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时候，贺红雨便想，这人世间真是无常啊，如果当初没有嫁给段星瑞，在土改时她可能要跟着娘家人一起受整，可是如果没有嫁给段星瑞，她现在也至于沦落到右派家属的罪名，三个孩子也受连累，毁了前途。谁在走上一步的时候能预料到下一步是什么样的？谁能长着前眼和后眼呢？真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

五八年五九年的时候日子还勉强能过，全县人都是吃食堂，从地里劳动回来就去食堂排队。一个大队一个食堂，一天的时间用在食堂的排队上倒似乎比用在地里的还多。排完早晨排中午，排完中午排晚上。贺红雨一家四口人轮着去排队。可是越到后来粮食越不够吃，打到的饭越来越稀，不够四个人吃，只能拿回家以后再往里面掺水，然后灌到肚子里，把肚子灌圆了就会有一种类似于吃饱了的幻觉。再到后来，打到的饭越来越少越来越稀，人们根本吃不饱饭，眼睛都饿蓝了，人们就开始抢饭。一个人刚从窗口把饭打出来，就有人上去抢，打饭的人死死抱着盆不放，一面死命抱着不放一面大口大口地往饭里面吐唾沫。抢饭的人有的看着恶心就骂着走开了，再踅摸别人的饭去。还有的就是见饭里面漂着粘稠的雪白的唾沫也还是要抢，抢过来把那层唾沫刮掉就把自己的脸埋进去啃，连筷子都不用。

因为是右派的家属，贺红雨经常被人欺负，动不动还要受些打骂。在安定县里成了最没有地位的群体。那时候已经是工分制了，劳动一天有一天的工分，右派家属也得劳动，只是得到的工分要远比其他人家低。一次队里派她去地里摘豆角，她走得时候还挺高兴，因为想着看能不能在摘豆角的时候悄悄藏几只回来给孩子们做和子饭吃。结果走了一会她就哭着回来了。女女正等着她能拿回些豆角来下锅呢，家里已经没有一粒米了。却见她没走一会就回来了，两手空空，一只豆角都没有带回来，当时竟失望得将近于恼怒了。准确地说，是饥饿让她恼怒了。她跺着脚问，妈，你怎么又回来了，豆角呢。贺红雨哭着说，她们不让我摘，说我是右派家的，会给她们投毒，我刚走到地边，她们就把我赶走了。这下别说没豆角吃了，就连这天的工分都没有了。一整天里颗粒无收。

贺红雨想那些摘豆角的女人，其实都是些老相识了，七大姑八大姨的，多少年了在这屁股大的县城里抬头不见低头见，连对方的祖宗八代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以前到夏天的时候不是你家给我家送个倭瓜，就是我家送你家两个玉米。怎么一扣上右派的帽子，就忽然反目成仇了呢？她什么时候有心害过她们，她们怎么忽然之间就把她当成了毒药一样，还说得那么活灵活现，好像她在这个县城里就是要害人的，就是准备随时要给她们投毒的。看来，人的身份只要变一次，不管是升官发财还是家破人亡，这个人就是重新投胎一次，不是自己去投的，是被别人摁着重新投了一次胎。哪个人是真的就敢为自己活着？

这一天锅里都没有一粒米，女女只好带着弟弟妹妹到地边潜伏着，等人家都摘完了，人也走光了，他们才敢上去看地里有没有残留下来的烂豆角和老豆角。顺便再捡点烂菜叶子，植物的根茎，回去了熬着吃。晚上，一人喝了一大碗绿莹莹的菜汤，这一天的饭就算解决了，然后接踵而至的就是第二天的吃饭问题，已经隔着一个黑夜遥遥向他们走来了。他们都有些恐惧的感觉，只能早早上炕睡觉。能睡着也是暂时对抗饥饿的一个办法。

过了两年就到了1960年，饥饿像瘟疫席卷全国，自然也在安定县的上空盘旋着。这时候很多人已经饿得开始浮肿，一开始的肿是随便身上哪块肉一按就是一个深坑，像泥土一样，都能在这肉里面种东西了。到后来是全身肿到了透亮，像枚熟透的果实一样，似乎一碰就会从里边挤出浆浆水水来。脚也塞不进鞋子了，干脆就光着，身上也渐渐肿得包不住了，就也露在外面。反正就是让人家白看人家也不稀罕，人人都肿得像鱼缸一样，隔着皮肉都能看见有鱼在里面游动。这一年对所有的人来说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吃。其他的都成了假的。当饥饿来临的时候，其他就是天大的事情也烟消云散了。前途毁了，亲人死了都不算什么了，再过不去的事情一碰到饥饿全是烟云。

贺红雨带着三个孩子能拖过一天就是一天，她白天跟着别人去地里劳动挣点工分，右派家属挣的工分本来就比别人要少，人家算十个，他们算七个。再加上贺红雨接连生孩子这几年里，月子没有坐好，已经落下了病根，经常觉得身体里虚得连二两力气都挤不出来，一天从地里下来腿软得就快走不了路了，也只能挣五个工分。到了年底分粮食的时候，总是她分的最少，不到两百斤粮食四个人要吃一年。

那粮食只够前半年吃，到了后半年的时候，经常是锅里的水哗哗地煮开半天了，还满屋子找不出一粒米下锅。贺红雨把所有的瓦盆簸箩敲打了一遍，都没有从角里缝里敲打出一粒粮食，一粒都没有。所有粗瓷的细瓷的盆盆罐罐全摆在了地上，高的矮的圆的扁的，像一群孩子，每一只都对着空中张着一张空虚的大嘴，静静地吞吐着稀薄的酸凉的空气。但是里面全是空的。锅里的水已经煮成大花了，一朵一朵翻江倒海地开着，雪白的蒸汽就像是从这些瓦盆里冒出来的，越长越大，渐渐把半间屋子都装满了，四个人都坐在这屋子里却也渐渐看不见彼此的脸了，就像是，每个人的脸都突然消失了，化掉了。只有这些瓦盆们还安静地执拗地站着。

这种强烈的饥饿像一种野兽一样吞噬着人身上所有的附属品和奢侈品，像什么羞涩啊，后悔啊，爱情啊，嫉妒啊，全部被吞掉了。就留下了一点点本能，就是吃饱肚子。女女这两年因为整天吃不饱饭倒暂时忘记了自己辍学的痛苦，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在了吃上，能吃什么就吃什么。没粮食的时候，女女每天带着弟弟妹妹去山上找野菜找树籽，到地里刨菜根，和鸟儿们抢烂菜叶和老鼠抢粮食吃。段东麒有时候捉到一只骨瘦如柴的老鼠也要打死了带回家去。晚饭就把这些菜根、烂菜叶子再加点麸皮熬一大锅，段东麒把自己的那只老鼠也煮进去。

煮了没一会儿功夫，那只老鼠的两只眼睛已经被煮得暴出来了，肚皮朝上翻了上来，白色的肚皮被灌得圆圆的，鼓鼓的，像一面小月亮一样在水面上旋转着漂流着。周围那些绿色的菜叶则像田田荷叶一样围绕在它的周围，那些麸皮则像鱼儿们一样在水中游来游去，就差一两朵荷花的点缀了。锅端起来放在木桌上，四个人一人舀一大碗，端起来就往扣在脸上，哧溜哧溜往下灌。贺红雨舀汤的时候先把那些菜帮子菜叶子捞出来放到段东麒的碗里，把那只煮得肥肥胖胖的老鼠也夹起来送到他碗里。段东麒先把老鼠用筷子戳破，放了肚子里面的水，等它像灌汤包一样瘪下去了，再蘸点盐细细啃起来。两个姐姐也早就习惯了，什么都让着他，就是最后剩一口吃的了，那也是他的。

贺红雨身体越来越差，加上饮食的粗劣和每天高强度的劳动，经常就病倒在炕上，怎么也爬不起来，也没有药吃。出不了工也就挣不来粮食。三个孩子就像三个台阶一样立在她炕前，眼巴巴地等着她爬起来。这时候是冬天了，段东麒身上穿的棉袄是女女穿小了的棉衣，本来是一件红底白花的棉衣，被贺红雨染成了蓝色就穿到了段东麒身上。大人小孩都是赤身裸体地直接裹一件棉袄，棉袄里头发里满是虱子。因为那棉袄是被染过色的，所以段东麒只有露在外面的脸和脖子是黄色的，下面的部分则已经被染成蓝色了，就是脱了棉袄也像是在身上穿了一件什么蓝色的紧身衣服，剥也剥不下来，洗也洗不掉，就由着它茂密地长在身上了。

因为段星瑞劳教走的时候拿了一只被子，现在家里只剩下了两只被子。没有褥子，大冬天里，四个人脱了衣服就睡在冰凉的芦苇席子上。炕是和灶连在一起的，在灶里烧柴就能把炕烧热，可是这火候并不好把握。灶里火要是烧旺了能把炕上的席子都引着了，睡在席子上的人就会被烧伤。要是烧得不旺呢，炕又热不起来，席子还是像块石头一样凉冰冰的，睡了一晚上了脚还是冰凉冰凉的。人每天晚上往那席子上睡的时候都像打一场仗一样艰难。先让胳膊或什么皮糙肉厚的地方先挨上那席子，等里面的凉气从这个挨着的点渐渐钻进去了，钻满了半个身子，然后钻满整个身子的时候就可以躺上去了。这个时候身体已经和一株植物差不多了，木质的，没有太多感觉，芯子里也像是凝固住了。这时候就是从中间拦腰切断了，估计也不会有什么血流出来。

四个人合盖两条被子，女女和二女女盖一条，贺红雨和段东麒盖一条。被子里的棉花已经结成了球，在被子里呼啦呼啦地滚来滚去。谁扯一下被角，里面的球就向谁滚去。在这样的席子上睡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四个人身上都各自烙了一身苇席花纹。那肉上的花纹均匀清晰，倒像是特意熨在上面的纹身。一家四口都这样，就是走散一个估计也丢不了。胎记似的。

十一

这一年里贺红雨都不敢从老姨太太和贺天声住的柴房前经过一次，以前是故意从那走，现在是能绕条远道都不从西城门走。她怕看见她们。眼睛里看不见的时候还能暂时落个平静骗骗自己。一旦看到了只能更难受。因为她自身难保，又怎么能顾得了他们俩？她和她的三个孩子都终日饿着肚子，因为饥饿，她的两只脚已经不能穿鞋了，走路下地都是赤着脚的。段东麒饿得骨瘦如柴，见什么吃什么就差没吃石头了。她没有一口可以多余出来的粮食接济他们。真是一粒粮食都省不出来了。所以她情愿不见他们，她不见也知道他们成什么样子了，这样的年景里，贺天声就是讨饭怕也讨不到吃的，谁家有多余的吃的给要饭的啊。

她听说现在老姨太太也和队上的其他女人一起在地里劳动挣工分，她已经五十多岁了却还要养贺天声，贺天声腿不好，下不了地。在这几年时间里，贺天声始终没有像贺红雨当初担心的那样，有一天站在她面前伸手向她要钱要吃的。可是她还是不愿意见到他，不见到他的时候还可以让自己根本想不起这个人来，可是一旦见到了还是觉得心口处有一种钝钝的痛，像一只木杵一样一下一下地捅着她，捅得她几乎站立不稳。父亲的钱一分钱都没有留下，全被分光了，他连坐吃山空的机会都没有，现在，这个罗圈腿只有靠着老姨太太这根拐杖了。可是，老姨太太年龄也大了，她终究要比他先死的。到时候他又该怎么办，他又靠什么活？

六零年这一年里，越到后来，贺红雨残存的一点意识里就只剩下两个字了，吃的。只有这两个字还无比坚强无比强大地生长着，而且是砍不尽杀不完地生长着。所以越到后来她几乎都不会去想老姨太太和贺天声活得怎么样了。只有在偶尔稍微吃得饱一点的时候，意识才能自己活过来，才像是有了力气独立行走一般，之鳞片爪地想到他们。想想他们是不是有吃的。那也只是转瞬即逝的一刻，她想他们也白想，现在就算她手里有一点吃的，也断不会去给他们送去，她的三个孩子已经快饿死了，她也快饿死了，她哪里还能顾得上他们？

一天，她在地里劳动的时候忽然隐隐听见几个劳动的妇女在议论着贺家的事情。一听到别人议论贺家的事情她就变得分外敏感，她一边干活一边留着耳朵极力捕捉她们在说什么。她们是绝不会和她说的，躲都躲不及，她们生怕她会害了她们，好像她是潜伏在她们中间的一只吸血虫。她断断续续地听到她们议论，说那贺家老姨太太几天没出门干活，不知道是不是病了，还是去哪了。她们又说，这老太太要是一死，那瘸子一个人怎么活。她们一边议论一边狠狠地说，地主家的，报应。

贺红雨的手没有停下来，她一下一下地木木地刨地，手里像凭空就突然长出了很多力气，这力气像铅芯子一样灌在她的胳膊里，又把她的胳膊铸在了那只锄头上。她的两只浮肿的脚陷在了刨起来的泥里，就像一尊埋在土里的石像。从地里出来往回走的时候，贺红雨不知不觉又拐到了西街尽头的那两间破柴房前。那里面住着老姨太太和贺天声。屋前没有人，老姨太太也看不到在劈柴。屋里也没有灯，那两间柴房看上去就像从梦境里浮出来的一样，虚虚的，空空的，没有根的，似乎一个指头就可以戳破了。一时贺红雨都疑心里面究竟还住不住着人，想进去看看，还没走到门口就停住了。她不敢。她不敢拔开这只塞子，她知道一拔开她就收不住了。他们缠上她怎么办，她养不了他们，她连三个孩子都养不了，就连她自己也就只剩下这半口气了。她知道她见了他们终究会觉得痛的，因为血液里的那点东西是怎么割也割不断的，可是就是痛也只是徒劳的痛，痛在她身上，拧着她，撕碎她，就是这样，她也不能给他们一分钱一粒粮食。

然后她硬是转过身走了，光着两只透明的脚，踉踉跄跄地，像喝醉了酒一样回了自己家。家里还有三张嘴等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