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她身边坐下，看着她低垂的长长的睫毛，高而直的希腊式鼻梁。我觉得她和我的几个表姐妹没有什么不同，眉宇之间都像月亮四周的月晕一样，散发出一种女性特有的善良而温柔的光辉。我开始瘅到命运对她是不公道的。我想鼓起她对未来的希望，于是力图用语言描绘出我们那时所想象的将来实现了四个现代化以后的社会面貌。但是，她好像不相信地摇摇头，苦笑着说：“当然，谁也看得出你说的那三个人也好，四个人出好，是要垮台的。一个国家哪能像现在这个样子下去！不过，将来好的是你们，像我们这样出身的人……嗨！我经得多了：原先打刘少奇的时候，说我们是刘少奇的社会基础；后来反林彪，又说我们是林彪的社会基础；这会儿批邓，又说我们这号人是邓小平的社会基础。以后，还不知说我们是谁的社会基础呢”她“旺”地一声吐出一截线头，脸上又出现了那种嘲讽的表情，“说我们是林彪的社会基础，真恶心！”

“那么你愿意当邓小平的社会基础罗！”我笑着逗她。“当邓小平的社会基础？可惜我偷了别人的东西！我谁的社会基础也不是！我一一我，我是整个社会的基础，是下等人！整个社会都在我的上面！”她愤慨了，眼里闪烁着嘲讽和愤懑的光。

车还不开，也听不见前面火车头有什么响动，好像这是个无人管理的车站似的，时间已到中午，随着气温的升高，车厢里马粪味渐渐浓了起来了。两只唧啾的麻雀一前一后地飞进车厢，看见我们，又啤地冲了出去。她显然失去了说话的兴致，补好棉袄后，手无力地垂在盘着的两腿中间，呆呆地望着在天边追逐的的乌云。我脱下大衣，摸着棉袄上的补丁边缘平展，针细线密3可是，我想不出用什么话来安慰她，以表示我的谢意。当时，我不知道，也从来没有想过：在旧社会形成的阶级差别是要永远地延续下去呢，还是会在一个什么时候结束；如果会结束的话，又是在什么情况下，以一种什么方式结束。

她把针线包塞进提包，又拿出一布袋馒头和一点咸菜。我们闷闷地吃了“午餐”。刚刚那种动人心弦的回忆和昂扬的激情都黯然消失了。这四面铁壁构成的“闷罐子”仍像一个密不通风的铁牢，甚至能禁锢住人的回忆和幻想的翅膀。在这里面，过去的英雄业绩和过去的扒手行为之间的界线好像也不存在了；在这里面，不论什么人都会感到铁的现实给他的窒息的压迫。

她靠在铁门上，哼起西班牙的名曲《鸽子》。先是低声地，以后渐渐响起来，音调婉转而有节奏，回荡着幽深的思念和朦胧的向往。我趴在草上，用手垫着下巴。我仿佛看见一只洁白的鸽子从铁门外飞进来，在这乌黑的、冰凉的铁板之间，在我们的头顶上盘旋；在车厢外面，是波光粼粼的蓝色的大海……。

“你看，我漂亮吗？”她突然掉过头来问我。同时掠上搭在她前额的散发。她脸上并没有什么羞怯和笑容。

我不明白她的意思，呆呆地望着她的脸。最后，我不得不承认她是漂亮的；如果处在比较好的环境下，她也许还会更美一点。

“你，你很好看。”

“是呀！”她好像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答复，又把头靠在门上，眼睛转向空蒙蒙的旷野。“我也知道我不难看。我也能像别的妇女一样，嫁个丈夫，生个孩子，把自已献给他们。你看！”她费劲地捋起袖子，露出滚圆白净的手臂：“我也有力气，我们凭力气吃饭，也能生活得很好。可是，他们什么也不给我，甚至连爱情的权利也剥夺了。我还没有恋爱过呢！你呢”

我想了想，摇摇头：“没有，我也没有。”

“我也没有恋爱过。”她重复了一句，又用热情而忧郁的声调往下说，“我过去在书上看过。过去我看到那些地方还害臊，奇怪作家为什么非要写那些东西。现在我才知道那是很正常的，是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可是，现在我们是黑人，是贱民，是首陀罗！我们连起码的生活权利都没有。我们的生活就像，就像在一个臭泥塘里挣扎。连母鸡还有个窝哩，我们，我们连个窝都没有……”她的话逐渐变成了一串不连贯的词。我从她侧面看见有一颗泪珠滚到她的腮边。但她脸上并没有哀容，声调也没有哽咽。那可能是深藏在内心的、无声的痛。

这时，我也产生了一种忧伤而愤懑的心情。我想到，我以后也会像她一样吧；在一汪污黑的臭泥塘中挣扎，而等到胜利的那一天，等到人把我捞上来以后，身上也许已经染上了永远洗不净的污点和永不会退掉的疮疤了。我感到：在我们所渴望的、所向往的物质世界的四化”之外，也许还有一个同等重要的属于精神世界的问题。当然，对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我当时还不可能弄明白。这引辱了我严肃的思考。我开始用断断续续的话来表达我的思路；我引用了毛主席的话，引用了党的文件，谈到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的论述，谈到巴黎公社;我用我读过的书里所描写的人类对未来的美好理想，构想了一个模糊的、然而是美丽的憧憬，在那里，一切人在机会和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我这并不是想给她以虚假的安慰或是欺骗我自己，我真诚地相信社会主义，是应该使一切人都有劳动权力，使一切人都得到幸福的！

开头，她以漠然的、怀疑的态度听着，一脸见多识广的表情。后来，逐渐被我的热情所感染，她用信任的目光望着我。这种目光使我感到一种甜蜜的自豪，并使我对自己的构想充满信心。我可以说，直到那时，我才对社会主义，对四个现代化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理解，因为在那里面，加进去了我们过去从未想到过的人与人之间的新型的社会关系。

“要是那样就好了！谁也别说谁出身高低，大家都仗着劳动吃饭”在我停下的时候，她说，并且把塑料壶捧给我。沉吟了一会儿，她又期期艾艾地说：“我们一齐上新疆去吧！我知道那边矿区要人，林区也要人，没有户粮食关系也行。我们一起。我会给你做饭、洗衣服……我虽然在社会上飘了几年，可还是一身清白的。你知道……那是多不容易。我们在一起吧！我给你买很多马列的书，你就好好看吧，我一个人能干两个人的活。我们一起等到你说的那一天\…好吧？啊？”

她那嘲讽的、油腔滑调的、自得其乐的表情一下子全部消失了，就像她突然拉下了原来蒙在脸上的纱巾，露出她本来的纯洁与诚挚的面目；那一对很讨人喜欢的黑亮的眼珠，在长长的睫毛下面像两颗在阳光下熟透了的紫葡萄，饱含着热切的柔情蜜意。

我被她这种坦率的求爱方式感动了，同时，处在我当时那种困迫的情况下，我也很难断然地拒绝，因为她究竟给我指出了一个可以暂时栖身的地方。

不一会儿，车开动了。天也放晴了，远方山顶上出现了一抹淡蓝的晴空，辽阔的草原上印出了一块块黄色的阳光。在车门外一闪而过的沙蒿、芨芨草、马兰受到阳光的爱抚，也略微有了生气。我们有11目的地了，这节凄凉的“闷罐子”也仿佛不再凄凉了。据她说这列货车直开兰州，我们可以坐到兰州换乘（请原谅，虽然我们是流亡者，但仍然和旅客一样使用“换乘”这个文明的字眼她用草拧成一把扫帚，把车厢里的马粪都扫了出去。然后一边把潮湿的草挑拣出来平铺在地板上，以便晾干，一边把干草在车厢两头铺成两张地铺，一张厚一点，一张薄一点。“这是你的铺，“她指着铺得较厚的草铺说。“那是我的铺，“她又指指那铺薄的草铺。她脸上带着羞怯的微笑，中午我们合盖一件大衣时她那种不拘小节的洒脱的男性作风完全没有了。这种安排比言词还能表达更深的内容。她在整个流浪生活中并没有丧失中国妇女在爱情方面特有的严谨的道德观念与贞洁。原来，直到这时她才把我当作一个男人，一个与她岁数相当、而且她准备与他结合的男人，而起先她只把我看作是一个流浪途中的同伴而已，我踏着摇晃的地板走过去握着她的手。

“我们到新疆再……我们要正正式式地……”她把绯红的脸扭过去。我也顺着她的目光环顾四周：啊！这简陋的灰黑色的铁皮车好像也有了光彩，这就是我们这一对私订终身的吉普赛人的带篷马车，它会把我们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我愉快地哼起《鸽子》，她轻声随着，渐渐地，我们开怀高声唱了起来：

我们飞到蓝色的海洋到那遥远的地方！

天慢慢暗下来了，我们吃了“晚餐”。我们吃得很省，她说她不再干过去那种事了，我们必须仅凭她手里的一点“财产”维持到新疆。我们这顿“晚餐”吃得多有味啊！我但愿今后还能吃到这样的晚饭。

夜以后，车又停在一个小站上。我们探出头去，发现站台换了方向，这样，我们敞着的车门就暴露在站台这边了。火车头喘着粗气，站台上有些忙忙碌碌的人影。站台那边灯光明亮，而车尾这边仍然很暗。月亮虽然很圆，但却像被烟熏了一般乌黑无光。我们极力辨认车站附近的情形，也只能模糊地看到在路基下有一片沼泽，泪泽上有丛丛黑糊糊的水草，沼泽在水草丛下像粘痰一样发出病态的苍白色的微光。这时，我发觉她好像有点不安，不时伸出头去两边观望。夜风正从对面夹着一股腐水的臭味和煤烟窜进车厢。我叫她到里面来，她勉强爬过来，在黑暗中默默无言。停了片刻，她又爬到门：

“糟了！査车了！”

我也紧张地爬到门。果然，有几个人打着一支很亮的手电筒朝这边走来，而且在每一节车厢旁边都要停一会儿。他们越走越近，我们已经能听到他们的话说声了。当然，现在想起来当时真是一念之差，我们其实可以大胆地跳下去逃跑。可是我们都没有想那样做。为什么？就因为我们害怕在这陌生的地方逃散；这节“闷罐子”又像是真成了我们的“家”一样，还有些对它恋恋不舍，我们希望还会像早上的情况一样再来一次侥幸。几分钟后，他们走到我们前面一节车厢。有一个人还准备爬上去，我们听见了皮鞋磕碰车门的响声。

“晚了！你是天安门抓去的，不能让他们再抓住你。我去把他们引开！”她断然地抽出捏在我手中的汗湿的手，返回草铺拎起挞包。经过我身边，她急急忙忙从提包里取出装馒头的布袋和塑料壶，并从怀里掏出一小卷钞票塞在我手中。

“别忘记我，我永远爱你！”她用冰凉而丰满的嘴唇在我脸上热烈地吻了一下。我还没有醒悟过来，她就像鱼一样地从我手中滑脱，又像猫一样轻捷地跳下了车。

“这里！这里！快！抓住他！”门外响起一个男人的叫喊。随着是一片杂沓而急促的脚步声。已经爬上前面车厢的人也跳下来，跟在后面追赶。

“快！快！是啥人？别让他跑了”

喊声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一片从车站方向传来的吵闹的人声中。我等待着，我几乎停止了呼吸来捕捉和辨认空气中的每一丝音波，想得到有关于她的信息。但是，没有！

大约十几分钟以后，车头大吼一声，整个列车像抽筋一样痉挛起来，这节“闷罐子”也猛地晃动了一下。我趴在草上，身下垫着她的黑呢大衣。我只听见塑料壶里的水咣当当当地响，像我耳边有一缕不绝的清泉;而捏在我手中的几块钱，也湿得可以挤出水来了……

他说完了。我们三人都垂着眼睛。

沉默了一会儿，那个河南来的同学用惋惜的语气结结巴巴地说这个，这个，你这个卡门，的确够典型的！”

另一个同学说现在，你这个卡门可能已经跟别人生活了吧！我相信她一定是好样儿的，能把日子过好……”

我发觉他说的话很不得体，赶紧接上去问：“你能不能找到她呢？可以通过各种渠道……”

但那个说话不得体的同学却打断我的话：“咳！找到她又怎样呢一个是大学生，一个是一那样的，萍水相逢……”

“不！”宁夏来的学生猛地站起来，“我说的不是这些意思！当然，现在要找到她是很困难的了。我们那时候说了很多话，却偏偏没有说清楚姓名地址。我只知道她是邢台地区的人。那时候，我们像重逢的老友一样，这些事好像都是不必细说的；同时，我们还都以为我们今后是永不会分开的，有的是时间谈这些。至于说到大学生和别的什么的话，那就是属于个人的道德或是认识问题了。我今天要对你们说这件事的意思是：我们这样出身的人对党中央刚刚宣布的那项决定，也许感受不深，但是对相当于两个法国人的另一种出身的人来说，无疑地会使他们热泪盈眶、通宵不眠的。我还认为，刚刚宣布的决定，其实是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从此，我们能够真正地建立社会主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了。我提议我们为党中央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英明决定干杯！”

他的态度很严肃，我们不由得也严肃地站起来，举起斟满的酒杯。“我同意，“我说为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从此再没有吉普赛人而干杯”

“我加一句，“河南同学说为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而干杯为卡门干杯！”

于是，我们这四个工人子弟激动地碰了杯，为党中央关于摘掉多年守法的地富帽子和落实地富子女的政策的决定痛饮了一杯鲜红的葡萄酒。

这时，正是已未年正月初一子时。

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五日于南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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