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罗素杨岂深译

在空间和时间上保持一定程度的孤立，这是产生最重要的工作所需要的独立性所必不可少的；必须具有人们觉得是比当代大众的推崇更为重要的东西。

我们现在遭受的痛苦不是神学信念的衰退，而是孤独的丧失。

自荷马时代以来，我们这个时代地方观念最重。新的时髦语也对我们隐瞒了我们祖先的思想感情，即使在它们和我们的时髦语差别不大的时候。我们自以为才智登峰造极了，无法相信往代的奇装异服与笨拙此举居然包装着人们，思想也还值得我们重视。如果《哈姆雷特》还使一位真正现代的读者发生兴趣的话，必须首先把它翻译成马克思或弗洛伊德的语言，或者理想一点的话，译成合二为一的行话。

几年前，我读过一篇对桑塔亚那某部书嗤之以鼻的评论，提到一篇哈姆雷特论“在各种意义上都是1908年的老调”——仿佛伺候的一切发现都使以前任何一篇欣赏那个莎士比亚的文字无关紧要，因而也就比较肤浅。他的评论“在各种意义上都是1936年的老调”，这一点没有在评论家头脑里闪现过。或许这种想法的确出现于他的头脑，而且使他洋洋得意。他是在为眼前而写作，不是为一切时代而写作；时隔一年他又将采用舆论的新潮，无论是什么内容，他当然希望只要自己作文不辍，就得不断跟上新潮。对现代头脑的人来说，一位作家的其他任何理想看来都是荒唐过时的。

想成为当代人的愿望当然仅仅在程度上是新的；一切相信当世是进步的历史时期中，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过这种愿望。文艺复兴时期对以前哥特式风行的几个世纪抱有蔑视；17世纪和18世纪用白石灰涂抹价值连城的镶嵌画；浪漫主义运动瞧不起英雄偶句诗体。20世纪80年代前莱基责备我母亲受知识界潮流的导向而反对猎狐：“我确信，”他这样写道，“你对于猎狐其实并非是感情用事的态度，对主张女权的最堂而皇之的论调，野外骑马，也不会大惊小怪。可你老师把正直和治理看做一种激烈的竞赛，唯恐不够先进或知识分子气味不浓。”但是在这些时期，对往代的蔑视都不像目前这么彻底。从文艺复兴到18世纪末叶，人们都称羡罗马古风；浪漫主义运动使得中世纪重见天日；我的母亲尽管笃信19世纪的进步，却始终爱读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知识自1914~1918年的大战以来，彻底忽视往代才变得时髦起来。

唯有时尚应该左右舆论这种信念大有益处。这种信念使得思维成为多余的了，而且把至高的智力置于每个人可以企及的范围之内。

“情节”、“虐待狂”、“俄狄浦新”、“布尔乔亚”、“偏向”、“左派”，学会正确使用这类字眼并不困难；造成一位出色的作家和清谈者，再也不需要什么了。至少其中某些字眼颇多代表了发明这类字眼的人的思想；如同纸币一样，起初可以兑换成黄金。但对大多数人说来，它们已经渐渐地无法兑换了，而在贬值的过程中思想上名义财富却增加了。这样才能使我们蔑视往代的无足轻重的知识财产。

应该假定，具有现代头脑的人看待他的个人能力时非常谦虚，虽然他深信自己时代的智慧。他的最高希望就是，该想什么就想什么；他根本不希望思考的思想比他的邻居更高明，说出更有见地的话；也不愿具有某个时髦族所不具有的情感，他的希望无非是在时间上领先一步。他处心积虑地压制他身上反映个性的一面，图的是博得群体的赞赏。一种精神上孤独的生活，诸如哥白尼、斯宾诺莎或王政伏笔之后弥尔顿的生活，依照现代标准来看似乎毫无意义。于是哥白尼理应推迟提倡哥白尼体系，知道它能变得时髦起来；斯宾诺莎理应要么做个虔诚的犹太人，要么做个虔诚的基督徒；弥尔顿则应该与时俱进，像克伦威尔的遗孀那样，她向查理二世启齿索取养老金，理由是她并不赞同丈夫的正直主张。为什么个人要标榜自己是有主见的判官呢？

智慧存在于北欧人种的血统之中，或者换而言之，存在无产阶级之中，还不是明明白白吗？况且，无论在哪种情况下，一个标新立异的见解又有何用处呢？它决不可能指望战胜宣传的强大机构。

那些机构可能提供的酬金和遐迩闻名却昙花一现的声誉，在能人的路上所设置的诱惑难以抵制。在新闻界经常被指认出来，受人羡慕，大名被人提到，赚大钱的捷径有人提供，这是十分令人快意的；一旦所有机会都向某个人敞开了，他就会发现很难继续从事自认为最合适的工作，而且不由自主地使自己的判断服从一般舆论。

其他各种因素也促成了这种结果。其中之一便是进步之迅速，让人们不容易从事不会即将被替代的工作。牛顿在爱因斯坦出现之前首屈一指；而爱因斯坦已经被许多人视为陈腐。当今之世，很少有科学工作者坐下来撰写一部伟大的著作，因为他明白：他在著述的时候，别人将发现新事物，他们将使他的书在出版之前就显得内容陈旧了。

世界的感情基调也是同样迅速地发生变化，因为战争、萧条、革命在世界舞台上竞相出现。而且和往日比较起来，公共事件更为有力地冲击着私人生活。斯宾诺莎尽管抱着异端见解，即使在他的国家遭到外敌侵犯的时候，他还能继续出售眼镜，独自沉思；如果他生活在现代，极有可能被征募服兵役或关进牢狱。由于这些原因，要一个人站出来反对当时的潮流，必须具有一种更大的个人信念的力量，它超过了文艺复兴以来任何时期所必要的程度。

然而，这种变化还有一层更深的原因。在往日，人们只想虔奉上帝。当弥尔顿想运用“遮掩起来等于死亡的唯一禀赋”的时候，他感到他的灵魂是“注定以它去虔奉我的造物主”。每一位具有宗教意识的艺术家都确信，上帝的审美判断契合他本人的审美判断；因此他自有一番道理，独立于大众的喝彩，去从事与他认为最合适的工作，即使他的作风已经不合时尚。探索真理的科学工作者，即使他与当时风行的迷信发生冲突，仍然在表述造化的奇迹，促使人们不完善的信仰与上帝的完美知识更近于和谐一致。每一位严肃的工作者，不论是艺术家、哲学家，还是天文学家，都曾相信，在遵循自己信念的同时，他是在为上帝的旨意服务。一旦随着启蒙的进步，这种信念开始变得黯淡了，真、善、美依然存在。非人类的标准还是被置于上天，即使上天已经失去地形上的存在。

整个19世纪期间，真、善、美还朝不保夕地保持在热诚的无神论者的心目中。但是他们的热诚却造成了他们的毁灭，因为这种态度使得他们不肯停止在中途客栈。实用主义者的解释是，“真”之所以有价值就是信仰有好处。研究伦理的史家把“善”归结为一种部落习俗的问题。“美”为艺术家所废弃，一种庸俗时代华而无实的内容，同时处于一种忿怒的心情，认为满足得之于伤害。因此世界上一扫而空的不仅是作为人而存在的上帝，而且是作为一种理想的上帝的本质，原来人类是对它抱有一种理想上的忠诚；而人呢，由于对健全的学说所采取的粗俗而无所鉴别的解释，结果内心的防御能力荡然无存，对付不了社会的压迫。

一切运动都走过了头，对主观性的反抗运动当然也是如此，始于马丁·路德和笛卡尔的那场运动是要维护个人，由于一种内在逻辑关系而以个人的彻底屈服告终。真理的主观性是一种仓促形成的学说，不是有效地从那些本认为是包含它的前提中演义出来的；多少实际依赖的习惯致使许多事物似乎依赖于神学的信仰，事实上并非如此。人们过去靠着某个幻想，他们失去了一个幻想，又陷入另一幻想。可是我们不能以旧错误来战胜新错误。在思想和感情两个面，超脱和客观的态度，在历史上而非逻辑上与某些传统信念相联系；保持这两种态度而不抱这些信念是可能而又重要的。在空间和时间上保持一定程度的孤立，这是产生最重要的工作所需要的独立性所必不可少的；必须具有人们觉得是比当代大众的推崇更为重要的东西。我们现在遭受的痛苦不是神学信念的衰退，而是孤独的丧失。

作者简介

罗素，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195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重要著作有《哲学原理》、《哲学问题》、《心的分析》、《物的分析》、《西方哲学史》、《论教育》等，散文名篇有《我为什么而活着》等。

心香一瓣

对真、善、美的追求，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一大动力，然而每个时代的人们又有着不同的表达和行动方式。

哥白尼、弥尔顿等早期历史人物，以他们对真理虔诚、执著的追求和勇敢的捍卫，为后人点亮了一盏信仰明灯。他们甘于忍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寂寞，孤独地行进在探求真理的道路上，甚至无惧于牺牲。

现代人则变得“聪明”了点，他们也有着对真、善、美的追求，但很少愿意为此孤独地作出牺牲。这正是现代人所缺乏的一种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