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76年一直到1908年之间的革命，这期间他一直是作为一个独裁者统治着奥斯曼帝国。哈米德二世自己承认他是自己早期环境和所受教育的产物。他说：安拉知道，每个人都是环境的产物，这种环境决定着他的生活方向，而他首先是他所受的教育的产物。

阿卜杜拉·哈米德二世的性格

哈米德二世做事狡诈敏锐，并且残酷无情，他努力地关注于一切与他安全和地位有关的事务。哈米德二世在政治权利方面的支持者来自帝国中那些保守的穆斯林臣民，反革命的群体—这些把哈米德二世看作是对抗土耳其青年党，非穆斯林的群体，以及可恨的西方基督教国家那些没有信仰的人的领袖。那些极端反动的军队忠实的站在哈米德二世的身后，他的弱点完全来自于他的支持者本身的性质。那些偏执，无知，以及狂热的群体围绕着他。在这些人当中他选择他最信任的顾问们。

如果不是哈米德二世作为一个主持奥斯曼帝国内政和外交政策的独裁者，不然这个帝国苏丹的性格将仅仅被作为一个精神病的例子。

哈米德二世在少年时期就一直经历不安的感觉。最开始，他面对着一个处在不正常地位的母亲和一个对他极为冷淡的父亲。而后，他的叔叔，苏丹阿卜杜拉阿齐兹的神秘死亡，以及他哥哥穆拉德五世被指为神经错乱，这些更是增加了他的不安全感。来自宫廷的阴谋，加上关于他出身问题的流言蜚语，这些带给他的是深深的不信任感和持久的恐惧，这种感觉后来发展成了一种始终无法摆脱的无处不在的感觉。他经常感到自卑，这种自卑不光是针对他自己，同时还关联到奥斯曼人和穆斯林。他的仇恨源自于一种不安全，不信任感，同时伴随着恐惧和自卑。

哈米德二世恐惧并憎恨青年土耳其党的改革家们，他通过一些间谍，他将这些青年党的领袖们杀害或是流放。他憎恨欧洲人以及基督徒，并声称欧洲文明是毒药。他憎恨英国，曾说过没有其他任何国家比英国人更让他感到恐惧。然而，最重要的是，他对亚美尼亚人的憎恨凌驾于那些被他仇恨所报复过的人，是那些关于他出身于亚美尼亚的传说造成了他的不快。他所不满的是那些来自欧洲的政治家们及其政府对他连续不断地告诫和建议。他对外国人干涉奥斯曼帝国的内政感到强烈不满。

他深切地信奉伊斯兰教，他对基督教是如此的蔑视和憎恨。他把他的忠诚献给伊斯兰教以及土耳其人的爱国主义，这些忠诚与憎恨促成了他的泛伊斯兰主义。他从思想上厌恶那些处在可憎的异教徒统治之下的数以百万级的穆斯林—英国裔，法国裔以及德国裔穆斯林。他鼓吹所有穆斯林应该联合起来，在他们的哈里发的带领下发动一场对基督教国家的圣战。他把自己看作数亿忠诚的穆斯林的哈里发，这能减轻他对西方基督教国家的自卑感。

哈米德二世十分憎恨所有开明的奥斯曼人，包括那些亚美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和其他在奥斯曼帝国内部的基督徒，还有西方的自由主义者和人文主义者。

苏丹所面对的国内外问题

1876年当阿卜杜拉·哈米德二世登上苏丹的王位时，奥斯曼帝国政府已经处于政治上的阵痛和财政危机之中，一系列的危机产生了深远的国际纠纷。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爆发了叛乱，奥斯曼帝国面临着财政崩溃，使得帝国政府无法再偿还部分国外贷款。1876年，苏丹阿卜杜拉阿齐兹在一场政变中被废黜，持续的财政危机之后使得帝国政府无法进行债务偿还，保加利亚的叛乱促使了奥斯曼帝国对其进行大屠杀并导致了外国的干预，这与塞尔维亚和门得内格罗的战争是一起进行的。当阿卜杜拉·哈米德二世成为苏丹时，他完全正处于这场暴风雨的冲击中。

哈米德二世面对列强在君士坦丁堡召开的一次集体会议中，被说服批准一部宪法以防止外国列强的干预。因为拒绝了列强的提议，哈米德二世很快使帝国处于对俄国的战争中。在他登上王位的两年之后，新任苏丹被迫与俄国签署一项耻辱性的条约，并接受了在柏林聚集的列强们部分的所有要求。奥斯曼帝国完全破产了。它拖欠着欧洲国家投资者的巨额债务，并失去了对大部分的巴尔干行省和塞浦路斯的控制。以及将小亚细亚的领土割让给俄国。此外，还同意了在亚美尼亚行省进行改革。这些就是哈米德二世即位时所面临的问题。

阿卜杜拉·哈米德二世的政策

哈米德二世傲慢地将奥斯曼帝国政府控制在手中。并开始设计帝国的国内外政策。在1878年的柏林会议和签署《柏林条约》之后，新苏丹所面临的最紧迫的就是财政问题。帝国政府最当务之急是支付给即将到来的外国债权人，以防止外国政府可能代表他们国家对奥斯曼帝国政府进行官方干预。对任何一个主权国家而言，外国债券持有人缺乏任何法律手段强制执行其债权，因此他们各自的国家建立了一个组织来对奥斯曼政府施加压力。已经完全停止的债务在1876年支付后无法再无期限地继续下去了。直到彻底解决债务问题，否则奥斯曼帝国不要指望从欧洲国家借到钱。更不要指望从外国的干预威胁中挣脱出来。埃及的事态发展表明了奥斯曼帝国可能会有什么情况，除非阿卜杜拉·哈米德二世的政府迅速采取行动。在埃及，赫迪夫伊斯梅尔的挥霍无度导致了埃及政府开始无法让英法等国的银行家们满足其贷款要求。他们已经能施加足够的力量来说服各自的政府对埃及进行干预，在1879年的春天，英法联合控制了埃及的财政。

1881年12月奥斯曼政府与外国债券持有人的私人代表达成了一项协定，从而避免了像埃及那样的命运。著名的《墨哈莱姆法令》在那时被颁布出来，这个办法解除了列强对奥斯曼帝国的财政控制。这也给予了委员会—它代表着外国私人投资者—以广泛的控制措施。

《墨哈莱姆法令》使得欧洲通向奥斯曼帝国金融市场的大门从此打开，同样也打开了在近东的奥斯曼帝国对欧洲资本家的大门。哈米德二世成功地逃过了像赫迪夫统治下的埃及那样成为附庸的命运，这一切为外国私人资本进入奥斯曼帝国的工业、公共工程以及铁路等行业铺平了道路。作为当时改革的主要倡导者，哈米德二世促进了革命性的变革，这些变革会在适当的时候摧毁旧制度。结果，他与土耳其青年党和“改革运动”的斗争被证明是完全徒劳的。

在哈米德二世统治时期，奥斯曼帝国继续受到欧洲列强，尤其是俄国的宰割。俄国人为了报复就其在巴尔干地区的斯拉夫臣民遭受奥斯曼帝国的暴政，在哈米德二世刚刚即位后的第二年向奥斯曼帝国宣战。腐朽的奥斯曼军队还是像以往一样遭到一系列惨重失败。到1878年签署《圣斯特凡诺条约》时，苏丹实际上已经失去了绝大部分的欧洲领土。与俄国之间的战争失败后，他解散了议会，将宰相米德哈特放逐国外。并恢复专制制度，开始建立恐怖统治，推行泛伊斯兰主义，迫害少数民族。

1895年至1896年，奥斯曼军队在西亚对亚美尼亚人进行了疯狂的屠杀，几乎差点把这个古老的民族灭绝。尽管面临着国际上的强烈谴责，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制止这些暴行。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位期间对国内实行的政策如此不得人心，以至人们称他为“血腥的苏丹”。他统治的时期是帝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史称“暴政时期”。他暴君式的统治导致奥斯曼帝国人民的普遍不满情绪，这种情绪促进了一个叫做土耳其青年党的革命团体的成长。

1908年7月土耳其青年党人领导的武装革命爆发，哈米德被迫宣布恢复1876年宪法，再次召开议会。1909年4月27日，土耳其青年党人废黜了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此后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先被软禁在萨洛尼卡，后转移至伊斯坦布尔，在1918年2月10日去世。

民主革命的冲击

在19世纪许多国家遭受到民主主义冲击之时，奥斯曼帝国也没能幸免。民族意识与民族主义意识的不断增长使得西方的国家主义思想引入到奥斯曼帝国，帝国政府不得不应付国内外民族主义的长势。

与此同时国内也建立起了不少革命政党。民族主义的兴起对十九世纪的帝国有着深远的意义，同时还影响着二十世纪初奥斯曼帝国的国策。

许多奥斯曼人质疑当时的国家政策，一些人认为种族冲突源自外部，与行政无关。帝国政府在那时没有取得太大的成就，它应付民族主义的能力也备受质疑。1829年，希腊在希腊独立战争后宣布独立。改革未能抑制多瑙河大公国及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兴起，而当时两地已处于半独立状态。

1875年，塞尔维亚、黑山、摩尔多瓦及瓦拉几亚宣布脱离帝国统治。1877年至1878年的俄土战争使得塞尔维亚、罗马尼亚、黑山及保加利亚的独立更加确立。波士尼亚被奥地利帝国占据，巴尔干其他地区仍旧处于奥斯曼帝国的控制之中。在这反殖民化的浪潮里，塞尔维亚裔犹太人居达·阿勒卡莱鼓吹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的国度。

奥斯曼人在俄土战争接连失败，奥斯曼帝国以赛普勒斯换取英国在柏林会议的支持。在1798年被拿破仑一世占领的埃及在1801年由奥斯曼及英国联军夺回。1882年，英军又以整顿治安为借口占据了埃及，在法律上，埃及和苏丹仍是奥斯曼帝国的省份，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斯曼帝国加入同盟国一方，英国随即吞并了埃及和苏丹。在1830年至1912年间，奥斯曼帝国在北非的省份不断丧失，即阿尔及利亚（1830年被法国占领）、突尼西亚（1881年被法国占领）及利比亚（1912年被意大利占领）。

面对国土的不断丧失主权受到威胁之际，土耳其青年党领导人穆斯塔法·凯末尔，接过挽救民族的旗帜，积极地策划着在这片土地上建立新的国家政权。凯末尔原名穆斯塔法，他的一位数学老师将他的名字改为“凯末尔”。他的姓氏阿塔图尔克则是由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授予的，意为“土耳其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