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墓园门口进来的时候，有人正在这块墓地的一角挖土坑。这件事情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差不多后边的一切事情都是从这个场景开始的。

教堂最西侧，五六只白嘴鸦像黑色的破口袋一样在山毛榉树枝上扑腾，对着彼此愤怒嘶吼。我立起风衣领子，不让劲雨侵入，绕过碑石，径直过去，走向墓地。

不知道那人是谁，也听不明白他在低声自言自语些什么。一锹泥扬出来，我闪过它，站在刚刚挖出来的土堆旁边，探头道：“这天气可真不适合干这个。”

他闻言抬头，倚着锹把。这老头子好大一把年纪，戴一顶布帽，外套满是泥巴，身上披一个装粮食用的麻袋。他双颊深陷，胡茬灰白，潮乎乎的眼睛里一片呆滞。

我又试着说了一句：“下雨了。”

他似乎恍然，瞥一眼灰蒙蒙的天，挠挠下巴道：“要我说啊，这天还得继续坏上一阵，然后才会好。”

“肯定是够让你费劲的。”我说。墓坑底部起码积了六英寸深的水。

他一锹戳在墓穴的另一头上，一下子戳开一个大口子，就好像什么腐烂透了的东西炸开了一样。泥土扑啦啦地掉下来。“这还不止。这些年呐，他们往这个小破地方里搁的死人太多太多。这哪里是把死人往土里埋啊，根本就是往死人骨头里埋嘛。”

他露出光秃秃的牙床哈哈大笑，然后弯下腰在脚边的泥土里翻翻捡捡，捡起了一截指骨。“明白我讲什么了吧？”

生命成了这种样子，哪怕是对职业作家，此时的吸引力也绝对是有限的。我决定把话引回正题：“这是个天主教堂，没错吧？”

“这儿全是罗马公教【即天主教。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教徒，”他说道，“一直以来都是。”

“这样的话也许你能帮我个忙。我在找一个墓穴，也可能是教堂里的一座碑。这人叫加斯科因——查尔斯？加斯科因。是位海军上校。”

“没听过，”他说，“我在这儿当教堂司事都四十一年了，没听过这个人。什么时候下葬的？”

“大概一六八五年。”

他无动于衷道：“啊，这样啊。那时候还没有我呢。去问维里克神父吧，他大概能了解点儿情况。”

“他在里面吗？”

“不在这儿就在内室。内室在墙后，树的另一边儿。”

这时候，山毛榉上的乌鸦不知道为了什么突然骚动起来了，几十只乌鸦在雨里一边盘旋着飞，一边喇喇地乱叫一气。老人抬眼瞧了瞧，随手把指骨往树丛一丢，突然嚷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闹心的杂种！”他叫道，“滚回列宁格勒去！”

我本来转身刚要走，闻言站住脚好奇道：“列宁格勒？怎么提起这么个地方来？”

“它们就是打那儿来的，还有八哥也是。它们本来都在列宁格勒，十月份就会跑到这儿来。那边儿的冬天太冷，它们哪里受得了。”

“这样啊？”我说。

他的表情这时已经生动起来了。他从耳后取出半截烟卷儿，塞进嘴里。“那边的冬天冷得能冻掉屁股。打仗那时候，多少德国人都死在列宁格勒了，既不是被打死的，也不是因为别的——纯粹就是冻死的。”

我被这番话深深吸引住了，问道：“这都是谁给你讲的？”

“关于鸟的事儿？”他问。突然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脸上满是捉摸不透的狡黠，“干吗，这都是魏尔纳给我讲的。关于鸟的事儿他全懂。”

“魏尔纳是谁？”

“魏尔纳？”他的眼睛眨了又眨，脸上又挂出那副呆滞的表情，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装出来的。“魏尔纳是个好家伙，好小伙子。他们不该那么对他。”

他弯下腰去继续挖土，对我完全置之不理了。我又多待了一会儿，然而显然他再没什么话可跟我讲了。因而，很遗憾——本来似乎会有个好故事的。我转身上路，沿着碑石朝大门走去。

我在门廊站住了脚。墙上有块漆黑的木牌子，上面的金色油漆字迹已然褪了色。顶上写着：

斯塔德利村圣母玛利亚及众圣徒教堂

下边是望弥撒和忏悔的时间，落款上写着“菲利普？维里克神父”。

门是橡木做的，用铁条和螺栓箍在一起，年头很久了。青铜狮子造型的把手，狮嘴里衔着一只大铜环。这铜环要先扳到一侧才能开门，带起一阵吱吱呀呀的刺耳响声。

我以为里边会昏暗不堪、漆黑一片，然而映入眼帘的却好似一座缩小版的中世纪大教堂，四处泛着光明，不可思议的开阔。中庭的拱顶美轮美奂，巨大的诺曼式柱子直插木制穹顶，雕饰着各式各样的花纹——人物、走兽，精妙绝伦。穹顶两侧圆形的气窗投射进明亮的光，这光明让我无比惊讶。

精美的石质圣水盆旁边，墙上有块漆牌，曾在此侍奉天主的所有神父的名字都列在上面，开头是一一三二年的拉斐？德？柯西，一直到维里克的名字再一次出现为止。维里克神父一九四三年接管了这座教堂。

后边有座狭小阴暗的祈祷室。烛火在童贞玛利亚的画像前摇曳不定，好似圣母的光辉凌于这片昏暗之中。绕过这间屋子，沿着长凳之间的过道走过，寂然无声，只有圣灯隐隐透出红宝石色的光。祭坛旁边高悬着一座十五世纪的耶稣受难像。雨水敲打高高的窗子，如同闷闷的鼓声。

我身后传来了一阵脚在石头地面上拖蹭的声音。一个干涩、生硬的嗓音说道：“请问有什么事吗？”

我转身过来，看到圣母祷告堂的入口站着一位神父。他个子很高，面容憔悴，缩在褪了色的黑修士服里。他头发花白，发茬短到刚刚露出头皮；眼窝深陷，好似刚刚患了病，而腮边紧绷的皮肤更加强了这种印象。他有一张漠然的面孔。要么是军人，要么是学者，但想到告示牌上写着他是天主教耶稣会信徒，那么无论哪种都不会使我感到惊讶。然而照我的判断，这张面孔还说明病痛时刻不离他的左右；他朝前迈步的时候，我看见他吃力地拄着一根黑刺木拐杖，拖着他的左腿。

“维里克神父？”

“是我。”

“刚才我跟外面那位老人家说话来着，那位教堂主事。”

“啊，你说的是雷科尔？阿姆斯比吧。”

“原来他叫这个名字啊。他觉得也许你可以帮上我的一个忙，”我伸出手，“我叫希金斯，杰克？希金斯。我是个作家。”

他迟滞了一下才跟我握手。虽然这是由于他需要把拐杖从右手换到左手，但在我看来，他绝对还是有所保留。“我能帮你什么呢，希金斯先生？”

“我在为一本美国杂志写专题系列，”我说，“历史方面的题材。昨天我拜访了克雷的圣玛格丽特教堂。”

“那教堂很漂亮。”他拣了最近的一排长凳坐下道，“不好意思，如今我特别容易乏。”

“那儿的教堂院子里有个墓龛，”我继续说道，“您大概知道那个墓龛吧？‘谨此缅怀詹姆斯？格里夫？？’”

他立即把我的话头接了过去：“一六七六年一月十四日，他在北非巴巴里地区的黎波里港协助克劳迪斯里爵士将敌船付之一炬。”他强作了个笑容，“在这一带，这段墓志铭相当有名啊。”

“根据我的调查，格里夫担任‘橘树号’的船长时，有个搭档叫查尔斯？加斯科因。此人后来成为了一位海军上校。他因旧伤复发，死于一六八三年，好像是格里夫把他的遗体送回克雷安葬的。”

“我知道了。”他礼貌地回应道，然而并不曾显露出对此事有任何的兴趣。实际上，他的话语声几乎是在暗示他已经不大耐烦了。

“克雷教堂的墓园中并没有他的遗迹，”我说，“当地教区档案里也没有记录。我还去找过胡埃弗顿、格兰德福德和布雷肯尼的教堂，都是一样的结果。”

“所以你认为这个人有可能在这里？”

“我又重新理了一遍我的笔记，发现他从小就受洗成了天主教徒。于是我突然想到，他会不会是被安葬在了自己信仰所在的地方。我在布雷肯尼宾馆住的时候跟一个酒保谈过，他说斯塔德利村这里有一座天主教堂。显然这个地方太不起眼了，我花了好一阵子才找到。”

“恐怕你白费力气了，”他站起身，“我在这座圣母玛利亚教堂已经二十八年了。可以跟你保证，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么一位查尔斯？加斯科因。再说，你提到的那个时间里，圣母玛利亚教堂并不属于罗马公教。”“是啊，我还在想亨利八世和宗教改革运动【亨利八世是英国都铎王朝第二任国王，对马丁？路德的新教教派及其带来的宗教改革运动起初是抱反对态度的。然而，为了与王后凯瑟琳离婚，亨利八世与罗马教廷决裂，进而设立英国国教会，即今日的圣公会。自此开始英国国王取代了罗马教宗在英国国内成为政教权威】在这一带究竟是个什么情况呢。”

“跟当时大多数英国教堂一样，圣母玛利亚教堂也成为了英国新教的教堂，”他说，“但是上个世纪末，这幢建筑又重新皈依了罗马公教。”

“不会感觉太奇怪了吗？”我问道。

“不。”他没有进一步加以解释。不耐烦已经很明显了。

显然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我感觉自己的失望之情已经溢于言表，但是我仍然追问道：“关于加斯科因，您绝对肯定吗？当时的教堂档案呢？没准儿下葬登记表中会有突破呢。”

“我的个人爱好，恰好就是研究本地的地方史，”他略带尖酸地回应，“跟教堂有关的档案没有我不熟悉的。我可以担保，没有任何地方提到过一位叫查尔斯？加斯科因的人。不好意思，我要用午餐了，失陪。”

移步过去的时候他的拐杖打了滑，他趔趄了一下，几乎跌倒。我一把挽住他的胳膊肘，恰好踩在他的左脚上，他却几乎动都没动一下。

我说：“真抱歉，我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他再次笑了一下。“没事，踩了就踩了吧。”他用拐杖指指自己的脚，“活遭这么一茬烂罪。但是怎么说呢，反正我如今是适应了。”

这种话让人没法接，显然他也没等着别人去附和。我们一道顺着窄道走着。由于他的腿脚问题，我们走得很慢。我说：“这教堂真实在是太美了。”

“没错。我们都感到很骄傲。”他为我拉开门，“没帮上什么忙，不好意思。”

“没关系的，”我说，“您介意我离开之前在教堂的院子里转转吗？”

“我明白了，谁也说服不了你。”然而，他的口气里并无恶意，“请随便，这里有很多石碑都相当有意思呢。我尤其建议你去最西边的石碑群去看看。那是十八世纪初的东西，而且手艺明显跟克雷的石碑差不多，出自同一个人。”

这次他主动伸出了手。我和他握手的时候他又道：“那个，我感觉你的名字耳熟。去年写乌尔斯特冲突【即北爱尔兰与英国之间因政治、宗教而引起的暴力冲突】的是不是你？”

“是我，”我说，“恶心事儿。”

“是战争就恶心，希金斯先生。”他面沉如水，“那种情况下人心全都硬透了。再会吧。”

他关了门，我来到长廊上。真是古怪的会面。我点了根烟走到雨中。教堂司事接着挖别的坑去了，此时整个院子就剩下我一个人——当然，那些乌鸦除外。“列宁格勒的白嘴鸦”。我再次琢磨了一下，然后坚决把这个想法从脑中摒去。还有事儿要做呢。跟维里克神父这么一谈，我哪里还能对找到这个查尔斯？加斯科因的墓地抱多大希望，实际上根本就无法可想了。

我一步步往最西边踱的时候，注意到了他所提到的那些墓石。确实有点儿意思。用生动又朴素的雕工刻画出骷髅、骨架、带翅膀的沙漏，还有大天使。有意思，只不过完全不是加斯科因的年代。

我花了一小时二十分钟遍历了整个地方，最后我终于意识到，自己被打败了。原因之一是，这个院子跟最近看到的绝大多数乡下教堂院落都不一样，一切都保持得井井有条。草坪修了，灌木剪了，几乎没有什么长势过剩或者遮挡视线之类的现象存在。

这样看来，确实没有查尔斯？加斯科因了。我终于承认自己失败的时候，正站在刚挖好的坑旁边。教堂的老司事找来张油布铺在上面挡雨，油布的一端掉在了坑里。我蹲下去把布拽起来，正要起身的时候，注意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一两码远之外，靠近教堂墙角的塔楼脚下有撮杂草，里面有块扁平的墓石。这是十八世纪早期的手艺，当地石匠的典型作品。墓石上刻着精美的骷髅，骷髅上方交叉了两根骨头。这是一个棉毛商人杰里米亚？弗勒尔、他的妻子，还有他两个孩子的墓地。而我正蹲着，因此注意到这墓碑下头还有块石板。

骨子里的凯尔特人情怀迅速泛滥，一股激情瞬间澎湃，我仿佛意识到，距离某种事情只有一线之隔。我跪在墓石旁边，试探着用手去推它。很困难。但突然一下子，它动了。

“来吧来吧，加斯科因，”我轻声说，“我可找到你啦。”

石板移到了一侧，斜倚在草堆上，露出表面来。我估计，这是我这辈子最瞠目结舌的一刻。石碑很朴素，顶端有个德国十字——大多数人都把这个叫做铁十字。下边的墓志铭是用德文写成的，“hierruhenobersleunankurseinerund13deuschefallschirmj？gergefallenam6november1943”。

我的德文绝大多数时候都属于不好不坏那种，主要是没有使用环境。但是对于看懂这段文字足够了。“库特？施泰因纳中校，以及十三位同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六日陨殁的德意志空降猎兵，长眠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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