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那么在雨里蹲着，仔仔细细地检查我是不是翻译错了——没错，真的没错，可这完全让人一头雾水嘛。有一次我碰巧写到这个方面的文章，所以最起码我知道德军公墓一九六七年设在了斯坦福郡的坎诺克？彻斯，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于英国阵亡的四千九百二十五名德国军人都被移葬到了那儿。

“陨殁”，碑文上是这么措词的。不可能，太荒唐了这个。这是精心布下的一个恶作剧吧。一定是的。

任何更进一步的想法都被一声突如其来的咆哮给打断了：“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维里克神父撑着一把大黑伞，一跛一跛地穿过碑石冲我而来。

我兴奋地嚷道：“神父，你一定会对这个有兴趣的。我有个令人震惊的发现。”

等他走到近前我才发现有点儿不对劲儿。事实上是非常的不对劲儿，他的脸由于激动而显得惨白，他整个人都因为愤怒而在发抖，“你胆子怎么这么大，竟敢动这块石头？你这是亵渎，除了亵渎没别的了！”

“好吧好吧，”我说，“我道歉，但是你看看我在它下边发现的东西。”

“我才不管你在底下发现了什么狗屁东西，赶紧恢复原状！”

我开始有点儿忍不住了。“别傻了，你没看到上面说什么了吗？你要是不认得德语，我教给你。‘库特？施泰因纳中校，以及十三位同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六日陨殁的德意志空降猎兵，长眠于此。’你不觉得这事儿简直新鲜透了吗？”

“完全不新鲜。”

“看来你一定是以前见过这块石头。”

“没见过，当然没见过。”此刻他显得因为什么事情而忐忑不安，说话的时候更平添了一丝绝望的味道，“现在麻烦你把石头恢复原状，好吗？”

我不相信他，我从来就没相信过他。我说道，“这个施泰因纳是谁？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我跟你说过了，我一无所知。”他说话的时候越发魂不守舍了。

而就在此时我突然想到了一些问题。“自一九四三年开始您就在这儿了，对吧？您就是在那个时候接管教区的。教堂里那块牌子上写得清楚。”

他终于崩溃地爆发了：“我最后再说一遍，麻烦你把这块石头放回原位行不行？”

“不行。”我说道，“恐怕恕难从命。”

奇怪的是，此刻他反而好像控制住了自己。“很好，”他冷淡道，“那就请你赶紧离开这儿。”

鉴于他的这种精神状态，争执估计是毫无意义的。我简短地回答道：“好吧，神父，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我走上小路的时候他又喊了一句：“别再回来了，否则的话我肯定把这儿的警察找过来，决不含糊。”

我走出墓园的大门，坐进“标致”汽车离开了。他的威胁吓不着我，因为我实在是太激动了，兴奋得气血翻涌。斯塔德利村的一切事情都吸引着我。大概只有北诺福克才会有这种地方的存在。某一天你突然间发现了这么个村子，然后就再也找不到了，于是你开始疑惑，因为你想不起是不是从一开始这个村庄就根本不曾存在过。

这种事儿可绝不多见。看那教堂，那围墙下的花园、花园里的古老长老室；看那溪流，那随意散落在小溪沿岸的屋舍、十五六座样式各异的屋舍；看那带着大水车的老磨坊，那一片绿荫、绿荫对面的乡村酒馆——斯塔德利河沿酒馆。

我把车停在溪边的路上，点燃一根烟，静静地回想着整件事情。维里克神父撒谎了。他早就见过那石碑，他认得上面的识记，我坚信这一点。想起来还真荒唐，我本是为了搜寻查尔斯？加斯科因的线索才偶然造访斯塔德利村的，结果却发现了更有意思的事情，一个真正的秘闻。问题是，我该怎么做呢？难不成就此收手了？

那个教堂司事，雷科尔？阿姆斯比的身影自两幢农房之间的狭窄巷道里出现时，问题似乎顿时迎刃而解了。他的身上仍然溅得到处都是泥巴，肩膀上照旧披着旧麻袋。他穿过小路走进斯塔德利河沿酒馆。我立刻跳下车跟上了他。

按照门口铭牌上写的，店老板叫乔治？亨利？王尔德。我开了门，里面是铺着石板路的通道，墙上贴着装饰面板。左边的门开了一条缝，传出嗡嗡的低语，间或爆发一阵大笑。

里面并没有吧台，只有一间舒舒服服的大房子、一个点着火的石头壁炉、几把高背椅子、几张木头桌子，如此而已。六七位客人，没一个年轻人。要我说啊，他们的平均年龄能有六十岁——可惜时下的穷乡僻壤里，这般光景是越发常见了。

一群农民，骨子里就是农民。都是饱经风霜的脸，都是花呢帽子，都是胶皮靴子。三个人在玩骰子，两个人看着。炉火边，一个老头儿轻轻地吹着口琴。他们全都满脸新奇地看着我——带着那种熟人小团体来了陌生人时常有的新鲜感。

“下午好啊。”我开口道。

两三个人点头致意，很客气，然而有个大块头，一脸黑里掺灰的络腮胡子，瞧着不怎么友好。雷科尔？阿姆斯比自己占了一张桌子，正用手指卖力捻着一根烟卷儿，面前摆着一杯淡啤酒。他把烟塞进嘴里，我走过去递上了火儿。“嗨，朋友。”

他茫然抬眼，突然反应过来了。“噢，又是你啊。你找到维里克神父了吗？”

我点头：“再来一杯？”

“那哪能不来呢，”他把杯里的酒牛饮而尽，“一品脱黑啤酒下肚，再痛快不过了！来呀乔治！”

我扭头看过去，身后站着一个戴套袖的矮胖子，这肯定是店主乔治？王尔德了。他跟周遭人的年纪差不多，样子还不错，只是有个地方破了相。过去什么时候他一定是被子弹近距离打到了脸。我看过太多枪伤，所以确定得很。弹痕在他的左脸上犁出了一道沟，肯定还伤到了骨头。他这运气算是很不错了。

他殷勤笑道：“您来点什么，先生？”

我跟他说，我要一大杯伏特加汤尼，而这些农民和乡巴佬们竟被此逗得大乐。我倒是无所谓，因为这是唯一一种我高兴怎么喝就怎么喝的酒。雷科尔？阿姆斯比的手卷烟没坚持多一会儿，所以我分了一根自己的给他，他乐得接受。酒送上来，我把他的那杯淡啤酒推给了他。

“你说你在圣母玛利亚教堂干多少年司事了？”

“四十一年啦。”

他把酒一饮而尽。我说：“来，再来一杯吧，给我讲讲那个施泰因纳的事儿。”

口琴声戛然而止，谈话声也顷刻消失了。老雷科尔？阿姆斯比越过杯沿盯着我，脸上又泛出那种狡黠无比的神色来。“施泰因纳？”他说，“怎么想起问这个？施泰因纳他？？”

乔治？王尔德插到我们中间，伸手拿走杯子，边抹桌子边说：“对不住先生，打烊啦。”

我看看表，两点半而已，开口道：“搞错了吧？还有半个小时呢。”

他把装伏特加的杯子递了过来说：“先生，我们这是自家开的小生意，再说这么个荒郊野外的，我们爱怎么干也不会有人管。要是我说两点半关门，那就是两点半关门啦。”他和颜悦色地笑道，“我要是你，我就喝光走人。”

气氛紧张得很，简直一绷即断。他们都坐在那儿，看着我这儿，面孔生硬，眼神冷酷。那个黑胡子大块头，踱到桌子一端，倚在桌板上，盯着我。

“听到他说什么了吧，”他沉着嗓子阴声道，“现在，听话，喝酒，回家。不管你家在哪儿，总之回家。”

我什么都没分辩，因为此刻的情势更紧张了。也不知道是想证明给他们看还是什么，总之我花了好一会儿才喝光伏特加汤尼。然后我走了。

诡异，但我并不恼火，只是完全被这不可思议的一出儿给吸引住了而已。而且现在让我抽身，怎么可能呢。我必得把答案搞出来，而且我突然发现，有个方法简单易行。

我钻进“标致”汽车，驶过桥，出了村，经过教堂和长老室，往布雷肯尼的方向走。走过教堂几百码之后，我把汽车扔进一个马车棚里，徒步往回走，只从汽车手套箱里拎出来一架小型的宾得相机。

我并不害怕。有那么惊心动魄的一次，我在贝尔法斯特的欧罗巴酒店，被人一路挟持到了机场。他们把枪藏在衣服口袋里逼着我，建议我为了自己好，搭下一班飞机离开别再回来。但是这类事情我都经过若干回了，甚至以此为题出过书。

回到墓园的时候，那块祭奠施泰因纳和同伴的石碑还跟离开时一样。我再次检查了一遍铭文，以确认不是自己看走眼，还从不同的角度拍了好些照片，然后疾步走进了教堂。

塔楼底部有块布帘，我走到了帘子后边。唱诗班的红罩衣和白色法衣整齐地挂在排架上。这儿摆着一个铁皮箱子，若干敲钟绳从阴暗的高处悬垂而下。墙上的一块牌子向全世界宣告，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在这座教堂奏出了五千零五十八响的巴布小调式【巴布小调是教堂编钟的一种奏法，每只钟有不同的音高，若干只钟通过严密的编排会有变化无穷而悠长的调式】。我还注意到，雷科尔？阿姆斯比也是参与其中的六名敲钟人之一。

更有意思的是，这块牌子上有一排小洞，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涂料和锈迹堵死了。虽然匪夷所思，但是这些痕迹真像是机枪扫射出的枪眼。

我正对的是殡葬登记处。但是此处并没有任何的书册簿记之类。我走出布帘，几乎马上就注意到了圣水盆后面墙上的一堵小门。我试探着拉动把手，轻轻松松就把门打开了。里面的屋子很小，贴着橡木墙板，显然是圣物组。一个架子放着几件教士服、法袍和斗篷，一个橡木碗柜，还有一张老式书桌。

我先试着翻了翻碗柜，立刻就有了收获。各种各样的记录簿都整整齐齐地码在里面的一个架子上。一共三本殡葬登记簿，其中第二本就是一九四三年的。我迅速地翻了一遍这本册子，无奈满怀希望之后立刻就是巨大的失望。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登记了两个去世的人，都是女性。我又赶紧一路翻阅到了年初，这并没花太长时间，然后合上登记簿，放回碗柜。问题现在比较明朗了。不管这个施泰因纳是谁，只要葬在这儿，都应该登记在案。根本没有可能绕过英国这条法律。这样的话，归根结底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打开圣物组的门走出去，回身把门带上。两个酒吧里的人拦住了我，一个是乔治？王尔德，另一个就是那个黑胡子大个儿。我不禁注意到这大块头手里拎着一把双管霰弹枪。

王尔德客气道：“我劝过你，让你自走自路，先生，这你得承认吧。为什么您就这么不听劝呢？”

黑胡子说：“还他妈等什么啊，动手得了。”

这样的块头动起来竟然能有这样的速度，真令我震惊。他一把抓住我大衣上的翻领，这时圣物组的门也开了，维里克走了出来。上帝啊，他这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可我倒是相当乐意看见他。

“到底怎么回事儿？”他问。

黑胡子应道：“神父，您就交给我们得了，我们处理吧。”

“用不着你们处理，阿瑟？西摩尔，”维里克说，“退下。”

西摩尔倔强地看着他，还是攥着我不撒手。我有许多种方法收拾他，但实在看不出来有什么意义。

维里克再次开口：“西摩尔！”这一次他的声音铿锵若铁。

西摩尔慢慢地放开了手，维里克说道：“别再来了，希金斯先生。很明显眼下的情况对你没什么好处。”

“有道理。”

维里克插手之后我并没表示出抗议的态度，而且确实也不是久留之计。于是我几步小跑回到了停车的地方。这件扑朔迷离的事情，以后再考虑不迟。

我走进马车棚，发现雷科尔？阿姆斯比正坐在我的车上捻烟卷儿。见我过来，他站起身说：“啊，你来了。这回要走了？”

他脸上又是那种无比狡黠的神色。我掏出香烟，递给他一根，“知道吗？”我说，“我可不觉得你像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

他嘿嘿一笑，朝着雨天吐了一口烟：“多少？”

我立刻明白了他的言外之意，不过还是顺着他的话接了下去：“什么多少？”

“你觉得得花个什么代价？打听施泰因纳的事儿？”

他重新靠在车身上，看着我，等我的反应。我掏出钱包，抽出一张五镑的钞票，用两只手指夹着。他的眼睛一亮，探过身子来。我却抽回了手。

“噢不行不行，我得先听点儿答案。”

“好吧，先生。你想知道点儿什么？”

“这个库特？施泰因纳——到底是谁？”

他的眼睛又开始贼兮兮地转，嘴角又是那种狡猾的笑容。“这问题很简单，”他说，“他就是带着手下来暗杀丘吉尔先生的那家伙。”

我震惊得盯着他半晌无言。他从我手中取下那张五镑钞票，转身拖着步子走掉了。

生活中，有些事情给人的冲击实在是太大了，就好比电话另一端的陌生人告诉你说你的某个至亲刚刚死掉了，这种事根本就没办法让人接受。语言失去了意义，思维也刹那间脱离了现实，需要好好喘上一口大气才能做好面对的准备。

听到雷科尔？阿姆斯比这番惊天言论之后，我差不多就是这种状态。不仅仅是不可思议的问题。要是我这辈子学到了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今天你说某事不可能，搞不好下周这事儿就会发生。如果阿姆斯比说的是实话，那么这个冲击在当时来说对我实在是太大了，我的头脑根本无法接受这件事情。

就是如此。我知道此事非虚，但是实在无力多想。我回到布雷肯尼酒店，打点行装，交了房费，动身回家。虽然我当时并没意识到，可这本来是旅程的第一站，却即将花掉我一年的时间。这一年里，我跟数百份文件打交道，进行了十数次采访，足迹差不多绕了地球半圈。旧金山、新加坡、阿根廷、汉堡、柏林、华沙甚至——最具有讽刺意味的——再临贝尔法斯特的法尔斯路。似乎到处都有蛛丝马迹，到处都有库特？施泰因纳的一些秘闻——库特？施泰因纳，整个事情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