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说：“你出生那天有只黄鹭在树上叫：不苦不苦！”

“天不明我就起来了。老爷子想吃新高粱面，我收拾了一筐高粱，一箩小麦，让老五叔到磨房里，把它掺匀了倒在磨顶上。往磨屋走的时候眼皮子一个劲儿跳，我掐了一片黍秆皮儿贴在眼泡上。心里想，眼皮跳，要出啥事儿？

“老五叔把驴套好，给它戴上蒙眼罩，吆了一声呔！在它背上拍了一掌。文盛拿上小簸箕，跟在驴后绕着磨盘收粮食。他把收起的粮食倒在箩里。别看盛脑子不好使，读书不行，干活他还真给我帮了不少忙。我起多早他起多早，跟着干活，不打瞌睡。

“我坐在脚打箩的墩子上踩着箩锥筛面，老五叔蹲在磨房门口抽烟。我说，你不是还得犁地吗？你走吧，这儿有我们俩就行了。

“谁知这头驴精得很，老五叔一走，它就开始偷懒。先是放慢蹄子走走站站，后来干脆站下不动。我在它屁股上拍一下，它没精打采走一圈，再拍，它就死皮赖脸站在那儿。我没什么手劲，拍不疼它，倒把自己巴掌拍疼了。盛拉出一根棍要打它，我说，你还是去找五叔吧，别把它打毛了踢人。

“盛去叫五叔，我把磨盘上的碎粮食收起来。不大一会儿，盛跑回来说，兰姐，王福禄来了。我说，他来干啥，大清早的？

“来了一群人呢，都拿着枪。

“我从箩墩上站起来，把腰里的围裙解掉，走到前庭去。

“一群人已经进了客屋。为头儿的屁股后挂着盒子枪，其余几个人背着长枪。

“老爷子站在桌边。王福禄伸着手让他们坐。我走进去说，王保长，大清早的，这是咋回事呀？

“这是咱们县民团的吴队长，他要找文昌。

“一听文昌这两个字，我的头轰一下就蒙了。我连声追问，文昌怎么了？他出什么事儿了？

“姓吴的盯着我上下打量，像审贼似的看着我说，你是马文昌什么人？

“我是他内人。

“马文昌在哪儿？

“他不是在陕西吗？在那儿教书。

“他不在陕西。你最好把他交出来。

“我从鼻子里嗤了一下，我把他交出来？他一年多没回家，我到哪儿去把他交出来？

“老爷子也插上说，是啊，他一年多没回来了。

“那人把眉毛一竖，昨天还在旗杆寨，今天就到陕西了？

“我笑了一下，旗杆寨？他到旗杆寨干啥呀？没亲没故的。你没弄错吧？

“好了，好了！对不起老先生，我们这是公事公办。

“看他要搜查，我说，爷，你陪保长在这儿坐，我带官长去看看。

“前院、后院、车棚、磨房他们都搜了，连茅房也进去看了看。把箱子、柜子、神案、粮食囤全都翻个底朝天。

“我站在那儿插着手说，还有个地方没看哪。

“哪儿？

“鸡窝你们还没看，那里头说不定能钻个人呢。

“姓吴的冲我眨眨眼，我往地上啐了口唾沫。

“民团的人一走，老爷子歪在椅子里嘴唇发紫，说不出话来。我赶紧给他倒水，从抽屉里拿出镇心丹，扶着他的头让他喝下去。

“过了一会儿，老爷子喘口气，长叹一声说，昌啊昌，我这条老命迟早是要丧在你手里呀！

“我说，爷，你老人家别那么操心。是风是雨打门里来，文昌没在家，他们找不到他，想抓也抓不到不是？

“老爷子眼看着门外，自言自语地说，他到旗杆寨去干啥呀？

“你忘了，爷，旗杆寨不是有他的同学？

“老爷子想起来了。他头一仰，噢了一声，你是说林家那孩子吧？

“其实民团的人一说旗杆寨，我当时就想到了林春生。昌和他最要好。到难童学校教书不就是他邀去的吗？两人都是从留洋预备班出来的，一样的不安分。他俩在一起，早晚不得惹事？

“我把他们翻乱的东西收拾一下连忙往磨屋走。一进磨房，看见那头驴正扭着头在磨盘上舔吃粮食。我抄起棍子照它屁股上就是两下，打得它绕着磨道飞跑，把磨盘拉得呼呼叫。

“我做了一锅高粱面糊粥，贴了几个高粱面锅贴，调了一盘辣椒。这是老爷子最喜欢吃的。爷爷端着碗呼噜呼噜喝了几口把碗筷放下，两眼直瞪瞪地看着桌子。文昌他到底犯了啥事啊？

“我说，爷，他们不是搜过了？人不在家，谁有啥办法？你别着急，待会儿我去找王福禄，看民团的人是怎么说的。

“我嘴里劝着老爷子，心里七上八下琢磨。这个浑货，他不是在陕西教书吗，怎么会跑到旗杆寨去闹事儿？

“我去找王保长。王保长说，八成马昌是入了共产党了。听吴队长说，前天他在旗杆寨把一个团丁打伤了，民团在到处抓他。

“我从保长那儿回来，老爷子到旗杆寨去了。老五叔说他坐立不安，不放心，一定要亲自到旗杆寨去一趟。

“别看我嘴上劝他，其实心里比他还着急。文昌给家里写的最后一封信是6月，麦子才收罢，秋庄稼刚种上，日本人还占着县城。转眼秋庄稼都快收完了，日本鬼子也投降了，听说迁到陕西的学校都在往回迁。这个浪荡鬼连个信也没有。那些天每天一起床我就看见爷爷在墙上写诗，‘夜梦不祥，写在东墙，太阳一照，化为吉祥。’这是他的老套子，夜里只要做了不吉利的梦，第二天一大早他都会在太阳出山之前把它写到墙上。”

“爷爷从旗杆寨回来天都快黑了。他两手背在身后，佝偻着腰，老远就能看见下巴上的胡子乱蓬蓬地向前翘着。扎着腿带的裤脚沾满黄土，两条腿像掂不动似的，身子一晃一晃，满脸灰白，一进堂屋就歪坐在大椅子里。

“我给他倒了一碗茶，点上灯。他把烟袋接过去，放在桌上，一声不吭，黑着脸靠在椅子里。看他手里攥着一张报纸，我心说，这是从哪儿拿的报纸啊？

“爷，你见着林家人了？

“他不吭声。

“我又问，文昌他真从陕西回来了？

“爷爷把手里的报纸啪地摔在桌上，马文昌死了！

“我瞪大眼看着他，闹不清他的话究竟是啥意思。

“我没这个孙子！马家没他这个人！

“我知道昌一定是闯了大祸，把老爷子气坏了。我说，爷，你别生气，自己孙子，你还不知道他啥脾气？你说这浪荡鬼把天戳破了我都信。

“登报！他还有脸登报！他把报纸抓起来又摔了一下。

“我想把报纸拿过来看看，爷爷不让。他一把抓起来，把它揉成一团，扔在门后，拿脚跺了跺。从今往后，咱们马家没他这个人了！

“我给他擀了一碗豆面条，放上芝麻叶，把酸腊菜和韭菜花端上来，浇上点小磨油。

“爷，你再生气那个没良心的他也不知道，气坏了身子，还是自己遭孽。

“爷爷突然用手捂住前额呜呜哭起来。

“来到马家十几年，我还没见过爷爷这么伤心。我站在那儿默不作声地看着他。

“他一边哭，一边呜呜咽咽说，都是我把这个小畜牲惯坏了！千不该万不该，不该送他到省城读书，让他学洋文，把礼义廉耻都给扔了！我这是自作自受啊。”

太祖父没把他到旗杆寨见到林家人的情况告诉娘，也没把父亲登报离婚的事对娘说。哭过一阵，他站起来，走到脸盆架子那儿，拿起毛巾，把脸擦干净，还不忘把他的胡须擦擦，然后坐在桌边，就着韭花吃芝麻叶豆面条。

屋里点上了灯。太祖父的腮帮在灯影下嚅动。娘把蒸好的高粱面馒头递到他面前，看着他的脸说，“爷，他是不是真回来了？”

“你太祖父把黑面馍掰开，放在嘴里慢慢咀嚼。过了好大一阵，抬起眼睛看着我说，兰姑娘，咱们权当没这个狼羔子。以后永远别在我面前提他。

“趁老爷子起身漱口，我把门后的报纸捡起来。我想看看报上到底有啥东西让爷爷这么伤心生气。

“我回到自己屋里，把报纸一点一点抻平，拨亮油灯，伏下身子细细寻看。小时候读过几天三字经、百家姓，报上的大字还能磕磕巴巴认下来。找了半天，让我找到了。

“不知是好气还是好笑，我对着桌上的报纸连拍了几巴掌。这不讲理的想得倒美，登个报，就算跟我离婚了！

“爷爷走进来，站在我身后说，这个小畜牲，叫民团抓走的时候人家救过他的命啊，他倒好！差点把林家的妹妹拐跑！瞧这儿！你瞧！老爷子用手指着另一行字，这闺女把那么好一桩婚事都退了！作孽呀！人家把女孩从西安带回来，这个没出息的，竟然追到旗杆寨去跟林家闺女偷着见面！还要带她跑……胆大！真真胆大！

“老爷子没说完，我哇一声哭起来。马文昌，你个没良心的，你的心都叫狗扒吃了？

“他登报也是白登！三媒六证当着乡亲们拜过天地，他说拉倒就拉倒？没那么便宜的事儿！你别生气，兰妞，有爷爷我呢！明天我进城，我也登报，跟这小畜牲断绝关系，以后他死了也不准进咱马家的坟地。

“爷爷刚说完这些绝情话，老五叔来到房门口。他说，吊庄的老憨来了。

“我连忙擦干眼泪走出去。

“廊檐外黑影里站着一个人，我一直走到他跟前才看清他的脸。我说，段姨夫，你咋不到屋里坐？他说，我就站这儿吧。

“老爷子探出头说，老憨，你吃饭没？快进来，进屋坐。

“他把段姨夫引进堂屋。段姨夫站在爷爷面前，吞吞吐吐说，听说今天民团的人到家来了？大少爷……他……

“段姨夫你是不是听到了啥消息？

“……大少爷——他没啥事。二伯你放心。

“你见他了？他在哪儿？

“旗杆寨的团丁想抓他，他和他们打了一架。

“他伤着没有？伤得咋样？

“没事，只是胳膊扭伤了，一两天就会好。

“爷爷从椅子里站起来，直盯着老憨姨夫，他，是不是在你那儿呀？

“昨天晚上刚喝罢汤，小辫她妈正在灶屋里刷碗，有个人从陈刺砦后头闪出来，走进院子。我走过去一看，是大少爷。

“这狼心狗肺的！他真想和家里断绝关系不成？

“他怕您老人家生气，说是躲一两天就走。

“没人知道吧？

“我把他藏在红薯窖里呢，没人看见。

“爷爷拿出一条香烟，一包点心，算是对老憨姨夫的酬谢。

“兰姑娘，你去，把这小畜牲给我接回来。

“我站在那儿没动，我的气还没消呢。

“老爷子叹了口气，都是我的罪孽，还是我自己去吧。

“打开后门的时候，我决定跟爷爷一起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