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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党中央关于干部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精神的不断贯彻实行，大河县也对干部进行了大范围的调整。刘万山被任命为撤销公社后的黄川乡第一任党委书记，龙绍川被任命为乡党委副书记，主管组织工作。原来的大队这个称谓已经不存在了，根据白龙涧的特殊地位，乡党委报经县委同意，在白龙涧村建立了全县第一个村级党总支，全村六十多名党员经过认真地投票选举，龙绍川高票当选为白龙涧村第一任党总支书记。陈永年仍然担任村总支副书记和白龙涧村村长，王敏杰被选为村党总支副书记，龙大山也被选为白龙涧村第三党支部支部书记兼任盘龙村民组组长。

为了让龙绍川做好白龙涧村的具体工作，刘万山给龙绍川配备了一名乡党委委员担任了组织干事，主抓全乡的党组织建设，除了一些大事龙绍川参与决策外，他的主要精力就放在了白龙涧村的工作上。

随着上级各项指令性计划的不断减少，种植上的自主化也逐渐地松开了农民的手脚。为了及时地适应白龙涧村各农户的自主经营，龙绍川经过了一个多月的实地调查研究，及时地调整了村里农业生产结构规划，由单一的粮、棉经营模式向多种经营方面转化。根据白龙涧村的实际情况，经过党总支的讨论，决定利用三年时间，在白龙涧村发展一百家养殖专业户，生猪存栏要达到两千头，山绵羊要达到三千只；要在适宜果树生长的坡地上连片栽植四万株果树。大家形象地把这称为白龙涧村的“1234”多种经营工程。

在靠山的几个组里发展养羊专业户，这是多种经营工程中龙绍川认为最容易实现的项目，因为他对在山坡上放羊的事情太了解了。

龙绍川从小就是摔着扬鞭长大的，在大集体的时候爷爷一直是队里的羊倌，每天赶着羊群在山后的荒坡上放羊。每到星期天，龙绍川跟着爷爷上山放羊，他摔着脆响的羊鞭，踏着绿绿的草地，赶着白白的羊群，感到无比快乐。有时候他玩高兴了，就骑在大绵羊的背上在草地上跑，一不小心让疯跑的绵羊给摔倒在草地上，爬起来继续玩，在羊群里的尽情的玩耍让他享受着快乐的童年生活。

到了中学时，每遇到星期天，爷爷为了在生产队里多挣点工分，就把放羊的任务交给他。他带上书本，把羊赶到了山坡上后，就找一个能看见羊群的地方，躺在那里静静地看书。等羊吃饱了，就把它们赶到沟底的小溪边去喝水。到了夏天天热时，他还把羊群赶到河沟里的大水池里，挨个的给羊群洗澡，带着它们在水里玩耍。

他对羊群有着一种特殊的爱，他希望在白龙涧的山坡上到处都是雪白雪白的羊群。

白龙涧村靠山有五个村民组，除了盘龙村民组人口较多一点外，其余各组都不到两百口人。但是在延绵十几里盘龙山下，有着两万亩的荒山荒坡，这都属于白龙涧村和这几个靠山的村民组所有。除了多年来陆陆续续的栽植了一些刺槐和青杨树外，大多数都长着荒草，这是个天然的大草场。龙绍川多次到这里看过，他估算过，在这个天然草场上可以承载五千只山绵羊的放牧。

盘龙村民组是这几个靠山村民组中人口最多，草场面积最大的村民组，龙大山对于发展养羊也是最感兴趣的。父亲为集体放了十几年的羊，在前几年父亲去世后，就把羊群转给了别的社员放牧，但他对养羊还是情有独钟。自己组里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六十多只羊的存栏水平，那只是一户的养羊规模。要在三年内再发展个十几户，工作量还是，蛮大的主要是投入资金和羊肉的销路问题必须解决。

晚上吃过饭后，他对龙绍川说：“咱盘龙村的情况我是最了解的，能腾出劳力上山放羊的最少也有三十多户，但这些户多数都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种羊，而那些有资金的户却没有多余的劳动力。这还不算，我看最大的问题是羊的出路问题，如果养了羊又卖不出去，或者是卖不上个好价钱，那大家就不会有养羊的积极性。所以解决发展养羊的关键问题就是要尽快地解决羊的出路问题。”对于这个问题，龙绍川当初确实没有过多地考虑，他觉得先发展起来，再逐步解决羊的销路应该不成问题。现在看来要反过来了，只有先解决了销路问题，才能谈到发展。这就是农民几千年来一个不变的观点，他们是最典型的现实主义人群。从村长陈永年的汇报中，在养猪的问题上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第二天，龙绍川就到了县畜牧局和供销社进行咨询，在马县长的协调下，县食品公司帮他们解决了猪羊的销路问题；县畜牧局的领导帮他们解决了养殖技术问题；农行的领导又破例给群众解决了资金的问题。在第一年里，村里就买回了一千多只种羊和母猪，为养殖户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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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片的种植果树在白龙涧已有了十几年的历史了，全村共有几十亩果园。盘龙村的果园是白龙涧面积最多的一家，品种也比较好，十几亩果园每年收入虽然只有三千多元，但在大集体那经济匮乏的年代却救了不少社员的急，在这片果树的背后还有着一段曲折而又动人的故事。

在那个难忘的生活低标准年代，右派分子王佑铭被下放到白龙涧大队接受劳动改造，就在农民自己都吃不饱饭的时候，盘龙生产队长龙大山毫不犹豫地接收了他。龙大山把他当作远道而来的客人，因为崇拜王佑铭是个有学问的人。龙大山亲手在村边接过了王佑铭手中的行李，并让刘昌明给他安置了一个满意的家。龙大山让媳妇给他送去了面粉和擀好的面条，还有一斤棉籽油，使王佑铭来到盘龙村的第一天中午就吃上了热乎乎的面条，这一切都深深地感动着王佑铭。

在王佑铭来到盘龙生产队的几个月里，盘龙村农民的淳朴感情和队干部的宽广胸怀感染着他，让他忘记了自己的右派身份，一颗拳拳报国之心又开始在他的血液里萌动了，他想为盘龙生产队的干部社员做点什么，他想为盘龙村的经济发展做点什么！

林业是他的专长，他看出了盘龙村的山清水秀和独特的小气候是发展林业的好地方。他计划在大炼钢铁时被砍伐一空的山坡和荒沟，栽上刺槐和大青杨，可以想象，十年后盘龙山就会是一片绿色的海洋。根据他对盘龙村的初步了解，盘龙村的自然气候条件最适宜栽植果树，但是果树也需要三到五年才能见效。一种急切的报恩心情在激励着这个生在城市和长在城市的“右派分子”。

在龙大山的支持下，他费尽了力气带着社员们在山里刨回了几百棵野生的棠梨树，按照王佑铭的要求栽植在十几亩坡地里。树栽上后就交给了王佑铭管理，夏天在确认棠梨树全部成活后，就准备进行嫁接。可急需的苹果枝条在附近却是很难找到，通过电报联系后，王佑铭的一个学生从省城里一个果树所里给找到了苹果树接穗。果树嫁接时，龙大山派了几个初中毕业给王佑铭当助手，不到一个星期，苹果接穗就全部嫁接到了四百多棵野棠梨树上，当年嫁接的果树成活率达到了90%以上。到了第二年春天，又给果树浇了一次水，嫁接的苹果接穗长得很茂盛，栽植的果树竟然多数都开了花，盘龙的干部和社员心里也像开了花一样的高兴。

在王佑铭的精心管理下，嫁接的苹果树在第三年就开始有了产量，四百多棵果树上挂满了红红的苹果。这一年盘龙生产队的苹果卖了三千多元钱，加上二百亩棉田售棉和其他收入，全队净收了近一万元钱，每个劳动日分红从去年的三毛钱一下升至五毛钱。

在年终的分配大会上，盘龙队委会决定拿出三百元钱奖励王佑铭。拿着三百元钱，王佑铭深深向大家鞠了一躬，然后动情地说：“三百元钱对我来说很重要，拿着我可以改善我和全家人的生活，我可以补贴我在外读书的女儿，但我不能要，我也不敢要。因为盘龙村的干部和群众给了我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格和自尊。你们把我当人看待，使我重新找回了当人的自信；你们信任我，让我干我喜欢的事业，使我重新找回了一个知识分子的价值和尊严；你们照顾我，关心我的生活和家人，让我和家人感动万分：那一次去省城取苹果接穗，刘昌明会计几百里地给我家人捎去了面粉和鸡蛋，我全家人像宝贝一样的供在家里舍不得吃，因为他们知道这不仅仅是面粉和鸡蛋，这是盘龙村人民的一片心，这说明了我这个‘右派分子’在盘龙村混的还像个人。每当家里来人时，我父亲就拿出那些面粉和鸡蛋给来人分一点，最后的一句话总是说，‘拿回去尝尝鲜，这是我家儿子下放的那个生产队的队长送来的。父亲那次只给我捎回了一句话，他在一张白纸上写了七个字：‘孩子要懂得报恩’。在盘龙劳动改造这三年多时间里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让我重新认识了农村、农村干部和农民。这三百元钱，我打算用来购买树苗，明年春天把它栽在盘龙村的山川大地上，我希望咱盘龙村早日成为一片绿色的海洋”。这是三年来王佑铭说得最多的一次话。

“文化大革命”时，公社的造反派派人来村里揪斗王佑铭，第一次时被龙大山和社员拦下了，龙大山对他们说：“王佑铭是在盘龙村里接受劳动改造的，我们生产队要对他组织批斗，大家对他的犯罪事实肯定比你们更了解，这样批判才能真正触及他的灵魂”，造反派们让龙大山不软不硬的几句话给打发走了。第二次声势大了，拉了满满两卡车的红卫兵，由公社造反派头头亲自带队又来揪斗王佑铭，他们从苹果园里直接抓住了王佑铭，看来他们这次是志在必得。得到消息的高龙州，急忙敲响了老槐树下的大钟，听到钟声，全村社员都知道村里发生了大事，不到五分钟拿着手里的家伙什从四面八方赶到了老槐树下，拦住了正要开走的大卡车。一边是气势汹汹的红卫兵，一边是手拿锄头扁担的盘龙村社员，一场械斗眼看就要发生了。

造反派头头是公社的武装干事，他拿出腰里带着红绸布的“五四式”手枪朝天开了一枪，试图镇住盘龙村的社员。这时候只见龙大山赤手空拳站在队部办公室的台阶上大喊了一声：“刘干事，请收起你的枪吧，你我都是军人出身，你啥时见过解放军战士用枪对着自己的阶级兄弟，如果你真有本事，就朝我龙大山这儿打吧！”，龙大山说着，拍着自己的胸膛大步朝拿枪的刘干事走去。刘干事傻眼了，当年土改后他还是龙大山在县里训练过的民兵，龙大山曾经手把手教过他打枪，后来参军转业到公社武装部当了干事。龙大山这个当年全县有名的神枪手，又在“四清运动”中亲手夺过工作组长的手枪，平时他就对龙大山畏惧三分，碰到一起时常喊龙大山为师傅。当龙大山快步走到刘干事面前时，刘干事拿枪的手一直抖个不停，龙大山顺势从刘干事手中拿过了手枪插在枪套里，小声对刘干事说：“刘干事我今天求你了，你放王佑铭一马，因为他对我们盘龙百姓有过救命之恩”。见龙大山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刘干事知道这是龙大山在给自己面子，有了这个台阶，刘干事顺势让红卫兵当场放了王佑铭，带着人马一溜烟地走了。

在后来的几年间，王佑铭一直为生产队坚守着这片果园，他又让大家在村后的浅山里栽植了几千亩刺槐和青杨树，为盘龙村的荒山绿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77年的春天，王佑铭被作为“错划右派”，在全国还没给“右派分子”摘帽子的前夕就提前平了反，重新回到了省林学院当了教授。这几年他时常还给龙大山联系，曾经带着学生专门来白龙涧村搞过实习教学，因为他已经把白龙涧村当作了他人生的第二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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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龙绍川准备在全大队栽植果树时，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王佑铭。村里的多种经营动员会开过后，他就带着一些家里的土特产去了省城。他要去请教这位老教授，因为王佑铭对白龙涧村的情况太了解了，他想听听这位老教授的意见。同时他还要去见见老同学杨柳，他想为白龙涧村再引进一些小麦优良品种。

见到杨柳后，他们就很快落实了小麦良种的引进事宜。杨柳对这位新上任的党总支书记抱着很大的希望，她不仅余力地在帮着他，她想做这位心上人的一个翅膀，让他在更高更远的天空飞翔。

杨柳从省种子公司借了一辆小车，陪着龙绍川去了省林学院。这时的王佑铭已经当了林学院的副院长，他在宽敞的办公室里接待了他们俩。当龙绍川把家乡的特产递给他的时，老院长的手在不停的颤抖着，他嘴里不断地说着：“谢谢乡亲们啦，谢谢乡亲们啦！……”在问候了龙大山和盘龙村的乡亲们后，老院长深情地对龙绍川和杨柳说：“是白龙涧村的百姓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你们能来看我，就说明那里的人民没有忘了我这个当年的‘老右派，’我打心眼里高兴啊！有什么事你尽管说，只要我能办到的一定尽力去办，”说着眼里已浸出了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