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在中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曹操的形象便在民间广为流传。他在人们心目中是一个阴险狡诈、刻薄毒辣的白脸“奸雄”，千百年来一直受到批判。真实的曹操是这样的吗？历史上的曹操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物？为什么生前精明一世的曹操，死后却在后人心目中又变得如此“破烂不堪”呢？

家庭语境下的千古英雄

中国人的传统是多子多福，在人口稀少的古代中国更是把鼓励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现代提出的“计划生育”在古代的中国估计是个“天方夜谭”。和众多精力充沛的开国“创业”的帝王将相一样，曹操也是妻妾成群，儿女成堆，据考证，曹操的儿子就有二十五位之多。作为一位多才多艺的政治巨人、军事高手、文学天才，曹操在自身综合素养上可以和任何人一较高下。那么作为父亲，曹操是个好爸爸，还是坏爸爸呢？

如果在中国五千年历史范围内评选最优秀的父亲，曹操大概也能荣幸人围。他的那群儿子们窝囊废基本上没有，众多子弟不仅能力过人，而且体现能力的范围也各不相同，而这一切和曹操的教育和引导是分不开的。也许正是因为曹操本人基因构造的复杂，性格上的繁复多变，但总体上还是属于一个多才多艺的英豪，所以他的优秀基因在众多儿子身上也得到了体现。

曹操的长子是曹昂，而不是人们熟知的曹丕。史书上记载他为人至孝，年仅弱冠就被举为孝廉，而且文武双全，曹操似乎也在刻意培养他，让他跟随自己南征北战。但在第一次征讨张绣的时候，已经投降的张绣突然反叛，曹操坐骑受伤，孝顺的曹昂将自己的马让给父亲，结果被追兵杀死。

曹昂的死，《三国演义》说是曹操接受张绣投降后，忘乎所以，“色”心大起，居然要收编张绣有“国色”的婶婶，惹得张绣火冒三丈，接受谋士贾诩之计，把曹操打得落花流水，还送了爱子性命。在正史中，张绣先降后叛，始终是个谜团，但从曹昂的养母，曹操最早的元配丁夫人因为养子曹昂惨死，宁愿与曹操“离婚”，也不愿意原谅曹操来看，这段野史的记载可能是真的。如果这样看，曹操算不上一个好爸爸。

但就跟曹操在战场上失败后勇于改过一样，曹操在儿子们面前“不检点”的行为似乎就是这么一次。对于其他儿子，曹操在教育上也算是尽职尽责，而且善于“因材施教”，实行启发式、激励式教育。

日后成为皇帝的曹丕在曹昂之后成为长子，曹操没有少下工夫培养他。史料记载，曹丕八岁能写文章，有逸才，成年后博古通今，诸子百家无一不晓，而且善于骑射，剑术高超，这和曹操的教育和熏陶是分不开的。

曹操为了使他避免贵族弟子的傲气，曾有意让他遭受“打击”。建安十五年，曹丕为司徒赵温征辟为官。曹操特意上书汉献帝说：赵温征辟我的儿子，没有按照朝廷征辟的规矩办事。结果曹丕这个官居然没有当成。仔细分析，曹操的目的还是让曹丕多走点儿“弯路”，尽快成熟，可谓用心良苦。

历史上曹操曾经为立嫡的事情苦恼过很长时间，其实其中也有“猫腻”。曹操首先是一个政治家，政治家面对政治的时候，只讲利益，不讲感情。作为当时最优秀的政治家，曹操不可能不知道他宠爱的曹植更像一个诗人，而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之所以在立嫡上徘徊良久，除了情感因素，估计也有让曹丕经受折磨，学会政治斗争的策略，学会笼络人心，从而成为一个合格的“接班人”的目的。

不管后人对做了皇帝的曹丕如何非议，虽然他做皇帝似乎颇为勉强，但还是可圈可点。他讲过“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这样的话，身为九五之尊而能有这份自知之明，实属难得。

曹丕作为文学评论家，他在《典论·论文》说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靓语，让众多文人墨客引以为知己，感动至今。他通过对当世文人的评点，作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首次尝试，也算一个创举。

曹丕的文章虽无法与曹操的慷慨悲凉、激昂豪迈相比，但也能自成一家，其《燕歌行》成为历代古文选的必选之作，可见其文采之斐然。可以说曹丕是一个很不错的文学家，是一个基本合格的皇帝。这也说明曹操培养的接班人并没有错——不是最理想的，但也不是最差的。

曹操儿子中最为人们熟悉和同情的就是“才高八斗”的曹植。曹植的确是位天才诗人，十多岁就“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

对于这样一位文学“天才”，曹操似乎采取的是激励式培养方式。一次曹操看了曹植的文章，故意说：你这是请人代写的吧？曹植回答“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倩人？”事后证明了曹植的确有脱口成章、下笔成文的才能。

对于这样一位文采飞扬的儿子，曹操更想使他文武全才。在曹植23岁的时候，曹操征讨孙权，让曹植镇守邺城，让他学会处理政务，锻炼军事才干，并告诫他说：我23岁的时候就当顿丘令，现在想想当时的所作所为，都不觉得后悔，你今年也23岁了，不能不锻炼自己。其后又带他一起参加与孙权的战斗。

由于曹植的杰出文学成就，让同样富有文采的曹操引以为文学知音，爱屋及乌，曾试图立他为太子。但最终由于曹植“任性而行，不自彫励，饮酒不节”，而曹丕更善于争取人心而放弃。但即便是这样，曹操仍然没有放弃对曹植的培养。

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年，关羽围攻曹仁，形势危急，曹操让曹植当南中郎将，代理征虏将军之职，想派他去救曹仁。职务都已经任命，爱护儿子的曹操想再次告诫他一些行军作战的要诀，于是传唤曹植，可惜这位诗人又喝得酩酊大醉，失望的曹操只能放弃给予这位文学天才最后的机会。

曹操有个一脸黄须的儿子曹彰，武艺惊人，也许可与许褚、典韦等一流悍将比试一番。他擅长射箭骑马，膂力过人，甚至能够空手对付猛兽，数次跟随曹操出征，勇冠三军。曹操对这位“黄须儿”自也非常喜爱，但仍不忘提醒他：“你不知道念书，只知乘马击剑，这是匹夫之勇，只能自保，算什么本事。”曹操还亲自圈选了若干经典，让曹彰学习，希望他熟读《诗》、《书》，做一位“万人敌”的儒将。但曹彰比较反感，私底下抱怨道：“大丈夫当横行四海，效法卫青、霍去病，带十万兵驰驱沙场，焉能在家里作一介博士。”

曹彰果然捞到了机会，作为骁骑将军带兵镇压代郡乌丸的叛乱。曹彰临行前，曹操曾这样告诫他：“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一旦违我军令，你可别指望我网开一面。”结果曹彰主动出击，一举击溃敌人，在敌人逃跑的时候，曹彰遵循古人所说，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原则，连续追击一天一夜，大获全胜。曹彰的勇猛竟然使在一边观战的鲜卑人拥有上万骑兵而不敢行动，最后主动归属曹魏政权。

胜利后，曹彰给将士的奖励异常丰富，赢得将士拥戴；向曹操汇报的时候，不居功自傲，而是将功劳推给将士，这让曹操由衷地感到高兴。曹彰的表现，完全是一位有勇有谋的将领，这正是曹操努力培养的结果。

曹操另有一个小儿子曹冲，他有可能是曹操儿子中最出色的一个。曹冲字仓舒，“生五六岁，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曹冲称象的故事家喻户晓：“时孙权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访之群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称物以载之，则校可知矣。’曹操手下人才济济，但都想不出如何称象，曹冲一个小孩子居然能脱颖而出，这实在令人惊叹。

曹冲不但聪敏过人，而且心地极好，秉性善良。曹操的马鞍放在仓库里被老鼠啃了，按当时的规定保管马鞍的库吏很可能被杀头，库吏心惊胆战，想自己自首请罪，但还是极为担心脑袋不保。此事无意中被曹冲听说了，曹冲说你三天后再去汇报，接着拿小刀戳破自己的衣服，弄得跟被老鼠啃过一样，然后在曹操面前装出十分忧愁的样子，曹操就问了：“仓舒啊，你怎么不高兴呢？”曹冲就回答道：“我衣服被老鼠啃了，大家说老鼠啃了人的衣裳，对衣裳的主人是不祥的兆头，所以我发愁啊。”曹操安慰道：“那些人是瞎说的，你别为这事担心。”

不久库吏趁机前来报告说马鞍被啃了，曹操笑道：“我儿子衣服穿在身上还被老鼠啃了，更何况马鞍是放在仓库里呢？”于是库吏什么责任都没被追究。如果仔细分析，曹冲的“小动作”，再加上库吏非常“凑巧”地出现并报告，以曹操的智力如何会不知道是曹冲要为库吏开脱？但可贵的是曹操维护了小孩一颗聪明善良的心，这何尝不是曹操做父亲的独到之处呢！

从曹操这几个儿子的卓越表现来看，他们都具有天赋，而可贵的是曹操很好地维护了他们的天赋，给了他们足够的发展空间，而且善于引导，尽量使自己的儿子向“全才”的角度发展，所以他的儿子才几乎各个优秀。从这一点来看，曹操是一位好爸爸，是一位懂得教育学和心理学，懂得人的成长规律的好父亲。这就是一代“奸雄”的父子情结。

白面奸雄的情感世界

总体上来说，曹操是位不错的父亲，但从各种资料来看，曹操似乎比较好色，不过这似乎也情有可原，自从西周规定贵族实行一夫一妻多妾制度以后，玩弄女性、妻妾成群就成为贵族的特权。作为小时候就以调戏人家新娘子为最大乐趣的曹操来说，长大自然也过不了美人关。《三国演义》中罗贯中抓住曹操这一毛病，大做文章。

在演义中，曹操征讨张绣，因为好色痛失长子。在赤壁之战的时候，作者又设计了一出诸葛亮导演的对周瑜的激将法。诸葛亮故意建议周瑜献上江东两位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的大乔、二乔，说好色的曹操如果得到这两位朝思暮想的女子就会自动退兵，并以曹植所作的《铜雀台赋》中“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道出曹操势夺二乔的决心。

周瑜听罢，勃然大怒，站起来指着北方骂道：“老贼欺人太甚！我与老贼势不两立！”原来，大乔就是孙策之妻，小乔正是周瑜之妇。夺人妻女，正是以儒家忠孝仁义立国的汉政权世人的大忌，无怪乎周瑜立刻决定与曹操“斗争到底”。

故事虽然虚构，但曹操好色的确是事实，有人统计，曹操妻妾成群，知其姓氏者就有十五人。有趣的是，跟他选拔人才一样，曹操组建自己的“娘子军”同样眼光独具，不拘一格，仔细考证他的“后宫”团队也是千奇百怪，五花八门。而曹操对自己的女人也是集男人、丈夫与情人于一身，其用情之滥、用情之深、用情之愚、用情之苦，实在让人感叹万千。

曹操的嫡妻并不是人们熟知的生下曹丕和曹植的卞皇后，而是一位普通的乡宦人家女子丁夫人。以曹操之威，十个女人有九个要心生畏惧，可是丁夫人却不把这个男人放在眼里。丁夫人早早嫁给了曹操，一直没有生育，于是抚养了英年早逝的长妾刘夫人所生之长子曹昂与长女清河公主，还有曹铄。丁夫人将三个儿女视若己出，尤其在长子曹昂身上，更倾注了她几乎全部的心血和希望。曹昂也没有辜负嫡母的期望，不但孝顺，而且清秀儒雅，成为声名远扬的少年将领。

谁知道征讨张绣时曹操贪色，引起张绣先降后叛，由于事发突然，曹操一败涂地，长子曹昂死于乱军之中。得知真相的丁夫人痛哭流涕，后来张绣投降，曹操不计前嫌，不仅厚赏张绣，还与他结为儿女亲家，丁夫人更是悲痛欲绝，对曹操是当面痛骂，背后痛哭。曹操忍耐不住，下令将丁夫人送回娘家。

他原以为丁夫人在曹府过惯了锦衣玉食的生活，返回娘家必然难耐清贫，很快就会回心转意。可是没料到丁夫人却泰然自若地在娘家纺纱织布。一段时间以后，曹操终于先忍不住了，亲自去丁家迎接妻子。谁知丁夫人恍如未闻，织布如故。曹操不见妻子出迎，只得自己走到织室去找她，抚着她的背请求：“你就不能回头看看我、与我同车返回王宫吗？”丁夫人既不回头，更不答话。曹操等候良久，只得退出织室。

徘徊再三，曹操犹豫地再次走到织室的窗外，低声下气地请求妻子回心转意：“真的再也不肯原谅我了吗？”丁夫人仍然置若罔闻，手里的梭子一线不错地照织不误。曹操只得长叹一声：“看来真是下定决心与我分手了。”于是狠下心离开了丁家。回去后，曹操知道无法和丁夫人重修旧好，也不想耽误丁夫人了，传话给丁家，任凭丁夫人改嫁。

后来曹操也一直没有忘记丁夫人，屡屡借卞夫人的名义邀请她返回王宫赴宴。丁夫人有时也去，对卞夫人和颜悦色，非常客气，对曹操却一如既往地面无表情。

几年后，一直没有改嫁的丁夫人在娘家静静地去世了。曹操痛心疾首，感慨自己再无赎罪机会，于是让卞夫人操办丁夫人的丧事，自己亲自为她选择了墓地，将她安葬在许昌城南。若干年后，曹操自己也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临终的时候，他仍然对与丁夫人离异之事难以释怀，叹息道：“我这一生好事坏事都做了许多，全不感到内疚，唯一不安的是，假如人死后当真有灵魂，我在阴世里遇到昂儿，如果他问我：‘我的母亲在哪里？’我该如何回答呢？”一代英豪，对自己的妻子竟是如此痴隋，谁又能说曹操没有真情呢！

真正与曹操共同走过一生的是卞夫人。卞夫人出身倡家，属于那种卖艺不卖身，世代以声色谋生的歌者舞伎。长大后的卞氏也成了一名歌舞伎，随家四处飘零，偶尔来到了谯地（安徽亳县）。此时曹操为避贵戚之祸而称病辞官返乡，在故乡城外建起别墅，读书打猎，自娱自乐，看到20岁的卞氏才色过人，于是纳她为妾。

这位倡家出身的卞氏不仅娇媚可人，深得曹操喜欢，还见多识广而且极有主见。189年，董卓之乱以后，曹操不满董卓，抛弃家小。逃离洛阳，在外地起兵参加反董联军。

曹操逃出后不久，袁术就告诉尚在洛阳的曹家：曹操已经死在外面。曹操的部属一听，就准备散伙回家。卞夫人压抑着自己内心对丈夫的挂念，对曹操的部属说：曹君生死不明，流言终不可信，如果你们今天辞归乡里，明天曹君平安返回，诸位还有什么面目见主人？为避未知之祸便轻率放弃一生名节声誉，值得吗？

属下面面相觑，于是决定留下等曹操。借助这些力量，身居险境的曹操家人不仅顺利逃离洛阳，而且为曹操保存了一份起家的子弟兵。

在丁夫人离异之后不久，曹操便将小妾卞氏扶立为正妻，卞氏从这时起才真正成为“卞夫人”。成为正妻之后，她仍然一如既往地辅助丈夫、教养儿女、善待姬妾。她对那些早逝姬妾留下的孩子都能尽心尽意地抚养教育，使曹操没有后顾之忧，全身心投入争夺天下的宏图霸业之中了。

公元216年5月，曹操被封为魏王，卞夫人的儿子们，尤其是曹丕与曹植，为了争夺继承权展开了一系列明争暗斗。在整个过程中，她虽然对曹植心有偏爱，却始终保持沉默，没有随意发表任何言词。最后，曹操选定曹丕做自己的继承人，称魏王太子。

曹丕成为王太子，很快就有近侍大臣去向卞夫人报喜。卞夫人淡淡地回答：“曹丕是长子，所以为嗣，我作为母亲，能够在教导儿子方面没有过失就已经足够了，我们母子没有什么功劳，有什么值得重赏的呢？”曹操听说了卞夫人的回答，非常欢喜，赞扬道：“愤怒不变容态、喜悦不失礼节，这真是太难得了。”公元219年7月，曹操颁布策书，封出身卑微的卞氏为王后。这年，她58岁。

曹操推崇节俭，他的后妃都不穿用锦锻绣品。在这方面，卞氏夫唱妇随，她的服装无文绣，饰物无珠玉，居室内的家具都不用彩漆绘画。但是，再节俭的女人也爱美，风流成性的曹操对此非常清楚。

有一次他获得一些女性饰物，送回王府让王后先选。卞氏的选择出乎他的意料——她只拿了中等档次的。曹操很奇怪，追问原因。卞氏淡淡地说：“如果选最好的那是贪心，如果选最差的就是虚伪，所以我选择中等的。”在卞氏的以身作则下，开创之初的曹魏后宫，朴素节俭成风。

曹操的妻妾，出身千奇百怪，丁夫人出自平民良家，卞夫人则出自倡家，还有一位尹夫人更绝，原来是东汉末代何太后的侄媳妇——自从丈夫死在董卓之乱以后，尹氏便带着幼子何宴生活，虽然已为人母，尹氏的美貌仍令曹操着迷，很快便变着法子将她纳为妾室。

曹操本想将随母进人曹家的何宴收为养子，但是何宴年纪虽小，却认为自己的“何”姓身份高于“曹”姓，坚决不肯改姓。曹操爱屋及乌，也不与小孩儿计较，心甘情愿地帮何家养娃娃。何宴长大后，以相貌俊美、风致翩翩闻名，人称“傅粉何郎”，曹操便把自己的女儿金乡公主嫁了给他。

对于美貌女子，不管出身如何，曹操只要自己喜欢，就想方设法将她们弄到手，他可以娶何太后的侄媳妇，也可以把吕布部将的老婆弄到手。从这一点推测，征张绣时娶人家的婶婶，成为人家的大伯，是完全可能的。平心而论，曹操好色、滥爱，这只不过是世家弟子、贵族的通病，但曹操对自己真心喜爱的女子，能够有始有终，有情有意，而且尊重她们及其子女的选择，这份真情、这份直率，就不是常人所能比拟的。

曹操对自己的女子，宛如一个热恋中的情人一样体贴入微，这种体贴甚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公元220年，曹操临终之际，写了一份《遗令》，这个杰出的政治家，对自己一生的功过不作多谈，他只肯定自己“军中持法”严明是正确的，明确指出自己平时的“小忿怒，大过失”，不应被仿效。

他对自己的丧葬规格作出严格的限定，“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要求“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余下的篇幅，就是一些家常琐事的安排。

对于服侍自己一生的姬妾和艺伎，他叮嘱后人说：她们平时都很勤劳辛苦，我死了以后让她们住铜雀台，不要亏待她们。自己还藏有不少上等的熏香，可以分给姬妾，不要用来祭祀，免得浪费。这些女人闲着也是闲着，可以学着编丝带草鞋，万一曹家败落，也有谋生的技艺。对于没有子女的姬妾，允许她们改嫁。

这份“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的《遗令》，后世一些人很看不起。

宋朝苏东坡讥讽说：“平生奸伪，死见真性。”意思是：别看曹操平时一副英雄豪杰气派，地地道道的一个奸雄，事到临头，还是露了马脚。

其实，这份不忌世俗的《遗令》正是曹操不同流俗又独标高格的表现，对姬妾的“絮叨”正说明他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的人，是一个充满男人魅力的男人、丈夫和情人。

摇摆于道义功名之间

春秋战国时期，卫国上卿大夫石碚总结治家格言中说：“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后来齐国贤相晏婴将其发挥开去，说：“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他倡导君令不违，臣共而不二，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夫治家莫如礼。”

到后来，儒家孔孟全盘继承了这些内容，在汉代为统治者大力推崇，从此“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忠孝节义”成为封建社会评价一个人的最重要的标准。

如果我们用封建道德这些标准来看真实的曹操，其实历史上的曹操也算一个相当符合封建标准的人。从作为父亲的角度来说，曹操是个好爸爸，有爱心，更有教育经验，而且成功地培养了一批能文能武的后代；从作为丈夫的角度来说，曹操是个情深义重，勇于改错的丈夫；甚至作为众多姬妾的“情人”，曹操也算个温柔多情，“敢于负责”的情人。那么，对于自己形形色色的“朋友”，曹操又是如何处理自己的“社会资本”的呢？

在曹操年轻的时候，前太尉桥玄，名重士林，对曹操非常器重。《世说新语》中即载有他一句与许子将意思相似的话：“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然而奇妙的是，明知其“奸”，洞悉世情，明于治乱的桥玄对曹操仍然有一种爱不释手的亲情，不仅愿意将家属郑重托付给这位小自己近半个世纪的小老弟，还极愿与曹操一起说笑。

据说有一次两人同行，桥玄忽然煞有介事地对曹操说：“我死之后，你路过我的坟地如不献上老酒一斗，肥鸡一只，走出三步后肚子痛得打滚，可别怨我。”历史上这一大一小的两位“牛人”竟然能够如此“臭味相投”，说出这么“离谱”的话来，只能说明这位未来的盖世枭雄在年轻时就初露峥嵘，具有深厚的人格魅力。然而，虽然是一句戏言，但重视承诺的曹操果然按时给这位前太尉四时祭祀，与他的要求一分不差。

长曹操24岁的蔡邕，与曹操关系之独特也曾被曹丕形容为“管鲍之交”。

曹操刚出道的时候，蔡邕是大文学家，也是大书法家，在京师洛阳俨然是文坛的领袖，而曹操当时的最高头衔也不过是一介典军校尉，却和蔡邕成为挚友。

可惜这一段交情没有延续多长，就发生了董卓之乱，曹操亡命江湖，起兵反董。而掌握中央政权的董卓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先是以屠杀九族为威胁，迫使名满京华的蔡邕出来为官，接着又将他连升三级，使得这位大儒虽然对董卓的作为不满，还是心存感激。董卓在朝中的逆行，引起各地方势力的联合反对，后来董卓被杀，蔡邕前往祭祀，被刚愎自用的王允杀害。其后关中大乱，蔡邕唯一寡居在家的女儿蔡文姬被掳掠到南匈奴。这年她23岁，这一去就是12年。

在这12年中，曹操也已经基本扫平北方群雄，把汉献帝由长安迎到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感念与好友蔡邕之交情，得知文姬流落于南匈奴，立即派周近作为使者，携带黄金千两，白璧一双，到胡地去赎她回来，这年她35岁。在曹操的安排下，蔡文姬又嫁给了田校尉董祀。在婚后第二年，董祀犯罪当死，蔡文姬顾不得嫌隙，蓬首跣足地来到曹操的丞相府求情。曹操念及昔日与蔡邕的交情，居然违背自己制定的法律，宽宏董祀。曹操对友情的珍视，可见一斑。

建安十九年（214年），名士蒯越病死前，托曹操照料其家，曹操在答复的书信中说：“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举，行之多矣，魂而有灵，亦将闻孤此言也。”可见曹操对死者的嘱托并无背负之事。“建安七子”中最富文采的王粲的儿子因参与魏讽谋反，为曹丕所诛，曹操闻听后叹息道：“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曹操还曾经自言自语：前后行意，于心未曾有所负。由此可知他是怕负人的，所以有人认为“操之待人，大致尚偏于厚”。这种讲法，是符合事实的。

事实上，不仅对于自己的好友，自己的部属，自己的文坛诗友，曹操不负重托，照顾有加，即便是对自己的政敌，曹操也同样在尽可能的条件下加以照顾，使对手成为朋友，使对方阵营的人放弃对抗立场。

曹操与陈宫有着从友到敌的经历，陈宫在兖州的反戈，几乎使曹操陷入绝境，在曹操攻破吕布之后，陈宫一心求死。曹操杀了陈宫，却善待了他的家人，使其老母能够安享天年，女儿能够长大嫁人。

与名士孔融颇有交情的脂习先生，在孔融被诛后，也是哭祭孔融，被曹操收付死牢。曹操转念一想，觉得脂先生重视“忠义”，又把他放了，并在许昌替他安排住处，“赐谷百斛”，让他活到髦耋高龄。

曹操南征刘表时，刘表部将文聘一直抵抗到最后一刻才向曹操投降。“先生来得何迟呀？”曹操半奚落半开玩笑地对文聘说。文聘则答道：“我无力辅佐刘表成就大业，又无能保全一方疆土，内心深感惭愧，所以来晚了。”曹操为他的忠心感动，马上让他统帅本部兵马，依旧做自己的江夏太守。

从这些事例我们可以看出，曹操对“社会资源”、“政治资源”是悉心照顾，唯恐有负他人，唯恐让天下人失望，就是对于对方阵营中一些讲究“忠义”，类似战国时代廉颇、蔺相如刎颈之交的“对手”，曹操也尽可能地保持尊重，并不是世人眼中无故滥杀的奸佞形象。

回想一下，在曹操以后众多的“篡位”事件中，哪一次不是从杀戮的血腥中奠定一个新的王朝？晋司马氏的“篡魏”，南朝的宋齐梁陈相互交替，隋文帝的“禅让”，宋太祖的“黄袍加身”，哪一个不比曹操更善于屠杀？明太祖杀政敌、杀大臣，动不动就是数万人人头落地；明成祖用“灭十族”的血腥屠戮来维护自己的政权；即便到了明朝最后一个崇祯皇帝，也杀了几十号大臣；清朝兴起的文字狱，对活人枭首、剥皮、发遣，对死人都要开棺戮尸，封建后期的统治者何尝还遵守自己宣扬的那一套“礼乐刑政”。

后人总是说曹操有“篡汉”的野心，并以此来鄙视、唾弃他，但如果按照儒家、封建社会所倡导的“忠孝节义”来说，曹操已经尽可能地“忠”于他祖孙三代世受国恩的汉王朝了，即便他有“篡位”的野心，但事实上用魏“代汉”似乎更符合当时的情况。

东汉时期，外戚、宦官轮流掌权，朝野上下乌烟瘴气。步入建安年代，东汉朝廷早已无可救药。对此，司马光曾在《资治通鉴》中评论道：“建安之初，四海荡覆；尺土一民，皆非汉有。”

董卓擅行废立，刘焉自造龙袍，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的乱世中，但曹操一直保持了对朝廷的尊敬，至少在曹操出道后到190年前的15年，他是忠心耿耿；在207年统一北方前，他是对“复兴”汉室比较失望，但打着“汉”的旗号在“开疆拓土”；从208年开始，他实施“两条腿走路”的战略，作“代汉”准备。

实际上，早在中平五年（公元188年），许攸等人阴谋推翻汉灵帝另立新主，拉拢曹操时被其拒绝；190年，关东联军讨伐董卓时，拥有强大实力的各路诸侯观望犹豫，迟迟不肯进军，曹操身先士卒奋力进取；初平二年（公元191年）韩馥、袁绍等人又想立幽州牧刘虞为帝，再次为曹操所拒绝，并明确提出：“诸君北面，我自西向。”郭汜、李傕等人祸乱长安，献帝一行狼狈从他们手下逃命时，漠然无视者有，趁火打劫者有，落井下石者也有，曹操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主动迎接献帝的人。

董卓之乱以后，东汉帝国已经是土崩瓦解，汉献帝身上除了一套皱巴巴的龙袍，什么都没有，是曹操一尺一寸把分裂的“九州”重新统一在“汉”的旗帜下。正如曹操说过的“设天下无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是很真实的事实。袁术、袁绍哪个没有称帝的野心，孙权、刘备何尝不想“逐鹿天下”“传诸后世”。客观地说，曹操是东汉王朝的终结者和继承者，他让一个病人膏肓的老人安详地度过了最后的岁月并顺利地继承了其“遗产”。

曹操的确是多变的、复杂的。他看到一个帝国是如何没落的，所以他在“创业”的时候，规定了自己“后宫”的人一律不得干涉朝政，即使对亲儿子曹彰等人也是遵循“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的原则。

才高八斗的曹植为人放荡，曾私自“开司马门而出”，曹操因此立刻疏远曹植；曹植的妻子衣服太华丽，违反了曹操提倡节俭的命令后尽管是儿媳妇他也照样砍头。

曹操一方面“循规蹈矩”，按照封建礼法那一套，做一个好父亲，一个好丈夫，一个好军人，一个好统帅，但曹操又是一个极不愿意受“陈规”约束的人。他“为人佻易无威重，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谈到兴头上就猛拍桌子，甚至一头扎到酒菜盘子里。他觉得汉朝变更后的刑罚不易操作，就想恢复已经废除近四百年的“肉刑”……

所以说曹操是一个遵守封建“忠孝节义”教条又敢于打破陈规的人；是一个“狂放不羁”但又朴素的人；是一个渴望改革但又对现实妥协的人，各种矛盾的形象、复杂的品性在曹操一个人身上体现了出来，就使人眼花缭乱，莫衷一是。但平心而论，曹操绝对不是一个奸佞之人，而应该是一个枭雄，是个豪杰，是个推动历史进步的人。

他为何变成“奸贼”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曹操都是我国历史上曾经主宰华夏大地，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英雄。但是，广泛流传于民间的曹操形象几乎都是一个阴险狡诈的白脸“奸臣”。

为什么流传民间的曹操与历史上的真实形象形成如此之大的反差，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会把这归功于元末明初著名作家罗贯中撰写的《三国演义》，就连大文豪鲁迅也正视这一点，他在《而已集》中说：“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到《三国志演义》，更而想到戏台上那一位花脸的奸臣……其实曹操是一个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位英雄。”

的确，《三国演义》所塑造的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奸雄”曹操，而且由于该书在海内外都存在巨大的影响力，因此，曹操的“奸雄”负面形象就风靡中国千年，甚至流传海外。

事实上，《三国演义》只是对曹操“奸雄”形象“盖棺定论”的集大成者，远在《三国演义》风靡民间之前，一个尖酸狠毒、暴戾凶狠的“负面”曹操就已经在文人笔下塑造出来，其后在民间文学和说书人“地毯式”宣传下，历史上的曹操一步步走向“堕落”，从最早《三国志》中的英雄到《三国演义》中的“奸雄”。当然，这一变化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和错综复杂的原因，而文学则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

离曹操越近的史料，对曹操评价是越高的。曹操刚刚死的一段时间，曾经在魏国出现过一阵吹捧他的热潮。曹植在《武帝诔》中描述了曹操下葬时的情景：“华夏饮泪，黎庶含悲”、“兆民号眺，仰诉上穹”。

这里固然有吹嘘的成分，但是在当时魏国境内的各种文学作品中，曹操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其后，西晋陈寿撰写《三国志》，在详细记录曹操波澜壮阔的一生之后，在《武帝纪》中效仿《史记》有对曹操八十余字的评论：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摉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閴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对曹操，陈寿称赞他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这是相当高的评价，由于陈寿是代表官方写史学，因此，这应该代表的是当时人们对曹操的态度。稍后的西晋文学名士陆机在《吊魏武帝文》中同样称赞曹操“建元功于九有，故举世之所推”。

但同样在这一时候，就已经露出了批评曹操的征兆。西晋张辅在《名士优劣论》中，把刘备与曹操作了全面的比较，指出曹操最恶劣的品质就是多疑、暴虐，开始尊刘贬曹。而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搜集了三国时代各种史料达二百余种，《武帝纪》注中，即有王忱所著的《魏书》中褒扬曹操的史料。但《三国志》中没有提及的内容也被裴松之给补上去了，而这些补充的内容大部分出于《曹瞒传》和《异同杂语》。

这两本书虽然不否定曹操的事功，但是对曹操丑陋的一面加以扩大。例如为大家所津津乐道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后汉书·许劭传》中许劭对曹操的评价是：“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而《异同杂语》中就被改为“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至此，曹操的奸雄形象已经开始慢慢地确立了，这可能是罗贯中《三国演义》中曹操奸雄形象的最早来源。

曹操的真实形象在南朝中的宋代进一步恶化，刘宋的临川王刘义庆在其所编的《世说新语》中记载了不少曹操的故事。但大多数都是“数曹之非，揭曹之短”的，《假谲篇》第二十七所载：“魏武常谓人欲危己，已辄心动，因语所亲小人曰：‘汝怀刃密来我侧，我必说心动，执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无他，当厚报。’执者信焉，不以为惧，遂斩之。此人致死不知也。左右以为实。谋逆者挫气矣。”由于刘义庆属于皇族，因此他的观点无疑代表了南朝统治阶层对曹操的态度。

到了唐代，人们对于曹操的评价总体来说是褒贬不一的。杜甫在《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中也称赞曹操为英雄，并说：“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英雄割据今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对曹操的文采风流也予以褒扬。

与杜甫齐名的李白却持对其否定态度，他在《望鹦鹉洲怀祢衡》一诗中说“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对曹操陷害祢衡的历史事实进行了谴责。史学家刘知几则说曹操“贼杀母后，幽迫主上，罪百田常，祸千王莽”。对曹操完全否定。

对唐人评价曹操影响最大的当属唐太宗李世民在《祭魏太祖文》中对曹操的评价。李世民虽然称曹操“雄武之姿”，称其为“国之栋梁”，但同时又说曹操是“一将之才有余，万乘之才不足”，直接指出曹操只能为“一将”，而没有“君临天下”的才干。

到了宋代，对曹操负面形象影响最大的一是司马光，一是朱熹。司马光对曹操似乎没有好感，《资治通鉴》中有关三国和曹操的描写评价无论是遣词造句上还是取材上，都带有明显的贬斥倾向。在引用史料上，同样是在许劭对曹操的评价这一点上，他没有采用《后汉书》“乱世之英雄”一说，而是采用的孙盛《异同杂记》中“乱世之奸雄”的说法。

由于司马光既是政坛又是文坛的重臣，而《资治通鉴》又是宋神宗亲自批阅的史书，因此对民间影响非常大。

宋朝时候，说书行业已经异常发达，官府确定的“奸雄”形象流传民间，再加上伶牙俐齿、口吐莲花的说书人的添油加醋，曹操的“奸雄”形象在民间几乎已成定论。苏轼在《东坡志林》就说道：“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

到了南宋，更是进一步发起了一股挞伐曹操的热潮，这一风潮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极大的关联。赵宋南渡之后，中原地区已经被金人占据了，此时南宋的处境与孙刘偏安一隅的境遇类似，自然而然，人们在看待三国那段历史的时候就会对孙刘产生共鸣，而对与同样占据中原的曹操自然就不会有好脸色。

在此形势下，南宋人极度仇视曹操。在诸多士人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朱熹了。朱熹在其所著的《通鉴纲目》中对曹操进行攻击“只有先主名分正，曹操自是贼”，甚至将《资治通鉴》中以曹丕“黄初”承汉“建安”改为刘备的“章武”承汉“建安”纪年。

在元明时期的学者士人心中，曹操的形象基本趋于一致，主基调是“肯定其才能，诽议其为人”，如张溥说曹操“乐府称绝，文章瑰玮”、“汉末之名人，文有孔融，武有吕布，孟德实兼之”，此评价不可谓不高。但在评论其为人之时又说曹操“称王谋逆，甘心做贼”，贬得也不可谓不重。

到元末明初，罗贯中搜集了历代关于曹操和三国的文学作品、诗词以及广泛流传于民间的说书，根据人们的憎恶，以“拥刘反曹”为主线，创作了妇孺皆知、脍炙人口的《三国演义》，从而成为曹操奸雄形象的“集大成者”。

实际上《三国演义》不是一味的贬曹，对曹操的才能、智慧及历史功绩都有所描述。可惜的是人们只记住了《三国演义》中对曹操“奸”的一面的刻画，而忽略了对其正面的肯定。此后，《三国演义》被说书人再次推广全国，民间又根据该书创造了众多的戏剧，到处传唱。自此，曹操的“奸雄”形象便有如铁板上的铁钉，再也敲不掉了。

其实，曹操从最初受万人景仰的英雄到后来的“奸雄”，其因素是复杂的。整个文学对这一转变都起了“推广宣传”的作用，这关键在于曹魏政权自己本身的历史就不长，没有在它手上真正结束三国分裂的局面。另外，由于儒家的正统思想的影响，不管哪朝哪代哪位君主，都不希望自己的臣子***现曹操式的人物，因此封建统治者把曹操定性为反面角色也就不足为奇了。

由于统治者有意识地推广，这种思想在文学作品中有所反映也就在所难免。而文学作品在民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所以，历史上曹操的真实形象就为民间文学所塑造的形象所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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