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末尔出生在马其顿港口城市萨洛尼卡的一个木材商家庭。他从小酷爱军事，他的父亲阿里·里札在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中曾担任地方民兵部队的中尉。凯末尔的母亲祖贝伊代·哈纳姆，来自萨罗尼加西部的一个农业小区。

在穆斯塔法7岁时他的父亲里札就去世了，但他深深地影响了儿子个性的发展。当穆斯塔法出生时，里札便把他的剑挂在儿子摇篮的上方，希望他长大后能像他一样参军。而最重要的一点是，里札决意把儿子送到现代世俗学校来完成早期教育，而不像他的母亲宁愿把他送进宗教学校。在这点上，穆斯塔法总是十分感激他的父亲。

里札死后，哈纳姆带着穆斯塔法移居到萨罗尼加郊外她继兄弟的农场。她担心穆斯塔法不能接受教育，于是又将他送回萨罗尼加的一所世俗学校，为他走上仕途之路做好准备。结果他所在地区军校学员所穿的制服深深地吸引了他，决心从军。违背母亲的期望，参加了少年军事学校的入学考试。

在上少年军事学校时，他的数学老师给了他凯末尔的称号，即“完美的一员”，从此他就叫做穆斯塔法·凯末尔。1895年凯末尔升入莫纳斯提尔军事学校。他在那里结识了几个新朋友，包括阿里·费特希在内，他们后来和他一起缔造、发展了土耳其共和国。

凯末尔在莫纳斯提尔完成学业之后，于1899年3月进入伊斯坦布尔军官学校和参谋学院就读。通过他的新朋友阿里·福阿特的介绍，他开始欣赏这个充满自由及优美的城市。在军事学院里存在着许多对政治的偏见，多半是针对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专制政策。凯末尔对此保持疏远的态度，直至3年级时才参加编写了一份地下报纸。

虽然他的活动被发现了，但仍被允许完成学业。1902年凯末尔毕业并获得了少尉军衔，在全班450多名学员中名列前十。接着他又进入参谋学院学习于1905年毕业，在全班57人中名列第五，后被任命为上尉参谋。成为奥斯曼帝国主要的年轻军官之一。

1909年革命运动内部有两派特别引人注目。其中一派赞成随着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和谐与合作，将权力分散。另一派则以统一与进步委员会为首，提倡中央集权和帝国应由土耳其人控制。1909年4月12日深夜，以反动军队为先锋率先发动了叛乱。1908年恢复宪法的革命处于危险之中。由思维尔领导的萨罗尼加官兵向伊斯坦堡进军。4月23日他们抵达帝国首都，到了第二天即已掌握局势。统一与进步委员夺过帝国政权，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被迫退位。

恩维尔就这样上了台。凯末尔认为土耳其青年党军队在达到其政治目的后不得干预政治。他不断要求那些企图进入政界的军官辞去他们的军职，这使得恩维尔及统一与进步委员的其他领导人加深了对凯末尔的敌意。凯末尔开始将注意力从政治转向军事，他用土耳其文翻译了德国步兵训练手册，并以参谋的角度批评了当时军队的训练状况。

他在军队重要的军官中的声望渐起，也使他得以和渐露头角的年轻军官接触。他和这些年轻军官建立了互相尊重的情感，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他缔造土耳其共和国的支持者。

凯末尔对恩维尔与德国的密切关系表示深切不满，并预言德国在遭遇国际冲突上一定会再一次失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奥斯曼帝国与同盟国站在一起。凯末尔请求指挥军队，然而恩维尔故意让他在索非亚久等，最后才将正在加利波利半岛组编的第19师交给了他指挥。协约国企图在此登陆，给凯末尔以机会阻止他们，摧毁他们夺取达达内尔海峡的企图。凯末尔在战斗中被炮弹弹片击中，但幸被他放在胸前口袋里的怀表挡住，没有受到重伤。凯末尔在加利波利的胜利将他推上了世界舞台。他被尊称为“伊斯坦堡的救星”，并于1915年6月1日晋升为上校。

1916年，凯末尔被派往俄国前线作战，晋升为将军，获得了帕夏头衔。他是在东线与俄军作战获得胜利的唯一一位奥斯曼帝国将军。

同年晚些时候，驻安纳托利亚东南部第二军团的指挥权也归他接管。

他在这里结识了伊斯麦特上校，后来成为他建立土耳其共和国的最亲密伙伴。

现代土耳其史可以说是从1919年5月19日晨凯末尔在安纳托利亚黑海沿岸的萨姆松登陆开始的。这一天对凯末尔在心理上有着深远的意义，后来当有人为编写百科全书而问起他的生日时，他把他的生日说成是1919年5月19日。他背弃了去安纳托利亚，而径直前往内地阿马西亚。他在那里告诉大家苏丹已经成为协约国的囚犯，他来是为了阻止国家从人民的手中滑落。这是他给安纳托利亚的土耳其人的信息。

此时奥斯曼帝国苏丹受到协约国的压力，要他召回凯末尔，但凯末尔对苏丹发来的一切公文置之不理。苏丹解除了他的职务，并致电各省总督，通告他们不准听从凯末尔的命令。同时发出了对凯末尔的拘捕令。

凯末尔为了避免自己的军籍被开除于7月7日深夜正式辞职。他以平民的身份与他的侍从急速从锡瓦斯前往埃尔祖鲁姆有18，000人的第十五军军长卡泽姆·卡拉贝基尔将军的总部就设在那里。在凯末尔既无军队支持又无官方身份的紧要关头，卡泽姆决定与凯末尔同甘苦，把军队交给凯末尔指挥。这是独立斗争中决定性的转折点。

1919年7月23日卡泽姆号召在埃尔祖鲁姆举行全部护权协会的代表大会。凯末尔被选为埃尔祖鲁姆代表大会主席，从而获得了官方身份。关于帝国东部6个省份大会起草了一份文件，这就是后来的《国民公约》。它确认了奥斯曼“边界”——即穆德洛斯停战协议签署时由土耳其人居住的所有奥斯曼领土的不可侵犯性。这次会议成立了临时政府，废除为奥斯曼帝国少数民族所作的特殊地位的安排（协议），以及建立指导委员会，凯末尔被选为主席。

凯末尔力求将《国民公约》在帝国的全体奥斯曼穆斯林居民当中推广。为了这一目的达成，他在锡瓦斯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批准了这一公约。他揭露了苏丹政府欲逮捕他和分裂锡瓦斯大会的阴谋。在伊斯坦堡首相被逐出办公室，同情民族主义运动的新政府恢复了凯末尔的军衔和勋章。

凯末尔不相信苏丹有能力使国家免于陷入协约国的占领，于是将临时政府设在离伊斯坦堡480公里处的安卡拉。他认为在那里可能较为安全，免受苏丹和协约国的伤害。这在后来被证明是一个明智的选择。1920年3月16日协约国在伊斯坦堡逮捕了包括劳夫在内的几个主要的同情民族主义者，把他们送往马耳他。

随后许多著名的土耳其人士其中包括伊诺努从伊斯坦堡逃往安卡拉，之后是苏丹的军事大臣法齐，后来成为了凯末尔的总参谋长。

一个名为大国民议会的新的议会于1920年4月23日在安卡拉召开。

议会选凯末尔为其主席。

1920年8月苏丹在协约国递交的《色佛尔条约》上签了字。根据条约规定，奥斯曼帝国的面积被大大地削减了，希腊成为主要的受惠者之一。亚美尼亚已宣布独立。凯末尔拒绝接受这一条约，在获得苏联军的事援助后，他开始将希腊军队从安纳托利亚和色雷斯赶走，并开始征服新亚美尼亚国。

凯末尔接着着手国家的改革工作，他是将国家带进20世纪作为目标。他的工具是人民共和党，成立于1923年8月9日，以代替护权协会。它的纲领具体表现为党的“六箭头”：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平民主义、国家主义、世俗主义和革命。其指导原则是建立一个长期革命的国家，意即实行国家和社会的持续变革。

1924年3月3日凯末尔废除了哈里发制度，同时解散宗教学校。

接着又在4月8日废除了宗教法庭。1925年禁止戴费兹帽（土耳其毡帽）——从此土耳其人戴西式帽子。凯末尔去安纳托利亚作巡回演讲时就戴了一顶欧式帽子，为土耳其人民树立了一个榜样。在伊斯坦堡和其他各地，人们争相购买做帽子的料子。同年，宗教兄弟会这个保守主义的组织被宣布为非法。凯末尔为了适应新选举法而主动辞去军职，再次当选总统。

凯末尔的婚姻鼓舞了妇女的解放运动，他于1923年与一位受过西方教育的女子莱蒂芙·罕尼姆结婚（1925年两人离婚）；同时通过一些法律加以推进。1934年12月妇女被授予选举国会议员的权利，自己也能被选为国会议员。几乎一夜之间，伊斯兰教的整个法律制度完全被废除了。从1926年2~6月，意大利的刑法、瑞士的民法、德国的商法全部被土耳其所采用。结果是废除了一夫多妻制，这使妇女的解放得到了加强，结婚成为民事婚约，而离婚则被公认为民事诉讼。

一项具有真正革命意义的改革是用拉丁字母代替阿拉伯字母（奥斯曼人用阿拉伯字母书写已有好几个世纪了）。这项改革在1928年11月正式开始，使土耳其成为中东识字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凯末尔一而再地带着粉笔和黑板下乡，向土耳其人民示范新的文字，并讲解各个字母如何发音。教育从这一改革中受益，使土耳其青年得以与过去强调宗教作为教育重点的做法隔绝，鼓励他们利用新教育的机会来接触西方科学和人文主义传统。

凯末尔在晚年时期与土耳其人民教为疏离，他将以前苏丹的主要住处多尔马巴切宫整修一新，呆在那里的时间较多。他总是过量饮酒而吃得不多，以致身体状况日益变坏，后期被确诊为肝硬化。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他以极大的毅力和尊严忍受病痛，于1938年11月10日上午在多尔马巴切宫去世，终年57岁。他的国葬成为土耳其人民倾吐巨大悲痛的时刻。他的遗体通过伊斯坦堡运至安卡拉，等待合适的墓地。墓地在数年后建成：安卡拉的一座壮丽的陵墓，其中包括安放凯末尔的石棺，还有一座纪念他的博物馆。

在今天的土耳其，凯末尔无处不在。家家户户、各家商店，以及钞票、邮票上都有他的肖像。他的话被镌刻在建筑物上，他的雕像也很多。土耳其的政治家们无论属于哪个党派都宣称是凯末尔的继承者，但无人可以和他的高瞻远瞩、奉献精神和忘我无私相比。

“军事胜利对真正解放来说是不够的，在民族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在民族的思想教育中，我们的指南将是科学和技术，能否成为现代文明的国家，是生死存亡的问题。”

——凯末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