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一九七九年春节叫做“典型的春节”，我们也知道“典型”这个词用得不怎么恰当，可是我们这些大学生最近不知为什么突然对“典型”这个词产生了偏爱，只要一个事物有点比较特殊的地方，就把那事物称之为“典型”。今年的春节，其“典型”就在于这个“春”字上，在于我们感到今年春节的春意特别的浓郁。这天，我们宿舍里四个没回家度寒假的同学聚在一起，买了很多罐头、卤菜、熏鱼、水果，还有两瓶葡萄酒，连同家乡寄来的东西，堆满了两张写字桌。我们又向一个俱乐部干事借来一个手摇留声机和一堆唱片。这个美国哥伦比亚公司制造的手摇留声机的确老得够“典型”的，至少有我们四个人年龄总和的二分之一，还需要一个人专门为它上弦。上弦时，它在床上就像一叶方舟在海洋上那样颠簸摇晃。可是，这叶方舟里却装着世界第一流的交响乐团和我国著名的歌啮家。我们听完了《天仙配》就听《新大陆交响乐》，听完了《蓝色的多瑙河》又听《刘胡兰》，当我们正放上贝多芬的《庄严弥撒》的时候，一个宁夏来的学生突然站起来打开窗子：

“听！”

外面是节日的夜上海，汽车喇叭声、电车的行驶声和人的嘈杂声交织在一起，而在这些声音的空隙中，伴随着《庄严弥撒》的合唱，隐隐约约有一个为我们大家所熟悉的严肃的声音：

“……地、富子女……公社社员……人学、招工……人党……不得歧视……”

听了一会儿，一个河南来的同学忍不住叫道是关于地富子女的。快关窗吧！冷空气都进来了。”

上海的房间里在冬天也不生火炉，这使我们这些北方来的人很不习惯，我们都感到有点冷嗖嗖的;况且，我们又都是工人子弟，对这条新闻也没有什么兴趣。但是，那个只穿一件对襟羊毛衫的宁夏学生仍然两手交叉地抱着胳膊肘固执地站在窗。《庄严弥撒》放完了，他才把窗子关上，默默地转过身来。房间里有片刻安静，我们三人都注意到了他脸上那种复杂的表情：既是兴奋的、满面春风的，又是惆怅的、一往情深的。这些表情并不是依次地在他脸上闪过，而是在瞬间混合在一起同时表现了出来，真是够“典型”的。他是一九七七年考进新闻系的学生，长着一对细长的凤眼，留着很精神的小平头，颇有运动员的风度。可是现在，他突然现出一副多情善感的诗人的面孔，倒使我们惊讶起来。

“怎么了？”

“缉什么！”他端起一杯鲜红的葡萄酒，仰起脖子一饮而尽，然后擦了擦嘴，把酒杯放在桌上，对我们表示了一个歉意的微笑。

“不，你心里一定有什么事！”我们不约而同地向他围过来。“你说出来吧，你要不说，我们决不罢休！”

“你们不要闹！我说，“他叫我们坐下，随后像人在开始回忆时要做的那样，抬起手抹了抹小平头，深深地叹了气说，“不错，刚刚的广播是关于地富和地富子女的。那么它对我这样一个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大学生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我曾经遇到一件事……一个人，这个人是我终生难以忘怀的。我想，在我刚刚听到广播的时候，她也一定在什么地方听到了。可是……可是，如果我们两人是在一起听，那又多么好啊！……”

正如你们知道的，不仅我的父亲是工人，我的祖父、曾祖父、高祖父都是工人。我们家是一九五八年支援西北时随厂搬迁到宁夏的，原来就住在上海。洋务派在上海办第一个工厂，我的高祖父就进厂了，他可以说是中国工人阶级的第一代人。那时候我们家住在工人聚居的棚户区，家里的人不仅不能和别的什么阶级的家庭通婚，连和农民结亲的机会也没有。所以不只我的父系，就是我的母系也是工人。这是我父亲特别感到骄傲的：我们家是典型的血统工人。我们兄弟年纪小的时候，倒不觉得在我们身上循环的血液和别人的有什么差异，直到大哥结婚，我们才认识到血还有不同的颜色。大哥是我们家的第一个大学生，在大学上学的时候就和一个女同学很好，毕业后，就顺理成章地要结婚了。可是，那个可能成为我嫂嫂的姑娘却是富农出身，这就遇到我父亲和亲戚们的激烈反对。公平地说，我父亲在外面的确是个好人，对人和蔼可亲，对工作勤勤恳恳，但是在家庭内部却是一个专制的国王，对我们实行的是严格的家长制统治。父亲反对的理由很简单，不过是要保持家门清白，姑妈、姨妈、舅舅、大爷们的理由就复杂得多了。这里面有大哥今后的人党问题、参与保密项目的研究问题、家庭亲戚关系问题、孩子的前途问题（注意，这里所说的孩子不是指的我们，而指大哥未来的孩子，总之吧，等等、等等、等等。不过，话说回来我还真佩服我那些可敬的长辈们有先见之明，如果我大哥真的和那个富农家庭出身的姑娘结了婚，那么他们的远见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一定都会应验的。结果，我大哥没有罗蜜欧的勇气，只得和他的朱丽叶断了交。

后来，我大哥和一个出身好的姑娘结了婚。他们现在孩子都有三个了，可是感情并不好。虽然不吵不闹，但也就和上海人说的“温吞水”一般毫无味道。这是大哥经常向我流露的。你们不要笑，大概你们以为我的大哥和《家》里的大哥差不多吧！不错，是有点相像。可是这个悲剧并不在我大哥身上，二十年代高觉新的故事会在六十年代的迥然不同的家庭里的迥然不同的年轻一代人身上重演，这应该说是我们国家的悲剧。

我的二哥原来是个老实人。他年轻时曾偷偷地爱着一个同厂的女青年，可那个女青年家庭出身也不好，有大哥的前车之鉴，他不敢去向她求婚，自己的婚事只好让家里包办下来。当然，婚后的感情也不融洽。现在我二哥的胡子也有一把了，可是他总喜欢跟别的妇女一块儿说笑。我不是说他乱搞男女关系，不，他不是这样的人，他只是喜欢和别的妇女接近。因为他不爱他的妻子，他就想在别的妇女身上得到一点精神上的安慰。他自己家的事懒得去做，可要是别家的妇女叫他打个家具、盖个小伙房、修理个炉灶，那劲就来了。在厂里人都管他叫“没正经”，但有谁知道这个“没正经”心里有一种痛苦的隐衷呢？

说到我，谢天谢地，那时我不到结婚的年龄，我尽沾了出身好的便宜，没有吃过一点亏。原来，我们厂的一个库房里堆着很多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收的“牛鬼蛇神”的东西，绝大部分是书籍和资料，也有不少唱片。政治处的干部清点这些东西的时候，挑了一些出身成分好，又有些文化的青年团员去帮忙，我自然是其中的一个。但我们并不忠于自己的职责，而是合伙把觉得新鲜的东西拿回家。一到家，真成了“世外桃源”了，我们耳朵里听的是莫扎特和雷振邦，眼睛里看的是莎士比亚和《全唐诗》;我们一会儿跟着但丁下地狱，一会儿随着凡尔纳上月球；今天啃黑格尔的《逻辑学》，明天背庄子的《逍遥游》。说实话，要不是这些是“禁书”，我们还不会看得这么起劲哩！我们是那么诡秘地欣喜，我们是那么恐怖地欢愉，就像贪得无厌的小偷，从人类精神宝库中窃取知识。正如歹宁所说的，只有认识了人类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之后，才能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这时，我们再返回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才发现他们并不是像当时报刊杂志上拿来吓唬我们的那种令人望而生畏的形像，而是知识渊博而又妙趣横生，哲理精奥而又谆谆善诱的伟大的学者。他们之所以超出历史上一切伟大的思想家，就在于他们完全是代表了我们无产阶级的切身利益的。我们不仅在理性上对他们的认识更深刻了，而且在感性上对他们的爱戴更强烈了。从而，我们也发现：当时批判的“三株大毒草”、“右倾翻案风”，倒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逻辑性的发展。

我为什么说我沾了出身好的便宜呢？那时候，我们这些偷吃了知善恶树上的禁果的亚当们，从不跟那些“积极分子”搞什么大批判;我们爱和“臭老九”接近，替他们说话;我们公然宣称拥护周总理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反对他们搞的那一套所谓的“阶级斗争”。就这样，那些“积极分子”也把我们无可奈何。尤其是我，共青团员、先进生产者、上查五代都是工人，在我家族中的党员就够组成一个不小的党支部。他们找不出我一点岔子，只好对我进行拉扰，想在我身上创出一个所谓“与资产阶级争夺接班人”的奇迹。可是，要是换了一个出身不好的人呢？那隔离审查、拘留批斗就是难免的了。那个时候，我只对这种现代化了的中世纪种姓制度还感到点兴趣。它的确使我有一点优越感和自豪感，直到天安门事件才打破我这种贵族式的幻觉。

你们是知道我参加过天安门事件的。我们厂当时去了八个代表，后来又临时加上一个汽车司机，我们九个人抬着一个大花圈到了天安门。关于那天在天安门前的情况，我的被捕和受审，这些我们以前都聊过了，现在我要说的是以后的一段事情。

我正是清明节那天晚上在天安门被捕的。“五一”以后，他们开始一个一个把外地来的人押回原籍。五月八号，我被两个民兵押上开往宁夏的火车。这两个民兵年纪和我差不多，一个长得相当英俊，大大的眼睛，上唇有一层黑黑的茸毛，头发卷卷的，像个维吾尔人。另一个却老是无精打采，衣服也不大整齐，面貌平平常常，是属于北京人所说的“迷糊”型的人。凭良心说，这两个“哥儿们”对我并不坏，我注意到，他们在车站商店买点心水果，是按三个人在路上消耗的分量买的，上车以后还免费供给我纸烟。如果他们没有挎着那个黑森森的皮包，我倒愿意跟他们游到天涯海角。

从我交代的态度，在我身上搜去的诗词和提审员的气来看，我的罪名不轻。我猜想，我回去不是送往当地公安局，就是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交厂管制（后来证明我当时猜得不错，不管怎么样都棵有我好受的。进公安局固然不妙，交厂管制也够我呛。我贵族式的特权已经完结了，首先我就受不了那些“积极分子”们的嘲笑和欺辱，过去从他们对那些“臭老九”和“牛鬼蛇神”的态度上，我早就领略够了他们的嘴脸。所以，一上车，我就一面瞅着那个装着我政治生命的黑皮包，一面在肚子里打主意。

火车是晚上八点钟开的。到了半夜，我也不知道是几点钟的时候我的表、钱和抄的诗词都被没收了，坐在我外边的那个“维吾尔族人”上了厕所。坐在我里边的那个“迷糊”正靠着窗子打吨，而火车却突然在一个车站停下了。这时，就好像有一只手在我背后猛击了一掌似的，脑子里还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计划，就立即站起来跨到甬道上，随着下车的旅客移动起脚步。走到厕所门，我略停了停，瞅了瞅厕所门上那块“有人”的铜牌。可是，身后一个旅客提的箱子猛地撞在我小腿上，我不由得就被推下了车刚一下车，车门就砰地一声关上了。那个提箱子的旅客扬长而去，我却还站在门发呆。车慢慢地开动了，我乘坐的那排座位的窗经过我身边，我还看见两个人影正在里面慌慌张张地指手划脚。但是车仍然无情地往前开，而且越开越快，离我越来越远，把我和那个黑森森的皮包系在一起的那条无形的绳索也越扯越长，最后，“崩”的一声，被扯断了。

这样，我就奇迹般地获得了自由。

这是一个冷清的小站，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弄清它究竟在什么地方。站牌在黯淡的灯光下，而电线杆下面正站着两个佩袖章的民兵。月台上有几簇人躺在各自的行李上，有的在默默抽烟，有的在低声聊天，听他们音像是内蒙古一带的人。我不知道那两个“哥儿们”回去怎样交的差，我只知道从离开他们身边的那一刹那开始，我不但是“反革命”，而且又成了逃犯”，如果再被他们抓住，那就罪上加罪了。于是，我转过身来悄悄地朝月台对面走去，跨过儿道铁轨，转过一个高高的水塔，隐没在一片阴影当中。我向前摸索着走了几十米，才发现这里没有人守卫的原因。原来我前面拉着一道长长的编得很密的铁丝网。铁丝网外面是黑黝黝的田野，在朦胧的月光下还能看见纵横的沟渠。即使我能钻过铁丝，也会在这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迷失方向。我不得不退回来，在水塔的阴影里坐在一根枕木上考虑我面临的处境。

莎士比亚说，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这话并不对。照我看，一个离开了集体，失去了队伍的人才是真正的弱者。我在天安门广场上和几十万人一起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号时，觉得自己有翻天覆地的力量，但当作为一个逃犯躲在这堆枕木中间的时候，却深深地感到孤独与恐惧。远方响着火车悠长凄凉的汽笛，像深夜里荒村的狗吠一样，使我这个有家不能归的逃亡者产生了无穷的思乡之念和感到前途茫茫的惶惑。同时，还因为刚从颠簸的列车上下来，身体内部自然地有要求补偿消耗的欲望，我在一刹那间想到家里那张舒适的小单人床，想到食物丰盛的小厨房，就感觉到一种难熬的饥饿，肚子咕咕地响起来。当然，家写到我那时的境地，可以用很美丽的词藻把我形容为“急剧转动的车轮上甩出的一颗小小的砂砾”，或是“随风飘荡而偶然落在此处的一粒草籽”，其实都是废话，砂砾可以不吃不喝，草籽甚至还能从泥土中吸取营养，而我这样大的人，每天至少需要三千大卡的热量和八小时睡眠。这个极其简单的低能物理问题，对于我这个毫无独立生活经验的人来说是完全无法解决的。我说过，我并不是英雄，只有在集体中才有一点英雄气概，在那时，坦率地说，我甚至还像马克思引用《圣经》上传说的那些从埃及逃出来的犹太人一样，惋惜起埃及的肉锅来。

正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一列长长的货车噗哧噗哧地开进车站，车头慢慢地停在我身后的水塔旁边。我灵机一动，马上站起身来，弯肴腰沿着路基朝列车尾部走去。灯光是从月台方向照过来的。这边是长长的暗影，只在车厢与车厢连接的空隙中有一节节微弱的光。前面都是敞车，有的装着巨大的圆木，有的黑糊糊的不知装的是什么，在末尾才是所谓的“闷罐子车”有两节车门敞开的，我选了一节门开小些的车厢，一耸身爬了上去。

车厢里弥漫着马粪尿的臭气，地板上有些干草，这显然是用来装运牲的车厢。我趴在草上谙听了一会儿，只是在车厢的一角有点可疑的窸窣声。我断定前面没有人发现我，就大胆地向草厚的一边爬去，倒在一堆乱草上。不久，车开动了。由于一个月囚禁生活的折磨和紧张后的松驰，我还没把那两个“哥儿们”可能采取的措施估计出来，就很快地睡着了。

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我像一片羽毛一样在天安站广场上飘来辑去。后来，我越升越高，升到半空中，看见远方的旷野上有一列火车像兔子一样跳着。同时，我又觉得在天外有一对眼睛在固执地盯着我，打量着我，使我脸上的皮肤也微微发痒。我下意识地感到这是一个便衣的眼睛，于是惊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