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不知什么时候停了。门外透进灰色的晨光，空气潮湿而阴冷。我略微抬起头，从干草的缝隙中审视四周。在没有干草的地方集着一堆马粪，而车厢里并没有马。我的目光从对面顺着铁壁扫到我的侧面，忽然，发现了一个女人的面孔！

“你好！睡醒了？”这个女人带着和善的笑容对我打招呼。她就坐在离我不远的一堆草上。

“睡醒了，你好！”我故作镇定地回答。这种带书卷气的客套话，我还没有从年轻人嘴里听到过。这种客套话，也使我和这个女人之间的关系一开始就处于一种有礼貌的、友好的气氛中。这个女人年龄不会比我大，可以说还是个姑娘。她面色白净，五官端正，也许是脸庞瘦削的原因，显得鼻子略大一些；她一对眼睛黑白分明，睫毛很长，在睫毛下闪着不知是机敏还是嘲讽的眼光。她披着一件显然不属于她的男式黑呢大衣，头上围着墨绿色的头巾，头巾下露出一绺黑亮的头发，有点俏皮地搭在饱满的前额上。

“车到哪里了？”

“不知道。这是条岔道，看不见站牌。你要到哪里去？”

“我吗？我准备到……”我不知怎么回答，只好洗脸那样用手搓着脸。

“你是干什么的？”

“我吗？我是个工人。”我仍然像猫儿一样地洗着脸，但从手指缝中看到她嘲讽的微笑和一白而整齐的牙齿。

“要嗽嗽吗？我这里有水。”

“不用了，谢谢你……”

正在这时，车厢外突然有说话的声音，我停止了猫儿似的动作，像警犭似的一跃而起，侧身靠在门边。几个人越来越近，但经过车门并没有朝里张望就径直过去了。我松了气，等人走远了，就用力拉起那扇门来。

“关不上，不用白费劲，我昨晚上就试过了。我要关上了，你还进不来呢！”她在我身后冷冷地说，并且从草堆里掏出一个装得满满的人造提包和一个白塑料壶。

“来吧，吃点吧！白天你放心，一般是不查车的，当心的是晚上。”

“我不饿，谢谢你。”我心神不安地回到原来坐的铺草上。我想，这个年轻女人一定从我刚才的紧张劲儿上看出点什么了。

“美国有黑人，日本有贱民，印度有首陀罗，中国有黑八类，哦！现在又加上了臭老九。你是属于哪一类”她吟诗般地说着。随着句子的节奏，从提包里一个一个地拿出几个馒头和一塑料袋咸菜。

“我吗我叹了气，“也许哪一类都沾点边，也许一类都不是。”

“吃吧？”她扔给我一个馒头广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馒头是白面的，可是干得难以下咽。

“哈……啧啧，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她像小伙子一样抱着塑料壶喝了一大水，用手背擦着嘴。“你喝吗？给！”她把壶递给我。她的动作老练而潇洒，音调低沉而婉转。

吃了她的馒头，喝了她的水，我的情绪渐渐安定下来。

“你是干什么的？叫什么名字？”我盘起两腿，两手抱着脑后靠在车厢上，问道。

“我是个吉普赛人，你就叫我卡门好了。”她嘻嘻地笑道。

“卡门，奇怪的名字！”

“看过梅里美的《卡门》么？我就是！”她有点油腔滑调，但是并不轻佻老实告诉你吧，我是个不坏的坏人，或者说是个不好的好人;过去我很好，现在有点坏。你呢？你好像不是个坏人。”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个坏人”

“我会看相。”

“哪里学的？”我噗哧笑了出来。

“哼！火车站，汽车站。干我这一行就得经常观察人。这个人是好说话还是不好说话，是有出门经验的老油条还是没有经验的雏儿……总之，不但要会看相，还得会点心理学哩！”

“那么你是干哪一行的？”

“你看，“她从提包里拿出一包用牛皮纸包着的刻刀，“我有时候给人刻字，同志，请把钢笔给我用一下，我马上就在上面刻上一句毛主席诗词什么的：同志，请给两毛钱。出门人谁也不在乎两毛钱。尽管直朝我瞪眼，可我把钱挣了。有时候……你看，“她又拿出一个讲义夹，里面是用复写纸描的花样，有凤凰、有鸳鸯、牡丹，画得还不俗气，“这是哄农村来的老太太的，可是她们真喜欢。她们喜欢，我要钱，这有什么？当然，有时候我也干点坏事，顺手牵羊……”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表现着天真的坦率。

“为什么要顺手牵羊呢”我用责备的气问。

“不干这个没办法呀”她满不在乎地撇撇嘴。她嘴唇丰满，轮廓分明，和她的眼睛一样，是善于表达感情的。“那么你干么要怕别人，躲躲闪闪的呢？”她反问道。

这时，汽笛猛地吼叫起来，同时，前方传来一节节车厢挂钩的碰撞声。很快地，我们这节车厢也摇晃了一下。车缓缓地开动了。

“谢天谢地，总算走了。停了大概有两个多钟头。”她倒像一个急于赶路的旅客似的，急急忙忙把东西收拾进提包。车开快了以后，她抱了些草铺在门，脱下大衣铺在草上。她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卡几学生服，衣服很合身。显出了她健美的身材。

“来这里坐吧，“她叫我，“透些新鲜空气。”

天大亮了，但是并没有阳光。广阔的草原在我们面前像一个巨大的圆盘缓缓地转动。草原的尽头，是在灰白的云雾中断断续续地露出的群山。草原上不时有土百灵飞来飞去。我们还看见几只奔跑的野兔，有一只还回过头来望着火车，并且站立起来，像一个小老头儿一样用前爪梳理自己的胡须。

“多美呀！”她忽然咯咯地笑道。这是我听见她的第一句没有嘲讽意味和油腔滑调的话。我侧过头，看见她正带着欣喜的微笑望着无边的原野。她的眼角、她的睫毛、她的发鬓、她微微张开的轮廓分明的嘴和嘴角上稚气的笑意，都使我难以把她与“顺手牵羊”联系起来。

云越聚越浓，连绵的群山全都隐去了。草原先是闪耀出一片亮光，接着就阴沉下去。景色单调而无生氕。车厢摇晃，车轮隆隆，我感到烦闷而忧郁这奔驰的列车究竟要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呢？

她大概是看累了，缩回身子顺势躺在大衣上，用手撑着头，仍恋恋不舍地望着门外，赞叹地说：“看到这样的大自然，人也就不想死了“为什么想死呢”因为无聊，我随便拾起她的话。

“我并不想死。我要死早死了，像我姐姐那样。”她翻过身，趴在草上，两手托着下颌凝视着我，“你大概没有受过什么苦吧？”“不错，我没受过什么苦，最苦就算这次了。”我又不无自豪地说不过我跟你不一样，我是做了好事，可他们偏偏说我做的是坏事，把我抓了起来。我逃出来了。就是这么回事。”

“这个我懂。”她那被手托着的颌骨一张一合，点了点头他们总是这样，原来我好的时候，他们不相信我，说我坏；现在我坏了，他们倒又放了我，随便我到处跑。你说怪不怪？”停了一会儿，她又问：“你是什么成分”

“我成分很好，世世代代都是工人。我也是工人。”

“成分就是成分，有什么好跟不好。”她不以为然地皱了皱鼻子，“说到世世代代，那么咱们的祖先都是猿猴！”接着，她又摆了摆腰肢，故作骄傲地说我家可是地主成分。”

“你爸爸还在吗”

“不在，我们老家闹地震的前一年就死了。我原来跟着我姐姐生活。我姐姐是民校的教师，原先还是个模范教师哩，可文化大革命闹得厉害的那一年，他们把我姐姐撤了，……”

“为什么撤了呢”

她对我翻了一眼，好像嫌我无知似的：“为什么撤了？道理很简单，他们说共产党要给他们一台缝纫机，他们就会感恩不尽，像我们这号人就永远不会感激共产党。他们要夺文教大权。”她用鼻子冷笑了一声，翻起身来，把头巾解开，拆散辫子，从衣兜里拿出一把缺齿的木梳梳起头发。“他们心里想，在我们这号人眼里，什么国家呀，理想呀，都不抵一台缝纫机值钱。可是反过来问他们，要是共产党没有给你缝纫机，你感谢不感谢共产党、毛主席？”

“你问了吗？”我感兴趣地问。

“问了！我不像我姐姐！”她嘴上衔着发卡，说起话来像是咬牙切齿地结果我被游了街。十五岁的初中学生挂着坚持反动立场的牌子游街，全县都轰动了哩”

她灵巧的手指很快就编好两根整齐的辫子，掸了掸衣裳。她脸色虽然有点苍白，倒也容光焕发，在她眼睛里甚至有着妩媚的神采。

“你姐姐呢？”

“死了。她原先的对像要人党，跟她提出退婚，她就跳了井。照给她定的罪来说是自绝于革命。”她低下头，捋去木梳上的残发，叹了气真傻”

“结果你就出来了？”

“不，还有一大段过程哩。”她抬起头，勉强地一笑，用平板的音调，好像是在谈别人的事那样说道，“后来我到石家庄姑妈那里去。姑爹是出版社的编辑，就是你说的，出身很好。我一辈子就在那里过了段好生活，看了好多封、资、修的书。可是好景不长，七〇年他们给下放到湖北去了，当然还是受我姑妈出身的牵连。我只好回到队上劳动。半饥半饱地过了一年，我也就成人了。有一天夜里，他们那个头头叫我去大队部，说要给我个别教育，原来他是没安好心，我打了他一个嘴巴就跑了出来。我给他在村子里到处宣传。原先那个大队书记倒是个好人，那时正靠边站着哩，他给我烙了几张饼，叫我到县上告状。可谁料想县里把我的检举材料正转到那个头头手里，叫他处理。这闹得我连村子也回不去了。大队说我是搞阶级报复，要把我关起来。我没法，只好去北京上访，但是没人管我这档事，我就这么流落下来了。”

“那你怎么干上……你这一行的呢？”我好奇地问。

“唉”她又像叹气又像笑地说，“船到桥头自然直，像我们这样的人多着哩，都有个互相照应。人要吃饭，有什么办法你以后也会学会的。”

我听了一怔，不由得低下头考虑起自己的未来。我“以后也会学会的我将学会些什么呢？我叹息一声，躺在她半边大衣上，嘴里嚼着一根干草，品着干草与生活的苦味。

车开得很慢，但过去两个小站都没有停。又湿又冷的风从门外斜吹进来，在车厢里旋转着。她把车厢的一角收拾好，招呼我：“外面下雨了，过来吧。现在什么都不怕，就怕病。”

这个简陋得近于凄惨的车厢的一角和一堆脏肮杂乱的干草，经她整理，居然变成了一个可以容身的窝。我开始觉得她是一个很不错的旅伴，爬到她旁边问：“你准备到什么地方去呢？以后又怎么办？”

“哪有什么目的地，走到哪儿算哪儿！以后吗？还不和过去一样。”她把黑呢大衣盖在我们两人的腿上，一边整理提包里的东西，一边说广我刚从筒子里放出来的。筒子要关天安门的反革命，就把我们这号人放了。我说我不出去，你们给我解决问题，找个工作吧。他们说，玩蛋去！谁顾得上你们！现在他们尽顾抓天安门的啧革命了。”

她那种既听天由命又人定胜天，既百无聊赖又自得其乐的随遇而安的神态，倒很能镇定人心。我说你真有意思！那么，你为什么不问问我呢”

“我问过你了，你不说。你不说的事要你说，你就要扯谎，那有什么意思！”

“我很对不起你，怕是我把你从筒子挤出去的哩。”

“真的？”她蓦地掉过头，注视着我的脸。同时，她脸上渐渐绽开一个真诚的笑容：“你真是从天安门广场上抓去的？”

“是的。”

“啊！怪不得我看你不是个坏人。你一一你，你是不是报上说的那留小平头的？”

不知怎的，也许出于年轻人的虚荣心吧，虽然我没有肯定地承认，但也没有明确地否认，含含糊糊地答应了一句。

列车缓缓地滑过一个道岔，车厢咣咣地响着晃荡了几下，停在一条侧轨上。我们又挪到门边。天空放晴了，但仍看不见太阳；云层很低，一卷一卷污浊的雾气在天边奔驰，好像后面有谁在赶它们似的。远处，旷野泛着金属般灰白的光；近处，路基下散乱地堆放着砖、木料和水泥，但看起来并不像建筑工地，倒像一片被战争摧毁的废墟。

“你冷吧？”她的声音奇怪地温柔，“你披上大衣，脱下棉袄来，我把扣子替你钉上。”

我棉袄上所有的扣子都在被捕时让人撕扯掉了。我顺从地脱下棉袄。她从提包里拿出一个针线包。里面真是应有尽有：顶针、袜板、线板、布头、剪子，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的钮扣。这时，我好像才意识到她是一个女人，而且是个温顺的、善于料理生活的女人。我不自禁地仔细地端详着她。

“看什么！”她咬断线头，向我嫣然一笑。她苍白的脸上泛起了玫瑰的颜色，而我自己也感到脸上有点发热。

“你说说那天天安门的事吧！”她要求我。

为了掩饰我的失态，我滔滔不绝地谈起来。后来，越说越激动，竟站起来在车厢里大踏步地来回踱着。我想我当时的样子一定很滑稽披着一件长呢大衣，挥舞着拳头，摇晃着脑袋，一会儿愤怒，一会儿悲哀，倒很像电影里的捷尔任斯基。她停下针线，抱着两手，明亮的眸子随着我转动。最后，她垂下眼睛，长叹了一声：“唉！……这真好！老实说，我们这号人原来还有点希望。那一年闹地震，是他老人家第一个来看我们的3那一次不管什么成分的人都得到一样的救济。听说这是他老人家特别关照的。……你念的那首词是什么？目送灵车日暮，悲痛不知归路。怎解一腔愁，今后多年怎度。真好，不在宋词以下。……就是，今后多年怎度呢？……”她钉好扣子，又拣出一块蓝布，默默地补着棉袄上的一个破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