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杀人无数，他纵横无阻；他豪气盖天，他傲视万物。然而，拼杀一生的他，默默地走完了他一个汉室“臣子”的人生旅程。为什么在他手上却不能让那个没落的帝国“寿终正寝”，而硬要让儿子演出“禅让”的荒唐剧呢？

不能开口的改朝换代

著名学者梁启超曾经对中国的“史学”大发牢骚，他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的确，五千年的中国历史，简直就是一部轰轰烈烈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闹剧，然而，为了这一出出闹剧，多少英雄豪杰殚精竭虑，试图为后代挣下一份偌大的家业，好让子孙绵绵，富贵连连。

但是，东汉末年，在众多急于称帝，忙于称王的群狼恶虎中，作为最有实力、最有机会的曹操却始终把一位徒有虚名的汉献帝供奉在高高的神龛上，让自己以一位汉朝“忠臣”的身份走完备受后人非议、离奇而又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

为什么曹操望着那个熟透的桃子而迟迟不摘，硬要让才干远不及自己的儿子曹丕去享受那份丰富的胜利“果实”呢？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熟知汉政权历史的曹操，从史事和自己的亲身经历中看到刘汉政权这条“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自己打着汉天子的旗号创建了这一份家当，而又要“篡改”这面旗帜，存在极大的风险，稍有不慎，就会使自己辛辛苦苦赚下的那点儿家当一扫而空，落得个身败名裂的可怕下场。

汉王朝不是个“短命”帝国，也不是没有经历过风险和危机的帝国。如果把两汉政权一起算，汉朝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一个封建王朝，也是封建帝制正式形成和巩固的时期。它拥有漫长的历史，深厚的“群众基础”，以至于任何人试图“取而代之”，都要掂量一下所面临的强大阻力。

两汉政权都不是“豆腐渣”工程，而是刘氏宗族披荆斩棘、风餐露宿、剪除群雄后得到的这份“富丽堂皇”的家业。西汉王朝是建立在秦末农民大起义的血泊中的，在刘邦之前，恐怕谁也没有想到下三烂的“无赖”也能“暴富”成为皇帝。

刘邦，这位仅仅当过管理十里之地的亭长却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白手起家”的皇帝。刘邦的皇帝来之不易，他的对手一个是强大的秦王朝；一个是祖先世代为将的贵族。然而，那个强大王朝的末路君王“素车白马”俯首投降；那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贵族只能乌江自刎。“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最后这头“温驯”的肥鹿却落到了这位好吃懒做，不务生产的”刘老三”手中，他的“创业”能力不能不让人叹为观止。

同样，东汉王朝是汉景帝一支安家落户在河南南阳的后裔创建的。王莽末年，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席卷中原，南阳贵族刘绩、刘秀兄弟试图“恢复高祖伟业”，投入绿林军队伍做起了“投机”买卖。这对兄弟屡战屡胜，刘秀指挥的昆阳大捷，以不足上万人马，一举击溃“新”王朝的四十万主力。其后，在夺取天下的过程中，功高震主的刘绩被自己人杀害，富于心计的刘秀硬是忍辱负重，藏而不露保住性命，并在最佳时机脱离农民军，到达河北拉起一支真正属于自己的队伍，经过十多年的奋战，铲除各路群雄，重新缔造了一个汉帝国。

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20年，其间四百多年的历史，窥伺刘家江山的屡屡不绝，有宗室、有外戚，也有众多的阴谋家和野心家，但最后都一一败下阵来，刘氏江山总能够化险为夷，“风雨不动安如山”。

最早打汉帝国主意的却是西汉开国皇帝刘邦的媳妇儿吕后。这位在争夺江山过程中做过“战俘”，守成天下的时候屠戮过韩信、彭越等功臣的文弱女子，凭借她崇高的威信，企图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让刘氏的天下改变颜色。

她恐吓一班协助丈夫打天下的老臣，让他们投鼠忌器；她让吕家子弟控制了京师的禁军，掌握夺权的“硬件”；她甚至以吕家的名义给天下所有的官吏“加薪”，用“软”的一手试图赢得他们的忠诚。然而，她一咽气，苦心经营的“吕氏王朝”还没有出世，就胎死腹中，吕家弟子也被一网打尽。

在西汉第四任皇帝汉景帝时期，一位刘邦时代就在东南作造反准备的刘濞，花了四十年的时间，最后组织了七个诸侯国的军队，试图从自己堂兄弟那儿夺取政权，结果仅仅三个月，就一败涂地，身死国除。

唯有西汉末年，外戚王莽依仗一个做了汉元帝皇后而且寿命出奇地长的姑姑王政君，经过十五年的密谋策划，借助古人深信不疑的“天命”，总算“改朝换代”成功，建立了没有“家谱”的新朝。可惜这个王朝跟王莽策划的时间一样“命长”，仅仅十五年，又淹没在农民起义的血泊中，为同样是刘邦后裔的刘秀重新缔造汉帝国铺平了道路。而从公元25年开始的东汉王朝，在曹操死时，又已经延续了将近两百年了，也是磕磕碰碰，风风雨雨，但仍然是“平平安安”。

细数两汉王朝的历史，四百年的时间巍然不动，任何乱臣贼子的叛乱篡位都宛如一颗流星，划破长空，一闪而过，即便是侥幸篡位成功的王莽，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这些事实，作为熟悉历史的世家子弟曹操，怎么会不反复揣摩，“三思而行”呢？

历史已经成为过去，只能品味，而曹操自己亲身经历的几次窥伺皇帝宝座的“事件”，更让他感到高高在上的那把龙椅，对刘姓以外的人来说，几乎是一个烫手的芋头。

早在187年，曹操还是个二十多岁的毛头小伙时，冀州刺史王芬、南阳许攸、沛国周旌等人就密谋废灵帝，邀请曹操入伙，曹操想想“七国之乱”的故事，对比了一下各方力量，觉得成功几率渺茫，于是摇摇头，拒绝了。结果参与“换皇帝”的人做的“策划方案”尚未实施就夭折了，最后肇事者死的死，逃的逃，成为一场笑话和闹剧。

189年，汉灵帝死去，东汉政权经历了最后一次宦官外戚相互斗争的洗礼，让从西北一代崛起的大老粗董卓捡了个大便宜，控制了中央政权。然而，董卓出生低微，在朝廷毫无号召力，只能死抱着“枪杆子”不放，坚信“枪杆子里出政权”。

为了提高自己的威信，让皇帝和中央的大臣们“听话”，他居然打起了“换皇帝”的主意，废长立幼，并一劳永逸地处死了被废弃的少帝和太后，把“正宗”的皇帝逼上了绝路，自己也就走上了“不归路”。

关东的诸侯们名正言顺地来“讨伐”他，讨伐“未遂”，于是干脆拒不承认“董老大”建立的“中央政府”，割据一方，自得其乐；关中的世族大臣也暗中反对他，天天在找他的“命门”。结果三年不到，这位连彪悍的羌人都对其畏惧的“武夫”就糊里糊涂地死在自己“干儿子”吕布的手上。

董卓乱换皇帝引起“公愤”的事情刚刚结束，号称“四世三公”的袁氏兄弟又开始打起“皇帝”的主意。盘踞北方的袁绍企图立幽州牧刘虞为皇帝，为自己树起一面虎旗，结果连刘虞自己都不敢答应。袁绍又想拉曹操一起凑份子，自立为帝，结果在大家的一片反对声中不了了之，还让曹操盯上了，制订了除去这个“野心家”的计划。

占据江淮的袁术本事不大野心大，从孙权父亲孙坚那里抢到秦始皇刻的传国玉玺就觉得自己“受命于天”，干脆于197年拉大皮，树虎旗，自己称起皇帝来。谁知道都有称王称霸野心的军阀却都不喜欢“皇帝”骑在自己头上，虽然大家都有野心，彼此心照不宣，却谁也不敢第一个出头，而实力不强的袁术却强行出头，于是到江东发展势力的孙策翻脸了，占据徐州的吕布动手了，连手下的将领们也觉得放着一个许昌的“正宗”皇帝不朝拜，没有资格的人却自己当起了皇帝，在“感情上”难以接受，于是也反对起这位“伪皇帝”主子。

在这众叛亲离之际，已经策划好“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曹操一出手，袁术就被打得摧枯拉朽，没有一个部属愿意为这位“伪皇帝”卖命，结果东躲西藏的袁术最终又饿又病，却没人答理他，于是气得一命呜呼了。

所谓“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汉帝国又臭又长的历史，屡经风雨却偏偏不倒的事实，曹操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诸位野心家向“皇帝”进军失败的现实教训，必然使得曹操对贸然行动、成为众矢之的的危险后果反复斟酌、仔细推敲，避免成为下一个“出头鸟”的悲情人物。而当他琢磨得差不多，觉得时机成熟的时候，已经“时不我待”，只能以周文王自居，把摘桃子的机会让给儿子了。

理想与命运的冲突

对于曹操晚年自言要做“周文王”，世人的讥讽多于赞扬。人们普遍认为，这正说明曹操的奸诈和阴险，说明他一心想篡夺汉室江山，并由此类推认为，曹操从一开始就没有做汉室“忠臣”的打算，“彼可取而代之”一直是曹操念念不忘的梦想，并且一步步向自己的理想靠拢，为此不惜大动干戈，无情杀戮，留下千古骂名。

事实上，曹操的“篡汉”之心却是一步一步发展而来的，只是到了最后几年，那种“改旗易帜”的篡位之心才显得较为明确和真实。而迟迟不愿意在他手中实现“改朝换代”，还与始终盘旋在他头脑中的理想主义与现实的矛盾是分不开的。

不管在曹操年仅弱冠的时候，南阳名士许劭就给曹操下了个“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定论是出于什么根据，但曹操的心中，总有一种超脱现实的地地道道的理想主义情结。这种情结到底是什么呢？所谓“诗言志，歌咏言”，一个人的诗歌可以反映这个人的志向。曹操戎马一生，“登高必赋”，那么他的诗歌，抒发了一种怎样的情怀，又蕴藏着一种怎样的个人理想呢？

他的《短歌行》写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陌上桑》写道：“驾虹霓，乘赤云，登彼九嶷历玉门。”《观沧海》又写道：“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却东西门行》则说：“狐死归首丘，故乡安可忘！”这些勾画出一个集狂放、多情于一身的轮廓，字里行间既流露出像屈原一样“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的大胆想象，超越现实、光怪陆离的色彩，又透露出类似盛唐李白式的“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离愁别绪，更显现了一种扫清宇内，包容天地的豪情，凸现了建安文人独具的神采。

在他的文章中，同样也流露出一种超脱现实的意境，曹操在《十二月己亥令》中说：“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这简直就是一位“采菊东南下，悠然现南山”的隐逸者的心态，根本看不出他能指挥千军万马，治理混乱残破的乱世，而更像一个“清谈家”。

从曹操早期的从政历程来看，早年的曹操，特别是刚刚出道时候的曹操是一直在为成为“治世之能臣”而努力，他比任何人更像一个深受儒家忠君理念灌输，抱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纯”的忠臣在替腐朽的汉帝国清理肌体内的蛀虫。

曹操二十多岁时就能做出闻名朝野的“五色棒”事件，而且把矛头直接指向当时的权贵，这说明他很明白当时矛盾的症结所在，而且存在“初生牛犊不畏虎”的胆量和勇气；在做济南相时，更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抑止豪强，打击权贵，移风易俗，此地在其治理下更是政治清明，百姓安居，此时的他满腔热血，一心要做“治世之能臣”，做汉臣留名竹帛，这时候他的心态正如他自己在《让志县明令》中说的：“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

但是，到曹操走向政治舞台的时候，此时的汉朝已经是病人膏肓，到了风烛残年，东汉王朝的那点儿锐气已经被无休无止的宦官和外戚的内耗消耗得干干净净，汉帝国宛如一条破船到处漏水，任何一个试图对这条破船进行缝缝补补的人只能被到处渗入的污水所玷污。

曹操第一次“整顿”汉王朝就被宦官明升暗降，最后弄了个有名无实的议郎，磨破嘴皮也没有人把他的“金玉良言”当回事，还让人侧目，缺乏人身安全保证，只能闭嘴；第二次平定黄巾军有功，封为济南相，干了三年，就被人家在朝廷诋毁了三年，安全堪忧，不得不回家读书打猎；第三次被征召到朝廷当个军队的小头目，草包大将军却不听他的建议，最终导致内讧，让野心勃勃的董卓把握了汉室中央政府，以西北军阀的野蛮方式彻底“改造”一番，结果使中央政府的一点威信荡然无存。

曹操逃出洛阳，受到残余关东联军的讨伐，他在自己的本钱丧尽后，唯一的收获就是看透了关东这帮诸侯军阀试图“自立”的丑恶自私嘴脸。

从公元175年曹操担任洛阳北部尉到190年被任命为奋武将军讨伐董卓，是曹操为了实现自己做“治世之能臣”，为自己心目中那个理想的汉帝国而忠心耿耿卖命的时期。然而，整整十五年的付出，得到的却是一连串的打击，使曹操想安心做汉臣求得清名的理想被残酷的现实击破了。讨伐董卓的失败，使曹操人生目标已经有了微妙的转变，虽然他在态度上仍然是支持并拥护汉朝，但是在他内心深处已经开始明白，汉朝难救了，不得不面对现实，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公元191年开始，曹操开始“自主创业”。这时候的曹操可能还没有“代汉”的企图，他也许只是想打出一片天下，实现自己的理想政治。但是，作为一个宦门之后，在如狼似虎的群雄割据中，他的分量似乎太小了，不用说与袁绍这样“重量级”的选手抗衡，就是吕布、陶谦这些“轻量级”的选手也差点儿让他阴沟里翻船，因此他必须找到能够帮助自己克服群雄的战略优势。这时候从长安“流窜”到洛阳的汉献帝进入了曹操的视野。

对于这个“汉天子”，曹操内心还是有着深厚的“恋汉情结”的，毕竟天下还是姓“汉”，毕竟自己祖孙三代都拿过汉朝的俸禄，因此，当汉献帝向他求援，“首席顾问”荀彧又建议曹操拥立汉献帝，“奉天子以令不臣”，这个提议与曹操当时的目标和全国的局势是相适应的。

当时天下动荡，军阀各自为政，互相攻打，百姓困苦不堪，人心思定。虽然大家都不喜欢把皇帝套在自己头上，但都不敢公然反对汉天子，所以，打出汉天子的旗号，用来与诸侯斡旋，实际上是一种比较切实可行的做法。

此时的曹操虽然对汉朝失望，但他还不敢有取而代之的想法，于是根据现实情况试图“利用”天子，通过“利用”来实现“辅佐”，就能使曹操与汉献帝实现“双赢”。当然，此时的曹操说完全没有其他想法也不好说。在汉献帝逃往洛阳，与曹操“洽谈业务”的时候，一个专门负责研究天象的太史令就根据天象变化得出“汉祚终矣”的命题，并大胆地预测“承汉者魏也，能安天下者，曹姓也，唯委任曹氏而已”。

古人对于“天象”、“王气”是深信不疑的，历来野心家总是从这里来找到自己“发难”“起事”的依据，而从朝廷太史口中说出来，其分量是非同寻常的，因此，连曹操都不得不信，反复叮嘱这位“太史公”，“天道深远，幸勿多言”，也许曹操的脑海中已经有了点“变色”的念头。

我们不能不承认，从公元196年到公元220年，这其中的二十五年，北方能够由分裂到统一，由战乱频仍到基本稳定，天下之所以能够姓“汉”，这与曹操的杰出才干和东征西讨是分不开的。

当时占据南阳的张绣、徐州的吕布、江淮的袁术、冀州的袁绍以及西凉的马超，都是在乱世中“发家致富”的，都不是什么“软骨头”，而曹操硬是一块块把他们“啃”下来，这一“啃”就是二十余年。直到公元207年曹操北征结束，北方才重新纳入“汉帝国”的旗号之下。

可以说在军事上，曹操一直在走上坡路。208年虽然遭受了赤壁之战的失败，但对曹操盘踞北方成为霸主并没有多大影响，其后他平定西北，巩固关中，进军汉中，更进一步稳固了他北方的统治地位。但赤壁之战的结局就是增强了孙权和刘备集团对抗曹操的信心，其后孙权屡次兴兵在安徽合肥一代与曹操争雄，曹操虽然胜多负少，但却遇到了日后众多北方统治者都难以逾越的障碍——纵横交错的江南水域，使北方政权难以发挥骑兵优势，一鼓作气摧毁南方政权。

随着曹操年事已高，他逐步感到统一中国的理想可能成为一场梦幻，孙权、刘备那两个公然打出自己旗号的小集团使天下“姓汉”的局面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在这二十五年的征战中，曹操的理想和现实一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作为一个受过封建正统教育，曾经一心“兴复汉室”的臣子，现在又为汉政权的浴火重生立下卓越功勋，他的理想中存在着以汉室“忠臣”的名义青史留名，流芳千古。但作为实实在在的汉政权，其实在190年董卓进京，关东联军反董后就已经消失了，名义上的汉政权是曹操通过自己的出生人死，将四分五裂的土地重新纳入“汉”的旗帜之下。

可以说公元190年后的汉朝是曹操借助“汉”的躯壳在北方重新建立的一个以曹操为核心的强大政权。一个完全由自己打下来的江山，为什么要给别人呢？可能任何人都有类似的想法，而且“天命”也似乎暗示汉朝大限已至，必须由新的王朝替代。这些活生生的现实和所谓的“天命”不能不让曹操有非分之想。

与曹操存在“废立”矛盾想法一样，那些与汉朝并没有多少瓜葛，仅受曹操提拔，跟随曹操出生人死的文武将官出于各自的目的，同样不愿意那个有名无实的汉政权再继续下去，毕竟重新建立一个新的王朝，成为开国功臣，其功勋爵禄是很不一样的。因此，他们不时制造各种征兆，采取各种措施，让曹操下定决心，促使一个新王朝的诞生。

理想和现实的磕磕碰碰，使得曹操在“废立”念头上迟疑犹豫，但在实际行动中却采取了两条腿走路的方式。一方面他继续打着“汉天子”的旗号力图结束分裂的局面，尽可能实现统一；一方面他竭尽全力建立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中央集权，造成既定现实。一方面他迫使汉献帝让自己步步高升，达到与皇帝对等的地位，试探天下人的反应；一方面他不断培养曹姓子弟，扶植自己的接班人。

等到曹操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之际，他也进入风烛残年，这时若打着“辅佐”汉室旗号苦心经营一生而在最后推翻自己的“旗帜”，既违背了自己内心深处的理想，也使自己陷入被后世非议的地位。于是，曹操干脆让自己以一个汉朝的“忠臣”走完人生旅程，而把一个蒸蒸日上的政权，把一颗成熟的果实让给“钦定”的接班人。

权与位：整合与冲突

熟读历史，经历过东汉末年动乱的曹操在内心一直存在“废立”的矛盾想法，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采取了两条腿走路的哲学，一方面继续推崇汉天子，一方面在为“取而代之”做着各种扎扎实实的准备工作。

对于曹操这种“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两手哲学，无论哪个集团都有着一批非常清醒的人一眼便能看穿曹操玩弄的政治手腕。且不说刘备、孙权集团左一个“明为汉相，实为汉贼”的宣传，右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批判，就是高高坐在神龛上的汉献帝也感到大权旁落，曾经数次尝试夺回失落的皇权，甚至汉献帝的外围集团、曹操的核心集团都存在“拥汉派”和“拥曹派”的分歧。对于这些纷扰复杂的现象，曹操是“攘外安内”，“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对于外部的叫嚣，他是频频对孙权、刘备用兵，试图一劳永逸地结束分裂局面，使对手彻底失去“发言权”；对于内部“拥刘反曹”的势力，他不管其隶属任何集团，任何人物，都是“一票否决”，只要否定我曹操“篡汉”或者“代汉”的做法，我都让他们灭亡，这就是一个奸雄兼霸主的哲学。只是为了维护全局利益，曹操把一切做得稳稳当当，尽可能防止曹魏集团内讧而让外部势力有机可乘。

事实上，就是许都的“汉”中央政府，反对曹操篡汉野心的力量还是相当有分量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曹操有改朝换代的想法却一直不敢明言，只能少说多做，真抓实干。

皇族反对曹操的举动主要有两次，一次是公元199年汉献帝直接卷人其中的“衣带诏”事件，曹操得到情报，采取霹雳手段，对参与者尽数杀绝。成为漏网之鱼的仅仅是汉献帝，因为曹操还要利用他的旗号；还有刘备，这个卖草鞋的刘兄从“侄子”这里捞了个“刘皇叔”之后，发现情况不妙就开溜了。另一次就是汉献帝似乎没有参与的伏皇后事件，曹操知情后，霸气更足，废后、杀后、满门抄斩，一气呵成，做得干净利落，从此刘汉皇室再也没有对抗曹操的勇气和本钱了。

对于汉献帝集团外围阻挠曹操“向皇帝进军”的人物，曹操同样是一待时机成熟，就毫不留情地铲除。名士孔融是一个大智慧没有，小聪明不小的“名士”，但他的脾气好像比他的才智更突出，谁都不放在眼里。早年时候，孔融封谒拜贺外戚何进荣升大将军，因何进未及时接见，孔融夺回拜谒摔在地上，惹得何进大怒。若不是有人劝阻，孔融早已丧命。后来，孔融又与袁绍结怨，袁绍也对他恨之入骨。在孔融跟随汉献帝到许昌之后，袁绍曾经唆使曹操杀了他了事，却被曹操以“如有所除，则谁不自危”，堂而皇之顶了回去。

但随着孔融不断触及曹操的底线，最后居然要曹操将大权拱手“送”给汉献帝。这时候曹操地位已经稳定，再容忍孔融如此放肆，只能对自己的权威构成威胁，他最后干脆将孔融一家老小尽数杀绝。有意思的是，小时聪明绝顶的孔融死到临头却犯糊涂，居然对前来执行刑罚的官员哀求保全自己的两个幼子，谁知道明知面对死亡，还镇定自若玩游戏的两个六七岁的小孩却一语道破天机，也流下一句经典名言：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于是孔子庞大的后裔又少了一支可以出“天才”的枝叶。

另外曾经和曹操“冷战”十多年的汉献帝太尉杨彪，也是一个对曹操野心有所察觉的人。曹操将汉献帝迁都到许昌后不久，袁术就自立为帝，这在封建社会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完全可以株连九族，而杨彪却娶了袁术的妹妹，曹操企图以“附逆”罪名将这一绊脚石一举消除，只是由于杨氏声名远播，理由不充分，贸然下手容易招致天下人怨怒而暂时作罢。但曹操施加强大的政治压力，将杨彪“软禁”十多年，最后仍把杨彪之子杨修杀害，以绝后患，也算对所谓“名门之后”打了一支“镇定剂”。

对于自己集团之外的人，只要阻拦自己“皇权”之路，曹操便会毫不犹豫地动手消灭；即便是自己集团之内的人，只要违反自己的意志，曹操同样会毫不留情地加以剿除。

在曹操集团中，荀彧号称曹操的“首席顾问”，几乎参与了曹操每一个关键的战略部署，为曹操“创业”立下了汗马功劳。荀彧出身于名门望族，自幼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熏陶，少年时代就出类拔萃，加上他品行端正，深得乡邻赞誉。曾经判定曹操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南阳何彧认定他将来必定能成为王佐之才。

公元189年，荀彧被推举为孝廉，授予守宫令之职，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不久，董卓兵变，闻到不祥气息的荀彧请求赴外地为地方官，离开朝廷。此后，荀彧先是在袁绍手下为谋臣，但发现袁绍外宽内忌，不善用人，治军不严，多谋寡断，终难成就大事，于是离开袁绍，而是选择了当时实力并不怎么强劲的曹操。两人一交谈，顿感相见恨晚，曹操称赞说：你就是我的张良呀！荀彧也默认了。从此这两个人开始了逐鹿天下的征程。

194年，曹操为了报杀父之仇第二次征伐徐州牧陶谦，后方兖州的张邈、陈宫等人却暗中迎接吕布，发动叛乱。荀彧处变不惊，指挥若定，极其准确地洞察了形势，与文武双全的程昱合力保全了鄄城等三座县城，为曹操保住了翻盘的机会。

195年，陶谦病死，曹操想乘机夺取徐州，再战吕布。荀彧竭力劝阻，指出如果此时攻打徐州，吕布一定会趁虚而入，因此先击败张邈和吕布，建立一块属于自己的地盘，然后再去经略别处，才有机会获得成功。在这一正确战略的指导下，曹操经过一年多苦战，基本上平定了兖州，建立了稳定的“根据地”，奠定了统一北方的基础。

荀彧最大的功绩就是帮助曹操迎接了汉献帝，让曹操终身取得了政治优势。当时汉献帝逃到洛阳，落魄凄凉，却无人答理，向曹操求援。曹操召集臣僚商议，大家议论纷纷，商议结果是不迎接汉献帝的意见占了主导。

这时候，苟或认真分析了形势，他认为：迎接汉献帝，尊奉皇上满足了百姓的愿望，这是顺民心；大公无私服从朝廷这样才能号令天下英豪，这是大智慧；高举皇帝这面旗帜就能够招揽天下俊杰，这也是一种美好的品德。

具备了这样的优势，对付那些趁机作乱的乱臣贼子，就取得了各个方面的优势。经过荀彧的分析，最后众人被说服，把献帝迎接到了许昌。荀彧为曹操找到了一块“金字招牌”，也为自己和曹操的分裂埋下了伏笔，因为荀彧是一个很“传统”的封建文人，他是真正支持汉献帝掌权，重新建立一个以献帝为核心的中央政府；而曹操的目的就是做献帝的“代理人”，最后随着实力的膨胀，还要“取而代之”，当然，这是后话。

荀彧还先后向曹操推荐了一批极富才华的谋士，如郭嘉、荀彧攸、钟繇以及陈群、杜袭、司马懿、郗虑、华歆、王朗、荀悦、辛毗、赵俨等，他们为曹操开创大业，战胜对手，并最终统一中原，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曹操迎献帝迁都之后，在政治上取得了优势，但处于四战之地，形式岌岌可危。又是荀彧帮他制定了“先弱后强，先易后难”的战略，先稳住袁绍和西凉的韩遂、马超，铲除张绣、吕布、袁术等人之后再与袁绍摊牌。

公元198年，曹操击败张绣、袁术，杀了吕布、陈宫，平定了徐州，终于扫除周边威胁，只剩下袁绍这只大老虎，决战不可避免了。

公元200年，袁绍率军南下，曹操北上应战，两军决战于官渡。几次较量之后，双方陷入相持阶段，曹操兵力不足，粮食短缺，准备撤回许都再作打算。关键时刻，荀彧指出，两军相逢勇者胜，对峙这么长的时间，双方都已经骑虎难下，对势力弱小的曹操来说，主动撤退，只能使自己全面崩溃。此时正是运用计谋，出奇制胜的好时机。由于曹操听从了荀彧的主张，继续与袁绍对抗，等到了袁绍集团内部分裂，终于以少胜多，大败袁绍。

官渡之战后，曹操认为袁绍损失惨重，将一蹶不振，于是试图攻击荆州刘表。又是荀彧力劝曹操仍一心一意对付袁绍，指出此时袁绍最为虚弱，如果让他元气恢复，与刘表南北夹击，曹操就危险了，因此必须趁刘表没有觉醒，痛打“落水狗”。于是曹操以退为进，先让袁绍二子自相残杀，然后趁虚北上，经过七年苦战，彻底消灭了袁氏势力，平定了北方。

北方平定，曹操便全力对付南方的刘表和孙权，准备南下。荀彧建议曹操派大军出叶县宛城，佯动出击，暗中则命令精锐骑兵抄小路，火速插到襄阳，乘其不意，攻其不备。曹操依计行事，战事十分顺利。曹军南下途中，刘表病死。曹操不费一兵一卒，直达宛城，刘表嗣子刘琮投降，曹操率兵追击刘备，直达江陵，9月，轻松占据荆州。后来曹操战败，但后方已经安定，对曹操北方的霸主地位并没有造成威胁。

可以说，在曹操集团中，荀彧起到了类似刘邦身边萧何和张良的双重角色。楚汉相争的时候，萧何帮助刘邦镇守后方，保证前线兵源和粮饷的供应，张良在前方直接帮助刘邦出谋划策，战胜对手。

荀彧在曹操集团中，虽然没有亲临前线，但一直在后方镇守，使曹操占据的地方都成为稳定的战略基地，而且荀彧在每个关键阶段都帮助曹操作出正确的战略部署，所以荀或在曹操集团的“首席顾问”身份是当之无愧的。而且在曹操整个集团中，荀彧人品也是最好的，因此在所有文武臣僚中的威信也是最高的，任何重大举措，没有苟或的同意，就不能统一整个集团的思想和行动。

但随着曹操实力的膨胀，他“两条腿”走路的“小九九”也日益暴露。公元212年，董昭等人揣摩出曹操的意思，于是建议将曹操进爵为国公，并加九锡，以表彰曹操的赫赫战功，这是朝廷中拥曹派的一次重要举动。

所谓“九锡”，指的是古代帝王尊礼大臣所给的殊荣，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王莽在篡汉建立新朝之前，也曾先加九锡。这是曹操发出的“篡汉”信息。董昭等人私下与荀彧商量，试探荀彧的态度。荀彧自幼受封建正统观念的熏陶，只想尽忠汉帝，而不想成为汉朝的贰臣。他发现曹操的野心，于是劝曹操不要进爵国公，接受九锡之赐。

此时“大器已成”的曹操觉得荀彧已成为自己专权道路上的巨大障碍，决定除掉荀彧。212年10月，曹操南征孙权，派一直坐镇后方的荀彧到谯县慰劳将士，随后又把他放在前线，故意疏远他，让他远离政治中心。一生忠于汉室的荀彧看到没法阻止曹操，此后一直怏怏不乐，不久便忧郁而死，年仅50岁。关于荀彧之死，史书上还有一种说法，说曹操派人给他送去一盒食品，荀彧打开一看，里面空空如也，明白了曹操的用意，于是主动服毒自杀。荀彧死后，曹操便自立为魏公，加九锡，如愿以偿。

实力强大后的曹操为了个人野心，无论对哪个集团的“反对者”都毫不留情，对自己集团功勋卓著的“不同政见者”也毫不手软，而且这一切做得不露痕迹，因此人们说曹操为“奸雄”不是没有道理的。

曲线建国：虚名与实权

也许曹操是鉴于汉帝国长达四百年风风雨雨而巍然不动的历史；也许曹操的确存在一种做“忠臣”的想法，浪漫的理想与真实的现实一直在他脑海中交战，无法作出定论；也许曹操有着更深层的政治目的，总之，曹操在他丰富多彩的一生中没有坐上那把众多野心家梦寐以求的龙椅。

即便如此，后世对曹操的辱骂远远多于赞赏。后世之人如此诋毁、谩骂曹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曹操的后半生虽然一直处在“臣子”的地位，却一直在向“龙椅”进军，一直在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成为公元三世纪初期中国权力最大的人。虽然当时仍飘扬着“汉”帝国旗帜，虽然当时名义上的皇帝仍然姓刘，但真实的“皇帝”却姓曹，象征皇帝形象和尊严的黄袍已经被“务实”的曹操当做马甲穿在身上。

曹操开始穿“黄袍马甲”是从基本统一北方，觉得地位稳定时开始的。公元207年曹操按照郭嘉制定的策略，北征三郡乌桓。曹军出卢龙塞（今河北喜峰口至冷口一带），进军柳城（今辽宁朝阳西南），8月，登白狼山，直取乌桓腹地。由于曹操一反常规，出其不意，劳师以袭远，结果曹军大获全胜，斩杀乌桓王蹋顿，胡、汉降军二十多万。同年9月，辽东的公孙康杀死袁尚、袁熙，曹操统一北方，这标志着曹操成为当时实力最强的集团领袖。

208年6月，曹操回到邺城，成为汉帝国的丞相，对于这一职务，有人考证是曹操自立的，也有人考证是曹操让汉献帝“封”给自己的。无论哪种说法，曹操这一做法肯定是有深意的。丞相一职，开始于秦朝，当时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朝中三公，丞相居首。

丞相作为皇帝的“第一助手”，统帅百官，权力极大，给皇帝的奏章往往都要先经丞相之手，皇帝的命令也要丞相转达，因此，历史上皇权和相权一直是一对矛盾体。秦朝末年，如果不是丞相李斯权力大、威信高，统帅百官，宦官赵高矫诏立胡亥的阴谋是不会得逞的。到西汉的时候，丞相已经成为加强皇权的一大阻力。

汉武帝在位54年，丞相走马灯一样换了十几个，结果不是被汉武帝杀死就是自杀，得到善终的仅有两个人，以至于百官一旦被任命为丞相就痛哭流涕，乞求饶命，其原因就是相权与皇权太近，时常成为执行皇帝意志的障碍，导致皇帝迁怒于丞相。正是相权过重，丞相一职逐步被削弱。

到了东汉，光武帝刘秀设置了由低级文官组成的尚书台，直接对皇帝负责，丞相一职已经废置不用。而曹操此时恢复并自任丞相，其实就是把自己置于“百官之首”的地位，架空皇帝，进一步拉大献帝和百官的距离，其野心已经露出端倪。

208年赤壁之战的失败，使曹操认识到统一中国的时机尚不成熟，于是开始巩固自身势力、稳定北方政局，操练水军，继续屯田。211年，讨伐张鲁，打败位居关中的马超、韩遂叛乱，稳定了关中局势。

公元212年，董昭等人在曹操的暗示下，上表建议将曹操进爵为国公，并加九锡，以表彰曹操的赫赫功勋，这是朝廷中拥曹派的一次重要举动。

不仅这样，这年曹操征讨马超胜利后回到邺城，汉献帝“授予”曹操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这是效仿汉初萧何的故事。臣子上朝所需要的一切礼节曹操都可以不遵守，这实际上就是一步步抬高自己的地位，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

213年曹操与孙权交战，取得重大进展，攻破孙权江西大营，俘虏孙权军都督公孙阳。这年5月，曹操被正式封为魏公；7月，曹操开始建魏社稷宗庙；10月，曹操分魏郡为东西部，设置都尉；11月，曹操初置尚书、侍中、六卿，建立自己的“国中国”。

曹操称公，其实已经主动把自己和王莽并称了，因为汉朝历史上外姓封公的，只有西汉末年的王莽；如此一来，即使曹操真的没有谋逆之心，别人又怎会不怀疑？当曹操“首席顾问”荀彧劝说曹操“应该秉忠贞之诚心，守退让之实意”，立刻被曹操放逐，实际上已经说明曹操具有篡位的野心和实际行动了。

214年正月，夏侯渊与马超、韩遂大战，曹军获胜。凭借胜利的威信，曹操再次伸出双手，向汉献帝要“奖品”。3月，汉献帝使魏公位在诸侯王上，改授金玺、赤绂、远游冠。其待遇仅次于皇帝。

同样是这年，汉皇后伏氏抱怨曹操的书信被曹操发现，曹操立即废黜并处死皇后。《后汉书·孝献帝纪》记载：“曹操杀皇后伏氏，灭其族及二皇子。”作为一国之后，仅仅因为在家信中抱怨了几句，希望父兄采取措施，而事实上，父兄也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伏皇后一族就遭此大难，曹操的威势可以想象。

215年，曹操之女被汉献帝封为皇后，汉献帝再也耍不出也玩不起任何“小把戏”了。到了216年初，曹操亲耕藉田。5月，汉献帝进曹操爵为魏王。

古代天子在一年开春之际，作为皇帝会亲自“耕田”，皇后会亲手“织布”，当然这只是做个样式，显示农业是天下的根本，但“亲耕藉田”其后就成为“天子”的一项特征，而曹操如此，无疑在“向天子进军”。

217年，曹操再次击败孙权，这年4月，汉献帝给予曹操设天子旌旗，出人称警跸（帝王出行的车驾、道路）的特权。10月，又给予魏王官帽上佩缀十二旒，坐金根车，套驾六匹马、配置五时副车的权力。

这时候，象征天子的所有符号和实际权力，曹操都拥有了，除了那把龙椅，汉献帝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给曹操的了。黄袍成为曹操的马甲，北方的中国有一个名义上的皇帝，还有一个实际上的皇帝。同样在这年，长期困扰曹操的继承人问题解决，曹丕被立为魏太子，曹操的“国中国”已经有了继承人，可以“传诸后世，子子孙孙，无穷尽也”。

219年7月，曹操以夫人卞氏为王后，曹氏小王朝从形式到内容都“完美”了。这年曹操、刘备和孙权三个集团围绕荆州展开大战，结果孙刘联盟瓦解，刘备失去荆州，只拥有了西南一块地盘，三国鼎立的局面形成，但一强二弱，曹魏集团占据了战略的主动权。

孙权虽然收复荆州，可是却同时面临曹操和刘备两个集团的压力，空前孤立。为了缓解压力，孙权袭杀关羽，献关羽首级给曹操，并上书曹操，歌功颂德，劝其称帝。曹操读罢此信，向群臣展示后说：“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意思是说，这个家伙想把我放在火炉上烤呀。220年正月23日，曹操在洛阳去世，2月21日，曹操被葬在高陵。

纵观曹操一生，其后期一步步向皇权大步“跃进”，但即便到最后，也没有迈出最关键的一步。曹操坚持不称帝，是不是真的不想当皇帝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他不当皇帝不能说明他没有当皇帝的野心。他之所以不称帝乃是从当时的形势出发而做出的决策——不称帝更有利于本集团的发展。

打着天子的旗号，既可整合匡复汉室的力量，为扫清政治上的障碍和平定天下打基础，又可避免授人以柄，给敌对势力制造口实的机会。这说明曹操不称帝是从统一中国、实现霸业的更大目标考虑的，从这一点来说，他与那些蝇营狗苟，鼠目寸光之辈有着天渊之别。

但曹操后期又不断向皇权靠拢，成为有实无名的“皇帝”，这又是为什么呢？这实际是在为“代汉”做准备，以此为饵，引蛇出洞，把反对曹氏的力量逐步剪除，为自己或者后代成功“代汉”奠定坚实的基础。

公元219年孙权劝曹操称帝，曹操把信展示给群臣看，实际上是最后一次“引蛇出洞”，当时文武大臣陈群、桓阶、夏侯悖都也纷纷劝曹操称帝，再也没有反对的声音，这说明时机彻底成熟，但此时曹操年事已高，于是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既然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皇帝了，所有的反对势力都被铲除了，割据势力迟早会被消灭，务实的曹操自然也就不贪图那个“皇帝”的虚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