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被后人视为“奸雄”，后人的丑化固然是一个原因，但真实的曹操在大度的同时同样心存猜忌。但是，在对皇室、对贵族、对文人、对贤臣良将举起屠刀的时候，谁又知道他也有着自己难以言明的苦衷。

皇帝必须做弱势群体

汉献帝刘协可能是两汉24位皇帝中比较窝囊的皇帝，虽然他算是东汉13位皇帝中比较“长寿”的皇帝，但从登基即位的那一天起，就是有皇帝之名而无皇帝之实。从公元189年到220年，虽然在皇帝宝座上呆了31年，但没有真正哪一天掌握了这个没落帝国的实权。对于这位皇帝的遭遇，后人都抱着比较“同情”的态度。但是如果与历代王朝的末代皇帝相比，他还是幸运得多了，至少从曹操把他接到许昌后，能够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比起在董卓、李催、郭汜手中，再从洛阳到长安，再从长安到洛阳那5年颠沛流离的日子，汉献帝还是过了一段相当“安稳”的日子。

对于汉献帝的“有名无实”，人们总是用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来说明他的傀儡地位，但事实上，曹操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他的谋臣毛玠向他建议的是“奉天子以令不臣”。“挟天子以令诸侯”则是袁绍的谋臣沮授提出来的。一个是“奉”，一个是“挟”，一个是尊重、供奉，一个是要挟、恐吓，虽然表面上都有利用皇帝这块招牌号令诸侯的意思，但实际上对汉天子的态度是相差很远的。

事实上，汉献帝逃到洛阳后，生计没有着落，各诸侯忙着抢地盘“扩军备战”，谁也不把汉献帝放在眼里。袁绍的谋士沮授见汉献帝成了丧家之犬，无所归依，便对袁绍说：“今州域粗定，兵强士附，西迎大驾，即宫邺都，挟天子以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郭图和淳于琼则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汉室陵迟，为日久矣，今欲兴

之，不亦难乎？且英雄并起，各据州郡，连徒聚众，动有万计，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也。”

郭图与淳于琼的意见并非没有道理。当此乱世，人们皆认为汉朝“气数已尽”，没有人拿汉献帝这个小孩子当回事。若将献帝接到身边，稍有举措，必须上表奏闻，纯是自找麻烦。况且，献帝一天一天长大，以后皇帝说话，做臣子的如果听从，则是自己削弱自己的权力，不听就是抗旨。这实在不是一个好主意。曹操集团最初提出“奉天子”时，大部分属下也是这样的想法，只是由于“首席顾问”荀或的反复说服，才统一了迎接天子的意见。

由于曹操比袁绍早了一步，因此，曹操集团把汉天子弄到手了，弄到了号令天下的一张好牌。但从日后事实来看，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是经济上、生活上“奉”天子，在政治上更多的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从进入洛阳朝见汉献帝到把献帝“骗”到许昌，最后到曹操病死，曹操就是要让汉献帝成为一个“孤家寡人”，成为一个“弱势皇帝”。

建安元年（196）八月，曹操进驻洛阳，立刻趁张杨、杨奉兵众在外，赶跑了韩暹，接着杀侍中台崇、尚书冯硕等，谓“讨有罪”；封董承、伏完等，谓“赏有功”；追赐射声校尉沮俊，谓“矜死节”。然后在第九天趁他人尚未来得及反应的情况下，迁帝都至许昌，使皇帝摆脱其他势力的控制。到了许昌后，他加紧步伐剪除异己，提高自己的权势。他首先向最有影响力的三公发难，罢免太尉杨彪、司空张喜；其次诛杀议郎赵彦；再次是发兵征讨杨奉，解除近兵之忧；最后是一方面以天子名义谴责袁绍，打击其气焰，另一方面将大将军让予袁绍，稳定大敌。

曹操的这些举动，都是打着汉献帝旗号进行的，当时的汉献帝生活都没有着落，也处于“有奶就是娘”的困境，只要给一口饭吃，任何军阀稍微假以辞色，让他怎么干就怎么干，何况曹操至少还给了他表面的尊重，因此，最初几年，是汉献帝最“听话”，最“合作”的时期。但随着汉献帝地位逐步稳定，年龄逐渐增大，就开始考虑夺回自己失去的政治权力，这就引发了“衣带诏”事件。

建安四年（199），献帝任命董承为车骑将军，他用鲜血写成了一封诏书，秘密地藏在衣带之中，赐给董承，让他与刘备等谋诛曹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衣带诏”，这是汉献帝刘协试图收回皇权所做的一次努力，是他对命运所做的一次抗争。但不幸的是，他失败了。第二年春（200），密谋泄露，刘备先前已借故出走，得免于难。几员主谋董承、王服、种辑等均被处斩，夷灭三族。董承的女儿是献帝的贵人，这时已怀有身孕，献帝极力保护，最后也未能幸免。曹操借此杀了一大批忠于献帝的臣子，朝廷上下安排的都是他的亲信。

董贵人被曹操害死后，伏皇后内心不安，她写信给她的哥哥伏完，历数曹操罪恶，请伏完寻找机会，除掉曹操。建安十九年（214），这封信被伏家的一个仆人偷偷地献给曹操。曹操让尚书令华歆起草废后的诏书，逼献帝盖印；然后让华歆带人将躲进宫中夹墙内的伏皇后搜出，拖到外殿，关在监狱里，幽闭而死。伏皇后生的两个儿子被毒死，伏氏家族受株连被处死的有一百多人。建安二十年（215）正月，曹操立他的第二个女儿曹节为皇后。至此，曹操对汉献帝实行彻底包围，外面是曹操的亲兵“守卫”宫殿，任何人要见到献帝没有曹操的“批准”是根本不可能的；里面也全是曹操的人，连汉献帝的枕边人都是曹操的女儿，献帝做任何事情都逃不脱曹操的视野，这位末代皇帝已彻底被孤立。

从表面上看，曹操对于汉献帝过于“歹毒”，不让汉献帝分享一点儿军政大权，简直就像关在宫殿里面的一具行尸走肉，毫无一点儿人生乐趣。但如果仔细分析东汉政权的历史，曹操把汉献帝弄成“孤家寡人”也有一定道理。

东汉从第三代皇帝汉章帝以后，就几乎都是娃娃皇帝上台，先后经历了四次外戚、宦官的动荡争斗。每次都是皇帝年幼，太后掌权，帝国的大权落到外戚手中，等皇帝长大，“渴望”权力，但身处深宫，唯一可以信赖和依靠的只有宦官，因此又依靠宦官把权力夺回。

如此反复轮回，几十年一轮，整个帝国的资源就耗尽在这无休无止的内耗中，纵观东汉一朝，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远远较西汉逊色，疆域也较西汉弱小，位居甘肃一代的羌汉反抗，几乎就消耗了汉帝国的全部资源，就是因为帝国自己的内耗严重而无力对外。

更为严重的是，皇帝依靠宦官夺回权力，处于深宫的皇帝既不了解大臣，更不了解民情，被宦官唆使纵情声色，不理国事，不仅各个都是短命皇帝，而且几个轮回，“皇权”逐步转移到宦官手中；到了最后，皇帝还要把奴才作为自己的“父母”，宦官之嚣张、皇帝之窝囊可见一斑。

事实上，即便是处于“和平”年代，长在深宫的皇帝被宦官、外戚蒙蔽，根本无法掌握汉帝国的大权，驾驭整个国家，只能让国家在外戚、宦官、官僚的内耗下一天天糜烂。

在这种大势所趋下，任何想有作为的臣子都没有办法改变这种局面。曹操不是不想做“能臣”，他当洛阳北部尉、顿丘令、济南相的时候，都是一心想做“贤臣”“能臣”，但在相对“和平”的年代皇帝都不能驾驭政权，不能“任贤使能”，那么在如此复杂动荡的年代，把自己集团所有的权力都拱手交给一个毫无政治、军事经验的“毛头小皇帝”，这无疑是让一个娃娃捧着一个金碗在大街上行走，随时都有被人抢去或者利用的可能。

另外，就中国传统文化来说，所谓“一山不能容二虎”，任何一个集团必须只能够有一个中心，一个统帅，可以说，许昌集团中有以曹操为核心的“拥曹派”和以汉献帝为核心的“拥汉派”，两者又联手组成了以汉献帝为旗帜，以曹操为核心的“中央政权”。

如果让汉献帝为核心的“拥汉派”壮大发展，发号施令，只能造成整个“中央政府”政出多门，双方手下都不知道该听谁的命令的混乱局面，这就极容易让其他集团和野心家趁火打劫。

因此，对“拥曹派”来说，要保障在外打着“汉天子”中央政府旗号与其他军阀争霸而没有“内患”，就必须尽可能地削弱汉献帝为首的“拥汉派”的权力，让汉献帝处于“孤家寡人”的地位，只能乖乖听曹操的，从而保证整个“中央政府”的利益，这样既能使曹操的利益最大化，也能保证汉献帝的基本利益——个人生命安全和生活保证。

实际上，汉献帝利用董承夺权，董承也是想借机吞并曹操的势力，发展自己的势力，而仍然架空汉献帝，这对汉献帝来说，无疑是前门驱虎，后门引狼。

当时正处于曹操和袁绍决战前期，如果前方有“外患”，后部有“内忧”，这只会让“拥曹派”遭受灭顶之灾，退一步来说，即便是董承或者袁绍得手，谁又能保证他们对汉献帝会比董卓、郭汜更好些呢？

从曹操自己来说，“和平”时期，皇帝都无法掌握大局，自己无法做“能臣”，在动荡时代，只能利用皇帝，而由自己来扫除群雄，荡平天下。

既然如此，为了维护自己的小集体和中央的大集体，就必须让皇帝成为“孤家寡人”，处于“弱势”，只做一面不让开口就不开口的旗帜，这样才能保证没有“内忧”专心对付“外患”，所以对汉献帝集团的“小动作”就必须狠辣，而且要彻底倾覆，不能留下任何一点儿潜在的危机。这是曹操的难处，也是曹操背上奸雄“黑锅”的重要原因。

都是乌鸦嘴惹的祸

一般来说，对于主动投奔自己，而且带着“礼物”来投奔自己的政客，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反水”，任何统治者在“功未成，名未就”的时候，都不会让他死于非命的。这是因为，对于双方阵营来说，多一个“弃暗投明”的人，就增加了自己的一份实力，同时削弱了对方的一份实力，这一进一出，就往往会使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

当年杀妻求将的吴起在魏则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南并荆楚，被却三晋；商鞅入秦，则秦国富民强，就是明显的例证。因此，两国交战，不斩“来投”似乎成为一条不成文的规矩。

就两汉本身的历史而言，也有众多的例证，秦末社会动荡，西汉王朝的缔造者刘邦推翻秦以后，就与项羽争夺胜利果实，四年楚汉战争中，对于从项羽阵营跑过来的文臣陈平，武将韩信、英布等人，刘邦都能够敞开大门接待，人尽其才地让他们尽情发挥，结果仅仅四年弱汉就变强了，最后扭转乾坤，迫使不可一世的楚霸王乌江自刎，刘邦也从此开创了两汉四百年的基业。但“万事俱备”之后，为了防范那些桀骜不驯的武将再度发难，才把韩信、彭越、英布等一一铲除，从而保证了自己刘家的天下。

东汉的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连杀害自己兄长的敌手都可以饶恕，公然声称以“柔术”治国，基本上没有杀害任何替自己开创基业的文臣武将。

然而，同样是到了动荡时代，同样是雄才大略的霸主，同样珍惜人才、视才如命的一代霸主，却在大业未成的时候对投奔自己而且让自己取得重大胜利的幕僚举起了屠刀，而且是杀得坚决，杀得果断，杀得毫不动声色。这人是谁，为什么献给曹操一份厚礼，却遭来杀身之祸呢？

这位大侠就是《三国志》没有做传但却改变了三国历史进程的许攸。对于许攸，可能是死得太早，也死得太窝囊，因此只在他人的传记中偶尔出现几段，但也能够勾勒出他人生的轨迹。

历史上许攸一出山就做了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居然把主意打到皇帝老儿那去了。《武帝纪》记载：“顷之，冀州刺史王芬、南阳许攸、沛国周旌等连接豪杰，谋废灵帝，立合肥侯，以告太祖，太祖拒之。芬等遂败。”

从这段记载说明许攸是南阳人，而且很早的时候就有点气魄，敢于跟人同谋废掉皇帝。在这个事件中，许攸想到了曹操，觉得有曹操参与胜算很大，这说明许攸和曹操的关系不错，在这种杀头灭族的大事上，还想到曹操，信任曹操，说明二者彼此信任而且“志同道合”。但曹操没有参与，结果正如曹操预料的，这次废立失败了。这件事情以后，许攸就“潜水”不见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当时一起策划废立皇帝的人好几个都自杀了，许攸能够蛰伏躲过官府追杀，从另一方面证明他求生的本领也不错。

许攸第二次出现，已经是汉末大乱，却是决定曹操和袁绍二人命运的关键时刻。这时许攸是以袁绍谋臣的角色出现的。官渡决战，实际上是日后谁来主宰北方中国，华夏历史如何走向的一场决战，因此，对双方来说，这是谁也“输不起”的一场较量。

在袁绍与曹操相持不下的时候，许攸就向袁绍献计，从另外的道路到许昌把天子接来，但袁绍没有听从许攸的建议，结果“许攸怒”。从这个记载看来，许攸不但有胆识，而且有头脑，计策也恰恰是曹操所害怕的，偏偏袁绍不听。结果许攸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从这里可以看出，许攸虽然跟曹操交情不错，但“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在节骨眼上不是帮助他的老朋友，而是帮助自己的“主子”，说明他对袁绍还是很尽心的，大是大非分得很清楚。

但到许攸在官渡第二次出场的时候，他就叛变了，是什么原因呢？《武帝纪》记载：“绍谋臣许攸贪财，绍不能足，来奔，因说公击琼等。”许攸贪财，而且到了袁绍已经不能满足的地步，所以离开袁绍投奔曹操，并献上烧掉袁绍粮草的计策。

曹操的头号谋臣荀或的传中则提到“审配以许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绍。”到底哪条原因是真实的呢？也许都不是，也许都是。我们说许攸贪财，袁绍如果不能满足，他早就应该跑了，为什么一定要等到官渡之战呢？而且还献上能够掏袁绍心窝那样的毒计，显然不是一个想要离开的人所能做到的，因此有关许攸家人被收押可能更能触动许攸的神经。

其实，综合各方情况分析一下，便能明白促使许攸出逃的原因：袁绍刚愎自用，不听劝告，使对弈双方很多人感到袁绍必将失败，而失败后的袁绍则会拿属下泄愤，对于这些谋臣田丰早就预测到了，而且事后也证实了。田丰能预见，稍有头脑的自然也知道，对许攸来说，后方的家人被刚直的审配收监；前线的主子正在走向失败，与其一起陪葬，还不如“弃暗投明”，投奔正处于危难的昔日好友，帮助他战胜现在的主子，是对自己最合算的出路。

《三国演义》中说许攸因为查到曹操的信件才知道曹操没粮，从而献上掏袁绍心窝的毒计。但这一点《三国志》中却没有提到，而是说许攸投奔曹操直接质问曹操的军粮储备问题，这说明许攸完全是按照自己的判断得出结论的，也说明他对对弈双方的优缺点都了如指掌，是一位难得的谋臣。可以说，关渡之战，谁接受了他的意见，谁就会赢得这场战役的胜利，进而赢得整个中原，赢得统一中国的机会。但可惜的是，赢得这次机会的却是“爱才”的曹操，而不是打着爱才旗号却不“纳谏”的袁绍。

官渡之战以后，许攸也成为曹操帐下的谋臣，但官渡之战仅仅是曹操吞并袁绍地盘的开始，其后还进行了近“八年抗战”，直到207年9月，辽东公孙康杀死袁尚、袁熙，曹操才算真正彻底消灭了袁绍家族势力。但在205年正月，曹操军大破袁谭，曹操才刚刚平定冀州，不久许攸就死翘翘了，谁杀害了这位曹操的大功臣呢？

杀害许攸的就是曹操自己，这在《三国志》中是有明确记载的。《三国志·崔琰传》说：“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鲁国孔融、南阳许攸、娄圭，皆以恃旧不虔见诛。”裴松之注引《魏略》，对许攸如何“不虔”于曹操有具体记载。

《魏略》说，许攸自幼与曹操十分要好，官渡之战中，许攸背叛袁绍投奔曹操后，建议曹操偷袭乌巢，使曹操大获全胜。后曹操夺取冀州，亦有许攸之功。许攸因此居功自傲，乃至得意忘形，对曹操经常口出戏言，甚至直呼曹操小名，在正式场合亦不知收敛。

在一次聚会上，许攸对曹操说：“阿瞒，你没有我，不会得到冀州。”曹操一听哈哈大笑道：“你说的一点儿不错。”嘴上虽这么说，心里却非常不高兴，以为许攸无礼太甚。后来，许攸率随从出邺城东门，又得意地对左右从人说：“他们曹家没有我，不可能出入此门。”此话传到曹操耳中，他终于忍无可忍，于是下令杀死许攸。

许攸是曹操在官渡之战取得胜利的关键人物，也是主动投奔曹操的“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但榜样必须按照“主子”的要求去做，君臣配合默契，才能取得正面效果。

许攸是一位弃暗投明的好“榜样”，曹操在开始也大度地接纳了他，估计其后对他也不错。但许攸却忘记了，当时的曹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三军统帅，是号令无数文臣武将的集团领袖，维护上级威信，与上级之间保持适当的距离是非常必要的，即便是关系特别密切的上下级，在私底下可以称兄道弟，但在众人面前，必须保持君臣上下之别。

自己的功劳自己知道，主子知道就行了，没有必要总挂在嘴上，在众人面前把所有功劳都记在自己头上，更不能让主子“面子”没法搁。鲁迅笔下的阿q为了维护自己头上的伤疤尚且还要在众人面前和小d打一架，何况是三军统帅！

一旦领导觉得你在众人面前飞扬跋扈而难以制止，那“榜样”的负面作用也是“无穷”的。因此，许攸偶然在众人面前夸耀自己，曹操哈哈一笑已经蕴藏杀机，而许攸总是如此，甚至在下三滥的“小人”面前也要诋毁主子的业绩，这种不知进退的人就只能让他“永远”闭嘴了，不然大家都学样，领导也没法当下去了。所以说，许攸之死，完全是死在自己的乌鸦嘴上，曹操也有自己不得已的苦衷。

宦门、世族与才子

曹操乃一代奸雄，有气吞万里之志、定国安邦之才，既能够上阵杀敌，又能够横槊赋诗、下笔成文，与历代任何一位帝王将相，都可以一较高下；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全能冠军”，却似乎一直犯有自卑的心病，源头就来自其不明不白的身世。

曹操的父亲是曹嵩，而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三国志·武帝纪》说：“曹腾为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养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审其生出本末。”

《三国志》的作者是西晋的陈寿，做《武帝纪》也不过距曹操几十年，对曹操父亲曹嵩的“来源”就无法做出正确判断。这只能暗示曹嵩“出身不好，来历不明”。虽然后来的《曹瞒传》及《世语》都认为，曹嵩是夏侯氏之子，是夏侯悖的叔父，而从曹操人生历程来看，他一直非常重用夏侯悖、夏侯渊，可见曹操父子与夏侯家族必然具有非同寻常的关系。

但作为正史，《三国志》对曹嵩的身份就是一句“莫能审其生出本末”可见曹嵩即便是夏侯家族的后人，也是一位身世不能“曝光”的人物，其中必有隐情，才不得不把他送给当时的大宦官曹腾做养子。这样一来，曹操就注定有个是大宦官的爷爷，有个虽然当过太尉，却是用钱买来的，而且没有什么政绩的父亲。更重要的是，这位宦官的养子一直对自己的身世秘而不宣，以至于曹操的身世也被图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但这不是光环，而给曹操带来的却是难以明言的痛苦和自卑。

东汉是一个最有着贵族、家世崇拜情结的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的宦官危害朝政最厉害的朝代之一，更是一个宦官团体与外戚、官僚严重对立的时代。在讲究家世门第的时代，在众多家族显赫的名士面前，顶着一个大宦官爷爷的曹操似乎总感觉底气不足。玄幻而又不大光彩的身世、备受他人诅咒的祖辈，这一切使曹操虽然身处贵族世家群体，但在他尽心结交袁绍等一帮“高干弟子”时，必然会受到他们的嘲讽、鄙夷，因此他在这个群体中定会感到分外压抑，而心灵郁闷则必然对他的性格产生影响。他豪迈狂放而喜怒无常、热忱待人而又猜忌多疑、仁慈善良却又暴戾好杀，可能都与他看似高贵而真正在贵族群体又实属低贱的社会地位有关。

曹操虽然表面对自己的出身不怎么在意，实际上非常忌讳，生怕人家揭穿他的老底。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曹袁对阵，陈琳为袁绍作讨曹檄文，开始揪住曹操不光彩的家世不放，将曹操祖孙三代的老底揭穿。据说当时曹操正因头风病卧床，读罢此檄文，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头风居然好了。

正是由于曹氏家族以“暴发户”的形式出现在上流社会，被其他望族轻视。也正是这一点，曹操对那些世家大族，无论是作为对手，还是作为自己的部下，表面客气而内心苛求，貌似宽容而实则严峻，一旦这些世族势力成为他发展势力的阻力，他都会毫不留情地加以铲除。

例如在与曹操直接对抗的各路诸侯军阀中，地位最为高贵的就是袁绍、袁术兄弟。袁氏家族接连四世在朝廷中官居“三公”的高位，权倾朝野，门生遍布天下，具有极强的号召力，一旦和曹操对抗，对曹操的危害是非常巨大的。

我们可以发现，曹操从军三十余年，但从下决心剪除袁绍到官渡决战，其中就花费了近十年，而荡平袁绍家族的残余势力，又花费了七年。这其中固然有彻底打垮这一对手的战略意图和客观必要，但同样也是对以袁绍为代表的北方世家名门望族所拥有的庞大势力的一次扫荡，从而为曹操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治国方略奠定基础。

对于自己属下那些出身显贵的谋士，曹操同样是刻意猜忌防范，倘若谁稍有不慎，他就会来个“杀鸡骇猴”来维护自己的权威。在曹操的对“内部人员”的滥杀中，最为后人所非议的就是“杨修之死”。

历史上曹操杀杨修一案，确有其人，也确有其事。但在众人熟知的曹操杀杨修的故事中，曹操是残暴的恶魔，而杨修则是无辜的受害者。曹操因忌才而杀杨修是最为广泛的一种说法。最早暗示这种说法的是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

该文记载：曹操曾经与杨修经过曹娥碑，看见碑背上题作“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这是一个谜语，曹操问杨修：你猜出来了吗？杨修说：已经猜出。曹操提醒道：你不要说，把答案写在手上，让我想想。结果两人步行三十里，曹操说出谜底是“绝妙好辞”四个字，杨修把手一伸，果然一模一样。曹操叹息说，我的才学和你相差三十里，至此埋下杀机。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更是添油加醋，杜撰了很多故事说明杨修的才干远远高于曹操：曹操新修花园，属下请他提意见，他只在门口添一个活字，众人大惑不解，杨修说，门口添“活”就是“阔”，丞相嫌门小了，结果果然如此。

西域送来一盒酥糖，曹操故弄玄虚，写上“一合酥”放在几案上，杨修却和大家一起分吃了。曹操责问，杨修说，那不是明明写着“一人一口酥”吗？曹操这个哑谜又被猜破。

曹操说他睡梦中会杀人，任何人不能靠近，然后假装熟睡蹬掉被子，侍卫慌忙将被子给曹操盖上，曹操一跃而起，将侍卫杀死，又假装睡去，隔了半晌醒来，故作大吃一惊，吩咐厚葬侍卫。属下都以为曹操梦中真能够杀人，不能靠近。只有杨修指着侍卫的尸首，叹息说：不是丞相在梦中，是你在梦中呀。一语揭穿了曹操的险恶用心。

由于杨修的才干在曹操之上，曹操的鬼点子都被杨修戳穿，曹操深感厌恶。最后在与刘备征讨汉中过程中，曹操战斗失利，坐在帐中，郁郁寡欢。属下请示晚上的宿营暗号，曹操看到厨师送来鸡汤中的鸡肋，脱口而出“鸡肋”二字。杨修听到“鸡肋”，说：鸡肋，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丞相要退兵了。之后马上吩咐手下打点行装，准备回家。曹操得知，于是以“扰乱军心”为借口，杀死杨修。

这种说法是否真实呢？与历史真相相差较远。所有的小故事都只能证明杨修只有点儿小聪明。从杨修生前留下的文章看，后世昭明太子萧统收罗宏富的《文选》，也仅收录了他一封致临淄侯曹植的简札，看不出多少文才。

而当时文采飞扬、风发一时的建安七子，包括骂过曹操的陈琳在内都受到曹操重用。罗贯中所撰写的诸多故事，正史中都毫无记载，极可能是杜撰的。只有“鸡肋”一事，《后汉书》记载确有其事，但仅引起曹操不快，并没有杀修。不过书中还藏了一句“修之几决，多有此类”，可见杨修这样的事情干过不止一回。曹操真正杀死杨修的时间，是在率军抗击荆州关羽的军事行动中。那么，本身才华横溢、有容人度量的曹操缘何唯独对才华并不出众的杨修别有所忌，必欲杀之而后快呢？

曹操杀杨修，更多的是出于政治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杨修显赫的家世。杨修是弘农华阴人，是古代一个出“将相”的地方。杨氏世家为汉名门，祖先杨喜，汉高祖时有功，封赤泉侯。高祖杨震、曾祖杨秉、祖杨赐、父杨彪四世历任司空、司徒、太尉三公之位，与东汉末年的袁氏世家并驾齐驱，声名显赫。

《后汉书》说：“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业相继，与袁氏俱为东京名族。”杨氏一门在东汉末年中的才学声名，几乎与孔氏世家并驾，而官爵显赫犹有过之。这样一个世家大族，在汉末乱世同样有着极高的声望和号召力。如果他们与新崛起的当权者合作，自然会形成双赢的局面，但如果不与当权者合作，对当权者就会形成极大的阻力和心理压力。而作为世家的杨氏家族对“暴发户”曹操似乎并不怎么满意，始终保持着若即若离，不肯就范的态度。

杨修的父亲杨彪，是个正统的儒学家，“忠君”是他一生的信仰。在建安元年，曹操迎汉献帝至许昌的时候，杨彪是尚书令，也就是相当于丞相的角色，似乎就嗅到了“不祥”的征兆，流露出对曹操的防范之心。

曹操上殿觐见汉献帝时，杨彪“色不悦”，吓得曹操“托疾如厕，因出还营”。此后，曹操刚掌握大权，就以兴平二年袁术僭号天子的事情株连杨彪，理由是杨彪夫人是袁术的女儿，意图除去这个政敌。由于当时大儒孔融的求情，更由于曹操刚刚站稳脚跟，羽翼尚未丰满，还要借助孔融等名士来收买人心，于是不得已“遂理出彪”。此后杨彪见“汉祚将终”便以脚抽筋不方便为名，不与曹操共事十年。

后来杨修虽然出来为曹操办事，并一度受到曹操的重视，但世家弟子的高贵出身，文人的恃才傲物，使他不经意流露出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加上他常在曹操身边，对曹操那些阴险伎俩耳闻目睹，内心的鄙视之情往往溢于言表；再加上他的确能够揣摩出曹操的心意，作出准确的预测，在曹操眼中就成为一个由于出身名门而桀骜不驯、屡次违反自己心意，以下犯上的部属。

而曹操非常清楚长期容忍这种名门弟子“胡作非为”，就会起到极坏的负面影响，动摇自己的权威，动摇曹家未来的基业。对这样的人必须“杀一儆百”，才能震慑住那些出身世族，在自己手下“打工”而又心有不甘的文臣武将，因此，曹操再次毫不犹豫地杀了这位属下，用世家子弟的鲜血和头颅来维护出身低贱而已经跻身社会最上层的曹家的利益。

干预家事者死

杨修之死，除了这位世家子弟表现出强烈的个性，让出身相对“低贱”的曹操这位乱世奸雄感到自己的地位和权威受到挑战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杨修有意无意地卷入了曹操晚年立嫡之争的漩涡中去了。就这一事件受害的不乏其人，只要卷入其中，作为争夺曹操继承人失败的一方，没有几个能够幸免于难，甚至包括站在胜利者曹丕那一边的重臣。

公元213年，曹操在平定关西马超、韩遂的叛乱以后，又击破孙权，合并中国的十四州，改为九州。随着曹操功劳的不断增长，汉献帝的赏赐不能不“与时俱进”。213年5月，曹操被封为魏公。“公”是古代皇室以外爵位最高的一级，拥有自己的祖庙、臣僚、土地和百姓，而且可以传诸后世子孙，这就意味着曹操可以在汉帝国以内建立自己的“小朝廷”。因此，7月，曹操开始建魏社稷宗庙。10月，曹操分魏郡为东西部，设置都尉。11月，曹操初置尚书、侍中、六卿，这无疑是“国中之国”，为日后以魏代汉奠定基础。

随着曹操地位的不断高升，而且他已经进人暮年，就面临如何确定自己接班人，也就是立嫡的事情。古代中国，一国一族立嫡都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古人所说“太子为天下本，本一摇，天下震动”。远在商朝的时候，由于如何确立继承人没有明确的规定，存在“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两种方式，王室内部叔侄兄弟之间为了争夺王位而不断爆发流血政变，几次使整个政权险遭灭顶之灾。到了商朝的末期，才基本确定了“嫡长子”继承制度，即正妻的第一个儿子继承王位。这种制度到西周终于得到正式确认，周统治者规定“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即继承人必须是正妻的第一个儿子，而不以贤愚为标准；如果正妻发生变化，例如由妻变妾，或者由妾变妻，嫡长子也会跟着相应变化，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少时“子以母贵”，而大了则是“母以子贵”，也算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这成为日后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一项重要制度。

虽然这一制度已确立，并被后世基本遵守，但由于制度本身具有灵活性，再加上其他各种原因，违反这一继承制度而造成动荡和流血冲突的比比皆是。

例如第一个封建大帝国秦，由于秦始皇未及时确定长子扶苏为太子，导致宦官赵高和丞相李斯沙丘之谋，迫使扶苏自杀。而没有合法继承依据的胡亥上台，只敢相信赵高，靠杀戮宗室和荼毒天下百姓来维持自己的统治，最终导致秦二世而亡。这一教训一直被后人所牢记并反复引用。

西汉建国后，开国皇帝刘邦更喜欢戚姬所生的儿子刘如意，而不喜欢比较软弱的长子刘盈，一心想废长立幼，但他又不敢让戚姬当上皇后，而把拥有雄厚政治实力，又曾经与自己同甘共苦的吕后废黜。这就造成“名不正言不顺”的尴尬局面，结果被牢记秦不早立太子，二世而亡的大臣极力反对，就连死心塌地帮助刘邦打天下的谋臣张良、陈平也站到刘盈一边。追于朝臣的巨大压力，刘邦不得不让步，让刘盈为太子继承帝位，使得汉政权在刘邦逝世后没有发生较大的动乱。

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打天下时迫于形势，立了娘家势力强大的郭姓皇后，并立她的长子刘疆为太子，后来光武帝地位巩固，郭皇后因为毁谤而失宠，刘秀改立自己少年时就心仪的阴立华为皇后，太子刘疆很理智地把太子之位让给了阴立华的长子刘庄，再一次保持了东汉开国之初政权的稳定。这些事实，对后世影响都是很深的。

继承人为何如此敏感？因为在高度集权的专制制度下，臣民、宗属的功名富贵、生死荣辱都掌握在高高在上的皇帝或者家长手中，而继承人就是未来一个帝国、一个大家族最高权力的继承者，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利益。

正是因为如此，在嫡长子制度没有确立以前，为了争夺继承人之位，统治集团内部往往分成不同的派别，彼此互相争斗，甚至不惜流血五步，发动政变和战争。

即便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度，由于正妻往往发生变化，也容易引起继承人之位的重新争斗，而如果正妻生了几个儿子，父母又有所偏好，主子飘忽不定的态度让属下也难以琢磨，几个嫡子为了争夺那唯一的继承人之位，就会拉帮结派，施展各种伎俩，试图取得胜利。

这往往就使整个政权或者家族的每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都不由自主地卷入到继承人之位的争斗中去，容易使国家或者集团面临分裂或者战争的危险，从而最终削弱整个统治集团的力量，导致外患入侵，历史上这一教训也是数不胜数。另外还有一种结果，就是在位的主子确立了继承人或者在争斗中胜利的一方，必然对失败的一方加以打击，削弱或者打垮这一小集团，从而保证大集团的利益，最终保证整个集团的根本利益。

曹操晚年时，确定哪位嫡子作为自己事业的继承人一直是困扰他的大事。曹操的正妻卞夫人生了四个儿子：曹丕、曹彰、曹植、曹熊。曹熊一直默默无闻，曹彰有勇无谋，因此继承人之位一直在曹丕和曹植之间摇摆不定。

最初曹操夫妇都更喜欢曹植，因为曹植这个人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才子，当年南朝的谢灵运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对其才气推崇至此。

《曹植传》说他“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又说他自小就善于作文，“年十岁馀，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曹植的这些特点和曹操是很相投的，因为曹操本身就是一个大才子，身上具有诗人狂放不羁的气质。

从文学上说，曹植的成就是在曹操之上的，这对一生崇拜强者的曹操来说，是非常欣慰的。而曹丕虽然也具有文采，而且早早地追随曹操南征北战，但无论文治武功都较曹操大为逊色，不为曹操认可。但是曹丕也不无优势，因为他是嫡长子，按照封建宗法制度，他是法定继承人，受到不少臣僚的认可，自觉地站在他的团队。而且由于他“出道”早，长期的军旅生涯，使他结识了一大帮谋臣勇将，其中包括在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司马懿、陈群、吴质等人，形成了一股不容小觑的势力。

而曹植也结识了一帮颇有才气的文人墨客，其中就包括拥有高贵家世而又有军事素养的杨修，还有丁仪和丁虞，他们相互吟唱应答，在上层社会也有不小的影响。正是因为如此，曹操在立嫡问题上始终摇摆不定，两股势力也在若明若暗地争斗，这一点曹操其实也心知肚明。

但曹植身上更多的是诗人狂放的气质，而少了政治家的谋略，他的集团也更多的是文人而不是政客，因此在争夺继承人的斗争中逐渐落居下风。最后使曹操放弃曹植主要是由于两件事情：一是曹植醉酒以后，在魏国都城邺城奔驰于弛道中。

弛道，是曹操做为魏王的专用道路，曹植这样做，可以说已经以魏王自居了，这对视权力重于生命的曹操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另外一件事是曹操晚年特别推崇劝说张绣投降自己的谋臣贾诩，无事不征求他的意见。

《三国志·贾诩传》说：太祖又尝屏除左右问诩，诩嘿然不对。太祖曰：“与卿言而不答，何也？”诩曰：“属适有所思，故不即对耳。”太祖曰：“何思？”诩曰：“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于是太子遂定。

贾诩一句话，就最终决定了曹丕和曹植的命运，他其实也没有直接回答曹操的问题，只是把同时代的袁绍、刘表由于废长立幼而导致整个集团内部争斗，从而让曹操坐收渔人之利的事实摆出来。这一血的教训终于使曹操摆脱了立嫡的困惑，从而确定了曹丕的嫡长子地位。

曹丕嫡长子地位一旦确立，曹操就必须削弱曹植集团的势力，而属于曹植集团中坚力量的杨修当然就首当其冲，被处于垂暮之际的曹操找个理由杀害，杀害杨修仅仅三个月后，曹操就死了，可见这是他是有目的、有计划的行为。

曹操为了削弱曹植势力，矛头不仅指向站在曹植一边的人，甚至包括有可能站在曹植一边或者可能同情曹植的人，因此被他诛杀的还包括曹植集团以外的人，这其中以崔琰最为典型。

崔琰是河北的一位名士，天下闻名，也是地方豪强，因为得罪袁绍被关进大牢。当年曹操初得冀州，将崔琰救出。第二天，曹操宴请河北名士世族，兴致勃勃地对崔琰说：“昨天我查阅了一下户籍，发现贵州竟有三十万百姓可供补充兵员，实在是一个大州呀！”崔琰勃然变色道：“鄙州饱受战争创伤，生灵涂炭，你不想着安抚百姓，却先计点甲兵，这难道竟是鄙州人寄望于你的事情吗？”在座的全都吓出一身冷汗，曹操却当面向崔琰赔礼道歉。

出于对崔琰道德力量的敬仰，曹操甚至将太子曹丕的教育之职也托付给他，还让曹植娶了崔琰的侄女，以巩固冀州地盘。崔琰不辱使命，把曹丕调教得唯唯诺诺，但曹植却不喜欢这位妻子，最后曹操因为这位女子在服饰上“越礼”而将其“赐死”。

在争夺继承权的斗争中，崔琰当时就明确表示：自己坚决站在曹丕一边，并认为只有立曹丕为太子，才能保证政权的稳定。但曹操知道崔琰平素更喜欢曹植，而且和曹植又有着那么一层侄婿关系，最终还是把崔琰投入死牢，迫使其自杀。

这些事件，表面上让人觉得曹操喜怒无常，滥杀无辜，其实又有谁知道曹操的苦心。

中国历史上政治斗争的胜利者对失败者是从来不留情的，赶尽杀绝是常事，曹操如不削减曹植的势力，在他百年之后，曹丕集团也同样会动手，这已为日后所证实。

所谓“知子莫若父”，对曹丕的脾性曹操应该明白，如果曹植还有一定的势力，曹丕动起手来，曹植能否保证性命都很难说。只有曹操亲自动手，尽量削弱曹植的势力，让任何人都知道曹植根本没有能力与兄长一较高下，曹丕根本不值得把曹植当对手了，这样，曹操百年之后，魏政权才不会内讧，他深爱的曹植才能多活些日子。从这个角度来说，曹操既是在维护曹丕，也是在保护曹植，其用心之良苦，是没有多少人能看透的，只是杨修、崔琰不幸成为曹氏家族内讧的牺牲品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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