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突厥人—现在人们常常称呼他们为奥斯曼土耳其人，土耳其人也是突厥人的一支，他们开始是跟随着塞尔柱突厥人进入西亚的，13世纪后期，塞尔柱突厥人因为受到蒙古人打击从而衰落的时候，这个部落的首领奥斯曼一世带领着他的部落从塞尔柱突厥人中分离出来，然后建立了奥斯曼帝国。

奥斯曼部落发展非常迅速，到了14世纪，他们把原属于拜占庭帝国的小亚细亚全都纳入他们的版图，并且穿过黑海海峡进入欧洲东南部。在此后的一个世纪中，他们不断取得胜利，占领马其顿，攻克索非亚，剿灭庞大的塞尔维亚帝国。到了1453年，也就是他们渡过黑海海峡进入欧洲东南部正好一个世纪的时候，他们已经强大到完全可以向防御极其坚固的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发起进攻。这年春天，10万奥斯曼大军围攻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守军人数不多，但却击溃了奥斯曼人一次次的猛烈攻击，直到奥斯曼人的重炮轰倒了一段城墙。

奥斯曼大军如惊涛骇浪般从这个缺口涌进君士坦丁堡，开始了一场为期三天的疯狂大劫掠。自罗马帝国分裂后已经存在了1000多年的拜占庭帝国，就此灭亡。

奥斯曼突厥人完成了他们的祖先匈奴人1000年前未竟的事业。

然而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在苏莱曼大帝后期逐渐失去昔日霸主的风彩，在其后对匈牙利，俄国的战争中节节失利，痛失大量领土，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如日中天的奥斯曼帝国在经济，政治体制上逐渐瓦解，帝国的没落究竟是近卫军的覆灭，还是因为苏莱曼迷恋许蕾姆苏丹导致了帝国的没落，这到底是历史的必然还是人为的结果。奥斯曼帝国从建立那天起就笼罩着一团迷雾，这一切的一切又是否和汉武帝有关？

伊斯兰教为什么用新月作为标志呢？

伊斯兰教的新月，基督教的十字架，佛教的法轮，这就是世界三大宗教的标志。他们既是信仰的标志，也是教徒们崇拜的圣物。而新月在伊斯兰教中，仅只是宗教标志而已，绝不是穆斯林的崇拜物。那么，伊斯兰教为什么以新月做标志呢？

远古时代，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曾经有过对太阳、阅历、星星的迷信与崇拜的现象。而在热带沙漠地区，人们对月亮的崇拜就更为显著。

真主安拉将《古兰经》降示给圣人默罕默德后，伊斯兰教首先在阿拉伯地区广为流传。那里炎热干旱，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多在夜晚进行。

阿拉伯历将太阳降落到太阳初升作为一天。而新月初升则为每月的第一天开始。伊斯兰教的斋月，就是从见到新月的第一天开始封斋，到再见到新月开斋的一个月这时间。在《古兰经》中多次提到月亮，有的文章就叫“月亮”。在默罕默德看来，新月代表一种新生力量，从新月到月圆，标志着伊斯兰教摧枯拉朽、战胜黑暗、圆满功行、光明世界的一种精神。

但新月真正作为伊斯兰教的标志却是公元15、16世纪的事。1453年，土耳其穆斯林大军攻占了君士坦丁堡，默罕默德二世将城中拜占庭帝国东正教宫廷教堂——圣索菲亚大教堂改做伊斯兰教清真寺，并将教堂的十字架拆除。这座教堂建于公元532至537年，随后经过又不断修建最终成为拜占庭拱形建筑形式的代表。教堂中央大穹窿直径33米，顶部离地55米。改做清真寺后，在周围又加建一些尖塔。1566年，奥斯曼帝国赛利姆二世在大穹窿竖起一个高30米的铜制新月，这就使穹窿加新月高达85米，整体建筑呈拱月之势，显得更加庄严与肃穆。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奥斯曼帝国内的清真寺都非常羡慕并纷纷效仿这一做法。君士坦丁堡是欧亚海陆交通要道，是国际大都会，过往船只和各国穆斯林都有很多。清真寺用新月装饰，其宗教标志更加明显与醒目。从此，世界各地清真寺和伊斯兰教活动场所普遍采用了这种做法。不仅如此，在现今世界上57个穆斯林国家中，有12个国家的国旗（国徽）上有新月。但伊斯兰化、阿拉伯化比较早的国家，如沙特、伊朗、埃及等国旗倒不用新月，而独立、建国较晚的伊斯兰教国家如印尼、巴基斯坦等国却用新月，就是受奥斯曼帝国影响的缘故。另外，就连国际红十字会，在伊斯兰教国家中也不称红十字会，不用红十字会标志，而用红新月标志，称为红新月会。

默罕默德复兴伊斯兰的时代，伊斯兰教和新月没有直接联系。月亮崇拜在许多原始部落里存在过，阿拉伯地区也不例外。远古时代，近中东一带就有月亮崇拜的习俗。复兴前的阿拉伯半岛，对月亮的崇拜更是严重。伊斯兰复兴后月亮在伊斯兰中也起一定的作用。古兰经中叙述到：“新月是人事和朝觐的计时”。斋月是新月出现那天开始的，开斋亦由阿訇登楼望月寻看新月而定时日。还有默罕默德指月亮开的奇迹也和月亮息息相关。尽管如此，月亮并没有作为伊斯兰的象征。

因为伊斯兰教不崇拜任何偶像，它唯一所尊奉的神安拉。是创设天地万物，掌握过去现在和未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但却无形无象，无影无踪。这样清真寺里就没有任何用以膜拜的标志，古兰经里有放弃月亮崇拜的启示。所以，当时就不论是在军旗还是清真寺顶端都没有新月的标志。

正统哈里发时代，（632—661）和欧玛亚，阿巴斯两朝（661—1258）也没有新月象征伊斯兰教的迹象。哈里发时代严格遵从古兰经和圣训，虽然欧玛亚王朝高举白旗，阿巴斯朝又打出黑旗，但黑白两旗上都没有新月图案。清真寺上也看不到新月。尽管阿拉伯英雄萨拉丁1187年从欧洲十字军手中夺回圣城也路撒冷之后拆除了十字军装在圆顶寺的屋顶上的金质十字架，但并没有装上新月架。所以某些西方学者把十字军东侵说成是十字架对新月的说法是错误的表述。新月在当时并不代表伊斯兰教。

新月作为伊斯兰教的标志并不存在所谓“欧洲来源”。早在纪元前340年，拜占庭城在免除了一次战争灾祸之后认为是月神卡特显灵的结果为表示纪念就用新月和星星来象征拜占庭。十字军时代，许多返回法国的骑士曾获取过新月勋章，那不勒斯及西西里王国的查里一世和法国的安如的雷尼也曾创设过新月勋衔。但这些与新月象征伊斯兰教没有关系。另外说征服并统治西班牙的摩尔人或撒拉森人把新月与伊斯兰教等同起来也是无稽之谈。

新月与伊斯兰教的结合主要缘于奥斯曼土耳其人，土耳其人是由蒙古草原西迁至中亚的西突厥人的后裔，他们以游牧为生，并和当地居民渐渐融合。土耳其部落有图腾崇拜之习俗，他们把公羊角视为崇拜之物，把它们放在旗杆顶端和帐篷柱子上。土耳其人的一支在13世纪初由中亚迁入西亚起初依附于塞而住土耳其人的罗姆苏丹国。

1242年罗姆苏丹国瓦解。这支土耳其人在奥斯曼领导下独立建国，并称为奥斯曼土耳其人。他们在奥尔汉的统治下建立起中央新军，军旗上的图案除了马尾之外，又出现了月牙造型。这大概和他们的公羊角崇拜有关，由于公羊角形状酷似新月，所以军旗上的新月很可能代表公羊角。我们就此做出新月和伊斯兰教结合的结论还为时尚早，尽管土耳其人已经信奉伊斯兰教多时，但军旗上的图案主要表示军事和政治上的寓意，还不大可能代表宗教信仰。

新月和伊斯兰教的结合从16世纪开始。1453年默罕默德二世率领土耳其大军攻占了君士坦丁堡，并将城中圣索非亚大教堂改为清真寺，拆除了教堂上的十字架，但没有证据表明取而代之的是新月架。

直到一个多世纪后，塞利姆二世才在拱顶上修建了一个直径30米的青铜制新月。此后这一做法在奥斯曼土耳其境内得到普遍推广，新月大量出现在清真寺和其他伊斯兰的建筑物上。由此伊斯兰教和新月自然的联系起来，新月则成为伊斯兰教的象征。

尽管我们大致弄清楚了新月和伊斯兰结合的过程，但其中还有不少费解之迷。首先，土耳其将两者结合起来的准确时间不够清楚。其次，对土耳其人将新月架于清真寺拱顶的寓意也不完全了解。再次，新月旁配以几颗星星共同作为伊斯兰教的标志，这一做法又是始于何地？所有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为什么苏莱曼死后，帝国才开始衰退？

历史上著名的封建君主之一苏莱曼一世曾以“众君主之君主”、“众苏丹之苏丹”、“真主在大地上的影子”等桂冠自居，并以“苏莱曼大帝”之盛名著称于世。苏莱曼一世凭其卓越的统治才能开创了奥斯曼帝国的盛世辉煌，给奥斯曼帝国带来了无与伦比的昌盛与繁荣。但也正是在他统治时期，帝国社内部出现了后宫干政、朋党政治、财证困境，以及对米勒特特权滥用等问题。其后果是，这不仅终结了奥斯曼帝国连续十世的明君政治时代，而且在事实上也成为奥斯曼帝国由兴盛走向衰落的开始，这些弊病也为其后困扰奥斯曼帝国数个世纪的麻烦埋下了伏笔。

盛世情怀是历史上出现过的每一个强国后人心理上难以超越的一个心结，也是与现实比拟的一个精神参照系。但仔细研读历史会发现，繁荣昌盛并非如我国强汉盛唐、天宝当年那样令人神往，更不像奥斯曼帝国金戈铁马、气吞万里那样令人思古追怀。在奥斯曼家族统治土耳其的624年里，我们可以将其大致分为两个时代：前3个世纪可以视为奥斯曼土耳其的光荣时代，也是奥斯曼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制度一步一步发挥到极致的时代；后3个世纪是奥斯曼帝国衰败与变革的时代，也是伊斯兰传统观念与西方先进思想相互冲撞、土耳其人逐步接受某些西方思想的时代。但我们并不能将奥斯曼晚期的痛苦与挣扎、屈辱与无奈全部归咎于奥斯曼帝国中后期“礼崩乐坏”等原因之上，实际上，昌盛时期的奥斯曼帝国就已经为衰落埋下了苦涩的种子。

至今，苏莱曼大帝时期的盛世荣光依然存留在土耳其人的记忆里，承载着许多土耳其人的梦想。翻开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位神勇无比的君主自1520年26岁登上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大位之后，即承先祖之武勇、奋九世之余烈，极力弘扬加齐精神，以“真主在大地上的影子”、“众君主之君主”自居，屡屡披坚执锐、御驾亲征，其兵锋所指，所向披靡：攻陷欧洲重镇贝尔格莱德，从此打开了进攻中欧的大门；征服了长期盘踞罗德岛、劫掠过往穆斯林船只的圣约翰骑士团，拔掉了欧洲人插在奥斯曼人胸口的一柄尖刀：于普雷维扎重创了第二次欧洲神圣同盟的舰队。

苏莱曼大帝在其46年辉煌的征服生涯里，将专制主义的效率发挥到了极致，纵横欧亚非、笑傲地中海，成为当时令四方敌人闻声丧胆的最伟大的伊斯兰征服者，也是维持当时欧洲各国势力均衡的强大力量、伊斯兰世界当仁不让的领袖，更被欧洲人以苏莱曼大帝的尊号将其载入史册，创下伊斯兰世界迄今为止空前绝后的不世之功。截至1566年苏莱曼一世辞世之时，奥斯曼帝国的版图覆盖了当今全部或部分的匈牙利、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希腊、乌克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土耳其、克里米亚、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以色列、埃及、沙特阿拉伯、也门、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地区，总人口也从1200万增长到2200万，成为了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信仰多元共存的伊斯兰大帝国。

这位伟大的伊斯兰君主不仅与其先祖一样武功盖世，其文治也尽显辉煌。在后世土耳其人心目中，苏莱曼首先是奥斯曼历史上最伟大的立法者苏丹苏莱曼。在其统治期间，他招徕并重用了数百名帝国内顶尖的伊斯兰学者，在整理、修订旧律的基础上，长年累月地推出新律，即使是在外征战时期也不例外。在苏莱曼大帝的参与和组织下编纂而成的著名的成文法典，包括1530年的《群河总汇》、1532年的《埃及法典》和1566年的《苏莱曼法典》。尤其是以其名义制订的《苏莱曼法典》基于伊斯兰法、糅合了其他民族的传统法律和习俗，既坚持了伊斯兰原则，又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它突出强调了公正和财政，对整个帝国机构进行了系统化和制度化，从而强化了中央集权。

这几部法典奠定了奥斯曼法律制度的基础，其后一直实行了300多年，直到奥斯曼帝国宪政革命。

苏莱曼盛世所隐藏的几大问题

但是，仔细历史，透过苏莱曼大帝辉煌的文治武功，我们可以发现，专制主义在以其特有的效率创造着奥斯曼帝国的盛世传奇的同时，也以其特有的效率、通过专制主义最关键也最薄弱的环节—君主—帝国内唯一自由的人、为日后困扰帝国数个世纪的麻烦埋下了伏笔。这些问题相互间盘根错节，主要包括：

（一）帝国后宫干政

后宫干政几乎是古代东方专制帝国的一大特色，它在大多数时期都被历史学家们看成是君主衰弱的一个标志。也正是因如此，从东方辗转迁徙而来的奥斯曼帝国王室在初期是禁止后宫妇女涉足国家政治的，造成这种局面，一方面是由于帝国初期君主“胜者为王”的血腥继承制、以及伴随而来的君主强悍冷酷的性格让后宫妇女难以干预国家政治，更不用干涉指奥斯曼王位的继承；另一方面可能也与奥斯曼国家接受伊斯兰教和伊斯兰宗教习惯有关。

但是，苏莱曼一世是其父“冷酷的”塞利姆一世唯一的儿子，这在奥斯曼帝国初期胜者为王的环境下是罕有的幸运，可能也正是由于无人竞争这一幸运，让年轻时的苏莱曼平添了几分宽容和柔情，而这也正是苏莱曼的生母与宠妃、尤其是后者能够长期干预朝政并发挥重大政治影响、甚至影响奥斯曼帝国未来政治走向的诱因。而苏莱曼时期的后宫干政现象则是其后、尤其是十六、十七世纪奥斯曼帝国统治的一大突出特征。

严格来说，奥斯曼帝国后宫干预朝政始于苏莱曼大帝的生母艾谢·哈夫莎苏丹，她也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首位拥有太后头衔的苏丹生母。作为唯一的皇位继承人的母亲，长期以来其政治地位十分稳固。

而在苏莱曼登基之后，由于奥斯曼皇室的传统，苏莱曼非常热爱和尊敬她，这也是她能对帝国政治产生重要影响的根本原因。

据记载，苏莱曼的生母哈夫沙苏丹与苏莱曼的宠妃许蕾姆苏丹、代夫沙梅势力互相勾结，直接策划并参与了罢免突厥贵族出身的前朝老臣大维齐皮里·默罕默德帕夏的阴谋，为自己未来的女婿帕尔加勒·

易卜拉欣帕夏担任大维齐职位13年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