拂晓，迷蒙的浓雾笼罩在北河沿葱郁的洋槐树上，故都的清晨还沉在朦胧的雾霭中。这时，临时睡在北大三院的卢嘉川已经起了床。他在二楼许宁的宿舍里，两个人挤在一个小铁床上，睡了半夜。清早他起来了，许宁还睡得正香。他一边用手梳着蓬乱的头发，一边悄悄推开屋门。门开了，清新的空气迎面吹来，他踮起脚尖活泼地行着深呼吸。虽然疲乏，虽然眼睛因缺乏睡眠，密布着细细的血丝，但他的脸部却充沛着活力和青春的愉快，正像这清新的早晨。他站在空无一人的走廊上，样子很闲逸，但他的眼睛却一直炯炯地透过雾气，向楼下、向墙外各处观望着。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下，他已经养成了高度的警惕性。尤其这几天，又有一些党的机关被破坏，又有一批同志被捕走自从蒋介石派了宪兵三团和他的忠实走狗蒋孝先来到北平以后，北平的革命组织迭遭破坏，情况是严重的。因此，每一个革命同志都不得不随时提高了警惕。

他默然地观察了一会儿，没看见什么，正想翻身走进房里时，一辆小汽车风驰电掣般奔向北大三院的大门口来，接着停在大门口上。不一会儿院子里出现了几个便衣的和西装的形状蹊跷的人……卢嘉川看到这里不再看下去了，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借着柱子的掩蔽，他一个箭步蹿回到屋里，急忙推醒了许宁：“许宁，起来！狗崽子们来捕人了。快收拾一下！我到别处去！”

“你去哪儿？已经跑不出去了！”许宁用胳膊拦住了他。

“不行！他们还没有注意你……我不能在这屋里。如果我被捕走，请你快对徐辉去说一下。”说完，不管许宁还伸着胳膊要拉他，他已经在一转眼间蹿出屋子去。

整个北大三院的学生宿舍，像滚开水一样地沸腾起来了。

拥上来大群带着盒子枪的宪兵在卢嘉川常住的吴大刚的屋里一个人也没找到之后，就分头奔向学生们的各个房间乱翻起来。三个宪兵跟着一个便衣特务闯到许宁的屋里，许宁还在蒙头大睡。

“妈的，还睡哪，起来！”一个枯瘦的手扼了一下许宁的喉咙。

许宁从梦中惊醒，愣愣地望着站在床前的宪兵们。

“有个姓卢的不是你们学校的学生，跑到你屋里来没有？”

许宁的心扑通一下落了地。卢嘉川还没有被捕。呵！能干的小伙子，你跑到哪儿躲藏起来了呢？他心里高兴着，嘴里却呐呐地前言不搭后语地说：“唔，晤，你们说什么？我屋子里跑进人来啦？啊，那，你们找吧！来，我帮你们找。”他一跃而起，真的东瞧西看了。

宪兵们乱翻一气。床上、床下，小小的屋子哪里能藏什么人，于是屋门砰地一响，他们又一窝蜂似的闯了出去。

楼上楼下乱成了一片。大皮靴的橐橐声和大声叱骂乱扔东西的声音交响在一起，把这宁静严肃的最高学府搅扰得人人惊惶不安。

二楼上的拐角处，一个挂着“工役室”牌子的小屋，屋门虚掩着，里面好像寂然无人。

一个年轻的宪兵走过去，仔细地望望这小屋墙上的木牌就把房门踢开走了进去。屋里的窗户关闭着，里面黑黑的，迎面一股恶浊的空气扑过来，这宪兵后退了一步，用力一下把屋门大打开。只见木板床上头朝里躺着一个老头，头上戴着小帽盔，额上蒙着一块白毛巾，身上盖着厚厚的棉被，痛苦地呻吟着，好像在闹什么急性传染病。宪兵皱着眉头，用力呸了一口唾沫，像躲避瘟疫似的，又把屋门用脚砰的一踹，转身走开了。

从早晨六点，直翻到十点，北大三院的楼上楼下几乎要全部找遍了，宪兵三团和国民党市党部的“剿共”能手们，也没有找到他们可以邀功请赏的卢嘉川。最后还是抓走了几个学生，这才悻悻地走了。

二楼工役室的屋门半开着，宪兵们在这儿过来过去地走过好几趟，但卢嘉川在工友老王的铺上却静静地躺了四个钟头。

同学们嘁嘁喳喳的怒骂声，传到老王的小屋里，卢嘉川知道宪兵和特务们已经走了。就一翻身跳下床来，刚要摘掉帽盔和毛巾，工友老王匆匆闯进屋里来。他猛见一个青年人穿着他的灰大褂戴着他的小帽盔的稀奇样子，不禁一愣。当他看出这是常来这儿的学生卢嘉川时，他立时什么都明白了。

小老头一把抓住他的胳膊，连声说：“好险！好险！宪兵三团的，今个也要抓您哪吧？”

“也许是吧，不多抓点老百姓，他们发得了洋财吗？”卢嘉川一边说着，一边脱去了老头的衣服，并且替他叠好被子，扫去尘土，打开窗户。老王手里提着一把水壶站在当地怔怔地看着他。多么紧张严重的时候呀，可是这位年轻的学生，还对他那么亲热地笑着，还不慌不忙地替他收拾着房间。老人深深被感动了。这位饱经沧桑的老工友，什么样的人全见过，可是像这样的年轻人他可见的不多。他忘了该做的事情，弯着矮小的身子，挨在卢嘉川的身边唠叨起来：“哎！哎！这伙子东西还是什么国民政府呢，还称什么孙中山的徒弟呢，简直哪您哪，可别嫌我说的难听，简直是比土匪还不如！我亲眼见的多啦，哪个好小伙只要一说救国，一说抗日，一看什么红皮子的书，这就比挖他们的祖坟还着急！什么共匪呀，赤党呀，什么捣乱学府呀，全扣到人家脑袋瓜上来。您想想，人的脑袋瓜全是肉长的，谁可受的了呀！一回一回从我眼前抓走的好小伙子数不清了。”他叹了口气，“我老头见不得这个。唉！卢先生，您哪说说，这可是个什么世道呢？”老头儿喷溅着唾沫星子，滔滔地说起来。卢嘉川满有兴致地站在地上听他讲，可老头儿却圆睁着眼睛改变了口气：“您哪，准是忙着呢，我别老说废话啦。我真是喜欢你们，我有好几个朋友学生，全像您这样，可是他们都被捕啦。唉，我不叨叨了，您忙着呢。您哪，您先别走，要走，我到外边先给您瞧瞧去，万一留下狗腿子……您哪，等等吧！”

老王提着大水壶蹑手蹑脚地走出去了。

卢嘉川坐在老王的小屋里又等了一会儿，老头回来告诉他，大门口果然有好像侦探的人在转游，因此他只得留下来，直到下午七点，他才在一个同学屋里换上一套漂亮的西装，摇晃着身子吹着口哨，像个浪荡公子，趁着黄昏时的骚乱，走出了北大三院的大门。

卢嘉川是河北乐亭县一个乡村小学教员的儿子。由于李大钊同志在那一带的活动和影响，使他在很小的时候就接近了革命。后来，他到北平来上中学，经常到李大钊同志家里去，因此，他的理论知识，他的思想认识，以及他的斗争意志全在李大钊同志的耐心培养下逐步成长起来。中学时代，他就在学校中从事革命活动，考上北大后，他立即成了北大党的负责人之一。后来北大南下示威回来，敌人注意他，搜捕他，他就被党调出来，在北平东城专门领导一些大中学校的革命活动。

一九三三年夏，北平党的组织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剩下来的少数同志，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中，风雨飘摇，随时都处在被捕的危险中。因此卢嘉川没有固定的住址。今天他在朝阳大学睡了半夜，明天也许就上了辅仁大学。他机智灵活，又具备共产党员无比的忠诚和勇敢，因此，在敌人严密的搜捕下，他常常能够一次次地逃脱了危险。

从北大三院出来后，天色已经薄暮，故都街上的人流像沸水般涌流着。他夹在人群中急步向东城区委准备开会的地点走去。走着，走着，他自然地带着漫不经意的神情回顾一下，没有发现跟踪的人，他就加快了脚步。当他走过了一个烧饼铺，才发觉肚子饿得很，他想起整整闹腾一天还没吃过一点东西，笑了笑，顺手摸摸口袋，身上只剩下两毛钱，可是还需要用它吃上两天饭，于是在又经过一个小烧饼铺时，他只买了三个小烧饼揣在衣袋里。肚子咕噜噜地，真想吃，望望自己笔挺的西装，他摇摇头又忍住了。

走到地安门内的一个小胡同里，在一个油漆剥落的小门楼前他站住了脚。望望门槛上一块小砖头好好地紧挨在门框边，他脸上浮过一丝不容易看出的微笑，这才掏出烧饼几口吞了进去。

走进里院的南屋时，他扬着帽子摇摆着脑袋喊了一句：“嘿，三缺一净等我啦？”一霎间，他多么像个浪荡公子啊。

一个约莫三四十岁衰弱而瘦削的女同志，看他来了，首先站起身来紧握住他的手，眼睛瞅着他，发着细小的声音：“同志，来晚了。我们以为你出事了呢！”

“刘大姐，不会的。”他看看大姐，又向摆好麻将牌的八仙桌上一扫，坐在桌旁的另外三个人一个女的两个男的也全看着他含着笑意点点头。那个女的很年轻，穿着华丽的衣服，她站起身来让他坐在她的位子上，点头笑笑就走出去了。

一阵哗啦啦的牌声响过，他看着另外的三个同志轻轻地说：“没有什么开始吧。”

区委书记是个二十五六岁、戴着眼镜、名叫戴愉的同志，也就是在“三一八”集会时最初讲话的那个人，他有着一双金鱼样的鼓眼睛。

他严肃地宣布：“现在会议开始。”

首先，他们讨论起“五一”国际劳动节怎样举行纪念的办法。这个议题还没有讨论完，戴愉瞅着卢嘉川，忽然神色凛然地说：“冯森同志［冯森，即卢嘉川的化名原注］的错误越来越严重，今天我提议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国民党的统治危机越发严重，革命高潮日渐迫近，我们不去准备大规模的行动，武装群众、组织罢课、罢操、罢市，扩大宣传我们党的胜利，扩大吸收党员，反而只会去同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空讲理论、乱谈思想，要知道，这些中间分子是极不可靠的，是极端动摇的，是资产阶级的后备军！“说到这里他把眼镜一摘，使劲把牌弄得哗哗乱响，”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冯森的右倾机会主义已经发展到了严重的地步。听说他还向一个反动大学生的老婆她叫林道静，对么？去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我也很不同意冯森同志这样做法。”

刘大姐低着头谁也不看，手里的几张麻将牌单调地发着细微的磨擦声。另外那个微胖的黄脸的男同志吴方也是默不出声。卢嘉川目不转睛地望着戴愉，柔和的眼色始终没有离开他明亮的眼睛。他静听着戴愉的讲话，当讲话停止的一霎间，他的脸色才变得严肃面冷峻。

“戴愉同志，”他慢慢说道，“你的发言，我看有点过左了吧？这是不是一种左倾关门主义呢？这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一样，也会导致革命失败的！也会脱离群众的！群众普遍要求抗日，我们党就应当首先注意群众的要求……”他的脸孔抽搐了一下，一种深深的痛苦使得他的脸色苍白起来，声音越发低沉了，“至于在知识分子当中进行宣传这是党给我的任务。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首先就叫我们闹清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他就说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甚至中产阶级的左翼都可能是我们的朋友……记住！戴愉同志，你和我也并不是无产阶级出身的呀！”

关于林道静，他没有进行任何辩白，因为他认为这是毫无意义的。

“什么？”戴愉的黄脸涨红了，“你这是机会主义的理论！中产阶级都可以做我们的朋友吗？那太可怕啦！”他喘了口气，眼球在眼镜后面迅急地转了几转，又说了一篇道理，来反对卢嘉川在知识分子当中进行细致的耐心的教育工作。他滔滔地说着，好像忘了是在白区残酷的环境中，忘了应当珍惜时间和解决问题。

卢嘉川终于忍不住了，他把牌一推，霍地站起身来，轻轻喊了一声：“戴愉同志，请你停一停！听我谈点意见行不行？”他用力把手一挥，仍又坐了下来，然后竭力把声音放和缓，“我同意你的某些意见，上级党布置给我们吸收党员的任务，我们应当坚决去执行。但是根据目前形势，哪能一下子吸收那么多呢？自从宪兵三团一来，白色恐怖一天比一天严重，蒋介石在德、意法西斯帮助下训练了大批的特务警犬正向我们进攻，现在人心惶惶，外围组织也几乎都被破坏；剩下的，情绪不安，也很难发展。这时，我认为党应当根据情况稳健一点，尽量保存一点力量，不要过分孤立地暴露自己。可是‘三一八’纪念，我们又损失了不少同志。”

“不，冯森同志，”戴愉又打断了卢嘉川的话，“情况紧张是暂时的，可是胜利的形势却在鼓舞我们每个革命者奋勇前进。难道可以因为害怕牺牲而停滞不前么？”

“戴愉同志，停一停！让我说两句。”刘大姐忍耐不住了：她苍白的有着细碎皱纹的瘦脸激动得绯红，微微气喘地打断了戴愉的话，“同志，你不要只搬教条嘛。冯森的看法是值得考虑的。”她把麻将牌往戴愉和呆着不动的吴方跟前一推，用坚定的口气对准了戴愉，“我基本上是同意冯森的意见的。戴愉同志只是搬教条，不大了解实际的情况。好久以来我就有了和冯森一样的苦闷，好久以来我们就都感觉出来：我们党的领导虽然克服了‘立三路线’的盲动、冒险，但现在的路线是否仍然不大妥当呢？人民热烈要求抗日救国，可是咱们提出的口号常常过高，常常除了少数积极分子以外，使广大群众不能接受。所以我常常在想……“说到这里，她的声音低得听不出来了。她似乎还有许多话要说，可是没有说出来。

四个人都沉默着。连易激动的戴愉也不出声了。只有断续的麻将牌发着单调的声响。后来仍是刘大姐向三个男同志望了一眼，低声说：“戴愉，就说你反对冯森接近的那个女孩子吧，我知道她，了解一点她的情况。这是个在旧社会里挣扎过，渴望着党的援救的积极分子。我们应当帮助她、培养她。冯森这样做我认为是对的。”

“那也要看情况。”一直很少说话的另一个男同志吴方说话了，“那个姓林的女人既然肯嫁一个反动的大学生，那么，她的思想可见很成问题。无论如何，我们党的阶级路线是重要的。所以，我也要警告冯森，你接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特别警惕，我们是宁左勿右。”

“对，宁左勿右！”戴愉赶快插了一句。

卢嘉川抚弄着麻将牌，安详地轻轻摇头：“宁左勿右？不，我却认为不应当这样提。马列主义要和中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才能顺利地发展党的事业。当然，同志们的意见我应当警惕。如果没有别的重要事情，我提议还是来讨论纪念‘五一’的问题。”

“对，谈纪念‘五一’吧！”吴方睁亮眼睛说，“关于是左倾还是右倾，目前，我们几个人很难做出什么结论。反正作为党员，我们尽量执行上级党的决议就是了。”

穿着华丽服装的那个女同志走了进来，对四个人望望，轻轻说了句：“没什么，你们谈吧。”就又出去了。

戴愉好像还有许多话要谈，但他忍耐住了：“好吧，这个问题留着下次再谈。”

会议内容转到纪念“五一”上。照戴愉的意见，党、共青团和社联、左联等赤色群众团体，必须发动他们全体成员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卢嘉川沉思有顷，抬起头来看着戴愉说：“前几天李大钊同志的出殡游行［一九三三年四月，北京地下党曾为牺牲了六年的李大钊同志举行过一次出殡游行原注］，我们已经又被捕许多同志。现在，情况很严重，‘五一’这个纪念日，无疑的，敌人是会更加严密戒备的。希望你和市委好好反映一下，恐怕……”

“真是白色恐怖观念！”不等卢嘉川说完，戴愉把眼镜猛地一摘，皱紧了眉头，“冯森，你要消极怠工吗？这是党交给我们的神圣任务，对这样任务的任何怀疑全是一种可耻的动摇！”他掏出手绢抹抹嘴角，然后把麻将牌一推，其他三个人也随着一推，一阵牌声代替了许多的话语。等牌声静下来，卢嘉川苍白的面色才转过红色来。他看着戴愉的金鱼眼睛，仍然慢慢地说：“戴愉同志，一切不成问题！组织决定我做任何工作，我是不会讲价钱的。但是应当允许我发表一点自己的见解。也许我看错了，也许我估计得完全不正确，可是你应当冷静地看看我是不是那种胆小怕死的怯懦者。”他低下头来不能说下去了。

“我们就照着市委的布置坚决执行去，能发动多少人算多少人好了。”吴方刚说完，刘大姐露着焦虑的神色说：“发动人是对的，但是发动之后就把他们送进了牢狱，这总是一个问题呀！”

沉默，一阵无声的争辩持续在人们的炽热的眼睛里。最后戴愉冷静下来，说道：“好吧，如果冯森你们不反对大规模游行，那么，‘五一’那天，我们发动赤色群众都到天桥集合。具体行动有人会临时通知你们的。”

会开到这里就散了。

几个人都站起来准备离开的时候，服装华丽的女同志到大门外望了望，没发现什么可疑的人，走进来对几个同志亲切地笑笑。戴愉和吴方先走了出去；接着刘大姐伴着卢嘉川也向门外走着。他们默默地走到门过道里，在初月的薄明中，刘大姐站住脚，用力握住卢嘉川的手，声音又低又慢：“小冯，不必难过。党了解你，我们了解你。‘五一’要提高警惕呵，不过还要尽量多发动群众。”

卢嘉川低着头，半晌没有出声。当他抬起头来看着大姐的时候，他的眼睛有点儿发红。

“大姐，亲爱的好同志，谢谢你！”他用力握住她瘦削的手指，只有这样的一握才表明了他内心的激动，“大姐，不必担心我。我想，在一个党员热望为党贡献一切的崇高理想里，就包含着不计个人的荣辱与得失在里面。这不算什么……好，再见吧！”

刘大姐倚在颓败的大门上，望着卢嘉川娇健而沉稳的步子一点点消失在街头昏暗的转角处，她才轻轻关上了街门。用只有她自己才可以听见的声音低低自语道：“小冯好同志呵！可是戴愉为什么就不睁开眼睛多看一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