弱，臣子才能越专权呀，可他却偏偏废除“软蛋”，扶植“好蛋”，这不是自己找死吗。这位汉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总想恢复“祖业”，因此，当董卓一死，关中大乱的时候，他就带着“中央政府”试图重返洛阳，重新奠定中央政府的威信。然而，建安元年七月，当汉献帝一行颠沛流离地回到洛阳时，洛阳的确被董卓摧残殆尽，已是一片废墟。百官没有地方居住，“披荆棘，依丘墙间”，洛阳也没有粮食，“州郡各拥强兵，而委输不至，群僚饥乏，尚书郎以下自出采稆，或饥死墙壁间”。对于汉献帝的惨状，各路诸侯态度不一，有的有心无力，有的却有力无心，即便是袁绍这样世代接受“皇恩浩荡”的贵族也不愿意找个“紧箍咒”放在自己头上。一句话，各路诸侯的态度是放任汉献帝一行自生自灭，然后自得其乐。

诸侯的这些想法看似高明，其实也非常幼稚，根本不懂得政治斗争的三味，也没有细细揣摩东汉皇权的历史。皇帝固然是天下的老大，“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本来是没有错的。但是皇权必须建立在拥有强大中央政权且中央政府拥有威信的基础上，一旦地方强过了中央，胳膊拧得过大腿，臣子的实力超过了君主，皇帝也就成了一个空架子，反而要受制于臣子。从东汉历史来看，从章帝以后，皇帝总是被外戚和宦官架空，有名无实，需要频频借助外来实力夺回自己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诸侯们还担心把皇帝弄到手无疑是捡了个烫手芋头，可谓是头脑简单。但在这些幸灾乐祸的看客中，曹操和他的集团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早在初平三年（192），曹操的谋士毛玠就向曹操提出了“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的战略性建议，曹操深以为是。建安元年八月曹操亲至洛阳朝拜献帝。随即挟持献帝迁都许昌。从此，曹操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优势。这是曹操政治上的一大成功。

曹操取得成功的第二大高招就是屯田，积蓄粮食，招募流亡，真实贯彻了“兵民是胜利之本”。汉魏之间，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出现了大饥荒。由于饥荒、战乱导致瘟疫的流行，整个社会的人口由东汉初年的四千多万急遽减少，据估计，汉末的时候，整个社会大约只有五六百万人口。

整个社会人口大量减少，但各路诸侯却纷纷树大旗拉虎皮，要把自己的势力集团做大做强。集团要扩张，要在群狼逐鹿中生存和图强，最重要的莫过于需要一支庞大的军队，因此，无论哪个势力集团都是拼命“扩军备战”。但是，所有集团都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无粮不聚兵”，没有粮草就根本无法养活军队，而一旦战争爆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没有足够的给养，军队也会不战自溃。这些教训在军阀的混战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曹操与吕布在争夺兖州的时候，双方对峙一百多天，一阵蝗灾，没有了粮食，相互虎视眈眈的两只恶狼也不得不偃旗息鼓，到处去找食物。200年的官渡之战，决战在即，曹操却因为粮食不够而辗转反侧，甚至准备打道回府，要不是谋臣荀或竭力阻止，曹操可能还真的回师固守许昌了；而在粮食殆尽之际，在袁绍大营混得没有出路的许攸跑到曹操大营，献上了夜袭乌巢的妙计，烧毁了袁绍的粮草。袁军粮草一烧，登时溃不成军，盘踞燕赵大地的袁绍最终输在了军粮上，官渡之战也成了一场拼粮草的战争，可见，在当时，粮食供应已成为各军事集团最大的问题，战争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场如何保证自己后勤和军需的较量。

在各大势力集团中，招募流亡，鼓励生产，积蓄粮草，曹操是做得最早，也是做得最成功的。建安元年，曹操采纳部下枣祗等人的建议，利用攻破黄巾所缴获的物资，在许下募民屯田，当年即大见成效，得谷百万斛。于是曹操在各州郡设置田官，兴办屯田。在兴置屯田的同时，曹操还采取各种措施，扶植自耕农经济。针对当时人口流失，田地荒芜的情况，曹操先后采取招怀流民、迁徙人口、劝课农桑、兴修水利、检括户籍等办法，充实编户，恢复农业生产。此外，曹操还陆续颁布法令，恢复正常租调制度，防止豪强兼并小农。建安五年，曹操颁布新的征收制度，到建安九年，又明确：“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屯田不仅有效地解决了曹操集团的粮食问题，更重要的是，在动荡之年，百姓的生命财产有了保证，能够定居并安心生产这无疑为政权的巩固和扩张建立了强大的后备力量，使战争所需要的士兵、粮食有了可靠的保证，正因如此，所以曹操说：“后遂因此大田，丰足国用，摧灭群逆，克定天下。”屯田、安抚流民、颁布税收制度，这一系列措施，使曹操集团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这是他逐鹿天下的第二张王牌。

除了政治、经济上采取了正确的措施以外，曹操最大的“亮点”还在于他对人才的重视，可以说，三国之间的争斗和兴衰，实际上就是一场人才的争夺战，得人才、用人才者兴，失人才、弃人才者或衰或亡，这是一个铁的定律。在招募、任用人才上，曹操最有远见，也是最成功、最诚心的，因此成为收获最大的赢家。

曹操与袁绍起兵讨伐董卓时，绍问操：“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操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操又对别人说：“汤、武之王，岂同土哉？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这段对话，其实暗示了两个人最后的结局。曹操与袁绍反董卓，未胜而先言败后的策略，这本无可厚非。可谓是未雨绸缪，但袁绍想到的是凭借险要的地势来争夺天下，而曹操想到的却是“凭天下之智力”，即充分发挥臣下的智慧和利用将士的战斗积极性来争夺天下。曹操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人才运用上，不仅真正体现了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而且他不拘一格的人才战略也使后人汗颜。

事实上，历史上的魏、吴、蜀三国地盘的大小和实力强弱与他们网罗的人才数量是成正比的。三国时代，天公抖擞，人才普降，但“虚心求贤”的刘备在招纳人才方面除了演出了三顾茅庐的戏剧之外，再无多少建树，而只有曹操才能做到不拂天公美意，将各路人才尽数搜罗，使其各就各位，共襄大业。

曹操诚聘人才的手法不一，比起刘备的三顾茅庐来更具特色。军师苟攸之所以投奔曹操，是因为收到曹操一封极为恳切的邀请函，内云：“方今天下大乱，正是智士劳心之时，而先生笼袖观望，归隐道山，不觉得太久了吗？”名士阮瑀为了逃避曹操对他的重用，效伯夷、叔齐故事，披发入山。曹操仍不依不饶，竟在山脚下施出焚山求士的狠招，烈焰腾空，终于逼得阮璃先生出山入朝，得以展其所长。曹操听说太史慈的大名后，亦想罗致帐下，遂派人送去礼物。太史慈打开一看，内中空无一字，仅是一味中药，其名“当归”。

曹操求才最惊世骇俗的举动，莫过于他以丞相的身份分别于公元210、214、217年颁布的三道求贤令。在求贤令中，曹操不仅郑重推出“唯才是举”的主张，还大步流星地将这一主张贯彻到无条件的程度，使“唯才是举”成为优先于其他所有原则之上的首选原则。曹操明确地告诉世人：无论你是否有过“污辱之名”、“见笑之耻”，或即使你有过如吴起那样“杀妻取信”、“母死不归”的大恶行径，只要你确有能力，仍会得到我的重用。曹操的三道求贤令不仅是对传统人才观的彻底打破，也是一面一举颠覆中华传统儒教信念的文化反旗。

在曹操求贤令中提到的吴起，一直是备受后人非议的人物。吴起是春秋时期的卫国人，后来到鲁国拜孔子的学生曾子为师，学习儒术。学习期间，母亲去世，因为学业未成，他没有回家守墓，被曾子视为不孝，赶出儒家学派，他只好改投法家学派，学习法律和兵书，在鲁国也颇有名气。后来，齐国人攻打鲁国，鲁国国君想拜吴起为元帅，抵御齐国。但由于吴起娶了齐国的女子为妻，鲁君心生疑虑。吴起想因此成就功名，便杀了他的妻子，来表明自己与齐国没有任何关系。鲁君最终拜他为统帅，率领军队攻打齐国，将齐国打败。鲁国虽然取胜，但备受儒家思想熏陶的鲁人对吴起的做法却不敢苟同。吴起最后辗转到魏、楚等国，在政治和军事上都取得相当大的成就，成为春秋时期法家著名代表人物之一。但至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家统治两汉近四百年，儒家对吴起“母死不归”、“杀妻取信”大肆鞭笞，吴起已经成为“反面人物”，而曹操公然为吴起平反，既是对儒家人才观的否定，也是对整个社会道德信条的颠覆，这种勇气是当时任何人都无法匹敌的。

正是这种真正“唯才是举”的气量，曹操才能从各个角落、各条途径搜罗人才。曹操的人才中，从老兵中提拔于禁、乐进、典韦等将领，从敌方投降过来人才中起用张辽、徐晃、张邰、陈琳、贾诩等人，从地方豪强中起用李典、李通、许褚、藏霸等，从东汉政府中小官吏中提拔荀文若、荀攸、王郎等，从普通士人中起用郭嘉、程昱、刘哗等。这些人才都是曹家大厦的顶梁柱，为曹操立下了汗马功劳。曹操不仅从敌对阵营“挖”人才，即便是自己的死敌，也愿意真心接纳。例如张绣不仅杀害了曹操长子曹昂，还把曹操赶得狼狈不堪。但张绣投降后，马上封侯；刘备一直被曹操集团视为野心家，但刘备落魄时投奔曹操，虽然知道他怀有二心，但曹操不仅帮助他捞了个“豫州刺史”的头衔，还让他混了个“刘皇叔”的招牌。

曹操手下，文人荟萃，谋士云集，战将缤纷，治国安邦之材，独当一面之将，有如过江之鲤，数不胜数，而且曹操能够做到人尽其才。对曹操人品极为不屑的明朝洪迈先生在《容斋随笔》中对曹操作出这样一番总结：“荀彧、荀攸、郭嘉皆腹心谋臣，共济大事，无待赞说。其余智效一官，权分一郡，无小无大，卓然皆称其职。恐关中诸将为害，则属司隶校尉钟繇以西事。当天下乱离，诸军乏食，则以枣祗、任峻建立屯田，而军国饶裕，遂芟群雄。欲复监官之利，则使卫觊镇抚关中，而诸将服……张辽走孙权于合肥，郭淮拒蜀国于阳平，徐晃却关羽于樊，皆以少制众，分方面忧。操无敌于建安之时，非幸也。”

正是由于曹操积聚人才，任用人才，放水养鱼，才能在群狼逐鹿中崛起，成为一代霸主，成为傲视群狼的猛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