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兰经》不但作为一部宗教经典，更是第一部以散文形式呈现的阿拉伯文献，在阿拉伯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由于《古兰经》

的内容直接反映了7世纪初发生于阿拉伯半岛并对后来阿拉伯民族发展有着深远影响的一场伟大社会变革，所以又是研究默罕默德和伊斯兰教以及当时阿拉伯半岛社会情况必不可少的文献史料。阿拉伯语《古兰经》是带韵的散文，节奏明快，语言凝炼，铿锵有力，这种语言辞藻和表达形式至今仍被奉为阿拉伯文学的典范。《古兰经》中的某些典故一直是伊斯兰教和阿拉伯文学的创作题材。由于《古兰经》

在语言文字上的权威性，使阿拉伯语得以统一和规范化，这对散居于许多不同国家的阿拉伯人维持其语言和心理上的统一产生过巨大作用。《古兰经》的哲理是阿拉伯哲学和伊斯兰教神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道德规范和法制思想，曾成为中世纪伊斯兰国家统治者经世治国的依据。历史上，伊斯兰国家的人民也曾以《古兰经》的有关内容为旗帜，进行反对封建专制和外来侵略的斗争。在中世纪时期，穆斯林学者曾写过不少评价和赞扬《古兰经》的专著，文艺复兴后，不少西方的社会科学家、文学家以及近代的一些东方学家，对《古兰经》也相继发表过评论，肯定了它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上的影响和地位。

文明十字路

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能像土耳其一样，在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汇聚过如此众多的文明。不同的民族、种族涌向这里，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奥斯曼土耳其就在这种血与火的交替中沉淀形成。奥斯曼帝国位于古文明发祥地小亚细亚，自古就被视为“文明十字路”，由于地处东方和西方的交通要道，几乎每个时代都被卷入激烈的历史洪流中。

从古至今这片布满山脉，高原和肥沃河谷的土地就是亚、非、欧三大洲的交通要塞和各种文明的交汇地，也是历史上东西方的分界线。

奥斯曼土耳其就像是一个庞大的历史舞台，上演着一幕又一幕历史悲喜剧，跨越千年。在这片土耳其大陆上，古罗马人、古希腊人、赫梯人、古埃及人、巴比伦人、波斯人、蒙古人，以及最后来到的突厥人，都在这里留下自己独特的足迹。

土耳其的风貌是声色共鸣、形味共赏的混合景观。的确，位于欧、亚交界处的土耳其是世界上唯一同时拥有东西方文化的国度，几乎各个时期的文明都曾在这里撞击出历史的火花。而如今，古老的遗迹，神奇的传说，高大的圆顶，羞涩的面纱，则构成了东西方游人继续着的千年向往。

默罕默德二世攻占拜占庭帝国后在伊斯坦布尔城的外观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拜占庭帝国在长达1000多年的统治期间，只是在城墙所包围的地区建立了很多豪华的基督教建筑，而奥斯曼人发自内心的强烈愿望是给伊斯坦布尔穿上伊斯兰教的外衣。所以，除了在城墙内许多不起眼的小丘上建起一批著名的清真寺和大皇宫外，还向城墙之外扩展，使城区越过金角湾和博斯普鲁斯海峡。

随着奥斯曼帝国土崩瓦解，到了1923年，由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定都于安卡拉。伊斯坦布尔逐渐失去了其首都地位，但是，作为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它的地位仍然是无法撼动的。

体味历史遗存的多元选择

历史命运的多种变化在某种意义上造就了伊斯坦布尔文化的多元性。建筑是一个城市的符号，也是一个坐标，更是对一种特定文化的诠释。这里有拜占庭时期的代表建筑圣索菲亚大教堂，奥斯曼时期的苏莱曼清真寺、蓝色清真寺，还有18世纪受巴洛克和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影响而兴建的一些欧式建筑：如托普卡帕宫、道尔马巴赫切宫等。所以伊斯坦布尔新旧城区划分非常明显。

伊斯坦布尔的旧城区古色古香，街道两旁那些红色屋顶的哥特式建筑同小骑楼式的伊斯兰房屋交相辉映。

市内保存着一批古代建筑的杰作，其中许多建筑对欧亚两洲产生过重大影响，是人类极为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198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这座城市的考古公园、苏莱曼尼耶区、泽雷克区和城墙区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名录。

在历史上，伊斯坦布尔以其清真寺数目众多、规模巨大而举世世界，现保存完好的清真寺至少有450座，而历史悠久的大清真寺更达数十座之多。久负盛名的就是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

在如此众多的清真寺中，拜占庭时期的教堂错落其间，历史更为悠久。如圣索菲亚教堂。像这样的基督教建筑还有圣厄热勒和卡里耶，如今也被辟为博物馆。特别是后者，名气更大。它是继圣索菲亚教堂之后伊斯坦布尔最主要的拜占庭建筑。它的墙面用华丽的壁画和烫金的马赛克装饰。据说这种装饰对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都产生过影响。

其他著名的人文景观还有阿塔图尔克革命博物馆、卡帕勒市场、女儿塔、埃及市场、步行街、王子岛、塔克西姆广场等。狄奥多西方尖碑、伊斯坦布尔城墙、青铜蛇纹柱和君士坦丁大柱等也都是这座城市风格的经典之处。

伊斯坦布尔给人以现代与传统的和谐印象，这里的城市布局、建筑风格无处不体现着这一特点。奥艾曼人如何巧妙地使传统与现代相处得如此和谐，这本身就是一个颇有学术价值的课题。在人们眼中，伊斯坦布尔不仅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它还是一座华丽、迷人而又充满活力的现代城市。如今，在圆屋顶和伊斯兰教寺院高高的尖塔映衬下的地平线上，川流不息的各类车辆沿着鹅卵石铺就的古旧街道前行而发生的隆隆声、街头售货者穿梭往来的叫卖声，以及繁忙的港口进出船只的汽笛声汇成一片，构成一幅十分动人的美丽画卷，使过去与现在、历史与未来在这里紧密地相连。

在奥斯曼帝国时期，伊斯坦布尔的居民除了伊斯兰教外，还信仰东正教、亚美尼亚格里高里教派和犹太教。信仰东正教的多是巴尔干半岛的农民，亚美尼亚的格里高里教派多为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农民，犹太人则大多为城市居民。不过，城市内的各教派并不是按地区划分和安置的，相反，在整个帝国内所有宗教团体都是混杂在一起，并且相互之间都有交往。当时一位英国旅行家的仆人曾这么写道：“在土耳其所有的城市里，每周有三种安息日：土耳其人逢周五休息，犹太人逢周六休息，而基督徒则在主日休息。”

然而，这些宗教派别虽然有相互的交往，却总体上仍处于宗教隔离状态，因为苏丹采取的是“分教而治”的政策，其后果之一是宗教团体逐步成为政治团体。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默罕默德二世就任命东正教的一位有头面人物作为帝国境内东正教的大主教和文职首领。同样，他也任命了伊斯坦布尔的犹太教大教士和亚美尼亚教派的教主分别为各自“教区”的首领。除了犯罪案件的审理权归苏丹手下的法官外，其他的宗教与世俗事物几乎都归大教主及其手下的教士管理。这种教区制度成了政府的工具。

苏丹虽然承认各个教区享有自治权，但不意味着各宗教间的平等。

各宗教中穆斯林地位最高，非穆斯林则受到较多的限制，比如基督教堂内不得使用大钟。不过，从当时的情形来看西欧正处于宗教迫害时代，相对而言，奥斯曼帝国境内的非穆斯林处境要好得多。因此，很多犹太教徒从西班牙和葡萄牙涌入到伊斯坦布尔，他们比其他地区对奥斯曼帝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凯末尔建立土耳其共和国后，确立了世俗的现代政治，实行政教分离政策，而且实现了各宗教平等间与信仰的自由。这已非过去那种“分教而治”的政策可比了。在如今的伊斯坦布尔街头，不同信仰者早就可以和谐相处。在同一座楼房里，穆斯林的邻居为犹太人这种事情也是司空见惯。

花押艺术

凡是见过奥斯曼帝国钱币的人，都会觉得钱币正面那个花纹图案很好看，没错，这就是奥斯曼帝国苏丹的花押。花押是一种结合阿拉伯书法艺术的字母设计组合，是奥斯曼帝国苏丹独有的印章和签名。

在奥斯曼帝国时期，这种由各种复杂花纹精心设计构成的花押会出现在所有帝国的官方文件和信函上，同时也是作为苏丹统治期间的象徴出现在一些建筑的装饰上，或者铸造在帝国的钱币上。

伊斯兰教的认为真主是宇宙间唯一永恒的存在，并且凡人不可以描绘其形象，除真主外无不崇拜其他偶像，描绘真主创造的世界，或是人物描绘都是对教义的亵渎。所以和欧美钱币所不同，花押也就代替了人物雕塑成了钱币上历任奥斯曼帝国统治者的标识。

花押最初的设计是来源于奥斯曼帝国苏丹个人签名的描绘，再由宫廷的御用书法家或者掌玺大臣转写在文件上。它和出现在古埃及的漩涡花饰以及今天英国皇室的徽记有着近似的意义。所以每个苏丹都有自己独特的花押。

苏丹的名字写在整个花押的底部，这部分称为sere，不同时期的写法也有所不同，在奥尔汉统治时期，只写“奥尔汉，奥斯曼之子”，所以才逐渐加上了成颂语和祈祷词。

位于花押左侧的两道环线被称为beyze，在阿拉伯语直译为“卵”，在这里被看作是奥斯曼帝国控制的两片海洋，外侧的大环线象征着地中海，内侧的小环线则代表黑海。

顶部的三道直线是旗杆，称为ug，象征奥斯曼帝国的独立自主。

穿过旗杆的s型线条称为zulfe，引申意义为吹拂旗帜的风，由于阿拉伯文由右向左书写的习惯，也可以看作奥斯曼土耳其人由东方迁徙而来向西方扩张的历史进程。

hancer则是位于花押右侧的两条长长的延展线，是胜利之剑的意思，代表苏丹的绝对权力和至高威望。有了这些框架之后，再填入苏丹的一些个人信息，这样一个完整的花押就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了，以马哈茂德二世苏丹的签名为例：

“马哈茂德汗，阿卜杜拉哈米德之子，永远的胜利者。”

今天的伊斯兰世界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确是没落了，奥斯曼帝国瓦解后的一些中东小国们就像是没有大人管的小孩子一样，内讧不断，还四处被人扁。不过在伊斯坦布尔的大街小巷，依旧可以看到奥斯曼帝国的荣光依旧熠熠生辉。

以下为奥斯曼帝国各时期统治者的花押：

理论上奥斯曼帝国的奠基人奥斯曼一世是没有花押的（由其子奥尔汉发明），但奥斯曼帝国真正的建立者为奥尔汉一世，奥斯曼一世在当时仅仅为地方“加齐”而已。因此奥斯曼帝国36任苏丹中只有一人无花押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直到200年后的苏莱曼大帝时期才逐渐发展成今天的经典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