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活着称帝和死后追封的四百九十多位皇帝，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谁都以为皇帝个个威风八面，为什么又有皇帝哀叹：但愿世世代代不要生在帝王家？只是因为落毛的凤凰不如鸡，失去权势的皇帝也会被犬欺！

始皇陛下的政治遗产

也许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没有多少人知道，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在中国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甚至在世界都有相当高的知名度。为什么？只因为他缔造了一个大帝国，“创造”了皇帝的称号，而且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货真价实的“皇帝”。

“皇帝”称号是秦始皇显威风、摆阔绰、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吗？不是，历史上的始皇陛下创造出来的“皇帝”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强烈的政治动机，皇帝称号是一步步发展而来的。

“皇帝”一词的来源最流行的说法，就是秦统一中国以后，秦王赢政觉得自己是“德兼三皇，功过五帝”，“王”已不足以显示其尊贵，于是便把“三皇”和“五帝”各取一个字，创造出“皇帝”的称号。从此，这一称号就成为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称号，无数的野心家、阴谋家、政治家为了这一名号进行了“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争夺，无数的悲欢离合、血流漂橹就是为了争夺“皇帝”这一宝座。

那么什么又是“三皇五帝”，为什么始皇陛下偏偏青睐于“皇”和“帝”呢？

“三皇五帝”在历史上有多种说法，有人认为“三皇”是指人世初期的三位神皇，分别是“天皇”、“地皇”、“人皇”。其中“天皇”、“地皇”与“皇天后土”有着直接的关系，“天皇”就是从“皇天”倒转来的，“地皇”就是从“后土”转换来的，也有人认为天地二皇与“皇天”、“后土”的关系是间接的，其“本生娘家”应是齐地“八祠”之祀里的天主、地主。天主、地主是八神祭祀中最高的神——天地之神。燕齐方士“把天主、地主、人化成了天皇地皇”。所以“三皇”应当是指天、地、人三界之神，这三位神就囊括了整个宇宙空间。当然“三皇”也有人认为是三个先进的民族或者三位讲究“王道”来治理天下的君主。至于“五帝”，一种说法是炎帝神农氏、黄帝有熊氏、颛顼高阳氏、帝尧陶唐氏和帝舜有虞氏。也有人认为“五帝”是少昊金天氏、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帝尧陶唐氏及帝舜有虞氏。司马迁《史记》所记“五帝”为：黄帝、颛顼、喾、尧、舜。从这里可以看出，“三皇”很大程度上是指“神”，而“五帝”则很可能是在夏以前部落联盟的最高领袖，由于他们的英名领导，使部落得到迅速发展，因此被人们以“帝”来尊称。

但春秋战国时期秦人所称的“五帝”又与中原诸国有所不同，更接近于神。早期秦人以为天有青、黄、白、赤四神，此说源于殷代的四方崇拜，卜辞中有祭四方神的记载，四方神的地位仅次于上帝。到春秋时，秦人把四方神上升为帝。到战国中后期，秦人根据当时流行的阴阳五行说，将“四方之帝”与五行、方位等结合起来，创立了新的“五帝说”：五帝称五方之神，即居于东、西、南、北、中的五位天神。青帝，东方天帝太昊，主春；赤帝，南方天帝炎帝，主夏；白帝，西方天帝少昊，主秋；黑帝，北方天帝颛顼，主冬；黄帝为古代圣王，地位最高，为中央之帝。这是秦地形成的一种比较特殊的五帝崇拜，与早期中原地区的五帝崇拜显然不同。在中原地区，五帝本是上古帝王，是民族始祖或首领，当然也是祖先神，到了秦人那儿，却又被赋予了各主宰一方一时的职责，兼有天神的功能。秦人心目中的五帝，集圣王、祖先、英雄、天神于一身，成为秦人膜拜的对象。

由此可以看出，“皇”和“帝”在古人眼中，特别是秦人心目中，很大程度上是“神”，是无所不至，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凌驾于万物之上的“神”。

正因为“皇”和“帝”都可望而不可及，是人世间普通君主难以比拟的，因此，在进入夏朝奴隶制阶级社会以后，国家的最高统治者都称“王”；商朝崇拜鬼神，把上帝神和自己的祖宗神结合起来，认为商王作为人世间的最高统治者是上帝神之子，因此“天子”一词当时已经出现。殷商末期，位于西北的周人开始崛起，当时周人的首领就开始称王，周文王苦心经营四十年，“三分天下，周有其二”。武王灭商后，周人实行“封邦建国”并建立了公、侯、伯、子、男五级爵位。周人试图以“敬天、孝祖、保民”，通过王道来维持自己的长久统治，这就发生了“周公制礼”的一幕。

但是到了西周中后期，周王室就开始衰微，西周灭亡，东周开始的时候，周王室的直属封地大大减小，甚至到了要向西周初年分封的各诸侯乞讨才能过日子的地步。王室的衰微，“天下共主”地位的丧失，而一些分封的“公”、“侯”却日益坐大，相互争斗，使整个社会陷入一个长期动荡阶段，这就是春秋战国。春秋时期，大大小小诸侯国相互争战，争夺土地和人口，所谓的“春秋无义战”就是指这一阶段。但这个时候，虽然周王室衰弱，但名义上还是“天下共主”，传统观念仍然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能够称“王”的仍旧只能是周王。而这时兴起的是“争霸”，这就是春秋发生的“春秋五霸”，当时称霸的诸侯国首领被周王认可之后被称为“伯”，“伯”就是“霸”的意思。“霸”其实就是一直完全依靠武力来征服对手，号令天下的一种方式。

显然，从这一演变来看，皇、帝、王、霸既是四个历史发展阶段，也是四种称呼；既是四种治国安邦之道，也是四种社会发展所能达到的境界。其中“皇”和“帝”几乎就是神，是纯粹的“王道”，而“王”则是神人之间，王道与霸道之间，而更倾向于“以德服人”，而“霸”则是纯粹的暴力，“以力服人”，是典型的“霸道”。这四种方式呈一种递减序列，《管子·兵法篇》就说“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谋兵得胜者霸”，可见“霸”在当时是最低境界，而“皇”和“帝”才是“高级发展阶段”。

战国时期，周天子的权威彻底丧失、以“七雄”为主的争霸更加激烈。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而春秋战国兴起的“百家争鸣”也出现了思想论战，各自提出了统一天下的策略。其中儒家主张“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认为统一需要“以德服人”，主张王道。但诸侯在不公然否认“王道”的基础上，真正采纳的却是法家大肆鼓吹的，更接近现实的，“以力服人”的霸道。所以战国可以分为魏国独霸中原时期，秦、齐对峙时期，秦统一六国时期。但称霸仅仅是诸侯理想的初级阶段，是皇、帝、王、霸的起步，因此，当诸侯国自认为拥有足够的实力的时候，他们就向“王”、“帝”的更高阶段发展。公元前344年，魏惠王“乘夏车，称夏王”，俨然摆出天子的场面来。有了这个开始，不久，齐、秦、赵、韩、燕、中山相继称王，掀起了一个称王运动。战国显然是一个“争于气力”的时代，“以力服人”的霸道显然更实用、更有效。但在世人心目中，王道却具有更大的号召力，这一方面是因为王道以民为本，以德服人，居仁行义，深得人心；另一方面是因为在“道”的层面上王本身就比五霸要高出一截，所以，争霸者表面上扯出王道的旗帜，实际上却干起霸道的勾当。但是“王”一多，便显得不够气派，不能“鹤立鸡群”了，因此，战国的各国“王”等到实力大增，在争霸战争中脱颖而出、不可一世的时候，就不满足于称王了，要进而称帝。公元前288年，秦、齐同时称帝，秦昭王称西帝，齐滑王称东帝，东西二帝并存。称帝超出称王的层次，是更上一层楼，王基本上是人主，是国君；帝则是半人半神，具有相当的神性了。从称霸而称王而称帝而称皇的递升过程中，越是往上，难度越大，所以当时称霸、称王的多，称帝的仅东西二帝，而且是昙花一现，后来齐、秦又出于各种目的取消了帝号。

到了秦王赢政，他凭借六代国君积累的强大实力，以摧枯拉朽之势统一中原，真正做到了独步天下。他自以为兼有三皇之德、五帝之功，为了显示自己的“前无古人”，干脆把皇、帝的称号一并收有，创造出了一个新的“皇帝”称号。“皇”和“帝”本身就是整个社会各个阶层公认的“神”，自称“皇帝”实际上就把封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尊之为“神”而非人，不仅使“皇帝”显得高高在上不可侵犯，更加把最高统治者披上了一层全社会认可的“神”的外衣。因此这一称呼被后代最高统治者欣然接受，成为始皇陛下留给后人的一项“遗产”，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就是一部造皇帝、造神的历史。

无能皇帝的“榜样”力量

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不仅创造了皇帝的称号，把皇帝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且创造了一系列的制度来保障皇帝的绝对权力。他改“命”为“制”，“令”为“诏”，皇帝自称“朕”，臣民称皇帝为“陛下”。陛下本是宫殿前面的阶梯，用此来代称皇帝来表现对皇帝的尊重。同时将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皇帝手中“事无大小，皆决于上”，臣子只有建议和执行的义务。这样，秦始皇创造的皇帝制度，使整个社会成为一种以皇帝为核心的金字塔型的高度中央集权。这种制度对一个从长期分裂走向统一的帝国来说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权力愈是集中，就要求近乎于“神”的皇帝愈是精明能干，精力过人。一旦皇帝因为自身的原因不能驾驭庞大帝国的罗盘的时候，权力要么就被滥用，要么就会落入他人之手，这样就会给帝国带来灾难，最终也会波及高高在上的皇帝，从秦始皇以后的封建历史一再证明了这一点。

就秦朝而言，始皇陛下之后的秦二世胡亥是靠着阴谋上台的，既没有治国的经验，又不会任用忠心耿耿的大臣，仅仅信任一个心智不健全的宦官赵高。他们以屠杀皇族，屠戮天下臣民来维护自己的绝对权威，把秦始皇实行的暴政推向了极端，最终引起农民起义风暴，让显赫一时的大帝国灰飞烟灭，成为昨日黄花。在秦朝废墟中建立起来的西汉帝国，“汉承秦制”，把“皇帝”的一套规章制度全盘接受，西汉11个在位的皇帝，开国皇帝打下江山，其能力自不待言；汉惠帝经历过战乱，还能守成；文帝、景帝经历过内乱，有着治国安邦、临危不乱的经验，因此出现“文景之治”；汉武帝则把帝国推向高潮。另外，西汉皇帝基本上是成年继承皇位，因此整个西汉两百多年还是稳稳当当，只是出了王莽这个腐儒，挟持一个娃娃登基，借用当时社会盛行的谶纬将西汉王朝“盘点”到自己手上，建立了“新”朝。可惜这位只会复古的大儒也拿不出好办法来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越弄越糟，最后又被汉景帝刘氏后裔“光复”了政权，建立了东汉王朝。

然而，东汉王朝从总体上来说是一个比较糟糕的王朝，高度集中的皇权却遇到了一连串窝囊的皇帝，皇帝制度体现出来的弊端在这个王朝表现得淋漓尽致。

东汉的光武帝是在马上得到的天下，具有雄浑的魄力和高超的治国手段，因此能够驾驭建国初期艰难困苦的局面，但由于是在贵族官僚的帮助下取得的天下，因此他在很多地方不得不认可这一势力集团的特权，这就为日后东汉地方豪强的分裂埋下了伏笔。光武帝之后的明帝、章帝都是成年继位，深知创业难，守业更难，也还能够兢兢业业，使东汉的政权继续向前发展，不过章帝的时候，已经开始纵容外戚。

但在汉章帝以后，东汉政权的皇帝都是娃娃登基，这就使至高无上的权力落入他人之手，皇帝往往成为摆设，成为各种集团争权夺利的挡箭牌。

公元88年，年富力强的汉章帝死去，年仅10岁的和帝即位，这就好比一个娃娃捧着一座金山，不知道如何花，也不知道如何让它钱生钱，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样，皇帝的“神权”旁落了。这时，窦太后临朝，太后兄窦宪以大将军掌握了朝政。这是东汉一代外戚专权的开始。窦氏家族成员布满朝廷，掌握高官要职，百官只能是唯唯诺诺，皇帝也成为摆设。和帝年龄稍大时，对窦氏专权极为不满，但他由于在深宫内与内外臣僚隔绝，可以依靠的只有宦官。公元92年，他利用中常氏郑众掌握的部分禁军，诛灭窦氏集团在太后身边的党羽，郑众等宦官因此被封侯，并参与朝政，这是东汉王朝宦官干预朝政的开始。

如果这些“十年媳妇熬成婆”，基本长大的皇帝懂得养生，活得久一点儿也好，偏偏他们一旦拥有了皇权，就拥有了帝国的全部财富，在酒色才气的多重“熏陶”下，皇帝们的身体很快就被掏空，然后一个个很是“心不甘、情不愿”地离开他们一度拥有的花花世界，因此，东汉的皇帝就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

公元105年，年仅27岁的和帝就驾崩了。大权再次落到外戚手中，和帝的皇后邓氏开始立生下来才一百多天的殇帝刘隆即位，殇帝于次年8月死去。之后，邓太后立和帝的侄子刘{；占为帝，史称安帝。邓太后依靠兄长邓骘掌权，邓氏一门，权倾朝野，引起了安帝的不满。公元121年，邓太后死后，安帝借用宦官集团打击邓氏外戚，邓骘被迫自杀，邓氏家族自此败落。宦官李闰、江京受到安帝重用。

公元125年，32岁的安帝又死去。依照惯例，太后阎氏掌权，这是一个志大才疏的太后，不会缓和内部矛盾，很快与宦官集团产生冲突。阎太后与兄弟阎显开始立章帝孙年幼的北乡侯刘懿为帝，但他不久便死去了，史称少帝。阎太后又想立一个小儿为帝，而宦官孙程等人密谋，杀掉江京、阎显，拥立宫女所生的废太子，11岁的刘保即位，史称顺帝。阎太后被迁，孙程等人被封侯，宦官势力大为增长。

安帝、顺帝时期，宦官已经发展到随意干涉朝政，甚至假传皇帝的命令、胡作非为的地步，皇帝也无可奈何。为了压制宦官集团，顺帝开始扶植外戚势力，相继拜皇后父亲梁商和其子梁翼为大将军。

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外戚和宦官都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而且都发现了立小皇帝的妙处。这时，权力的中心已经转移到各个集团手中，东汉的皇帝似乎已成为各个集团攫取权力，打击对手的一张王牌。

顺帝死后，外戚梁氏掌权。梁太后和梁翼先后立2岁的冲帝刘炳、8岁的质帝刘缵、15岁的桓帝刘志，成为外戚执政的极盛时期。梁翼所立的质帝聪颖早慧，对梁翼的专权不满，称他为“跋扈将军”，竟然被梁翼毒死。梁翼毒死质帝，打压朝廷大臣。公元146年，立自己的妹夫，15岁的刘志即位，史称桓帝。外戚梁翼专权的24年里，立了3个皇帝，梁氏一门出了七侯、三皇后、六贵人、两大将军，强占洛阳周围黄河南北两岸近千里土地成为自己的私产，东汉外戚势力发展到顶峰。

公元159年，梁皇后死去，成年后的桓帝不甘大权旁落，于是与宦官单超等人合谋，派兵突然包围梁翼府邸，迫使梁翼自杀，重新夺回大权。但此时真正掌握权力的不是皇帝，而是宦官。梁氏灭门后，有功的五名宦官同日封侯，被称为“五侯”。

从和帝永元四年（92年）至桓帝延熹二年（159年），这期间基本为皇帝年幼继位，以致太后临朝，太后又以自己的父兄辅政，遂使外戚出入宫廷，掌握大权，不可一世。年幼的皇帝长大以后又依靠宦官的力量打击外戚。这六十多年间共发生了四次大的外戚与宦官的斗争，最后均以宦官获胜而告终，使得宦官集团势力逐步加强，并一步步向权力巅峰迈进。

从桓帝剪除梁翼以后到灵帝时期，是东汉历史上宦官最为骄横的时期，也是宦官势力发展的顶点。此时的宦官利用选官的察举制度结党营私，势力遍布全国各地。宦官还涉足司法，他们借助皇帝权威，掌握司法大权；更为重要的是，宦官集团控制了京城的禁军。每到斗争的关键时刻，他们利用掌握的军队和控制的皇帝，使用武力逼迫皇帝下令对自己有利的诏书甚至自拟诏书，从而牢牢控制中央政府，进而控制全国。公元168年，12岁的灵帝即位，宦官气焰更加嚣张，借助皇权打压了官僚集团。此后，皇帝也要仰仗宦官的鼻息，灵帝常说：“张常侍（张让）是我公，赵常侍（赵忠）是我母。”整个东汉政权已经完全被宦官所控制。

外戚、宦官的斗争以及他们交替专权，是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在专制制度下的尖锐表现。由于东汉初期的最高统治者极力完善专制制度，使权力高度集中在皇帝手中，皇帝成为一切权力的化身，觊觎权力的人，都力图挟持皇帝。东汉从章帝以后，皇权旁落，被宦官、外戚交替掌握，而无论外戚还是宦官，都是东汉统治集团两股极端腐朽的势力。无论哪一种势力上台掌权，都会给百姓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东汉统治集团也就在这轮流交替的内讧中，逐步耗尽了自己所有的力量，开始走向没落。

纵观东汉的历史，从章帝以后，皇权就已经不再真正由皇帝控制，在宦官、外戚、官僚集团的屡屡斗争中，皇帝仅仅是一面旗帜，一块招牌。而且东汉中后期的皇帝本身就是一群脓包，即便借助一个集团从另一个集团夺回权力，也只是让权力从一个集团转移到另一个集团手中，他们根本无法驾驭帝国的最高权力。在一个王朝的中后期，皇帝都无法控制一个帝国，都无法驾驭各个势力集团；那么到了一个王朝的末期，干练的曹操即使想当“能臣”，想力挽狂澜，又怎么可能？末代皇帝汉献帝在大厦将倾之际试图重振朝纲，也无疑是痴心妄想。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青年曹操想当忠臣梦想的破灭；注定了东汉最后一个皇帝的悲剧命运。

末代皇帝的救命稻草

东汉末代皇帝汉献帝刘协的政治人生也颇富有戏剧性。他从王到皇帝最后到侯，前期辗转飘零，困顿落魄，甚至三餐不继。其后在曹操的保护之下，当了二十多年的傀儡皇帝，虽然衣食无忧，但“仰不能孝父母，俯不能畜妻子”，贵为天子，却连自己的妻儿老小都不能保全，其内心的凄苦可想而知。到一代枭雄曹操死后，他儿子曹丕急不可待地把这位傀儡皇帝拉下马，以“禅让”的方式风风光光登上皇帝的宝座。这位天子降级为侯，到底是病死的还是被曹丕毒死的，谁也说不清楚。无论如何，这位末代皇帝能够安安稳稳地在皇帝的宝座上坐了近三十年，关键在于他通过反复比较验证找到了一株救命稻草，而这株救命稻草也很需要这么一位有着自知之明的皇帝，双方做了一笔双赢的“买卖”，这株稻草就是曹操大人了。

公元189年，汉灵帝驾崩，留下何皇后和两个未成年的儿子。当时的太子刘辩是何皇后所生，陈留王刘协是一位美人所生。按照汉灵帝的意思，他更喜欢刘协，生前就试图把刘协立为太子，但遭到大臣的反对，只能作罢。但他还是不甘心，在弥留之际，又交代掌握禁军大权的宦官立刘协为帝。但掌权的宦官又被袁绍等人砍了，太子刘辩终于成了皇帝，史称少帝，这是东汉第二位少帝，也不知道是第几位小皇帝了。何皇后成为太后，但孤儿寡母根本就守不住江山，于是太后又起用自己的哥哥何进，东汉进入了最后一轮宦官和外戚的冲突。

何进主张杀死所有的宦官，从而确保以自己为首的外戚垄断朝廷大权。但何太后还是皇后的时候，曾经毒杀了陈留王刘协的母亲，让汉灵帝很生气，差点儿废了她，结果居然是宫中几位宦官每人送给汉灵帝一千万钱，让见钱眼开的灵帝一高兴，废后之事便不了了之。何太后因为宦官对她有恩，因此于心不忍，不主张杀尽宦官。结果是何进听了袁绍的建议，把董卓诏进京城，董卓还没有进京，宦官先动手杀了何进，袁绍兄弟又带兵冲进宫廷杀尽宦官，导致中央政府动乱。所谓“鹬蚌相争，渔人得利”，宦官和外戚集团内耗，为害百余年的宦官悉数被杀，但外戚也群龙无首，被董卓白白捡了个便宜，而陈留王也因祸得福，从而得以登上九五之尊。

董卓还在进京路上，得知宫廷大乱，皇帝失踪，这可是不得了的大事。因为国不可一日无君，全国人民都在找皇帝，却被董卓歪打正着找到了。看到董卓凶神恶煞的样子，14岁的少帝吓得哇哇乱叫，而9岁的刘协却能娓娓道来，把一场动乱讲得丝丝人扣，让董卓掌握了第一手资料，从而连哄带骗控制了中央政权。

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进入中央，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他把少帝刘辩拉下宝座，把陈留王刘协扶上去，为了消除后患，他干脆把废了的少帝和何太后都毒杀了。董卓试图通过这种废立皇帝的方式来控制中央大权，从而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他的想法是没有错，但从中央到地方，那些世代贵族从骨子里看不起这位靠武力发家的大老粗。很快，关东的反董联军就浩浩荡荡杀了过来。

董卓一看形势不妙，心里也颇为发慌，于是他采取了“三光”的“坚壁清野”政策，一方面急急忙忙把小皇帝转移到长安，一方面把东汉洛阳及其周边数百里的地方都烧光，把不愿意迁移的百姓都杀光，把周边财物都抢光。可怜东汉王朝苦心经营两百年的财富，在董卓和如狼似虎的西凉军的焚烧、抢劫下荡然无存。年幼的汉献帝被迫迁移至长安，但东汉的长安本身已经残破不堪，9岁的小皇帝和一般王公大臣在破烂的宫廷内瑟瑟嗦嗦地看董卓的脸色行事。

汉献帝虽然受到董卓的赏识，但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仍然是作为一个傀儡坐在殿台上发不出自己的声音。由于关东反董联军“军合力不齐”，除了曹操、孙坚和董卓的部队打了两场硬战，联军最终不战自退，不久，就相互厮杀起来，再也不搭理关中的“中央政权”。没有外患的董卓益发骄横，不但不把汉献帝和百官放在眼里，而且还淫秽后宫，掠夺财物，用酷刑屠戮百官和士民，导致整个关中从官僚地主到市民无不对其恨之入骨，此外还激发了董卓集团的内部矛盾。最后，司徒王允联合董卓义子吕布以汉献帝的名义设计杀了董卓。从初平元年。也就是190年董卓进洛阳到初平三年覆亡，前后仅仅三年间，董卓不仅把两汉四百年积累的文化财产焚烧一空，使当时最繁华的洛阳成为废墟，使中央威信扫地，还留下了一大批如狼似虎的西凉军阀继续摧残关中地区。其所作所为可谓是罪恶昭彰，流毒四海，使东汉政权在黄巾军起义后再遭重创，失去了最后一丝复兴的希望。

董卓被诛之后，司徒王允掌握朝政，但此人却刚愎自用，容不得他人意见，使群僚大失所望，更严重的是，他对董卓带来的西凉军既不赦免，也不遣散，使得西凉军人心惶惶。董卓部下李催、郭汜在董卓被杀后得不到任何处理，因此六神无主，魂飞魄散，甚至想解散部队各自逃生。武威人贾诩却鼓动他们召集军队杀上长安一赌胜负。胜了，就把持朝政；败了，再逃命不迟。这般乌合之众本来就是亡命之徒，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杀向长安，居然一路通行无阻，杀到长安城下已经聚众十万。叛军攻破长安，赶走吕布，杀死王允，把持了西汉中央政府。

汉献帝再次成为董卓余部的傀儡，李催、郭汜打着皇帝的旗号重新任命百官，另建一个朝廷。李催当上了车骑将军，郭汜后将军，樊稠右将军，张济骠骑将军，各个封候拜将。李、郭、樊三人在长安把持朝政，张济屯兵弘农，生怕关东的诸侯们趁机反扑。

而关东的诸侯们此时在忙着干什么呢？他们正忙着相互厮杀，抢地皮，对那遥远的关中和小皇帝似乎丝毫不感兴趣。此时，真正还记得关中这个小朝廷的却是那个曾经被西凉军打得一塌糊涂的曹操。

在参加反董联盟失败后，曹操决定独立发展。在公元193年，曹操在兖州官员的拥戴下成为兖州的实际统治者，经过大半年的奋战，彻底打垮了青州的黄巾军，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拥有了自己的地盘。曹操在兖州逐渐站稳脚跟后，手下的谋士毛介就向他提出了利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初步设想，他认为：现在天下分崩，社稷动荡，百姓流离失所，饥荒到处蔓延。公库的钱粮，不够一年的积蓄，各地的百姓，没有安居乐业的想法，这不是长久之计。应当供奉天子以讨伐各地的反叛，鼓励耕种来储备军队的钱粮。这样的话，则不难成就霸业。毛介其实提出了两条建议，一是迎接天子，取得政治优势；二是招抚流亡，加强生产，保证战争的人力和物力，这是日后曹操能够成就大业的两大根本点。曹操深为赞许，就派遣使者到长安向汉献帝朝贺。这是曹操和汉献帝的第一次接触，汉献帝知道了有这么一个还算“恭顺”的臣子，而曹操也从“中央”那里得到兖州牧的官位，使自己对兖州的统治合理、合法。

就在曹操考虑下一步怎么把天子“迎接”到自己的地盘的时候，兖州和关中都陷入动荡。曹操由于父亲被害，两次征讨徐州的陶谦，结果后院起火，兖州被吕布等人占据，于是和吕布打得死去活来。而当曹操正和陶谦、吕布打得不可开交时，西凉的马腾因为一点私事和李催闹翻，双方打得不可开交，其后李催、郭汜又互相猜疑，各自领着数万军队在长安城里混战不休，使长安成为一座死城。汉献帝派人去和解，军阀们谁也不买汉献帝的账，反而动辄就把汉献帝圈起来作为人质。

李催、郭汜混战几个月，汉献帝在长安待不下去了，公元194年7月，他带着文武百官离开长安，前往张济驻扎的弘农。一路上拥有兵马的武将们打来打去，最开始是将军段隈和后将军杨定由于私仇，双方大打出手，谁也奈何不了谁。接着李傕、郭汜又合兵一处，追上来打劫，把汉献帝带领的王公大臣屠戮干净，皇室的仪仗、印绶典籍全部丧失，身边卫士不足百人。面对险境，大臣们决定通过水路返回洛阳。公元196年，汉献帝一行历尽千辛万苦，又回到了当时的首都洛阳。这时的洛阳已经是一片废墟，破败不堪，在洛阳，皇帝和百官的饮食起居甚至形同乞丐。

对于汉献帝的惨状，诸侯们各自打起了小算盘。袁绍的谋士沮授首先建议袁绍接纳汉献帝，利用汉献帝“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可是袁绍手下其他的谋士不赞成，袁绍犹豫不决。就在袁绍首鼠两端之际，曹操集团统一意见，联络汉献帝手下的大臣，终于抢先一步见到了汉献帝。

汉献帝从登上皇帝宝座，从来没有过上舒心日子，在从长安到洛阳的路上，一路颠沛流离苦不堪言，到了洛阳还是三餐不继，威严扫地，对拥有武装力量的各路诸侯是又恨又怕。这时发现居然还有如此“忠心”的臣子前来恭敬地朝拜进贡，不由得心花怒放，马上任命曹操为司隶校尉，录尚书事。从此曹操掌握了实权。之后，曹操又听从董昭的建议，以洛阳宫殿残破、粮草短缺为名，连哄带骗，终于在建安元年即196年将汉献帝迎接到自己的老巢许昌。

曹操虽然有着“奉天子以令诸侯”的小算盘，但在见到献帝以后，始终按照汉官威仪、大汉王朝的礼仪中规中矩地来供奉这个皇帝，而且安排皇帝生活的时候做得非常周到和细心，使得已经不知道皇帝是什么滋味的献帝终于感受到人生的乐趣，找到了自己的救命稻草，就把自己的一切都捆在了曹操集团的战车上。于是，这位实力并不强劲的军阀终于捧到了一个金娃娃。

皇帝树下好乘凉

曹操把汉献帝接到许昌，为了稳定这位末代皇帝的情绪，的确是施展了很多手腕，令汉献帝感到了皇帝的尊严。汉献帝到许县以后，曹操立即组织人手给皇帝修建了行宫，让天子有了安身立命之处。更有意思的是，曹操给皇帝送来了大量急需的锅碗勺盆、绸缎丝被等生活用品，一日三餐安排得舒舒贴贴，使汉献帝的衣食住行一下子有了着落。不仅如此，曹操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送来了，然后上了一份叫做《上杂物疏》的奏折，声称献上来的都是当年先帝赐给自己祖父和父亲的御用器皿，而作为御赐之物，自己祖父和父亲都不曾用过，而是恭谨地供奉在家里，现在自己将属于皇家的器物还给皇上。于是，一些值不了几个钱的日常用品都变成了价值千金的御用之物；一位包藏野心的臣子变成了最忠心耿耿的大臣；一位一无所有又不好开口的皇帝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臣子的供奉了。汉献帝一下子安心起来，看来“居者有其屋”这种事情在任何时候都是存在的。汉献帝不仅自己住下来，还在许昌立下祖庙，真的把许昌作为自己长久的据点，自然也就把自己和汉帝国的未来完全托付给这位叫做曹操的宦门子弟了。

曹操对献帝的物质保障和适度尊重，果然得到了他所期待的巨大回报。还在洛阳的时候，献帝授给曹操节钺，录尚书事，任司隶校尉，相当于宰相助理兼首都军区司令。在迁都许昌后，又任命他为大将军。东汉的大将军是一个位居三公之上的职务。秦始皇建立秦朝，设置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号称“三公”，在下面设置“九卿”，成为中央政权的基本机构。汉朝基本继承这一制度，但起源于战国的“大将军”一职由于频频对外作战，地位逐渐变得越来越重要。例如汉武帝先后拜卫青、霍去病为大将军，不但节制天下兵马，而且位居三公之上，但这一职位因人而异，时而可以节制三公，时而位居三公之下。到东汉时候，光武帝刘秀为了削弱贵族世家的权力，设置尚书台，掌握国家的真正权力，尚书台首席长官为尚书令，尚书令与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太尉等职位都由显贵担任。但这些职务名望虽然高，实际权力却不大，光武帝只不过是想用这种方式来架空众多功臣。但大将军一职权势稳步上升，到东汉固定为跃居三公之上，统率全国军队，实际上兼任军权和政权双重职务，到和帝以后，基本上都是由外戚担任，仅仅受皇帝节制，权势极大。所以，封曹操为大将军，实际上曹操就名义上变成了全国军队的总司令。

曹操从汉献帝那里捞到的好处还仅仅是开始，对他来说，汉献帝在自己手中，就使自己在政治上处于不败之地了。他做任何事情都把自己的意图以皇帝的名义说出，打出皇帝的名义来征讨四方，平服各地的反叛势力，这样，曹操就俨然是天子的“总代理”，打着皇帝的旗号开始剪除群雄。首先引起曹操注意的就是在献帝回归洛阳护驾有功的杨奉。杨奉拥有一支军队，对曹操比较警惕，曾试图阻止曹操将汉献帝迁至许昌，因此对曹操是个威胁。公元196年9月，汉献帝加封曹操为大将军，封武平侯。10月，曹操就以天子的名义征讨杨奉，借口就是杨奉阻止献帝东迁。曹操名正言顺，打得杨奉狼狈不堪，逃到淮南投奔袁术。曹操出了一口恶气，既占了地盘又接受了军队，初次尝到了打着天子旗号的甜头。

这时候，曹操与汉献帝初步形成一种双赢的局面，一个保住了饭碗，衣食无忧，有人供奉；一个找到了发展壮大自己势力的借口。但这种局面对诸侯来说就不太妙了，因为，这时任何人对抗曹操就是对抗天子，就是对抗中央政府，这对想割据一方的诸侯来说是很不利的事情。

曹操宛如一匹黑马崛起，马上引起了各路诸侯的警惕。首先对以曹操为首的中央政府不服的就是占据河北广大地方，拥有百万民众，近十万军队的袁绍。

对于袁绍，曹操是心知肚明，因为这两大军阀首领小时候是一对“铁哥们儿”，两人一起偷鸡摸狗、斗鸡走马的事情没少干。在宦官之乱、反对董卓的战斗中，他们曾经在一条战壕中并肩战斗。曹操知道自己实力弱小，而且占据中原的小块地方，虽然四通八达，但也是四面受敌，因为张绣、吕布、袁术、刘表等各股势力都在曹操周围，而且都和曹操动过手，处于“战争状态”。而当时的袁绍一直在吞并河北公孙瓒的势力，哥俩双方都有“鱼”可吃，井水不犯河水，没有直接的厉害冲突，他还和曹操保持着暂时的“和平”。

因此，对于曹操来说，当务之急是“放大抓小”，避实击虚，稳住大鱼，吞吃小鱼，尽快把自己做大、做强。基于这种战略，曹操仍然以汉天子的名义来稳住这股来自北方的战略威胁。曹操建议皇帝任命袁绍做太尉，太尉是秦始皇设立的官职，位居三公，也是当时名义上的三军总司令。但这个职务其实是个虚衔，因为军队是国家的根本，秦汉时期一直控制在皇帝手中，而其后崛起的“大将军”一职才有实际统兵的权力。到东汉，大将军一职已经位居太尉之上。

诏书一到河北，袁绍勃然大怒，因为这位“四世三公”的后裔知道太尉是怎么回事。对这位自视极高的正宗“世家子弟”来说，自己是绝对不能忍受位居曹操之下的。因此，袁绍当时就想翻脸。对当时朝廷派来的大臣，袁绍说了这样一句话：他难道想挟天子来命令我吗？得知昔日的“好友”，未来的“对手”不满意，务实的曹操并不在乎这个虚幻的名头，马上又以汉献帝的名义任命袁绍为大将军，而自己却“降级使用”，让天子“任命”自己为司空，行车骑将军。

“司空”仅仅相当于今天的水利建设部部长，而“行车骑将军”则是代理车骑将军的意思，连正式将军都不是，一升一降后，袁绍满意了。曹操以朝廷的名义，给袁绍一个空头衔，就让当时势力最强大的集团傻傻地呆在河北，给曹操三年时间，看着曹操把周围的小兄弟一个个剪除了。

在这三年的时间里，处于风口浪尖上的曹操在干什么呢？197年正月，曹操开始攻打宛城的张绣，通过反复征讨，击破张绣军。这时候，位居淮南的袁术却蠢蠢欲动，居然自称皇帝，这是以汉献帝为正统的汉政权绝对不能容忍的。于是，曹操出兵与袁术军交战。袁术实力弱小，称帝不仅各路诸侯不满，百姓不附，就是自己人也不赞成，因此根本无法对抗曹操，连遭败绩，最后狼狈死去。在征讨袁术期间，刘表、张绣数次骚扰曹操，战胜袁术后，曹操又打败张绣、刘表，使他们再也不敢主动出战。这时，曹操的死敌吕布赶跑刘备，占据徐州，对曹操构成威胁，198年9月，曹操亲征吕布。10月，曹军屠戮徐州，围攻下邳（今徐州东）。曹操用苟攸、郭嘉计策，决泗、沂之水灌城，一月有余，下邳城破，曹操处死吕布、陈宫等人，收降臧霸等将。199年4月，曹操进军临河（今内蒙古临河县），大破眭固等人。8月，曹操进军黎阳（今河南浚县）。9月，曹操返回许都，分兵守官渡，与袁绍形成对峙局面。

这三年多的时间，其实是曹操最虚弱的时候，因为他的实力仅仅比张绣、刘表、袁术等人略强，可谓强敌环绕。对曹操来说，只有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才能生存下去。如果在与南方的势力集团角逐的过程中，袁绍突然发难，与任何一个集团结盟，曹操两线作战，四面受敌，那就死定了。但一顶“大将军”的高帽就使袁绍失去了戒心，让曹操放心大胆地打着天子的名义征讨南方的小兄弟们。三年时间，不仅使曹操占据了大片土地，而且锻炼出一支人数虽然不多，但非常强悍善战的部队。再加上曹操后方基地安定，屯田政策取得巨大成功，有了经济基础，又有一个汉天子摆在那里，于是黎民百姓、士人大夫都认可了以许昌为中心的中央政府，任何军阀与曹操的争斗，都是地方对抗中央，分裂对抗统一。这使曹操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实力都急剧膨胀，终于有了和任何势力争霸的本钱，这样，与北方最大的势力集团袁绍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便已成熟。

公元200年的官渡之战，是一场闻名后世的战役，曹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也就奠定了他统一北方的基础，更稳固了许昌政权“汉室正统”的地位。其后，曹操高举中央汉室旗帜，再凭着其武力，使任何势力集团在与曹操的争斗中，在政治上都处于弱势。因为，各地势力在与曹操势力对抗时，就像反叛对抗原来的中央，曹操赢得了相当多的人心。曹操不仅击破袁绍子侄、外甥等残余势力，北方豪族也纷纷自动归附。之后他北征乌桓，得到田畴向导的帮忙；公元208年，曹操率军南下，试图统一全国，以汉丞相的名义征讨刘表，在强大的政治、军事压力下，刘表病死，刘琮束手投降。赤壁决战前，曹操打出汉献帝旗号，要与孙权“狩猎”东吴，使江东集团乱作一团。要不是曹操军以北方人为主不习水战，军队瘟疫流行，三国的历史就会结束。其后，曹操征讨西北军阀和羌人反抗势力，大获全胜，结束了从东汉中叶开始的西北叛乱。公元215年，曹操进军汉中，割据汉中已经历经三代人的张鲁政权也挡不住统一的旗号，军事失利后，封存府库，举手投降。至此，曹操已经统一了中国大部。

与军事上的节节胜利齐头并进的是曹操在政治上的巨大收获。208年6月，曹操被封为丞相。212年，汉献帝命曹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效仿汉初萧何之故事。213年5月，曹操被封为魏公；7月，曹操开始建魏社稷宗庙；10月，曹操分魏郡为东西部，设置都尉。11月，曹操初置尚书、侍中、六卿。214年，汉献帝使魏公位在诸侯之上，改授金玺、赤绂、远游冠。216年5月，汉献帝进曹操爵为魏王。217年4月，汉献帝命曹操设天子旌旗，出人称警跸（帝王出行的车驾、道路）。5月，曹操兴建泮宫。10月，汉献帝命令魏王官帽上佩缀十二旒，坐金根车，套驾六匹马、配置五时副车，立曹丕为魏太子。

至此，曹操政治上具备了取代汉朝的条件，军事上统一了大半个中国，以最小的代价供养一个皇帝，获得了最大的政治、经济、军事收益。

诸侯军阀的两难命题

当汉献帝还是“惶惶如丧家之犬”，东奔西跑，没人理会的时候，诸侯军阀都不把汉献帝放在眼里，谁也不想让这位落魄的皇帝骑在自己头上作威作福，弄得自己进退两难。可是当曹操把汉献帝接到许昌，把汉献帝“装饰一新”，当做天子“真心实意”供奉起来以后，形势立刻发生改变。曹操不仅从这位合理合法的天子那里得到了很多的头衔，还得到了很多士民的拥戴，更重要的是他得到了一面在当时看来是正义的旗帜，动不动就以皇帝的名义来下命令，来出兵。这时候诸侯军阀们发现，以前看似百无一用的汉献帝加上曹操就非常难对付了。诸侯们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因为他们的头衔、地盘都是皇帝给的，名义上都隶属中央政府，现在天子有了，中央政府在许昌，而这个政府却由曹操操作着，但每次出头露面的都是汉献帝，于是每位和曹操交锋的诸侯军阀都不得不绞尽脑汁来应付汉献帝这面旗帜。

首先应付汉献帝加曹操这对优势组合的仍旧是袁绍。这位世家子弟并不傻，他一下子就看到了汉献帝落到曹操手中对自己未来发展的危害，于是想把这种于己不利的情势扼杀在萌芽之中。他首先想效仿曹操，把汉献帝骗到自己的地盘来，于是上书声称洛阳残破，许昌也不行，最好是移到自己盘踞的甄城，想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控制汉献帝这张王牌。对于袁绍这点儿小伎俩，曹操是心知肚明，但他既然拥有了汉献帝这块招牌，就必然会在任何有利的时候毫不迟疑地用上。于是曹操以汉献帝的名义下了一封诏书，叱责袁绍在自己危难的时候不来救驾，只会一味发展自己的势力，抢地盘，扩充军队，对大汉政权毫无忠心。对于这道诏书，袁绍同样知道是曹操的意思，但对方以汉献帝的名义下诏指责自己，袁绍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与皇帝争辩，只能写了一封检讨书送到许昌，挨了曹操一记闷棍却无话可说，不由得大感窝囊。

当曹操试图以空头衔太尉安抚袁绍的时候，这位世家子弟终于忍不住发了脾气，但他还是不敢把矛头指向汉献帝，只能抱怨曹操在“挟天子以令诸侯”。曹操一看这位当年的同伴伸手要大官，倒也十分慷慨，以汉献帝的名义正式命袁绍为大将军，自己连降两级。这下，袁绍满意了，憋足了劲儿与公孙瓒争夺幽州，把抢汉天子的事情置之脑后，终于给了曹操喘气的机会。可即便这样，袁绍还是忘不了自己的“大将军”位在曹操之上，想指挥一下曹操，显示自己的威风，于是要求曹操杀了与自己有过节儿的杨彪、孔融。但曹操又以献帝的名义指责袁绍一通，指出现在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这“上下相疑之秋”，最重要的是收拢人心，聚集人气，而不是用杀戮冷了天下士民之心，一番义正词严的慷慨之词，又搬出汉献帝这座大山，弄得袁绍没了脾气。

其实，袁绍最初也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打算，只是一时迟疑，让曹操占了先机，再加上因为虚荣心，贪恋“大将军”职位，给了曹操三年机会。当然，袁绍也没有闲着，他吞并了北方的大敌公孙瓒，拥有了四州地盘，百万民众，十万兵马。到公元199年的时候，曹操和袁绍就有了小规模的接触，一山不能容二虎，一场决定谁是中原真正主人的大战不可避免。

公元200年的官渡之战，说袁绍没有动脑筋，也是没有道理的。吃了扛着天子旗号的曹操的几记闷棍后，袁绍集团同样知道公然与汉献帝的“代理人”曹操对抗，在道义上会陷于被动，让人家觉得自己是对抗中央，是在造反。因此，在战略制定之初，袁绍的谋臣沮授和田丰就认为如今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北方刚刚安定，百姓渴望和平，主动发动大战不得人心。因此可以避实就虚，利用自己集团已经获得冀州、青州、幽州、并州四州之地，消灭了公孙瓒，使广大地方安定了下来，也算大功一件，因此应该以大将军的名义向皇上报捷，诉说自己在安定国家、统一国家上做的“伟大贡献”。这样，就给曹操出了个两难命题：让袁绍集团汇报，汉献帝必然封赏，使袁绍获得更高的声誉，献帝与袁绍集团的联系加强，从而削弱曹操控制天子的力量；不让袁绍集团见献帝，就是阻塞王路，犯了欺君之罪，袁绍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讨伐曹操，无论哪种方式，袁绍都能掌握战略上的主动权。同时，在具体战术上，他们提出采取运动战、持久战、消耗战的的方式来拖跨曹操。

这种在政治上由被动到主动，在战术上采取稳扎稳打的方法是极为高明的。因为袁绍势力强大，如果在政治上占据主动，就在道义上取得了胜利，赢得民心，再在军事上打一场消耗战，完全可以把曹操拖跨。

可志大才疏的袁绍还是采取了速战速决的方式。即便如此，他还是很明智地把曹操和汉献帝区分开来，让军中的写作高手陈琳写了一篇战斗檄文，这就是著名的《檄豫州文》。在文章中，陈琳先揭曹操的老底，说曹操的祖父曹腾是一名“伤化虐民”的宦官；父亲曹嵩是一名靠钱财买官职，“盗窃鼎司，倾覆重器”的奸臣；曹操本人是“赘阉遗丑，本无懿德”之人，也就是宦官阉人后代，不是好种，没有良好品德。

此外，对于曹操杀害政敌、发掘坟墓、盗取钱财的行为大肆宣扬，丑化曹操；对曹操奉养汉献帝的行为解释为“外托宿卫，内实拘执”，意思就说汉献帝被曹操囚禁了，曹操利用献帝在号令天下，袁绍是为了解救献帝而讨伐曹操的。通过陈琳这个笔杆子一写，倒也显得合情合理：曹操是汉献帝身边的“奸贼”，袁绍出兵是为“清君侧”，是为解救献帝，这就使袁绍的出兵显得师出有名了。从这里来看，即便是当时势力最大的集团，面对曹操也不得不找出理由把曹操与皇帝分开，避免对抗中央、对抗皇室的嫌疑，毕竟在封建时代，天子代表了正义和统一。

陈琳的文笔虽然厉害，据说让曹操吓出了一身冷汗，连宿疾头疼病都好了，但袁绍由于战略上的错误最终失败了，而且败得很惨，以至于郁郁而终。两年后他那几个不成器的儿子互相厮杀，让曹操打着天子旗号把黄河流域囊括到自己的势力范围之中。

与袁绍只会让自己的幕僚对曹操进行人格侮辱相比，日后的刘备和孙权集团对付打着天子旗号的曹操就聪明得多了。诸葛亮在隆中替刘备制定战略规划的时候，就明确指出，曹操能够战胜袁绍，既靠天时，也靠人谋，现在曹操拥众百万，而且“挟天子以令诸侯”，这就不仅仅是军事上的优势，而且在政治上也处于极其主动的地位。因此，诸葛亮得出结论“此诚不可与争锋”，最后他建议刘备政治上多打“刘皇叔”的这块招牌，坚守汉室正统地位，以“兴复汉室”为号召；而军事上的战略目标锁定在夺取荆州和益州作为根据地，等待时机，再分兵两路，北伐中原。这实际上是以政治、军事的“两手抓”来对付曹操的两个方略。

然而，还没有等到刘备和诸葛亮君臣展开自己的战略部署，公元208年，被汉献帝封为丞相的曹操就以天子的名义来扫荡龟缩在南方的刘表和江东的孙权，准备一举统一华夏。在这节骨眼上，作为荆州集团的核心刘表翘了辫子，把一个烂摊子留给了14岁的儿子刘琮。当时刘琮还想占据荆楚大地，守住基业，“以观天下”。而大臣蒯越等人却指出：“强弱顺逆都有大势，现在是敌强我弱；以人臣抗拒人主，这是逆天而行；以荆州一地抗衡中原，实乃自不量力。明确指出刘琮在军事、政治、经济上都没法抗拒打着天子旗号的曹操大军，想独善其身，再割据一方，根本不可能。看到谋臣各个泄了气，14岁的娃娃能有什么主意，只能率荆州几十万人束手投降。

面对曹操打出的汉天子旗号，还要割据的刘备和孙权开动了脑筋。刘备虽然没有足以与之抗衡的军事实力，但早在196年被吕布赶跑，投奔曹操，通过曹操推荐从汉献帝那里捞到“刘皇叔”这块招牌后，始终以“仁慈”的形象到处奔走。

十几年时间，从徐州到冀州，又从冀州到荆州，他虽然没有建立自己巩固的基地和强大的军事力量，但在政治上却捞到不少声誉。因此，在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刘备仍让诸葛亮打着刘皇叔的招牌联合孙权。

孙权集团接到曹操下的战书：以八十万之众，代天子巡视，要与孙权“狩猎”东吴。上下一片慌乱，他们除弓畏惧曹操强大的军事力量，更加畏惧曹操的政治道义。在这关键时刻，诸葛亮推出“刘皇叔”的招牌，让孙权稍稍放心，而周瑜则反戈一击，声称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把曹操定位为汉朝的“乱臣贼子”，这样，孙刘联手，打出刘皇叔的招牌，把曹操定位在“汉贼”的位置，仍把自己定位为“清君侧”的角色，这就在政治道义上能够与曹操抗衡。由于孙刘扬长避短，更由于曹操的轻敌，终于使赤壁一战，以孙刘胜利而告终，奠定了三分天下的格局。

在赤壁之战以后，刘备以刘皇叔的名义发展势力，而孙权仍以消灭“汉贼”的名义抢地盘，曹操暂时无可奈何，但打着天子旗号对付西北军阀和汉中的张鲁却是绰绰有余。西北军阀本身是乌合之众，只是由于汉中央***，用人不当，让他们在西北横行几十年，看到曹操的精锐部队以及汉皇帝的正义旗帜，几场战斗下来，也只能是降的降，逃的逃。而215年曹操西征张鲁时，张鲁祖孙三代出身低微，本身就是在汉末乱世，凭借宗教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根本就没有皇帝的册封，从封建正统的角度来说，这个小政权从一开始就不具有“合法性”。因此，当汉丞相来征讨，张鲁“本欲归命国家”，加之要塞阳平失陷，更坚定了他不可对抗“天子”的信念，于是就乖乖地投降了“中央”。

曹操以汉天子的名义东征西讨，使诸侯在道义上陷入两难地步，因为从内心他们试图盘踞一方，甚至争夺天下，存在“彼可取而代之”的念头，但士民百姓却都渴望统一，渴望安居乐业，这种情况诸侯不是不清楚。因此，曹操用天子旗号，就使得诸侯军阀很被动，而曹操始终处于主动，为早日结束割据创造了有利条件。尽管在赤壁之战曹操被击败，形成三国割据，但局部的统一同样为天下一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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