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仅仅把曹操看做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那就大错特错，至少他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他的文学素养和成就在任何时代都闪烁着炫目的光芒。但如果因为曹操是文学家，就认为他推崇文人，那就一错再错了，的确，他缔造了一个璀璨的文学时代，但并不是一个让文人能“高兴”的年代。

从文武双全到文弱书生

“百无一用是书生”，这是读书人的自我解嘲；“宁为十夫长，胜做一书生”，这是古代“读书人”对自己的评价；“手无缚鸡之力”，这是世人对读书人的嘲笑。

在中国人的习惯中，文人似乎就是软弱、迂腐、可欺的代名词，文人似乎与那些赳赳武夫、沙场名将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天地，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为什么在大众的眼中，读书人似乎就是那么不堪一击？文人的软弱是天生的吗？中国最早的“文人”，他们学些什么呢？中国最早的教育制度又是一种怎样的体制，培养一些“崇尚清谈”而不能务实的“读书人”，是中国教育制度的一贯作风吗？

中国最早的文人群体应该是从西周开始出现的大量的“士”。周代分封制规定贵族有四个等级：天子、诸侯、大夫和士，所谓“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二宗，士有隶子弟。“士”的嫡子仍然为“士”，但其他子弟就是平民，也就是“国人”。“国人”居住在城内，这是与居住在城外的“野人”相区别之处。

先秦文学《仪礼》中《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士丧礼》、《士虞礼》五篇，皆冠以“士”，这足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士是处于大夫之下、庶人之上的一个低层贵族等级。

作为贵族，他们同样享有“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特权，但作为社会最下层的贵族，他们不仅要向上级贡献财物，还随时要替主人奔赴战场，甚至要参加周王举行的大规模庆典活动，这些活动内容丰富而又繁琐，《国语·周语》就记载：“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因此，这就需要“士”不仅仅是赳赳武夫，而须具有较全面的知识。

基于此，士同样要学会当时上层贵族所拥有的各种专门知识，而这些知识是由各级官府所办的专门学校进行传授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学在官府”。当时“士”学习的内容就是所谓的“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这些内容囊括了日常生活中的礼仪、声乐、射击、驾驭、书法和算术，可谓文武兼备。此外，当时的士无论家境如何，都有自己的佩剑，这既是贵族的标志，也说明如果只会射御而不懂礼、乐、书、数这些道艺，那就不算是合格的士，是会被人耻笑的。

同样，那些只有“一技之长”的“专业人员”也是不能与士享受相同的礼遇与特权的。《礼记·王制》说：“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凡执技以事上者，不贰事，不移官，出乡不与士齿。”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中国最早的“文人”是文武并重，有着自己的抱负和志向，属于上层社会的一部分，而仅有一两项技能是算不上“文人”的。

到春秋战国时代，士阶层无论是政治地位还是所接受的教育，都在发生变化。春秋时期一些居于士阶层的大夫家臣就掌有重权，到了战国时代，士就开始分化成文士、武士、辩士和谋士。这些士依附在大夫和诸侯身边，为他们出谋划策，这就是我们熟知的门客。

主公为他们提供食宿，门客就要对主公尽忠，著名的战国四公子都有蓄养门客的习惯，经常门下食客三千。信陵君可以把卖肉的、看大门的聘为自己的门客，孟尝君也可以让鸡鸣狗盗之徒成为士，这时候只要有一技之长就是士，标准有所降低。

同时，依附各类权贵的“士”与主人的关系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双方合则留，不合则去，来去自由，都认为理所当然。实际上，这一时期，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一部分士凭借自己的才学跻身社会上层，成为贵族的一部分，大部分士成为一技之长的门客辗转于诸侯贵族门第之间，寻找自己的“空间”，还有些逐步发展成为农民和小地主。

春秋战国士阶层之所以发生分化，经济变化固然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教育已经从过去的“学在官府”转至“政出多门”了。

由于诸侯国林立，各国忙于争霸和图存，对学术实行放任自由，因此，这时候是一个思想政治极为开放的时代。官府对教育的垄断已经被打破，以孔子为代表的“私学”兴起，任何人只要有足够的经济资本和学识资本，都可以收徒讲学，自成一派，这终于形成了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而从教育来说，过去统一的“六艺”教学已经被突破，也呈现“百花齐放”的态势。

以孔子为例，尽管他主张以“仁”和“礼”为核心，以“六艺”为主要内容授徒讲学，但更重视“因材施教”，根据弟子不同的能力、兴趣、爱好，进行不同的教育。因此，孔门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这些弟子的才学各不相同，例如子贡长于经商和外交；子路则是一位讲究“士”的尊严的武士；曾参则潜心研究孝经。这最终导致孔子死后，孔门一分为八，各自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总体上，与当时同样属于显学的法家、墨家相比，儒家更重视礼仪教化，讲究上下有等、长幼有序的礼，开始向“重文轻武”方向转换。

仔细分析，孔门弟子中除了子路一个武士和几个不太出众的“文武双全”的弟子，其他人几乎都走向了“彬彬有礼”的文士道路。而法家的代表人物吴起、商鞅都是一些能文能武的“文坛名流”、“武林高手”，至于墨家则更加是“全民皆兵”，随时可以赴汤蹈火，死不旋踵。

儒家这些偏向于“王道”的内容对于处于频频战乱时代的君主来说，过于虚幻而不切实际，因此，儒家的一整套主张在当时是不受重视的。当时各国所用的“治国安邦”之才，法家人物占据了主流，但统治者对儒家的“君君臣臣”又有一定需要，因此对于儒学的大家如孔子、孟子，大家还是愿意供养起来，当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象征，从而有利于对本国人民进行教化。

秦汉时期，国家进入封建大一统时代，建立在战乱之后的封建王朝是非常需要休养生息，对百姓进行“忠君爱国”、“遵纪守法”教育的，因此鼓吹“亲亲”、“尊尊”、“仁者爱人”的儒家逐步受到统治者的青睐。

秦朝虽然以法家思想立国，但秦始皇拜的七十二博士中也有叔孙通这样圆滑世故的“大儒”。这位大儒以善于变通而著称于后世，他先是在秦宫廷做博士，一看秦二世这个昏聩的主子不行了，马上转向投到刘邦的怀抱。在刘项争霸之际，他“忠心耿耿”地追随刘邦风餐露宿却一言不发，一人不举。

刘邦带着一般穷哥们儿“起义闹革命”成功后，要建立皇帝的威仪而周围穷苦出身的“黔首”都不会时，这位当时的大儒把几百孔门弟子拉出来，组成一支仪仗队，将皇室规矩完整地演示了一次，让刘邦感到了做皇帝的威风和乐趣，当场拍板：就这么干，还把叔孙通和弟子们好好封赏了一顿，从而使儒家在汉政权中取得了一席之地。而儒家在此时似乎已基本上把自己定位在“文士”的角色，与文武兼备的“六艺”文人教育越走越远了。

到汉武帝时代，当时的大儒董仲舒将儒家思想结合道家、阴阳家、杂家等学术改造了一番，把“读经”、“忠君”，使天子和中央政权神圣不可侵犯作为儒家学派的核心，从而得到了一心要加强皇权、中央集权，神化皇帝神圣地位的汉武帝的欢心，使其终于改弦易辙，把儒家作为整个大帝国的统治思想，开设太学和地方学校，设置五经博士，专门培养帝国文人“公务员”。而对外频频开展征讨的战争的统帅，则都是从实战和外戚中选拔出来的。

这时候文武的分工似乎正式确立，儒家已经再也培养不出赳赳武士，更谈不上温文尔雅、指挥若定的儒将了，儒学和儒家弟子与“文武兼备”相离得越来越远。而到了东汉时代，在统治者的供养和鼓励下，光是在中央“太学”中混日子的“太学生”就有两三万人，大伙天天就是“之乎者也”，痛击时弊，却只能打打口水战，即便是突然冒出一两位真正智勇双全、文物兼备的“文人”，却也是班超之流的下层小吏，不甘雌伏被埋没，从而弃文从武，成为扬威边塞的文人“异类”。

那些真正被统治者所“驯服”的文人，只知道读经做注，崇尚“清谈”，至于最初文人所具有的“尚武”之风，已经从他们的骨髓中消失，这时候的文人似乎已经是后世所讥讽的“手无缚鸡之力”的典型文人了。

文人“发展进化”到这种程度，如果一个社会安定，整个统治集团的运转井然有序，文人还可以凭借他们“渊博”的文化知识和森严的等级制度来鄙夷一下曾经属于他们自己集团的“赳赳武夫”。但是，当一个社会进入“礼崩乐坏”的时代，进入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时候，文人有时候同一条条到处找食物的癞皮狗并没有什么两样，如果他们与当权者合作，或者能够继续找到一块生存的空间，悲剧性的社会现实可能可以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启发和灵感，忙于打江山的英雄、枭雄、奸雄可以给他们相对而言更多的发展空间。但是，如果文人自我标榜，自恃清高，还要以此来炫耀，来成为轻视时世造出的“英雄”，那么文人们那点儿可怜的“风骨”往往会成为架在脖子上的钢刀，随时可以让他们的小命断送。

东汉末年的文人，幸运的是碰上了一位文武兼备的霸主，形成了慷慨悲凉的“建安风骨”；不幸的是碰上了一位富有文治武功而又富有反传统、叛逆精神的枭雄，这就使秉性不同的建安文人的命运显得那么凄婉离奇。

一条腿走路的哲学

人们一谈论中国的历史，总是离不开一句“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话语，的确，这八个字似乎可以概括中国五千年来分分合合的历史现象，也可以探讨其中的规律。如果仅仅从分分合合的历史来看，中国经历了四次大分裂，又经历了四次大统一。

所谓的四次大统一，则是指公元前221年秦结束了至周平王东迁以后，华夏诸侯500多年相互争斗的春秋战国历史；公元280年西晋结束至东汉董卓之乱以后分裂长达90多年的三国历史；公元589年，隋朝结束西晋以后长达270多年的南北朝历史；公元1279年，元朝结束至唐代以后370多年汉族政权和少数民族政权并立的历史。

人们常说中华民族分裂统一的历史就是一部民族融合的历史。这是有道理的，分裂就是不同政治集团、不同民族在各个方面的对立，而经过长期的接触，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逐步接轨，然后由一个势力最强大的集团将其杂糅在一起，这就是一个加速融合，成为一体的过程，这是历史的发展规律。

但是，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条潜在的规律，这就是国家的统一往往能够促进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但在文化方面却不一定与政治经济同步发展，相反，政治的统一往往会对文化的发展起到某种阻碍甚至令其停滞的作用。

换句话说，社会的安定可以带来经济的繁荣，但却不一定会带来文化的繁荣，有时候恰恰相反，政治上的分裂反而会造成文化的繁荣，这是中国发展史上一条若隐若现的潜规律。

秦朝统一之前春秋时期就出现了百家争鸣，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战国，而到了秦汉的大一统，给文化带来的却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西晋统一之前，曾经在魏国出现以“三曹”为核心的建安风骨，而统一后，建安文化，不过就是一点骈文。元朝统一以前，两宋文化鼎盛一时，而元的统一，除了落魄文人创造了一点儿元曲，实在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来。

至于其后明朝统一，朱元璋大兴八股取士之风，清朝的文字狱屡屡盛行，这些统一的王朝无不对文化进行了不小的摧残，唯有隋唐成为一个特例，成为中国封建历史上唯一一段政治统一，经济和文化高度发达的时期。但总体上来看，中国的政治统一和文化发展并不是一致的，一直以来，中国存在“一条腿”走路的畸形发展轨迹。

为什么中国很难出现同一个时代，政治、经济、文化齐步走的现象，而是高一脚低一脚“瘸脚”走路的发展方式？仔细分析中国几个政治经济文化不能同步发展的特定时期，造成“瘸腿”现象后面似乎政治的因素、人文的因素更多些，而经济因素相对少些。

在秦尚未统一中国以前，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政治动荡，经济缓慢发展，而文化却发展得非常迅速的时期，其表现就是春秋时期开始的“百家争鸣”。

春秋时期能够产生“百家争鸣”局面有着深层历史背景，其首要原因就是政治上的分裂。周朝实行分封制，这造成了诸侯国林立的局面。

周天子的“王畿”之地，固然受周民族的影响，但远离王都的诸侯国被“王化”的程度有限，故土著文化即本地文化占主导地位。

当周天子还是天下“共主”的时候，各个小王国在经济文化方面也在交流，例如《诗经》就搜罗了15个国家的诗歌，这就是一种交流的表现，但由于各国严格遵循周天子的宗法等级、礼乐行政制度，不能随便逾越，各方面交流反而相对缓慢。

但到了春秋时期，政治上周王室衰微，控制号召天下的能力消失，整个华夏大地进入了“争于气力”的时代，各国为能在激烈的兼并战争中生存和取胜，都在寻找能够“富国强兵”的良策。经济的发展，使一部分人能够从农业生产中摆脱出来，专门从事学术研究。

从人的角度来说，各诸侯国的统治者都任贤用能，相继打破世卿世禄制，只要贤能，不管“国籍”，不论出身，都会受到重用。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集团的积极性被大大促进，他们从不同角度提出富国强兵，谋霸称王，统一天下的策略。于是出现了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等大大小小的学术派别，而各个诸侯国为谋生存，求发展，必然在各种学术主张中进行筛选，进行试验，找到最快、最好的途径。

各个学派为了使自己的主张得到统治者的青睐，就必须相互论战，宣传自己的观点，抨击他人的观点，在论战的过程中，不同学派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从而彼此都得到发展，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产生的深层原因。

到了秦汉时期，秦国采用法家的思想主张，仅仅用了百余年就结束了五百多年的动乱，秦统治者认为法家思想是正确的，而这时政治经济趋向统一，如果再放任“百家学说”流行，对维护大一统的王朝不利，因此秦始皇采取了极端策略，强行消灭其他学派思想，这就是“焚书坑儒”。

两汉鉴于秦采用法家思想，实行暴政而亡，因此改弦更张，法家思想不再挂在嘴上，但汉帝国同样需要采用一种主流思想来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这就是西汉初期采取黄老的无为思想，与民休息；到汉武帝时期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用儒家学派的思想来统一整个帝国的头脑。从一个方面来说，这些方式有利于政治思想上的统一，有利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和融合，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它抑止了人的思想，约束了人的行为，钳制了人的创造力，最终会使整个社会陷入僵化、停滞、因循守旧的死胡同。

所以，总结春秋战国到秦两汉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非同步发展，就可以发现，在政治上还没有统一的时候，各分裂势力的上层更多的是应付其他势力集团的压迫。他们没有能力和精力去顾及文化的发展，相反，他们还必须从各种文化的发展变化中找到对自己最有利的发展促进因素，因此他们甚至鼓励文化的交流和创新，给文化和文人一个相对宽松的政治经济环境。

一旦国家实现了政治经济的统一，没有了外患，就必须对付“内忧”，没有了政治上“分裂”的压力，就必须对付“文化”上“多元化”的压力。因此，他们反而会利用政治上的巨大优势，利用国家机器来给文化的发展设下“条条框框”，让文化按照他们设置好的轨迹和步骤发展，让文化为他们创立的政治服务，这无疑就违背了文化的发展规律，反而抑止了文化的发展。

同样的道理，到了东汉末期，社会陷入动荡，而延续了四百年的儒家文化对当时分裂的社会现实并拿不出什么高招，儒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们所“抛弃”和“轻视”。同时，整个国家分裂成不同的社会集团，彼此相互争斗，这一方面使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限制了文化发展的经济基础，但同时也开阔了文人的视野，解放了文人的思想。

同时，各个割据势力更多的精力是用来对付其他集团给自己的政治军事压力，那么各个政治集团给文人的政治压力反而减轻了。相反，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扩充自己的影响，各个集团就必须借助文人的头脑和智慧来求生存、谋发展，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文人的地位。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三国时期的斗争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人才的斗争，谁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关键在于谁能够吸纳和任用更多、更好的人才，人才的创造力得到发展空间，得到发掘，这自然就促进了文化的发展。

东汉末年之所以在政治动荡、经济基础遭到巨大破坏之时，文化却能够以邺城为中心，以“三曹”“七子”为代表一支独秀，还在于建安九年（204年），曹操占据邺城后，在中国北部创造了一个以邺城为中心的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

许多文士在饱经战乱之苦后，如百川归海，相继奔往邺城，归附到曹氏周围，在这里形成了以曹操、曹丕、曹植“三曹”为领袖，以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璃、应场、刘桢“七子”为代表的，庞大的邺下文人集团。他们战时大多随军，归来习文作诗，探讨文学，歌功颂德，抒发情怀，写征战之苦，述社会之乱，相互批评、磋商，共同提高写作水平，发展并繁荣了建安文学，给后人留下了“建安风骨”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

“建安风骨”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段光辉的历史，一颗璀璨的明珠，还在于魏政权最高首领曹操的重视与扶植。事实上，七子中除了孔融与曹操政见不合外，其余六人虽然各自经历不同，但都亲身受过汉末离乱之苦，后来投奔曹操，地位发生了变化，才有了安定、富贵的生活。他们多视曹操为知己，想依赖他干一番事业。而作为雄才大略的曹操，一方面把文人视为自己的智囊，视为削弱对手的战略方针，另一方面，他自己和两个儿子本身就是著名的文人。出于个人的政治目的，加上经济的逐步恢复和文化上共同的爱好，使曹操不遗余力地推动文化的发展繁荣。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曾指出“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正是由于“三曹”“七子”有着共同的爱好，而曹操又能够并愿意创造一个较好的环境，才能在政治动荡中产生夺目的“建安风骨”。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建安风骨”同样有着它特定的时代特点。曹操首先是个政治家，文学只是他的爱好，以“七子”为代表的文人首先是他的幕僚、属下、门客，其次才是他的文学“同仁”，因此，作为政治家首先是把政治利益放在首位的，作为门客和幕僚也必须把维护“老板”利益，“和主子保持一致”放在首位，如果把秩序给弄错了，把文人的秉性带到政治中来，那么主人和门客就不可避免的要发生矛盾，甚至是流血冲突。

无师自通的全能冠军

中国历史上加上死后追封的一共四百七十多位帝王，如果给这些帝王也来排个“英雄谱”，估计一百个人就会有一百种排法。但如果要找出哪些是中国历史上的“英雄”帝王，毛泽东几句“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却得到大家公认。

中国历史上最为后人所称道的几位“英雄”皇帝被伟人一圈就跃然纸上，但这几位虽然得到公认，却没有得到伟人的由衷赞许，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文采”都不够，中国人讲究“文治武功”，仅仅靠“武”这一手，始终是个“跛脚鸭”，所以这些帝王可谓是“尽美矣”，未“尽善矣”。而真正武功、文采都受到毛泽东这位伟人推崇的却是一直备受后人非议的魏武帝曹操。毛泽东曾经多次称赞他为“英雄”，并在自己诗词中称赞“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可见历史上曹操的武功文采斐然可观。

的确，历史上的曹操几乎是一个全才。芸芸众生中，当前能够知道历史上曹操真实面目的人本来就不多，知道他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的更少。但事实上，曹操不仅具有杰出的政治、军事、文学才能，还精通武学，懂得音乐、书法、建筑、医学、棋艺，几乎是一个完美的全才。

曹操的政治才干自然不用细说，在东汉末年袁绍、袁术等世家子弟借助祖辈的余荫，建立跨郡连州的割据势力，同样拥有“席卷天下，横扫宇内，并吞八方之心”，但却一一栽在曹操手中。曹操一招“奉天子以讨不臣”就让自己拥有了“金刚不坏”之躯，让逐鹿中原的诸侯们伤透了脑筋，使其他任何势力集团在政治上不得不甘拜下风。

至于在军事上，曹操不仅在当时，就是在后世也没有多少人能够和他相媲美。他确实打过不少败仗，曾经在吕布小兵手上侥幸逃生；在张绣追击下抱头鼠窜；在孙刘联军的火攻中一败涂地；在马超箭雨中九死一生，但最后他几乎都能够屡战屡败，转败为胜。

与吕布交战，他或是大摆空城计，让妇女充当疑兵，或者伏兵四起，纵情追击，虚虚实实、实实虚虚，真假难辨，最后一举击溃对手；在官渡之战，他敢于破釜沉舟，火烧乌巢，在前有袁军拼死固守，后有其援军急速增援的情况下，镇定自若，在最后一刻一举击败固守之敌，再反身击溃援兵；清剿袁绍残余势力，他时而放纵，让敌人自相残杀，自己坐收渔人之利；时而穷追不舍，横跨大漠，不给对手丝毫喘息之机。在平定西北马超叛军时，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堆沙为垒，泼水为墙，时而示弱以诱敌，时而耀兵以骇敌。其用兵之妙，正如《魏书》所说：“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

纵观中国历史，并无多少人能够与其比肩。更让人称道的是，他“自作兵书十万余言，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不但自己会用兵，而且更加会总结经验，著书立说，普及推广，提高了整个集团的军事素质，取得了惊人的效果，“从令者克捷，违教者负败”。

曹操的文学成就，在所有帝王当中应该是首屈一指的，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据了重要地位。曹操的诗歌，今存不足20篇，全部是乐府诗体，内容大体上可分三类：一类是涉及时事的，一类是以表述理想为主的，一类是游仙诗，每一类诗歌都有其独到之处。与时事有关联的作品最著名的是《薤露行》、《蒿里行》、《步出夏门行》。《薤露行》、《蒿里行》二诗，反映何进谋诛宦官失败，董卓人洛阳作乱，关东各州郡兴兵讨卓，又各怀野心，互相杀伐的历史事实，被誉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尤为可贵的是，在《蒿里行》诗中他以同情的笔调，写出了广大人民在战乱中所罹的深重苦难：“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描绘了战乱的凄怆，表现了“忧国忧民”的愁绪。《步出夏门行》中“观沧海”描写大海景象，“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气势磅礴，格调雄放，映衬出诗人包容宇宙、吞吐日月的博大胸怀。“龟虽寿”中：“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激励了无数仁人志士的锐意进取。在《短歌行》中，作者用“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等诗句，来抒发求贤若渴，广纳人才，以冀成其大业的心情。

曹操的散文质朴浑重、率真流畅，写出了曹操的独特声色。例如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自述大半生奋斗经历，分析当时形势，剖析自己的心志，其中“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等语，写得极其坦率而有气魄。

从西汉汉武帝开始，先秦那种质朴散文开始走向富丽堂皇、骈仗对偶的骈化趋势，至东汉末年更加明显，一般散文忽视内容，注重形式，一味讲求对偶、注重用典，用华丽的辞藻来堆砌。

曹操以其平易自如、质朴明练的文体，在当时独树一帜，因此，鲁迅曾称赞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师”。尤为可贵的是，曹操“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他所有的文学创造，都是在繁忙的戎马生涯中，在军务闲暇之际，身有感受，挥笔而成，而非刻意为之。其才思之敏锐，文辞之飞扬，不能不让人叹为观止。

同样，曹操在音乐、书法、棋艺、建筑、美学等方面也具有惊人的成就。曹操写的诗，能够“被之管弦，皆成乐章”，而当时的桓谭、蔡邕善音乐，曹操能够与他们相应和，这没有极高的音乐素养是根本不能做到的；对于书法，张华《博物志》记载：“汉世，安平崔瑗、瑗子寔、弘农张芝、芝弟昶并善草书，而太祖亚之。”

曹操的草书居然仅次于当时最著名的书法家，这是非常惊人的。同样《魏书》记载：“冯翊山子道、王九真、郭凯等善围潟，太祖皆与埒能”，既然具备与当时围棋高手对弈的才能，曹操自然也有资格在中国围棋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曹操的建筑才能，根据史书中“造作宫室，缮治器械，无不为之法则，皆尽其意”，估计如果编写“中国建筑史”、“中国工具史”或“中国家具史”也必须略略提到他吧。

更有意思的是，《魏书》中记载了一段话，傅子日：“汉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为雅……魏太祖以天下凶荒，资财乏匮，拟古皮弁，裁缣帛以为恰，合于简易随时之义，以色别其贵贱，于今施行，可谓军容，非国容也。”曹操居然借鉴古代皮装的特点，以缣帛为衣料，设计了一种具有简易随身特点的军服，军官与兵士的区别，只在该种军服的颜色上得到体现。他甚至认为“常以送终之制，袭称之数，繁而无益，俗又过之，故预自制终亡衣服，四箧而已。”

曹操认为当时葬服数量太多，风格上既繁琐又俗气，于是自己动手设计，杜绝繁琐俗气世风，而且仅仅才四套衣物。这样看来，曹操不仅是一个服饰设计师，还是一个地道的“无神论”者。而史书记载，曹操“又好养性法，亦解方药”，可见他还懂医术，这就非常骇人了。

至于武学，作为一位杰出的军事统帅，曹操绝非弱者。少年时就喜欢“飞鹰走狗”的曹操，曾有过一天之内亲手射杀六十三只野鸡的事迹，弓法之娴熟，令人生畏。而他在十七八岁时，曾独闯中常侍张让的宅院，被人发现后，他竟能舞动一支长戟，逼退追兵，轻巧地越墙而出，毫发未损。曹操早年起兵落难之时，兵士谋反，放火烧他的营帐，曹操竟“手剑杀数十人，余皆披靡”，这些与传说中的武林英雄又有什么分别。

然而，就是这样“文武兼修”的“全能冠军”，从现有的史料中居然找不出他“师承何门”。历史上对曹操“学习”的记载极为简单，《三国志》中只有简单的两句话，“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这无疑是含有讽刺意味，言语中暗示曹操小时候并不爱读书，但非常机警灵活，懂得权谋，而“任侠放荡”可以看出曹操在武学方面倒真正下了不少功夫。

曹操真正读书苦修的时候，却是在第二次“出山”做济南相之时，看到朝廷腐败，害怕遭受祸害，自动辞官，躲在家里“春夏习读书传，秋冬弋猎”。此后，曹操第三次“出山”，就已经是京师大乱、董卓进京，于是起兵反董，开始了他轰轰烈烈的人生历程，再也没有专门的时间“进修”，而是在鞍马之间横槊赋诗，著书立说了。

从史料来看，后人根本找不到曹操的师门和专门的“学习经历”，但历史上真正的大学者，又有多少是“师出名门”呢？历史上的孔子是靠“转益多师”，孟子自称师承孑l门子思的再传弟子，却一生都没有提到是谁，可见也没有经过“名师名门”洗礼，但他们都成为“大家”。

从这点看，作为一代人杰，曹操极可能也是“天资聪颖”，最后“自学成才”。既然是靠自学成才，而且多才多艺，当然就没有多少门第等级观念。即便纵观中国历史，处于曹操这种地位而如此“博学多才”的也不多见，那些出身“名门”仅有“一技之才”的文人学者又怎么会被曹操看在眼里。如果这些人还依仗自己那点儿家世和“才气”来与这位多才多艺而性格多变的“枭雄”相抵牾，他们的最后命运又怎么不会让人感伤呢！

腐儒与枭雄的决战

曹操是个全才，这是不容置疑的，邺城文人集团没有他可能根本没法形成，建安风骨少了曹操的诗词也会大为逊色。曹操有傲视后世的资本，曹操更有藐视当时文人的本钱。作为政治家，他为以“建安七子”为核心的邺城文人创造了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作为当时“汉政权”的实际统治者，几乎所有的文人都在他的“门下”供职。

尽管当时的天子是汉献帝，但谁都知道自己捧的是谁家的饭碗；作为一个文学家，曹操在文学上的成就仅次于他的爱子曹植。如果从多才多艺的综合素养来看，曹操上马治军，下马治民，脱口成诗，挥笔成文，可以说他的综合素养是最高的，与他同时代的任何人在这方面根本无法和他比肩。他有傲视当世的资本，他不仅是政坛的领袖，他也是文坛上的巨人。

也许，这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已经把自己看做整个中原的主人，在彻底消灭袁绍残余势力，统一北方之后，除了南方的孙权和偏居一隅之地的刘备，放眼当时，应该没有人可以堪称他的对手了，任何人都不能拂逆他的意志。

然而，中国的文人阶层似乎总有一些天生就有一股迂腐、耿直的怪脾气，“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好像也不是现代人才有的“特权”。就在曹操笼络的文人中就有着对这一枭雄持鄙夷态度的“小团伙”，而且公然向这位有实无名的最高统治者提出“挑战”。

在与曹操同时代人中，始终对曹操持否定不满态度的首推孔融，这位拥有雄厚家学渊源的孑l子二十世孙似乎对曹操一直怀有偏见，而且随着曹操势力的日益膨胀，一步步向汉帝国最高宝座逼近，孔融的不满和反抗也日益明显。

说起这位孔门弟子的嫡系传人，也是一个早慧睿智聪颖的人物，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后汉书·孔融传》中说他“幼有异才”。

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历代政府都把孔子世家“供养”起来，当做宣扬儒教的“活菩萨”。如果孔融生于盛世，他或许能凭借他的聪颖过着“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的悠哉日子，然而，孔融不幸生于乱世。东汉末年，军阀们打来打去的，而“融负其高气，志在靖难，而才疏意广，迄无成功。”说白了他也是个眼高手低只会纸上谈兵的人，只能坐而论道，不能建功立业。

从可靠的史料来看，他曾经担任过北海国的相，还担任过青州刺史，不是没有施展才华的机会，但一旦真正遇到“盗寇”，他都是丢盔弃甲逃走，这表明他没有“治国安邦”之才，只能做个“指点江山”的评论家，而不是一个实干家。

然而，孔融自己干不来，对别人的各种行为却喜欢根据自己的爱好，评头论足，而毫不顾别人的情面。公元196年，曹操迎汉献帝于许昌，开始了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生涯。作为东汉王朝的忠实信徒，孔融也来到许昌。

也许是看出曹操潜藏的“野心”，也许是高贵的家世、傲视当代的才华，孔融总喜欢和曹操唱“对台戏”。当时处于战乱时期，粮食短缺，曹操下了禁酒令，其中一条理由就是商纣王因为饮酒而亡国。而孔融极爱饮酒，于是就给曹操写了封亲笔信，名为《难曹公表制酒禁书》，专讲饮酒益处，还嘲讽曹操道：“天上有颗‘酒旗’星，地下有个‘酒泉’郡，人有海量称‘酒德’，帝尧‘千锺’称圣人。您如果非要禁酒，就把婚姻也禁止算了，因为女人也可以亡国。”

公元200年，曹操欲与袁绍大战，孔融坚决反对。结果，曹操以少胜多，赢得官渡大战全胜。曹操要远征辽东的乌桓，孔融认为这是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又给曹操写了封表示反对的信，洋洋洒洒数千言，慷慨激昂，认为乌桓不过是草芥小患，不值得兴师北伐。

事实上，当时河北人心尚未归附曹操，袁绍儿子挟持二十万军民逃到乌桓，随时会卷土重来，威胁到脆弱的许昌政权，只有北征乌桓才能彻底消灭袁氏残余势力，全力对付南方的各种割据势力，这从战略上是正确的，但孔融就是视而不见。

208年，曹操准备发兵讨平刘表时，孔融又持反对意见：“天下初定，应稍微安定一段时间，再行征伐之事。”

没有政治、军事眼光的孔融一再阻挠曹操统一华夏的事业，已经引起曹操的不快，但鉴于孔融是当时的名流，影响极大，因此曹操一再忍让。而孔融对曹操的怨气却毫无察觉，反而变本加厉，连曹操的家庭“私事”也成了孔融的嘲讽对象。

204年，曹操打败袁绍，攻下邺城，把袁绍的儿媳甄氏嫁给了曹丕。孔融就给曹操写了封亲笔信，说：“从前，武王伐纣，将纣王爱妾妲己赐给弟弟周公。此次，曹公效仿武王，将甄氏赐给世子，颇有胸襟，可喜可贺！”

曹操以为此乃美谈，回到许昌就追问孑l融典出何处？孔融却慢悠悠地回答：“啊，是我想出来的。我分析武王英明仁厚必不忍心杀死美人，把妲己赐给兄弟，正可满足怜香惜玉之心和顾念同胞亲情之意，岂不是两全其美吗？”曹操这才明白孔融在嘲笑他们父子，暗示他们父子攻打袁绍就是为了夺人妻女，占人财物，心中怒火越发高涨。而孔融却以为自己不过和曹操开了个小小的玩笑。

最后导致曹操不惜败坏自己“爱才”声誉而杀害孔融的就是孔融触及到曹操的核心问题——政治权力。和其他忠于汉室的文人一样，孔融对曹操的表面“奉天子”而实际“挟天子”的策略极为不满，于是他上奏主张“尊崇天子，扩大君权，削弱诸侯权势”。这无疑就把矛头直接对准了曹操，简直就是要曹操还政于汉献帝！

如果曹操不加以及时反击，就会给天下人一个错误的信息：默认了孔融的建议。而孔融在“文人”群体中是有着较大的号召力的，如果那些做出错误意会的臣僚、属下呼应孔融的建议，形成一股浩大的声势，对打着“尊崇汉室”而竭力发展自己势力的曹操是极为不利的。恰巧，东吴孙权使者来到许昌，孔融自恃声名以为曹操不敢将他治罪，又当着吴使的面儿讽刺讥笑曹操，令曹操恼羞成怒，将孔融满门抄斩。一代奇才，至此命丧黄泉。

事实上，曹操杀的文人不止孔融一人，与孔融同样狂放傲世的祢衡非议了曹操，被曹操惩罚在大堂中充当鼓吏，为众人喝酒助兴，结果祢衡又把自己脱得赤条条地把曹操羞辱一通，最后曹操假借江夏黄祖之手杀害了他。

另外，在曹操征讨西凉军阀中，利用天寒地冻的天气，帮助曹操策划了“筑沙为城，灌水为墙”的娄圭，只因为曹操父子出游时说了一句“这家父子现在过得真快活”，被曹操以腹诽之罪杀害。名士边让说了几句轻侮的话也遭杀害。帮了曹操大忙的许攸，当众在曹操面前叫过他的小名，也被曹操找个借口杀害。

后人往往从性格方面来分析曹操的杀人。的确，曹操由于具有多重性格，导致他一方面“爱才”，为此不惜用尽各种手段搜罗人才为己所用；另一方面，他又因为多疑、嫉妒，往往借各种“小忿”而痛下毒手，杀戮文人学士。

如果仅从性格上来分析曹操杀害文人是远远不够的，更多的应该是从政治和历史的角度来看待曹操轻视和杀戮文人的现象。曹操首先是一个政治家，他在错综复杂、险象环生的时代必须把自己的政治利益放在首位，文学只是他闲暇之余的“爱好”和“特长”。

从历史的角度看，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高高在上的专制皇权、集权统治已经延续了近四百年，战国时期那种主人与门客“合则来，不合则去”的“双向选择”关系已经发生根本变化，而“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主奴关系已经形成。

对于曹操这样一个尚处于“有实无名”的政治家来说，维护他的威信，保证他的政治利益是最关键的，他不能容忍军阀割据，更加不能容忍“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对他的权威提出挑战。

就建安时期的文人与曹操的特定关系来说，几乎文人拥有的一切都是曹操赐予的，文人的生死荣辱都掌握在曹操手中，而曹操又是东汉末年政权的实际控制者，因此，在曹操眼中，文人与他首先是“主奴关系”，奴才是不能违背主人的意志的，如果不听话，就只能让他们走上“不归路”。

更何况曹操本身就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全才，在他看来，任何文人都无法和他比肩，更不能对他形成挑战，他有着鄙视那些“只能文而不能武”的文人的所有本钱。

但一个崇尚正统和气节的时代，对于曹操这种“名不正、言不顺”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对崇拜皇权，主张个性自由的文人，总有些率直而不会考虑什么“政治”的文人，他们“想说就说，想唱就唱”，于是文人的“真善美”与政治家的“假丑恶”发生冲突，冲突的结果就是文人的人头落地，成为杀鸡骇猴的“榜样”。一位权力极大、野心勃勃而又有着过人才气的政治家又怎么会真正把文人放在眼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