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不是哪种社会制度专有的产物。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都很崇尚王道，但又有谁知道，他们都是披着“王道”的羊皮做着“霸道”的虎狼行径。

落日帝国的王权

王道和霸道一直是历代统治者和思想家津津乐道的议题。王道和霸道，简单地说就是“以德服人”和“以力服人”的区别。最早系统建立“王道”规范的当属西周的周公，这位备受后世孔老夫子推崇的西周初年的著名政治家，把夏商时代的礼仪制度和周民族自己的礼仪结合起来，建立了一整套道德规范，并把这套规范和法律规范统一起来，铸成了“礼、乐、刑、政”为表现形式的文武两手，这就是中国王道的起源。

随着周政权的衰弱，周人所推崇的“礼乐”被“春秋无义战”的混乱局面所替代。这时候，以孔孟为首的儒家学派又拾起了被春秋诸侯抛弃的“王道”大旗，建立了一套更完善的规范，成为百家争鸣中的重要一支。

到西汉汉武帝的时候，自诩为儒家学派“杰出代表”的董仲舒把儒家、道家、阴阳家的思想相互杂糅起来，建立了一套完全迎合封建王权的“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把天子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赢得了汉武帝的欢心，从而奠定了儒家独尊的地位，也就奠定了以“德礼”为主要内容的“王道”成为历代统治者大力鼓吹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要战略。

然而，虽然统治者和他们的政客竭力鼓吹“王道”，主张“以德服人”，但真正的中国历史却是一部若隐若现的“霸道”历史。

三代之首的夏朝，实际上是建立在血腥的“霸道”的基础上的。传说依靠“禅让”上台的大禹本来要把氏族联盟首领的职位“禅让”给伯益，但夏启却凭借自己强大的氏族力量公然夺取了氏族联盟首领的大权，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家天下的政权。这种公然违背“传统”的夺权遭到一些部落的反对，有扈氏曾经公然反对，导致双方大战数场，中国最早的“军令”据说就是夏启在决战之前颁布的。

夏朝末年，臣服于夏政权、位居黄河下游的商部落看到夏政权日益不得人心，便举起“除暴安良”的大旗，鸣条一战，击败夏的主力，把夏朝最后一个统治者流放在外，使其客死他乡，商部落从此建立了商朝。到商朝末年，商纣王大兴“酒池肉林”，使社会矛盾急遽激化。而此时，位于关中渭河流域的小部落周人却在暗暗积蓄力量，蚕食商人的地盘。周文王在位四十多年，表面谦让恭顺，暗地里却不断招兵买马，扩充实力，终于到临死之前形成“三分天下，周有其二”的局面。周文王一死，武王即位两年，就连连兴兵伐纣，商周牧野一战，由奴隶组成的商军阵前倒戈相向，让周人轻而易举地建立了新的家天下。

这就是历史上夏商周相互更替的历史，和后世政权血腥的更替历史没有什么两样，无非也就是“霸道”加“诡道”的历史，又有什么“以德服人”可言？

至于儒家大肆贬斥的“五霸”，固然有楚庄王“问鼎中原”的无礼行径，但也有吴越争霸，称雄中原赤裸裸的“霸道”。而齐桓公的“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固然有霸气，又何尝不是调解各国纷争，缓和相互矛盾的一种手段？所以说，古人极力称赞王道，大肆贬斥霸道，似乎二者是截然对立的东西，而实际上它们却是兄弟。

进入东汉时代，“王道”和“霸道”又何去何从呢？对我们的主人公曹操又有什么影响呢？

东汉政权是在大量地主、官僚没有受到根本打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汉光武帝本人是个大豪强，追随他打天下的所谓“云台二十八将”“三百六十五功臣”绝大多数都是贵族、官僚、地主。在政权建立以后，这些贵族地主封侯赐爵，实力进一步膨胀，形成了一个以南阳豪强为基干的豪强集团。这些散布于全国各地的豪强必然要维护自己和自己小集团的利益，也就是说，东汉政权从一开始就存在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大豪强与小豪强之间的重重矛盾。在东汉前期，作为中央集权的体现者的朝廷，虽然具有较高威信，也只能在不妨碍豪强利益的限度内对全国行使着一定程度的控制权，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还能相安无事。但汉明帝、汉章帝以后，继位者都是娃娃皇帝，中央的大权由宦官和外戚轮流执掌，对地方的控制越来越弱，而地方对中央的窥探日益加强。随着不同势力集团矛盾的加深怀斗争的加剧，百姓所受到的剥削日益加重，广大农民的生活已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最终导致公元184年的黄巾军起义。地方豪强借此机会扩充实力，脱离中央，统一的帝国实质上已经分崩离析。

综观曹操步人历史舞台以前的历史，中国就是一部在“王道”掩饰下的“霸道”进程史，而东汉政权特殊的建国根基，特定的发展历史，使得步入一个混乱时代的任何政治家、军事家和野心家，他们不论处于什么目的，都只能是大刀阔斧地遵循“霸道”的路线，走上强权政治，在动乱的时代求得生存和发展。这样，在谋求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后，他们再来偃武修文，用“德礼”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风雨欲来的霸权

正是由于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霸道”霸权的历史，而且由于东汉王朝特殊的建国经历，整个东汉王朝就是建立在大地主、大官僚支持的基础之上，而且由于皇帝的年幼，中央王权长期没有掌握在最高统治者手中，而是由外戚和宦官轮流执掌，这更助长了分裂势力的野心。作为一个深知本朝历史和弊端的世家子弟曹操，他从步入政坛一开始就从来没有想过采用什么“教化”“德礼”之类的“王道”方式，而是实行起了“大棒”政策。

东汉王朝是宦官危害最为剧烈的朝代之一，曹操虽然是靠走宦官这条路线上台的，但却“背叛”了自己的集团，他对宦官的打击是不遗余力的。《杂语》曾经记载，曹操在年轻的时候，就曾经偷偷跑到当时大宦官张让家去试图行刺，可惜被张让发觉，叫家将前去捉拿。不料曹操居然手持长戟，把家将杀得屁滚尿流，之后从容地从后墙逃脱。其胆量和勇气，的确让人望尘莫及。《三国演义》中罗贯中杜撰了曹操手持短刃行刺董卓的情节，虽然属于虚构，但估计他就是从这个故事中看到了曹操的胆量，然后移花接木，把他人的故事嫁接到曹操头上。从曹操行刺宦官张让就可以看出他对当时最腐朽的势力集团的痛恨和过人的胆略。

大约曹操做了回蒙面行刺者，因此这种公然入室“杀人未遂”也没有遭来杀身之祸。在他20岁的时候，反而因为裙带关系举孝廉为郎，被任命为洛阳北部尉。曹操走马上任后，就大肆整顿社会治安。他首先修缮城门，把自己辖区的硬件设施弄好，估计是为了方便他“关门打狗”吧。有意思的是曹操“发明”了“五色棒”。对于棍棒，中国人是不陌生的，棍棒既是古代家庭进行“家教”的必备物品，也是朝廷公堂之上的暴力工具。即便到清末，大棒仍一直是衙门的必备品。但大棒政策起源于何时却是谁也说不清楚的事情，不过汉代第一个对棍棒进行“改良”的却是西汉的汉景帝。景帝时期，由于用棍棒施行刑罚之时，“打手”自己设置刑具，行刑过程中频频换人，往往刑罚没有执行完毕，受刑者就一命呜呼了。于是这位在历史上号称“以人为本”的皇帝特地颁布了《棰令》，对棍棒所用材料以及长、宽、厚度都加以明确规定，并规定施刑过程中不能换人。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皇帝组织的用刑器械的改良和“标准化”。与汉景帝在质量上下工夫相比，曹操的棍棒改革似乎有点儿莫名其妙，他改变的居然是棍棒的颜色，把棍棒装饰得花里胡哨，而且还悬挂在衙门的大门两侧，大有生怕众人不知道的意思。估计曹操如此苦心积虑，主要还是为了达到宣传和震慑的目的，其真正的内涵可能和商鞅的“城门立柱”相类似，即向社会公众发出某种信号：我要玩真格的啦，大家最好小心点儿！

曹操以棍棒宣扬了自己的治安政策，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得更加果敢和坚定，而且打击的目标直指权贵豪强。当时只要违背了朝廷法律的，曹操是“不避豪强，皆棒杀之”，这也是典型的“刑乱世用重典”。因为当时已经是东汉末年，朝廷腐败不堪，汉灵帝甚至公开卖官，整个社会酝酿着反抗的大风暴，世人熟知的黄巾军起义正在积极准备中。作为熟知当时隋况的朝廷官吏，曹操倒是想力挽狂澜，好好整顿一番，这客观上也符合缓和贵族官僚和平民之间矛盾的客观需要。曹操在任职期间，做得最让人刻骨铭心的一件事情就是不畏强暴，杀死了当时灵帝宠爱的宦官蹇硕的叔叔。此人仗着自己在朝廷有靠山，公然违背了曹操的“宵禁令”，结果被曹操毫不犹豫地“咔嚓”了，一时间“京师敛迹，莫敢犯者”。

曹操的霸道固然大快民心，而迎接他的却不是鲜花和掌声，但也不是刀山火海，而是明升暗降和一连串的打击。他很快就被“高升”为顿丘令，远离了宦官们的“乐土”。接着因为妹夫的事情被免官，不久又重新起用。这时候的东汉王朝正是宦官和官僚斗争最为激烈的时候，但是斗争的结果却是以两次“党锢”之祸，大量官僚和他们的家属门生被终身禁止为官而告结束，官僚集团的领袖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还被宦官所害。目睹这一切，一心希望朝廷重新振作，使百姓安居乐业的曹操是痛心疾首，他利用一切机会上书，指出正直的人被诬陷，奸邪之徒布满朝廷，善良之人空有凌云之志却得不到施展的机会。然而，昏庸的汉灵帝仍一味任用奸佞小人，朝廷政治日益糜烂，面对这种大厦将倾的局面，曹操也只能三缄其口，明哲保身了。

就在东汉统治日益腐朽，人民苦难不断加深的同时，在民间流传的太平道的首领张角以传教为手段，以十余年的时间在八个州发展信徒数十万人。为了发动起义，他把信徒组织起来，全国分为三十六方，大方有部众万余人，小方有六七千人，并提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用来鼓动广大农民起来革命。还派人到京师洛阳和各州郡，在官府的门上，用白土书写“甲子”，作为攻打目标。公元184年，历史上著名的黄巾军起义爆发。

面对声势浩大的黄巾军起义，统治集团乱作一团，所谓“病急乱投医”，朝廷把能用的一切力量都派到了前线，而且给了地方众多的军政大权，于是众多的地方军阀开始有了出头之日。同样，乱世当道，这对富有武功谋略，一心想建功立业的曹操来说无疑是一个机会，他被朝廷封为骑都尉，在颍川一带（今河南禹县）镇压黄巾起义。黄巾军声势虽然浩大，却各自为政，最终被统治集团各个击破。在镇压过程中，曹操因军功升迁济南相。

重新得志的曹操似乎再一次看到了让汉王朝脱胎换骨、死而复生的机会，试图把所在地治理成其他地区的典范，再一次实行起他的“大棒”政策，斗争的锋芒仍然是指向贵族、官僚和地主。曹操担任三年济南相主要就是大肆打击地主、官僚的腐化享乐。东汉在开国的时候，也效仿西汉刘邦大肆“封邦建国”，把刘氏子弟和功臣贵族分封到各地为王为侯，但一般只让他们收取租税，而不能当权理政。但随着中央集权的削弱，对地方的控制也就有所松懈，颇有实力的王侯便乘机与地方势力勾结，成为地方霸主。随着封建经济的复苏，通过经营商业也崛起了一批地主，他们富比王侯，西汉司马迁就曾经称他们为“素封”，意思是虽然没有爵位，但拥有的财富却不在王侯之下。在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后，这些地主又通过向封建政权输纳租税，购买官职爵位。特别在汉灵帝时公开拍卖官职爵位，甚至可以“赊账”买卖，使得拥有朝廷赏赐爵位的权贵比比皆是。这些人仗着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生活上奢侈享乐，相互攀比，经济上巧取豪夺，欺凌百姓，造成整个社会豺狼当道，百姓悲泣，风气糜烂。

曹操治理下的济南城阳是景王刘章的封国，由于他有功于汉室，因此在封国修建了祭祀的祠堂，供四时祭祀，以突显出他的特殊地位。但到东汉末期，整个青州竞相效仿，济南更是盛行，各类大小祠堂竟然有六百多座。这些祠堂不仅浪费大量财力，而且成为贵族、地主借祭祀祖先之名，装神弄鬼，勒索本族穷人和依附他们的佃户的工具，这种乱建祠堂的行为在封建等级制度森严的时代是明显违制的。更严重的是，众多商人和从朝廷“购买”了爵位的地主利用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从作倡乐，奢侈日甚”，而百姓却日益贫困。对于这些现象，震慑于地方势力的强大，历代长官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而，经过战争锤炼的曹操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一上任就将治所内的祠堂悉数毁弃，并禁绝官僚地主修建和祭祀，接着他又移风易俗，打击各种装神弄鬼、聚敛钱财的行径，奢靡的社会风气顿时有所改观。对于不愿或不敢推行自己政策的官吏，曹操都毫不留情地一一革职，换上精明强干的官吏。曹操利用强权对敢于对抗的势力毫不手软，再加上他本身在朝廷有着坚实的靠山，以至于他担任济南相三年，那些欺诈百姓的恶霸地主纷纷狼狈逃窜，甚至不敢在他管辖区域内停留。史书记载，在他治理下“政教大行，一郡清平”。

然而，曹操并没有因为他的卓越成就而得到重用，相反，他再一次被明升暗降，去担任有名无实的东郡太守。意识到在他人手下“打工”，自己没有最终决定权只会是朝夕不保，曹操干脆托病回家，潜心读书狩猎，修文习武，等待机会。这时候，他已经意识到身在乱世，只能依靠军权、强权才能扭转乾坤。

争霸的信条：宁我负人，毋人负我

公元188年，由于西北金城边章、韩遂刺杀了凉州刺史和金城太守，发动反叛，聚众十余万，再次威胁到京师，曹操在此时被任命为拱卫京师洛阳的西园典军校尉。对于这个控制一定兵权的“肥缺”，曹操欣然笑纳，立刻走马上任。但就在这风雨飘摇的时候，荒淫无度的汉灵帝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太子继位，何太后摄行国政，此后东汉政权演绎了最后一次外戚和宦官的争斗。何太后任命自己的兄长何进为大将军，掌握朝政大权，可惜此人却是一个志大才疏的草包。他看到宦官对自己的势力集团有所威胁，却分不清主次，主张对所有宦官一网打尽，而何太后却优柔寡断，最终被无孔不入的宦官得知了这一消息。正当愚蠢的何进采纳了和他一样短视的袁绍的建议，以朝廷的名义命令董卓带领军队进京诛灭宦官，不料却被宦官动手杀了。然后就是袁绍兄弟、曹操率领拱卫京师的禁军杀尽宦官，接着又是董卓进京，控制了中央大权。

董卓其实还算是有自知之明的，他知道自己从甘肃带来的不过是一群只会打仗却毫无治国经验和社会地位的武夫。因此，他一方面以朝廷的名义任命众多世家大族的子弟担任地方重要郡县的刺史，一方面试图拉拢朝中的士人、社会名流为自己服务。但袁绍虽心高气傲，却又怯弱，因而逃之天天。曹操知道董卓虽乃一介武夫却是狼子野心，必将汉室江山搅得天翻地覆，于是潜逃。董卓以朝廷的名义下令通缉他，曹操于是从一位军队统领变成朝廷要犯，只能是风餐露宿，狼狈逃窜。相传他逃到河南成皋故人吕伯奢家，故人先让他休息，然后杀猪打酒盛情款待。但整日担惊受怕的曹操从睡梦中醒来，听见磨刀霍霍向猪羊的声音，又听见好友家人低声谈论着“杀”什么，不由得手脚冰凉，心惊胆战，于是提起宝剑，把吕伯奢一家杀得干干净净。明白杀错了人之后，曹操悲怆地喊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从此，这成为他争霸的信条。

190年正月，袁术、韩馥、孔仙、刘岱、王匡、袁绍、张邈、桥瑁、袁遗、鲍信响应号召同时起兵讨伐董卓，推袁绍为盟主。有意思的是，这些人大部分的职务和地盘都是董卓以朝廷的名义给的，而他们却打着“拯救”朝廷的名义来反对董卓。曹操招集了几千人马，参与其中，代理奋武将军的职务。但面对西凉劲旅，诸侯联军观望不前，唯曹操孤军奋战，败于董卓部将徐荣，曹操中箭伤，力战得脱。诸侯联军分崩离析后，曹操看透了这帮“公子哥儿们”的嘴脸，便拒绝了袁绍的拉拢，开始独立发展势力。

事实上，东汉王朝从黄巾军起义以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就显得力不从心；到董卓独揽大权，诸侯征讨之后，中央政权也就名存实亡，各路诸侯正式开始逐鹿中原，称霸称王了。在这群狼并起的乱世，曹操虽然最初实力较弱，争夺霸权也非一帆风顺，但采取霸道的策略却是始终如一的，只是这一策略的实施有得有失，既保证了他统一北方，但过度的屠戮，在某种意义上也让他失去了一统天下的机会。

最初单干的曹操本钱并不雄厚，因此，他一直在扫荡实力较弱的黄巾军余部。在192年，他被迎人兖州镇压黄巾军，曹操降服几十万黄巾军，挑选其中精锐，组织成青州兵，树立了自己的威信，兵不刃血地占领了兖州的地盘，可谓形势大好。但公元193年，由于自己的父亲曹嵩赶往曹操地盘的路上被徐州陶谦的部下杀害，曹操大开杀界，在自己的历史上狠狠地涂上了罪恶的一笔，也使自己的事业一度陷入低谷。当得知父亲一行被害，曹操大怒，立即发兵攻打陶谦，连续攻下数城。陶败走郯城，闭门不战，曹操攻之不克，遂兽性大发，将自己所占领的徐州城邑中的老百姓“坑杀男女数十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当时徐州的百姓，不少是关中地区为避董卓之乱的逃难百姓，他们万万没想到，逃到比较和平的徐州后，等待他们的是更加恐怖万端的大屠杀！曹操未能攻下郯城，又攻取了其他三个县，也“皆屠之，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曹操也用疯狂的屠杀制造了数县“无人区”。第二年，曹操余怒未消，再次攻陶谦，“略地至琅邪、东海，所过残减”。事实上，徐州的老百姓与曹操父亲被杀一案实在没有一丝一毫的干系。曹操如此大肆屠戮，固然有为父复仇的意味，但可能也存在“乱世用重典”杀人立威的意思。因为陶谦在徐州是比较得民心的，所以，曹操杀人，可能还是试图创造一种心理震慑的压力。后来曹操制定的原则，就是在围城之后仍然坚守的，实行屠城政策，这种方式一直延续到北方基本平定。

事实证明，曹操这种对百姓实行“霸权主义”，制造“无人区”的政策是相当失败的。曹操在徐州的屠杀，与其后刘备在徐州实施仁义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从而为刘备赢得良好的声誉，陶谦死后，将徐州交给刘备治理，徐州一度成为刘备争雄的基地。这一恶果甚至影响到此后决定三分天下的赤壁之战，在曹操攻打荆州的时候，刘琮束手投降，荆州百姓宁愿跟着兵微将寡的刘备逃难，也不肯归顺曹操；江南的百姓，也誓死与曹军抗争到底，这些都是曹操屠戮百姓政策的后遗症。同时，曹操的屠戮，使主动依附他的兖州势力大失所望，曾经一度拥护他的张邈、陈宫感到心寒，趁着曹操再次征讨陶谦的机会，迎来骁将吕布，背叛曹操，整个兖州郡县纷纷相应，落在曹操集团手中的仅仅三座县城。这一突变，让曹操又在兖州与吕布相持近两年，才重新夺回地盘，巩固下来。

曹操对百姓的大规模屠杀基本就是徐州一战，但在日后的战争中，采取屠城来恐吓对手的方法却是频频出现。与吕布争夺、收复兖州的战役中，有勇无谋的吕布最终被曹操打得落荒而逃，带着张邈、陈宫投奔了徐州的刘备。张邈让弟弟张超在雍丘保卫家属。曹操从8月围城到12月，城破之后，不仅夷灭张邈的三族，还将满城百姓屠杀得干干净净。这种屠城方式，在日后战争中不时出现，足见曹操的屠城绝不是像徐州屠城一样一时冲动，而是一种有计划的震慑对手的方式。除此之外，曹操对于战场上的对手同样冷酷无情。公元200年，官渡之战发生。曹操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固然成为历史上的著名战例，但在此战中，曹操也再一次展示了他的残忍。偷袭乌巢成功后，他将千余俘虏割掉鼻子（一说杀死后割掉），牛马割去唇舌，用这样血淋淋的办法来使袁绍的将士感到恐怖。官渡之战结束后，对于战俘，“操尽坑之，前后所杀七万余人”。由此可见，曹操屠杀军民都是有计划、有目的的，都是他采用霸道的方式争夺地盘和权势的一种策略。

曹操不仅仅对社会最下层的百姓、士兵采取屠戮手段来震撼对手，使他们归顺并“不负”自己，对于捏在自己手中的王牌——汉献帝，他同样也做到了“宁我负人，毋人负我”。

曹操是最早认识到汉献帝价值的军阀，公元196年，曹操在洛阳找到了汉献帝一行，接着又挟持这位末代皇帝到了自己的巢穴——许昌，从此，这位皇帝就一直成为曹操最有含金量的傀儡。曹操曾经一度对汉室忠心耿耿，但前期当“忠臣”屡屡受挫的遭遇已经使他对汉室失去信心。因此，曹操将汉献帝挟持到许昌的时候，他心目中的“汉室”已经死了。曹操迎接献帝，不是为了“再造汉室”，而是为了利用汉献帝这块招牌来壮大发展自己的势力，使自己的志向得以实现，因此他绝不容忍汉献帝这个小集团违背自己的愿望。

事实上，汉献帝不是一个昏聩之君，只是生不逢时。从历史隐约的记载来看，他至少与曹操进行过两次较量。建安四年，即公元199年，国舅董承接到汉献帝的衣带诏，与种辑、吴子兰、王子服、刘备合谋反曹，但最后事情败露，曹操在关渡决战前夕返回许昌，将董承等人灭族。当时董承之女为汉献帝贵人，而且怀有身孕，献帝数次求情，曹操一样毫不手软，屠戮殆尽。在此之后，汉献帝伏皇后看到曹操凶残面目，感到迟早不能幸免，修书给父亲伏完，希望能够寻找机会除掉曹操。像这种铲除枭雄的大事，汉献帝不可能不知道，至少要经过他的默认和配合。然而，慑于曹操实力日益膨胀，直到建安十四年，伏完死去，都始终没有动手。到建安十九年，事情终于泄露，曹操不仅逼迫汉献帝废掉皇后，而且命令华歆带兵闯入皇宫，把躲在夹壁中的皇后搜出，拖着就走。这时献帝与御史大夫郗虑坐在朝堂，披头散发的皇后踉踉跄跄从其跟前经过，皇后拉着献帝的手说：“不能再救救我吗？”献帝说：“我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没有命呀！”献帝回头对御史大夫说：“郗公，天下还有这种事吗？”短短两句话，表现出献帝的凄凉、无奈与极端的愤怒。曹操不仅杀了伏皇后，还毒死他所生的两个皇子和宗族几百口人。其方法之霸道，手段之残忍，一直为后人所诟病。

曹操的这些行为，在封建社会就是以臣弑君，以下犯上，是大逆不道的举动，这固然给了对手以口实，其实也是曹操为巩固自己的权威，防范心腹之患的一种霸道手段。但他的“宁我负人，毋人负我”无疑在这些方面都走向了极端，成为后人“毒化”曹操的有力证据。

曹氏中央集权的特色

曹操的霸权方式虽然给上至天子，下至庶民军士带来了众多的灾难，但在当时也是一条比较实在的办法。因为从东汉中期开始，东汉政权就在开始逐步腐化溃烂，整个东汉政权因宦官、外戚之鱼肉人民一百多年而丧失了存在的价值。“王纲解纽”的结果是地方势力坐大，野心家层出不穷，这时候谁有能力把苦难的全国或一部分老百姓加以保护，谁就够资格取汉朝而代之，或割据一方以静观世变。因此，在乱世，所谓的“仁义”“王道”是根本行不通的。

曹操虽然残忍，但通过强制手段，让中原大部分地区至少重新统一在名义上以汉献帝为首的汉政府的旗号下，形成了局部地区的中央集权。他把流离失所的汉献帝，接至许县，替献帝修了宫殿，立了朝廷，安排了日常起居，筹划了宫廷经费。通过几十年的东征西讨，曹操把大部分的汉朝领土、十三州部中的七州一部，都统一于许县的汉朝朝廷之下，使得这些州部之内不再有小军阀、盗匪或作乱的胡人，也不再有显著的贪官污吏，叫人民安居乐业，至少给了老百姓活命的机会。

曹操霸权最大的成就还在于对于当时地方豪强、世家大族的打击、压制，有力地打击了至东汉中叶以来危害中央集权一百多年的地方分裂势力。从曹操早期步人仕途的所作所为我们可以看出，曹操从一开始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但由于祸害根子在中央，曹操作为一个中层官吏，根本没法改变一个腐朽的朝廷，无法与整个朝廷的腐败势力较量，因此他跟本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无论他在洛阳还是担任济南相时，尽管他都取得了令人刮目的成就，但最终仍是以结束自己的官职而告终，正是这种遭遇，使他不再把希望寄托在朝廷身上，而是建立“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氏”朝廷，这样，自己的意志才能得到彻底的贯彻执行。

在曹操掌握政权以后，大力推行法治，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才得以真正、全面的贯彻。他说：“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事实证明，这种把打击锋芒指向贵族官僚是曹操赢得人心，取得胜利的一大“法宝”。

如果把袁绍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术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怀柔”与“霸道”两种不同的政策造成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

袁绍迎合维护的是中上层官僚地主的利益，这只能使一小部分中上层人士对广大下层小吏、士民进行残酷的剥削，一部分人占据了整个社会的大部分资源，这样的宽容自然不能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所以袁绍虽地盘较大、兵力较多、粮食较足，但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离心力强，下层士兵补给少，战斗力不强，在暂时占优势的时候，还能维护整个集团表面的团结，一旦战局不利，则逃的逃，降的降，终为曹操所败。

曹操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把打击的重点指向地方豪强，实际上就抑止了豪强对百姓过分的剥削和压迫，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为自己的政权赢得了较多的人力和财力资源，其主观目的虽然是为己，但客观上还是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因而收到了“百姓喜悦”的效果。

在打击地方豪族的同时，对于归附自己，进入中央政权和加入曹氏集团的官僚臣子，曹操加强了防范和监督。曹操鉴于东汉政权宦官、外戚、官僚形成团队、结党营私的弊政，不容许臣下有任何结党行为。

他下令说：“今清时，但当尽忠于国，效力王事，虽私结好于他人，用千匹绢，万石谷，犹无所益。”曹操为了监视群臣，效仿汉朝建立的监察制度，设置“校事”。这一举动受到众多大臣反对，他们的理由似乎很“冠冕堂皇”，认为“非居上信下之旨”，实际上就是要摆脱上位者对自己的监察考核，维持贵族官僚长期享有的特权。

面对臣僚的反对，曹操毫不退让，他的解释也振振有词：“要能刺举而办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即“校事”是专门用来挑毛病，为大众办事的，你们这些“贤人君子”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这里所谓的“贤人君子”，主要指世家大臣，他们累世为官，枝连叶附，名望和势力很大。

鉴于这一事实，曹操一方面不能不加以笼络，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实权；一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贱的校事来检查他们的行动，这一措施与东汉初年刘秀大力提拔下层小吏，建立掌握实权的御史台，架空“三公”，从而巩固皇权的做法是一致的。这一制度的效果如何呢？我们可以用日后孙权的话来回答。孙权说：“长文（陈群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畏操成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意即像陈群这样的贵族，之所以能够兢兢业业为曹操效力，就是因为曹操在他们头上架起了一把钢刀，只要有“谋私”举动，就会遭到丧身灭族的后果。

就是在这种高压政策下，曹操的政权才能不断发展，蒸蒸日上。事实上，加强对臣僚的监督和打压，不是曹操一个人的举措，孙权也仿效曹操设校事一职，诸葛亮在治理蜀国的时候，颁布《蜀科》，以打击蜀中刘璋纵容姑息的贵族官僚，维护了蜀汉小朝廷。可见设置监视大臣行动的校事，以防东汉长期盛行的大臣结党拉派的重演，是保证政权巩固的一项必要举措。

事实上，从曹魏政权的内部结构看，归附在曹操集团的人才群体中，世家大臣最多，潜在的危险也较重。曹操为自身及子孙计，设置校事以伺察大臣，虽有些苛刻，但若不这样，是难以制服他们的。史称：“曹公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这正是霸道的一种极端表现，反映了出身较低微的曹操与出身世家的贵族之间的尖锐矛盾，以至于他不得不依靠暴力来维护自己的权威，贯彻自己的意志。

曹操推行霸权，巩固自己的权威和中央集权走得最远的就是试图恢复中断近四百年的“肉刑”制度，以增加政权的震慑和恐吓效果。肉刑本身源于远古的战争，后来统治者把战场上对人肢体生命的伤害引入司法领域，建立系统的刑罚。在夏商周朝的时候就有了繁密系统的肉刑制度，所谓的“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册；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其实就都是系统的肉刑。古代的肉刑是一种“断肢体、刻肌肤、终身不息”的刑罚。具体的刑罚大致包括黥（在脸上刻记号或文字并涂上墨）、劓（割鼻）、刖（断足）、宫（毁坏生殖器）几种，而具体到每一种刑罚就多达到上百条款，合计数千条。由于统治者滥用肉刑，甚至造成了“屦贱踊贵”的局面，而西汉刘邦之所以能够夺得政权，其中的一条重要措施就是废除了秦朝残酷的刑罚。到汉文帝的时候，原齐地太仓县令淳于意犯了罪，应处以肉刑，押送长安。其名叫缇萦的女儿上书，认为肉刑的实行使有心改过自新的人也没有机会了。文帝深受感动，下令废除肉刑，此后景帝进一步完善，终于使存在上千年的肉刑得以从制度上废除。公元213年，曹操在部分臣僚的支持下，打算在刑事上恢复肉刑。在肉刑废除440年后，又重新恢复，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引起众多的非议，认为这是一种巨大的倒退。但如果换一种角度来看，在一个特权极端盛行的国家，在一个法律被贵族地主官僚蔑视了将近一百多年的国家，恢复肉刑固然受苦最多的可能是百姓，但在一个对贪赃枉法极度痛恨的强权人物的统治下，肉刑的锋芒同样指向统治集团内部那些恶毒剥削百姓的上层人物，因此，主张恢复肉刑只是曹操霸权的一种极端体现罢了。

曹操生性残忍，这既有他天性恶毒的一面，也有在乱世求生存，争夺霸权的客观需要，但如果真正分析，正是在这种霸道的经营下，黄河流域基本实现了统一，在曹操强权治理下，汉末的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而且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风气都与以前有所不同。朝中不但互相倾轧、结党营私的大臣有所减少；地方上恣意妄为而不受惩罚的官吏和豪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贵族官僚也不敢过于奢侈享乐，整个社会风气有所好转。司马光说曹操“化乱为治”，并非无据。其后的事实也证明，曹操所奠定基础的曹魏政权是最拥有实力的一个局部政权，正是有着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所以最终由这个政权完成了重新统一全国的任务。曹操生前身后的事实也表明，霸道是当时实现霸权、争取统一的唯一办法和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